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历程、特点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中国女子论文,历程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西学东渐给中国带来了男女平等的新观念，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理论成为促使国人觉醒的有力武器，中国女子教育这才告别了蒙昧教育的昨天，开始了文明教育的发展历程，这一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一条主线；两种冲突；三个特性。”
（一）一条主线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在维新派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呼声中蹒跚起步，又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民主革命浪潮中不断汲取时代的内容，丰富自己，从而走向深化。显然，近代社会的爱国救亡与民主革命的历史主题是贯穿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一条主线。
如果把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比作一个结构的话，那么，从戊戌维新启蒙运动起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这一结构就处在不断的建构之中，近代西方文化是组成这个结构的主架，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也经过改造而变为这个结构中的成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结构是由“西学东渐”的刺激引起的，并伴随着中国社会革命的深入和发展，在强大的时代主题面前，不断调整其内部的构架。
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转折点。甲午战前，中国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早期维新派“中体西用”、“中道西器”思想及其实践使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并没有触动旧文化的核心，甚或相反，其出发点还是维护这个核心。因而思想界虽然也吸收了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分，但在各个文化领域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的伦理纲常。甲午战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刚刚从封建营垒中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始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学说、民权学说评判旧的文化、旧的制度，他们以极大的勇气走上政治舞台，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妇女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维新派首次把它提到历史日程的显著位置上。“兴女学”作为妇女解放的切入点，引起维新派的热切关注。他们历数女子教育家庭的、社会的种种作用，发出了“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的感叹，提出了“强种保国”、“相夫教子”的女子教育观。剖析这一思想，首先它带有鲜明的阶级性。为了救亡图存，还很弱小的资产阶级势力，不得不向社会的各个方面寻找援助，资产阶级维新志士朦胧意识到占人口一半的妇女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以“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来激发人们的热情，以“自由、平等、博爱”做为争取权利的口号。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们把妇女解放的口号划定在“相夫教子”的狭小圈子里，提出女子受教育后“学成勿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1〕其次， 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救亡图存是时代赋予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神圣历史使命。戊戌时期的女子教育也完全纳入了爱国主义这一轨道。兴女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达到“种进”而国强，一方面为了壮大救亡的队伍，唤起妇女的觉醒，少数知识妇女意识到“天下兴亡，女子亦有责焉”，增强了历史责任感，这就使中国女子教育一经产生便融汇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洪流之中。
戊戌政变后，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痛苦地反思，大胆地探索，到了20世纪初，一股强大的民主思潮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新思潮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基础，出现了许多流派分支，整个思想界空前活跃，犹如各色纷呈的万花筒。同时中国大地上也出现了一个既了解西方政治学说，又了解西方自然科学的新的知识分子群。而它的出现，带来新的社会思潮的勃起。在新思潮的激荡下，有关资产阶级的妇女理论，开始传入中国。斯宾塞的《女权篇》、林乐知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道考》1903年在中国正式出版，一些报刊登载了《泰西妇女近世史》、《论欧洲古今女人地位》等长篇文章。报刊上发表的《贞德传》、《世界十二女杰》、《东欧女豪杰》等文章还介绍了西方的一些著名的妇女活动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一些观点在报刊上也有片断的介绍。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以资产阶级观点研究妇女问题，写出了《女界钟》（1903年）、《女子新世界》、《女界泪》等卓有见地的妇女理论专著。