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的不确定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确定性论文,中国论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不确定性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奈特(Knight.Frank H,1921)将不确定性定义为人们无法预料和难以测度的变化。根据奈特的定义，不确定性有多种划分，如：
1.根据产生的根源，分为自然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不确定性。前一种不确定性也可称为环境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典型的例子就是影响农业收成的天气状况。后一种不确定性与政治经济制度、政治局势、方针政策等密切相关。自然的不确定性是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而社会的不确定性就是人为造成的，因而也能为人力所控制。
2.根据已经认识的可能环境状态，有内生不确定性(Endogenous Uncertainty)和外生不确定性(Exogenous Uncertainty)。内生不确定性，生成于某个系统自身范畴之内，影响系统的操作效果，在市场经济下也称为市场不确定性。外生不确定性生成于某个系统之外，也被称作事件不确定性。在现代经济中，一类重要的不确定性是有关经济政策以及它对于税制、利率、公共品等的影响。经济政策对经济系统的影响是一种外生不确定性，各种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可能会出乎经济主体的意料之外，从而产生与制度预期不相称的后果。
中国推行的是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其基本特征为：①增量改革先行，即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不是从资产存量的配置开始，而是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率先引入市场机制。②从局部开始，即对于每项改革措施，先在小范围内实验，成功后再加以推广。从社会稳定角度看，这种改革即使失败也不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③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先后经历了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过程和发展阶段，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转轨的一个动态反映。
中国市场化改革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是以承认决策者的有限理性为前提，以改革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尽管改革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但由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改革的非帕累托性质，使得改革的制度安排总是过渡性的，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制度不确定性预期。
(1)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决策者的有限理性一是反映在其预见力受自身主观能力的限制，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方面知识的存量严重不足的制约；二是反映为对有关体制方面的知识的欠缺，体制方面的知识属于实践型或个人型的知识，只有在“边干边学”中才能积累。有限理性在渐进式改革的决策中，一是体现在改革目标的选择和确定上，不是一开始就明确和定型化，而是弹性和动态的（周振华，1999）。存在着一个随改革的发展逐步迭代和递进的过程；二是推出的改革措施是一些过渡性制度安排，而不是对正式制度一次性地进行替换。过渡性制度安排具有非均衡和不稳定的性质。实行过渡性制度安排是因为改革决策者虽然认定了必须进行改革和改革的方向，但由于信息的不充分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还是采取了试着看的态度，在具体操作上留有余地，这就给相关的制度安排再次重新安排和反悔留下了余地，从而使与改革有关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重复博弈（周冰，2001）。正是由于改革目标动态化的设定方式和过渡性制度安排，使人们难以事先对自身未来利益作出预期，也很难明确自己受损的程度将如何。即使对未来有一个粗略的估计，也是随改革目标具体内容的不断调整而变化，由于制度的不断演进，使行为主体的制度不确定性的预期大大增强。
(2)改革的非帕累托性质。如果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在改革中获益而没有人受损，那么一般说来改革将是顺利的，因为这时的改革属于“帕累托改进”。但改革的实质上就是要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当中总会有人承受损失。这是由以下三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体制变革，导致一部分人失去了旧体制的种种利益，既包括权利、地位、特权等少数人才有的既得利益，也包括“铁饭碗”、“大锅饭”等相当多数人都能获得的利益；二是改革最终说来能使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获益，但大家最终获益的相对多少是不同的，即使所有的人收入绝对水平都没有下降，甚至有所提高，但从相对收入的角度看，只要有的人在社会收入结构中，与他人相比，收入的相对水平下降了（或者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了），他们也会感到自己受到损失；三是如果用改革所带来的高额收入对损失者进行补偿，一直补偿到人们的相对收入水平都不变，使得利益关系格局不发生变化，那么改革等于没有改革。或者只进行绝对收入水平的补偿，但由于改革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着时滞，使得人们不能用未来的收益对在当前改革中受损的人们进行及时的补偿。改革的以上三方面性质决定了改革过程必然遇到种种阻力，并引起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利益受损的集团认为改革没有贯彻“一致的同意”，相应的他就会采取行动对改革行使否决权，使得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总是处于谈判之中，制度总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制度的不确定性就由此产生。
二、中国居民的不确定性分析
制度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中国居民呢？从理论上讲，分析制度不确定性对中国居民的影响，需要选取一个既能体现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又能反映居民不确定性感受的分析角度。从居民收入增长率的变动，收入构成的变动以及消费倾向的变动恰好能完成这一任务。
（一）收入增长率的波动
