就业保护与国际贸易摩擦的产业分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摩擦论文,国际贸易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相关文献
贸易与就业之间关系的文献起始于Heckscher-Ohlin-Samuelson(H-O-S)的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当国际贸易发生时，一国的进口替代部门就会收缩而出口部门会扩张，与此同时，一国出口产业密集要素的需求和收入会增加，而相反的，进口产业密集要素的需求和收入会减少。对于就业来说，如果一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则贸易会增加就业；而如果一国的比较优势存在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则贸易会减少就业。为了证实该效应的存在，大量的实证文献测度了贸易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这些实证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要素比例法，就是通过计算生产一定量的出口产品需要多少劳动力要素以及一定量的进口产品生产需要投入多少劳动力，再进行比较而得出贸易对于就业的影响。如Sapir和Schumacher(1985)的研究表明，欧共体与其他OECD国家之间贸易的扩大并没有对就业产生什么影响；Wood(1994)的研究发现，如果是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则贸易对于就业的影响较大；Krugman(1995)建立了一个迷你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南北贸易对于发达国家就业的影响，他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例，实证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增加对于就业的影响很小，贸易增加该国GDP的1.75％，只降低了1.43％的就业量。另一种实证分析方法是增长核算方法，其把就业变化的影响因素归咎于国内需求、贸易和生产率三个方面。这些文献研究大多发现，贸易对于就业的影响其实不大，而生产率的提高是失业增加的主要原因。例如，Gregory和Greenhalgh(1997)研究发现英国贸易的增长反而推动了就业的增加；Messerlin(1995)用法国数据发现，1980-1992年，贸易对于就业的影响也起着积极作用，大约是每年推动法国就业增长0.8％；Cortes和Jean(1996)对于美国、法国和德国的研究显示就业变化更多的是受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而Lawrence(1996)也用美国数据证实了这一点，Greenaway等(1999)对于英国数据的分析结果也与此一致。这些文献虽然没有直接与贸易摩擦相关联，但却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那就是贸易给一国带来了失业，该国为了保护就业而采取产业政策措施，摩擦也就产生了。
另一类文献将研究的视角直接地深入到分析就业与贸易保护、贸易摩擦的产业分布结构之间的关系，揭示为什么不同的产业遭受贸易摩擦的水平不同，什么样的因素在起作用，什么样的产业更容易受到保护和贸易摩擦。这类文献分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较多地采用政治经济模型来做分析。其先驱者当属Hillman(1982)，他第一个把政治支持引入贸易壁垒分析，认为政策制定者会选择合适的贸易保护壁垒来最大化自身获得的支持。接着Grossman和Helpman(1994)用一个更清晰的游说模型对原有文献进行了扩展。随后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对其假设条件进行扩展，如Maggi和Rodriguez-Clare(2000)、Bradford(2003)等。在实证研究上，Goldberg和Maggi(1999)以及Gawander和Brandyopadhyay(2000)对Grossman和Helpman(1994)的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结论是成立的，即贸易摩擦水平与产业的产出水平正相关，与产业生产所需初级产品进口水平正相关，而就业因素以及产业特征因素并不影响贸易摩擦的发生。Bradford(2003)扩展了原有模型，并用美国数据得出产业就业量是影响摩擦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的相反结论，而且他还检验了其他的一些影响贸易摩擦发生的因素。
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对于就业目标是否是影响贸易摩擦发生的因素存在分歧，正是基于这样的疑问，本文将进一步扩展已有文献的模型，引入更多的因素，来深入探求贸易摩擦与就业的关系，并寻找影响贸易摩擦产业分布的其他因素。以下第二部分是对模型设立的描述，第三部分是对模型的分析及几点结论，第四部分给出了总结和进一步研究方向。