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为妇女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广阔背景下，女子教育与戊戌时期相比大大地拓宽视角，突出的表现为：强调女子的天赋之权，将女子教育作为女权的预备。他们不仅重视女子“国民之母”的地位，而且要求承认“女国民”的地位，提出“国民二字，非但男子负担起资格，即女子亦纳此范围中”，“国民之母”说侧重于女子在相夫教子“铸造国民中的责任与义务，而“女国民”说更强调“男女平等的权利”〔2〕他们对戊戌时期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说提出质疑，指出宗贤妻良母，则专注于女子应尽之义务，结果使女子“终身为社会附属品补助品”，因而丧失了应有的权利。〔3〕他们指出“有权利而无义务，人心何以悦服？有义务而无权利，天下亦无此不情。”〔4〕秋瑾特作《勉女权》歌：“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5〕这些都说明天赋人权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从而规定：女子教育的宗旨，不在于养成贤妻良母，而在于养成比贤妻良母更广大、更重要的“社会的人”，她有着同男子同样“做人”的目标和担负社会改革的责任。孙中山先生在领导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注视着女子教育的革新与发展，多次强调实行女子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实行男女平权的重要手段。如果说，戊戌时期的兴女学，其政治色彩还不十分突出的话，辛亥革命时期，觉醒的妇女则纷纷投入反清革命。妇女中涌现出如秋瑾这样杰出的妇女领袖和一批颇具才干的妇女活动家。革命志士陈天华强烈地呼吁“凡我的女同胞，急急应该把脚放了，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求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数千年来的妇女吐气。”把女子教育和国家的兴亡、妇女自身的解放紧密联系起来，女子教育逐步汇入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女子教育步入了科学化发展阶段。“五四”运动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主义、各种学说、各种思想流派竞相亮相，妇女教育的深入探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人们也只有在这种氛围中，才能通过比较、鉴别，发现真理，进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以其无与伦比的科学性与深刻性独占鳌头，因而成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最后抉择。他们开始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认识妇女问题，并初步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中国问题，才能解决妇女问题。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女子教育也终于掀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此后，女子教育的目的有所变化，首先在于使女性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即恢复独立自主人格。人格完全的人，是不该做“某人的某人”，而应该是社会上一个独立健全的分子。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残害妇女的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的深刻批判，对妇女自身弱点的无情揭露，为广大的妇女受教育乃至形成独立的人格，创造了强大的理论氛围。然而，要实现妇女人格独立，重要的还在于妇女自身意识的觉醒。五四运动的显著特点便在于此。“五四”时期，一部分知识妇女开始对自己的主体地位有了比较确切的认知，并成为社会妇女整体的表率，起着导向作用。自身意识的觉醒，又使她们深深感到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认识到没有自身素质的提高，何谈妇女人格独立？因此她们强烈要求大学开女禁。大学开放女禁和中学男女同校是“五四”时期令人瞩目的女子教育成就。至此，中国女子教育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 两种冲突
即指贤妻良母观与反贤妻良母观、兴女学与禁女学的冲突。
在以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和专制政治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遇到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化的撞击、渗透时，引起严重的冲突。这冲突一方面来自旧营垒里的深闭坚拒和顽固抵抗，一方面来自提倡女学的人本身的思想观念的纠结。归根到底它涉及的是女性的归宿问题，是固守家庭？还是回归社会？
贤妻良母的教育思想是中国女子教育的传统思想，因它的根深蒂固，虽经时势变迁，仍绵延存续着。这种观点认为，教育子女，管理家务是妇女的天职，女子应当以家庭为世界，以相夫教子，己任并以此为女人的美德，以片面角色的肯定规范着女性的完整发展。说什么，“做贤妻良母的人是一种无名英雄，她的努力常在暗中，牺牲埋在地下，她们的成绩是许多男子努力的大凭藉，她们是文化的基础……这简直是应保存的社会情形了”〔6〕，这种“歌颂”的实质， 是把妇女束缚在家庭的借口。
反贤妻良母主义者从女性是人这一意义上对贤妻良母观进行了批驳，认为“贤妻良母，实则，男子之高等奴隶耳”〔7〕。 叶绍钧在《女子人格》一文中指出：“女子只应做某某的妻、某某的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做了。母为什么要良？因为要抚养成男子的儿女。妻为什么要贤？因为要帮助男子立家业。试问一个人活在世间，单单对于个人有关系，这种人生，不是同“阿黑”、“阿黄”一样没有价值么？对于大群，不是毫无关系，可有可无的一个赘瘤么”？〔8〕强调指出， 女子教育“务使有完全人格，有独立之能力。”〔9〕《女子世界》号召女性要养成女国民资格，大声疾呼，妇女要赶快觉醒，“撇脱贤妻良母的依赖性，靠自己一个人去做那惊人动地的事业。”〔10〕