表1 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动表
城镇居民可支配 农民居民可支配
年份收入变动率
收入变动率
（本年与上一年之比）（本年与上一年之比）
(%)
(%)
19790.97
1.20
19801.10
1.14
19811.01
1.13
19821.00
1.25
19831.04
1.16
19841.09
1.15
19851.13
0.99
19861.09
1.08
19871.08
1.05
19881.03
1.00
19891.03
0.88
19901.11
1.06
19911.09
1.12
19921.08
0.96
19931.13
0.99
19941.11
1.05
19950.95
1.07
19960.91
1.02
19970.96
1.0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加工计算。
根据理性预期假说，人们在预期时一方面要考虑到可以预见的即将发生的某种变动，另一方面也要参考已经发生的情况即历史经验。人们过去收入波动的幅度越大，越会增强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波动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收入增长率的波幅自改革开放以来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农村居民，从1979年的20%增长率跌到1985年的-1%，进而又跌到1989年-12%，1991年增长率有所攀升，幅度为12%，1992年之后又开始下滑，农村居民收入的波动一方面受制度变迁不确定性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到自然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波动虽然没有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起伏大，但自1984年以来，收入的波幅明显增大，受制度不确定性的影响更直接。如自1995年以来的城镇居民可支配增长率呈明显的连续下滑趋势，这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裁减和分流企业与政府的冗员以及社会保障尚未完善所致。收入增长率的大幅度波动，以及近年来呈明显的下滑趋势，都对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收入构成的变化
根据持久收入假说，可支配收入是由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所构成。暂时收入占的比重越大，波动越强，人们收入的不确定性感越强。
经济改革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各阶层的收入都在快速增长，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视为持久收入的体制内基本工资增长得并不快，且在总工资中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如过去构成人们持久收入的补贴及实物收入从1988年26.6%降低到1995年的14.9%（李实，2000），这部分收入直接决定着人们的预期。暂时收入的比重却不断增大，这部分收入也可称为双轨制收入，具有不稳定性特征，表现为：一是普通职工来自单位内部收入“双轨制”，由企业留利、单位创收增加的收入，这部分收入具有不稳定性；二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单位内和单位外收入的“双轨制”，来自单位外收入极不稳定；三是有一定权力的人合法收入与“寻租”收入“双轨制”，不合法的“寻租”收入肯定不具稳定性。
据陈宗胜(1999)以天津市城市居民数据计算，(1)居民从全民和集体中获得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88年的74.54%降至1997年的57.79%，降低了16.75个百分点，而这部分收入是城市中低收入阶层持久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稳定其收入预期的主要部分。(2)居民从其他所有制单位获取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迅速增加，从1988年的0.6%，增至1997年的5.12%，增加了4.52个百分点，增幅为736.67%，这部分收入更多地受雇员的身体状况、年龄、文化程度、雇主的满意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其不确定性成分的含量较大。(3)居民获得的其他劳动收入（第二职业等）从1988年的1.03%，增加到1997年的4.67%，增加了3.64个百分点，涨幅为353.40%，这部分收入属暂时收入，包含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信息。(4)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从1988年的0.15%，增加到1997年的1.59%，涨幅为960%，这部分收入是富裕阶层的持久性收入，在稳定高收入阶层的预期，降低他们的不确定性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见表2。
表2 1988-1998年天津市城市居民各收入来源的收入比重变动状况
资料来源：陈宗胜(1999)《经济发展与体制变革中的收入分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批准号：79670043。
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的变化与城镇居民类似。据李实(2000)以中国社科院1988年和1995年的两次居民收入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分析，(1)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从1988年的74.21%下降到1995年的59.56%，这意味着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部分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这直接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未来不确定性预期；(2)个人工资性收入从1988年的8.73%提高到1995年的23.62%，个人从企业获得的其他收入从1988年的2.40%上升到1995年的6.48%，这两部分收入是农民的暂时收入部分，更多地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尽管它们的比重提高，但却并不能使农户收入的不稳定性预期减少。
表3 1988年和1995年中国农村收入构成比较(%)
收入及其构成
1988年1995年
1.家庭经营收入
74.21 59.56
2.个人工资性收入 8.73 23.62
3.从企业获得的其他收入
2.40
6.48
4.财产性收入
0.17
0.46
5.自有房屋估价
9.67
8.00
6.公共转移收入
-1.90 -2.24
7.私人转移收入及其他收入 6.71
4.12
个人总收入100
100
资料来源：李实(2000)《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23。
从城乡居民收入构成的变动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暂时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逐年提高，波动较大，造成城乡居民产生较大的收入不确定性的心理预期。