二、模型的构建
我们的模型以Grossman和Helpman(1994)以及Bradford(2003)为基础，并从三个方面进行扩展和创新。首先，和Bradford(2003)一样，我们也假设游说活动是有交易成本的，但我们抛弃该文献外生交易成本的假设，把交易成本内生化；其次，原有文献是在完全民主的政治体制假设下分析的，为了顾及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我们引入政治制度民主化程度变量，该变量会影响政府的选择行为；再次，我们把游说活动分为国内生产者的游说和进口商的游说两个方面，且我们把反映这两者游说交易成本的变量即游说摩擦系数进行统一，因为我们认为同一的政府、同一的体制和同一的产业，其游说边际成本应该相同。以下我们将具体描述模型。
首先，我们定义模型的经济结构。假设一个经济单位，其消费者行为由下式决定：
其次，我们来定义政治结构。假设国内进口竞争产业的生产者和进口商都可以对政府进行游说。竞争产业生产者游说的目的是让政府制定高的保护水平，以扩大自己的市场、增加其自身利润；而进口商游说的目的是要获得贸易保护措施引起的国内外价格差的收益(Krueger，1974)，所以进口商希望政府制定一个合适的保护和摩擦程度来最大化其自身利润。进一步假设游说活动对于游说者自身的消费者剩余变化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生产者和进口商游说活动带来的福利增加可以表示为：
游说活动会给政府带来经济收益，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把每一项游说活动都看成游说者和政府之间的纳什合作博弈，以最大化各自的福利。这里，我们抛弃先前模型的游说活动无交易成本的假设，采用Bradford(2003)的游说有摩擦性交易成本设定，从而引入游说摩擦系数γ(1≥γ＞0)。但Bradford的模型把游说的交易成本定为外生决定的，且生产者和进口商的游说摩擦系数不相等，我们将对此进行一定的修正，把交易成本内生化，并进一步认为两种游说的摩擦系数相等，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产业内的游说活动，政府对其重视程度是相同的。为了内生化摩擦系数，再次引入一国的政治制度民主化程度变量α(1≥α＞0)，α越大表示一国的民主化程度越高，当α=1时则该国是完全民主的。游说摩擦系数γ是内生决定的，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系数，它受一国政治民主化程度影响，当然还会受该产业市场结构以及规模的影响，但基于本模型的研究目的，我们假定游说摩擦系数只由政治民主程度内生决定，即
=(α)；且越民主的体制，其游说交易成本越低，也就是摩擦系数越大，所以
(α)＞0。那么政府从生产者和进口商那里得到的游说收入可以表示为：
三、模型分析及结论
那么政府选择的保护程度与贸易摩擦形式如何通过价格来体现呢？我们知道贸易壁垒会提高一国国内该商品的价格，贸易壁垒越大，价格提高的程度越高；而贸易壁垒越小，国内价格提高的程度越小，由此我们得到启示，可以用如下的价格变化方程表示某产业遭受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的程度，用
来表示i产业的贸易壁垒及摩擦程度，越大，贸易壁垒越高，贸易摩擦越严重，则：
上式就是一国政府对于某产业保护程度的政策选择，该政策选择的结果直接影响贸易摩擦的发生。更多保护的产业更易发生贸易摩擦，而较少保护的产业贸易摩擦则较少。我们对上式进行分析，能够得到以下的几个结论。
结论1：劳动就业较多的产业更易受到贸易保护和遭遇贸易摩擦，也就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实际上是容易遭贸易摩擦侵害的，这也说明就业目标是影响贸易摩擦发生的重要因素。
对(12)式进行偏导计算，得到结果：
这就是说，一个产业的就业人数越多，则贸易摩擦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该结论再次证明了Bradford(2003)的结果，说明就业是影响贸易保护和摩擦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如前期文献所证明的没有相关关系。同时，该结论对于理解南北贸易摩擦也很有帮助，从就业角度解释了南北摩擦的原因。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大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该类产业集聚着大量的劳动就业，虽然发达国家该类产业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其对于就业的冲击还是较大，所以也就容易受到贸易摩擦的危害。
结论2：劳动力需求价格弹性大的产业会得到更多的保护，更多地遭受贸易摩擦的影响，其本质效应和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就业，再次说明就业是影响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