兴女学，让妇女走出闺门去学堂读书，这是中国几千年所没有过的，因此，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他们认为办女学是胆妄已极，大伤风化的举动。1904年，导迷在《觉民》杂志上发表了《女学的阻力》一文，文章分析了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他说：“因为我们中国的人防到妻子，如同防偷食的狗，又象防偷食的猫，妻女亦不许出外一步，好象一霎眼，就要被他人骗去的模样。这个心思，人人有的，而且有了几百年。这个根已经种来深得很，掘都掘不起的了。所以一闻现在女学生，出外入学堂读书，他们耳中就大大的听不进了。”〔11〕顽固派对女学堂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使刚刚诞生的女校惨遭夭折，许多女学生以死与之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资产阶级革命志士以对这一倒行逆施进行了揭露和斗争。把兴女学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先兴轰天震地之革命。”所以，兴女学与禁女学的冲突实质上是维护封建统治与反封建统治的问题。
这两种冲突是新旧思想在女子教育上的表现，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根植于中国历史土壤，强烈地反映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色。一方面看到封建女子教育观属属相因，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我们又清楚地看到，先进的中国人在清理、扬弃、改造这历史的精神积淀的同时，迈出了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要一步，找到了女子教育的出路，那就是：回归社会，成为真正社会的人，自由的人。
（三） 三个特性
其一，历史造成了女子教育发展的复杂性。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三纲五常”等一整套封建伦常是封建时代人际关系的准绳，“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的妇女观，在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中，早已渗透溶化在社会习俗的各个方面，规范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是非善恶观念，形成了强大的惰性，积淀在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因而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无不包含着社会的改造、是对社会习惯的改造，也是对民族文化的转移，其涉及范围之广、难度之大，十分明显。这也正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只有在社会革命的启迪推动下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
回顾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其一，女子教育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被提上历史日程，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二，妇女本身积极参与。中国近代曾发生过感人涕零的惠馨殉学和慧仙毁家兴学两件事。杭州贞文女学堂校长惠馨全身心献给了女教事业。开学那天，她登台演说，痛陈女子教育的重要，说到激动处，她突然拔刀从胳膊上割下一块肉，厉声道：“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这贞文女学校，倘若从此日推广，我臂肉还能重生，如果这女学，半途而废，我必定以这身子来殉这学校的。”果然，在她自知靠劝捐不能解决学校的经费时，她给将军副都统写了一封信，痛陈女学兴衰的利害关系，信发出后，便服毒自尽，留下遗言道：“愿将一死，感动当局，请办学经费，兴女学、图自强。”她的事迹令女界为之震动，之后不久，又出现了一位毁家兴学的慧仙。试看，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每一步何等艰难，流淌过多少志士仁人的汗水、鲜血。其三，政府的允诺、支持。从1898年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女校的产生到1907年女学章程的颁布；直至1992年不分性别的壬戌学制的诞生，无不需要政府的支持。
第二，特定的历史环境形成了女子教育的多元性。
女子教育发展多元性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具体表现为：其一，1907年以前，清政府对女学抱有偏见，没有进行统一的管理和协调，这虽然失去了政府的支持，但给女子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能够在官方控制不严密的情况下，按自己的思路办理女子教育，并形成了各自的特色。许多女校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顺应了时代潮流。其二，女子教育体制大体有三种类型，即①普通女子学校——重视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智能训练，同时注意发展女子体育，1907年《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明确规定了女子学堂的宗旨：“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身体发育。”②女子职业学校——以“发展女子的职业能力，培养社会各方面的实用人才，给予女子自立之资格”为宗旨，其办学形式、类型也较为灵活。③女子师范学校——以培养高等小学、初等小学的女教员，推动女子教育的普及为宗旨。其三，还有入学年龄的多样化，课程设置各具特色，办学经费的筹集也是多种渠道，比如，当时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教育捐，如创办捐、常年捐、特别捐。这种多元化对女子教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相当一部分女学也因此具有了独立性和灵活性，但也造成了各地女子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增加了从总体上提高女子教育层次的难度。
第三，女子教育总体发展上的落后性