（三）消费倾向的变动
改革开放以前，居民的消费是定量配给，只能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国家对城镇居民提供了全方位的福利保障，居民的消费是非常确定的。20世纪80年代居民的消费品选择权逐渐扩大，由于社会保障依然存在，这个时期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长率空前的提高。到了90年代，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消费者以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影响，一切都变得不确定起来，生活安全感的消失，消费观念随之发生变化，对消费人们开始变得十分谨慎。这一点从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上能得到证实，见表4。
表4 居民消费倾向计算表
平均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
城镇 农民
城镇全国居民平
年份
农民
居民 居民均消费倾向
1978
0.97
0.97
-
-
0.97
1981
0.85
0.91 0.92
0.84
0.86
1982
0.82
0.88 0.86
0.81
0.83
1983
0.80
0.88 0.72
0.81
0.82
1984
0.77
0.85 0.67
0.79
0.79
1985
0.79
0.90 0.82
0.86
0.82
1986
0.84
0.88 0.87
0.80
0.85
1987
0.86
0.87 0.84
0.79
0.86
1988
0.87
0.93 0.86
0.79
0.89
1989
0.89
0.87 0.84
0.78
0.88
1990
0.85
0.85 0.69
0.73
0.85
1991
0.87
0.85 0.71
0.73
0.86
1992
0.84
0.83 0.79
0.70
0.84
1993
0.83
0.82 0.70
0.69
0.83
1994
0.83
0.82 0.71
0.67
0.83
1995
0.83
0.83 0.66
0.70
0.83
1996
0.81
0.81 0.71
0.67
0.81
1997
0.77
0.81 0.72
0.64
0.7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加工计算。边际消费倾向城镇按收入等级分组资料计算，农村按分省资料计算。
从表4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变化分为两个阶段：(1)1981-1988年为水平波动阶段，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91到1988年的0.93，虽然有年际波动，但水平保持稳定；(2)1989-1997年为快速下降阶段，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1988年的0.93迅速下降到1997年的0.81。从1989-1997年的城镇居民消费倾向走势看，保持着一个长期下降的趋势。显然，90年代初经济高速增长与高通货膨胀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下降通道几乎没有影响，这说明决定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因素决非短期因素。
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1)1981-1985年为快速下降阶段，平均消费倾向从0.85下降到0.77，虽然有年际波动，但下降趋势明显；(2)1986-1991年为水平波动阶段，平均消费倾向从1986年的0.84上升到1989年的0.89，继而下降到1991年的0.87；(3)1992-1997年的持续下降，平均消费倾向由1992年的0.84下降到1997年的0.77。显然，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呈现倒U状。其图形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景气波动图形的相关性也不强。
消费倾向的快速下降需要从市场化改革中的制度不确定性上找原因。消费者支出不确定性感受的加大起源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公费医疗、子女教育、退休养老保险和福利分房制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个人负担的比例增加，每一项开支就要花费他们多年的积蓄。如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是要个人分摊部分医疗费用，而近几年医疗费的直线上升，即使个人只承担部分开支，也足以引起消费者为了安全的原因增加个人的储蓄；重视高等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九年义务教育并没有彻底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大学教育收费的改革，更使家长必须提早准备；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年社会，政府和企业不可能全部负担老年人的生活，退休养老还要靠自己的积蓄；福利分房的取消，居民要得到住房必须得自己先掏钱，而住房的价格又与他们现有的收入不成比例。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居民应付这些改革的唯一办法就是储蓄。我们可能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80年代，城镇居民非常重视收入的增加，人们经常盘算的是明年每月的收入会增加多少钱，并依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90年代，人们更多地不是考虑收入是否会增加，而是考虑今后会出现什么新的支出项目，因为子女教育、购房、养老、医疗等的支出项目往往是五位数，甚至是六位数的，相对于可能出现的五位数、甚至是六位数的支出项目，三位数的收入增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三、不确定性的影响后果分析
樊纲(1993)撰文指出当制度变迁带给社会成员的紧张不安或收入分配急剧扩大，带来消费者的不满，带来社会动荡，但只要这种不满、抱怨或动荡没有造成国民收入的损失，就可以不算作改革成本，只有因此使国民收入受到损失，才把损失额计入改革成本。那么我国居民因制度变迁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感受给国民收入带来损失了吗，能否算作改革成本？本文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建立不确定性与消费支出的计量模型，从消费角度探讨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影响。
（一）理论模型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Caballero(1987)（注：［美］布兰察德、费希尔，《高级宏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公式分析不确定性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1)式给出了消费水平C为财产A、收入Y，不确定性σ的函数，式中的T为预期寿命，t为现在的年龄。本文选用中国城乡居民1981-1997年的有关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下面对这些数据的来源做一说明：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Y是居民当年形成的可用于最终消费使用的那部分收入。相当于当年居民消费、实物积累与信贷收支差之和。