我们同样可以对(12)式求偏导得到该结论，和(13)式的结构相同，有：
该结论很容易理解，一种产业劳动力的需求价格弹性越大，则国内价格上升就越能够增加本国的就业，为了实现本国的就业目标，政府自然很乐意进行保护。所以说该结论的本质意义也在于证明了就业是决定贸易摩擦产业分布的重要因素。该结论同时也证实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品容易招致贸易摩擦，因为该产业的就业需求价格弹性一般较大。
结论3：游说交易成本小的产业，也就是游说摩擦系数大的产业一般贸易壁垒较高。
我们还是用对(12)式求偏导的方法来证明结论：
从直观上来理解该结论也不难。一个产业的游说交易成本低，意味着国内生产者和进口商游说的效率较高，这样他们就会有动力去游说，同时游说的效果也就比较好，政府制定的贸易壁垒政策必然就会更多地倾向于保护，贸易摩擦也就容易发生。游说交易成本小的产业，一般来说是在一国实力较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产业，或者是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
结论4：一国的政治体制越民主，该国游说的交易成本越低，则游说摩擦系数较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较高，更易发生贸易摩擦。
该结论似乎有些难以理解，民主化的国家一般来说游说交易成本会较高，为什么会出现较低的情形呢？这是由于我们这里的游说交易成本是从政府角度来看的，就是说游说使政府得到了多少收益，这些收益转化成选票的效率有多高，而不是从政府官员角度看其自身收益有多大。在非民主化国家，游说活动的大部分收益可能会被政府官员获取，这样对于一个只追求选票最大化的政府来说，游说活动给政府带来的收益就少了，效率也就低了，交易成本也就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很容易理解该结论。但如果我们假设政府寻求的不是选票最大化，而是官员自身福利最大化，或者是现期收入最大化，则结果可能会不同。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对此进行分析。
结论5：消费者剩余与选票的兑换比率θ越小，则贸易保护壁垒越高，产业越易遭受贸易摩擦，反之则反是。也即如果消费者剩余变化一单位对于选票的影响很小，则政府会倾向于制定较高的贸易壁垒。
实际上，消费者剩余与选票之间的兑换比率越小，意味着消费者剩余的边际变化对于政府选票的影响不大。这样政府就不用担心由于选择保护而影响消费者剩余，从而会影响自己的选票，而接受游说还能够得到游说收益，所以政府就会选择较高的保护程度，制定较高的贸易壁垒，贸易摩擦就会发生。
结论6：如果β(α)＞θ，则产出总值越大的产业越会受到保护，他国的出口就会遭遇越多的贸易摩擦。
对(12)式求关于Y[*][，i]的偏导，得到：
β(α)＞θ实际上就是收入货币转化为选票的效率系数大于消费者剩余转化为选票的效率系数。所以如果游说的收入货币对于选票的边际影响大于消费者剩余对于选票的边际影响，则产值越大的产业越会受到更大保护，因为政府会有保护规模大产业的倾向。但如果该条件不符合，政府的保护会丧失很多消费者的选票，则得不偿失的结果会让政府反向行事。
结论7：如果β(α)＞θ，则进口值越大的产业部门会受到越多的保护，对外国出口商来说，贸易摩擦就越严重。
对(12)式求关于M[*][，i]的偏导，结果是：
这从直观上也很容易理解。进口值越大，对于产业和就业的损害程度就越大，国内产业也越有动机去游说政府寻求保护，进口商也希望通过贸易摩擦来获取租收入，所以政府必然会制定较高的贸易壁垒，贸易摩擦也就会越严重，当然该结论成立也必须建立在消费者剩余减少不是特别损害政府选票的情况下。
结论8：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小的产业会受到更多的保护和贸易摩擦。
对(12)式求关于进口价格需求弹性的偏导数，得到：
(18)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论，是由于进口价格需求弹性小的产业，如果要去抑制其进口，必须要制定更高的壁垒，把价格上升的幅度提高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该目标。所以在生产者和进口商的游说之下，政府会制定更高的贸易壁垒，贸易摩擦也就会在该产业内滋生发展。
四、我国的实证及启示
针对以上的结论，我们从中美贸易的有关数据来分析其现实性，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些数据支持。首先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为例，据其官方网站显示，2006年，美国FDA共拒绝进口产品17 138个批次，其中印度被拒绝产品最多，共2043批次，其次是墨西哥1960批次，中国排第三为1710批次。中国被拒绝进口的产品包括各种农产品、食品、饮料、化妆品、陶瓷器皿、药品、轻工产品、医疗设备以及有辐射的机电产品，其中食品、饮料、农产品类产品最多，共689批次，达到了总数的40％；其次是药品383批次，占总数的22％；医疗和轻工产品也较多，共365批次，占总数的21％，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http://sms.mofcom.gov.cn/static。