突出表现为：其一：女子受教育的狭隘性。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是极少数人的教育，正如陶行知所说法：简直是：“小姐教育”、“少奶奶教育”、“姨太太教育”的综合名称。大多数的女子被屏弃宫墙之外，日困于贫、愚、弱的境地中，过着奴隶般的生活。1920年，沈雁冰在《怎样方能使妇女运动有实力》一文认为，女子运动实力如何？要看妇女运动的中坚团体是哪一阶级的妇女，他把社会上的女子分为三等，他排除了第一等阔太太贵小姐和第三等贫苦人家靠劳工糊口的妇女，唯把希望寄托于第二等妇女——中等人家的太太和小姐，能够受教育的当然也是这部分妇女。占女性人口大多数的下层劳动妇女在接受教育问题上尚未形成某种程度的自觉。我们也可以从当时女生数的统计资料中体察到这一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从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五年关于女子教育的统计：初等教育的女生数仅占全体学生总数的6%左右， 中学女生数占全体总数的3.14%，大学女生数只占2.54%。其二，女子受教育的被动性。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由萌芽、兴盛到发展，几乎完全是由男子一手包办的。男性思想家和革命家一直是女子教育的倡导者和实际上的领导者。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女校是由男子倡办的；第一个女学章程是由男性制定的，男女平等教育体制的形成也是在男性思想家的倡导下展开的。女子教育发展的被动性，直接影响了女子教育的进程。
（四）几点启示
审视中国女子教育与社会革命交织在一起，纷繁复杂的发展历程，其意义十分重大。它所突出表现的“非独立性”、与“非女性化”两大特征，尤其值得我们思考。
非独立性：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在社会革命中诞生，并伴随着社会革命而发展。因为当时先进分子更多的是从反封建的角度去阐明他们的女子教育主张，在他们看来，剥夺女子受教育权利的是整个封建社会，是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形成并遗传下来的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因此，要争取女子的受教育权利，首先是对封建社会的批判，这必然是一种社会革命，而且是整个社会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非独立性是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性。并且它又在两种意义上强化了中国女子教育的社会革命色彩。一方面，只有在社会革命时才想到女性的力量，想到提高女性素质、女子教育的重要性。社会革命是它唯一的导火线。一方面，一次又一次的社会革命又给它加上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革命”的砝码，从而使女子教育天平完全倾斜到社会革命一端。这给女子教育带来的结果是没有形成独立的女子教育体系，缺乏对女子教育发展内部规律的探讨。
非女性化：传统社会的双重标准，使男女两性在享受社会权利与自由方面差别悬殊人为地造成性别差异，这是出于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的需要。所以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必然提出“男女平等”并在这一口的鼓舞下，使女子得到一些权利与自由。但这也使女性盲目地走入了属于男性的社会，以男性的一切为理想、为目标，向男性看齐，以男性文化同化自己，把男人享有的一切看作天堂，把男人的行为和言论看作自己的楷模和不容置疑的公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历程也充分显示出这一特点。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是对男子教育的归属认同。它表现为从培养目标到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追求的都是以男性为标准的模式。这种女子教育发展的“非女性化”特点，把男女平等的教育当作男女相同的教育，从而作为女子教育的唯一目标。这也就必然导致女子教育的茫然。也就是说，一旦女性取得了和男子平等的教育权利以后，女子教育向何处去？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在这一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逐渐摆脱了女子教育发展的缺憾，她们试图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在自我价值的坐标上运行，而不再在以男性为轴心的轨迹上划圈，而是认识自身，在过程中实现自我，首先使女子成为你自己。因而，与近代女子教育相比，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即科学性、实践性。
所谓科学性：从女子教育观察的视角来说，已经走出了男女平等即相同的理论框架。正在着力构建女子教育发展体系，即包括女子教育的目标体系，女子教育的内容体系，女子教育实施的方法、步骤等等，这一体系的构建也试图建立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从而正确地认为，女子教育并不在于使女性达到男性在现实存在中的水准，而在于使女性摆脱男性存在的标准，从而使自己的存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而不是“男性化”的人。
所谓实践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女子教育发展要切合中国实际，即是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及女性身心发展规律出发。二是加强女子教育的科研与实验。强化科研意识，各地采取了不同方式开展各种类型的改革试验，在实践中探索女子教育的新出路。预示着中国女子教育将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于社会。
注释：
〔1〕林纾：《闽中新乐府·兴女学》引自《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739页。
〔2〕《论文明先女子》，《东方杂志》四卷十期。
〔3〕《民立报》，1911年6月5日。
〔4〕《论女学之关系》，《云南》第16号
〔5〕《秋瑾集》第117页。
〔6〕《现代评论》二周年刊。
〔7〕朱有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682页。
〔8〕《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第126页。
〔9〕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第168页。
〔10〕同〔2〕，第180页。
〔11〕同〔2〕，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