当年居民财产增量A包括实物积累增量和信贷收支差，实物积累以当年城乡居民个人购房或建房竣工房屋价值代替。居民信贷收支差，是指居民储蓄增量、手持现金增量、有价证券增量和保险增量之和。
关于消费C的数据，1993年以前，是以《社会商品购买力来源和分配表》和《居民货币收支平衡表》计算，1993年以后，以城乡居民抽样调查的人均消费支出乘以人口数计算。
关于不确定性的数据，我们选取按七等份分组的收入方差和消费方差，再乘以人口数计算总收入与总消费的方差，得到与总量指标口径一致的不确定性数据。人口的预期寿命假定为78岁。本文剔除了价格变动因素和人口变动因素。
（二）模型建立与分析
将1981-1998年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财产与不确定性数据带入(1)式，回归结果如下：
城镇居民以收入分组的收入方差作为不确定性：
C[,t]=1.388Y-0.653A-0.110σ[2]
(27.089)(-17.704)(3.704) R[2]=0.98(2)
农村居民以收入分组的收入方差作为不确定性：
C[,t]=0.730Y+0.027A-0.247σ[2]
(3.078)(0.155)(1.98) R[2]=0.99
(3)
城镇居民以收入分组的消费方差作为不确定性：
C[,t]=1.119Y-0.397A-0.276σ[2]
(5.209)(-2.291)(3.38) R[2]=0.97 (4)
由于缺乏农村居民按收入分组的消费资料，本文按30个省市分组，计算省际之间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差作为不确定性，模型如下：
C[,t]=0.809Y-0.124A-0.316σ[2]
(4.532)(-0.796)(2.847) R[2]=0.96 (5)
从模型结果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制度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国城乡居民的不确定性感受不断增强，对消费产生了负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论是以城乡居民收入分组计算的收入方差或消费方差所代表的不确定性上，还是以地区分组计算的农村居民消费方差所代表的不确定性上，都能得到证实。
第二，从城镇居民来看，以收入分组的收入方差作为不确定性，能够解释消费减少的11%，而以收入分组的消费方差作为不确定性，能够解释消费减少的27.6%。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对消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制度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支出不确定性对消费者的支出影响更大，城镇居民不确定性感受更多地来源于支出的不确定性。
第三，从农村居民来看，以收入分组的收入方差作为不确定性，能够解释消费减少的24.7%，而以地区分组的消费方差作为不确定性，能够解释消费减少的31.6%。这说明农村居民的收支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但支出的不确定性相对更大一些。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主要受农业的市场风险和气候的影响，而支出的不确定性更多地反映为过渡性制度安排，主要体现为过重的税费、极低的社会保障和极低的公共服务。
第四，从财产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看，城镇居民的财产对消费的影响是负的，即财产的增加导致消费的减少，这是城镇居民在现行制度下和在预算约束下的一种跨时资源配置的选择。农村居民的财产对消费的影响很小，而且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的财产积累少，消费水平已很低下，难以再通过压缩消费水平增加财产，也难以通过减少财产增加消费。
第五，从收入对消费者的影响来看，不论城镇还是农村都是相当高的。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还很低，另一方面反映了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使得居民只能消费当期的收入。
第六，Dynan(1993)曾用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CES)按收入分组的数据中消费的方差作为不确定性，证实预防性储蓄对消费者支出的影响仅为2%，而我们使用中国城乡居民按收入分组的消费方差作为不确定性，计算得到预防性储蓄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为27.6%，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为31.6%。美国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影响和制约消费者支出的各种制度已经规范化，消费者的风险更多地体现在收入上。而我国正处于市场化改革中，制度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储蓄的主要因素，而制度的不确定性对消费者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住房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不彻底等，制度的不确定性不仅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更多地影响消费者的支出。因此在中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中，隐含着更多的规避制度不确定性的成分。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不确定性是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对我国的有效总需求构成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有效总需求决定总就业量，而总就业量又决定国民总收入，因此不确定性也给我国国民总收入带来影响。改革中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改革的非帕累托性质使得推出的改革措施往往是一些过渡性制度安排，这无疑使居民产生了制度不确定性的预期。正是由于制度的不确定性，带给人们对未来的恐惧，“逼迫”着人们为了遥远的未来而积累财富。当然，自然的不确定性非人力所能控制，但制度的不确定性是人为造成的，因而也应能为人力所控制。因此，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安排，必须考虑到其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和行为主体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感受，使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尽早以最大的收益和最小的成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