图1 2006年美国FDA拒绝中国产品进口的行业分布
图2是美国2002-2006年的对华反倾销产品构成情况，可以看出，机电产品所受反倾销调查最多，其次是化工产品和轻工产品，五矿产品所受反倾销调查也较多。
资料来源：依据国家商务部网站数据资料整理。
图2
2002-2006年美国对华反倾销产品构成
表1显示了1900-2005年美国部分制造行业就业情况，其中高级金属制品、机器设备以及化工产品等是美国就业比例较高的行业，而家具、矿产品等就业比例也较高。
对比图1、图2以及表1，我们发现，对于美国就业人数较多的金属制品、机器设备以及化工产品等行业，中美贸易摩擦较为严重，而就业人数较少的行业则贸易摩擦较少。这实际上证明了就业确实是贸易摩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影响贸易摩擦产生的其他产业因素，验证起来比较复杂，所以不再深入探究。
以上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国为何频遭发达国家贸易摩擦侵害。按照一般的贸易理论，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是一种互补型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该类产业在发达国家属于夕阳产业，所以应该是不具有竞争性的，贸易摩擦也就不容易滋生，但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出口贸易频频遭遇发达国家摩擦和争端的影响，所以从贸易理论上难以解释这样的现象。本文的模型告诉我们，虽然我国出口产品在发达国家是夕阳产业，但由于该类产业的就业人数多、弹性大，所以遭遇贸易摩擦也就不难理解了。与此同时，模型的分析结论告诉我们，要减少我国出口产品遭遇贸易摩擦，根本的途径是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逐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层次，发展技术和资本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五、总结及进一步研究思路
本文的模型研究和分析已经证明，就业确实是引起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政府贸易政策制定时考虑的主要目标之一。同时，本文的模型还得出了影响国际贸易摩擦产业分布结构的因素，剖析了劳动就业人数、劳动力价格需求弹性、游说交易成本、政治体制、消费者集体行动的力量、产业产出值、产业进口值及进口价格需求弹性等与贸易摩擦产业分布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理论和现实都是具有意义的。在理论上，本文扩展研究了国际贸易摩擦的产业分布差异原因及影响因素，将分析视角集中在贸易摩擦产业分布上，这本身是一个新的方向；另外本文扩展了现有的文献，修正假设条件，使其更加符合现实。所以在理论上，引入和开创了研究贸易摩擦的一个新视角。在现实中，我们的研究结果能够说明很多现实贸易摩擦问题，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情况也有很好的解释作用，本文得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及价格劳动需求弹性大的产业等容易遭受贸易摩擦的结果与我国实际情况是完全相符的，这实际上对于解释我国的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何频受发达国家贸易摩擦和争端侵扰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模型的结果对于解释国际贸易摩擦的产生及其原因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所以又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但是，国际贸易摩擦产业分布结构的研究文献还较为有限，进一步的研究空间也比较大。在理论上，现有的模型和假设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对于游说交易成本内生化扩展、政府行为选择的规划方程以及更多因素的引入等，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深化。在实证领域，相关研究更是比较匮乏，现有文献大多在检验Grossman和Helpman(1994)的模型，而对于最新扩展的经验分析却较为贫乏，如果在该方向有所贡献，必定会有较大的意义。
*本文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这是为了和现实吻合而做出的假设，因为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已经使得关税措施基本退出了贸易政策的使用范围，而其他的非关税措施引起的价格变化收益是不能被进口国政府直接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