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理论的划时代创新——应更全面深入地研究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建设和谐社会——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当代思考——关于《正处》思想路径的重新梳理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内部矛盾论文,学说论文,正确处理论文,路径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矛盾理论的划时代创新
庄福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在建国初期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而形成的伟大理论，是他一贯坚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世界观方法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光辉实践与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永恒主题。
从矛盾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篇章。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创新理论的成功实践，又进一步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上了日程，也增强了他在新时期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勇气与信心。他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仍然以独立自主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工具，以分析和研究中国面对的现实矛盾为对象，从中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特殊道路。还在“八大”召开前夕，他就一如既往地从调查研究入手，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和经验总结，从中梳理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大矛盾或十大关系，形成《论十大关系》的名著，力求从这些矛盾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从十大矛盾的类型来看，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另一类是各种社会因素的关系。
对于前一类关系，实质上都是以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为核心而展开的。这方面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有40年的经验，但长期以来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以致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市场上日用消费品在数量和质量上也难以满足人民的需要，长期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农轻重比例失调的问题说明他们的社会主义只要工业化而不顾人民的利益。毛泽东从上述矛盾分析中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工业化，又要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要以农轻重为序，适当调整投资比例，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方面的关系，千方百计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的实力。
对于后一类关系，毛泽东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认为要兼顾各方的利益，不要只顾一头。要处理好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与非党的关系等。对社会生活中的消极因素要努力作转化工作，对反革命要区别对待，使其中大多数能够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对人民内部犯错误的人要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好意对待他们，从而达到得人心、团结人、实现社会主义大团结的目的。
毛泽东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正是他一贯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表现。当然这也是同盲目排外根本对立的，正如他在上述论文最后提出的对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的一贯方针，这是一种有分析有批判的学习态度，而不是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建国之初的关键时刻，在赫鲁晓夫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逆流之际，以无私无畏的理论勇气和解放思想的科学态度，砥柱中流，既旗帜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结合实际地阐明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这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无疑是一项伟大的理论创新。
从矛盾中确立政治生活的主题和发展经济与文化的新任务
开辟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于这条道路的前进与发展，当然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但是道路的开辟并非万能，它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往往由于国内外各种难以预料的因素而产生许多艰难险阻的情况。这既要有科学的预见和设想，也要有应变的预案和决策。素以“居安思危”而著称的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和群众拥戴的情况下，坚持运用矛盾理论，深入剖析社会主义社会，他指出“有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6页)他又说，“错误往往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错误是一定会犯的，各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会发生错误。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同上第65页)“要预防将来”，“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同上第124页)
毛泽东正是在上述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又一部划时代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发展、巩固的重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的新生事物，不仅中国没有实践经验，还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即使苏联在30多年的实践中也走过不少弯路，有许多经验教训还有待总结。社会主义究竟如何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进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许多问题还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研究。对此，毛泽东还是一如既往地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入手，以矛盾理论即对立统一规律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他针对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长期以来宣扬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无冲突的观点指出，“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同时，他也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虽然同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一基本矛盾的表现，但它们却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前者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后者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冲突和阶级斗争，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本身来解决。正是基于这一区分，当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毛泽东及时提出，必须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以这一主题覆盖如何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如何实现农业合作化与工业现代化，如何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如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何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如何转化各种消极因素，等等。这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根本，抓住了这一根本，就能保证政治生活的长治久安，就能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也才能真正做到像毛泽东要求全国人民那样，“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
从矛盾理论中开辟未来
毛泽东研究矛盾理论始终着眼于时代的需要，着眼于理论的创新，着眼于开辟未来。他说过：“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从1937年到1956年，历史前进了20年，毛泽东果然不负时代和实践的需要，不负众望，适时地写出了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论”，形成了创新的系统的矛盾理论——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到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新的理论一经产生，又必将成为引领社会前进的指针，成为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为新时期矛盾分析光辉典范的姊妹篇《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成为随后党的“八大”正确方针的理论基础，成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纠正“左”倾错误，特别是纠正毛泽东在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严重错误的理论武器，正如历史表明的那样，结束“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确立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必须以毛泽东所阐明的上述理论和著作为基础；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必须在健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发展我国经济和文化，发挥党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基础上实现；而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又都离不开社会主义的矛盾理论。50年的历史，如果排除10年“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和倒退，展现的是一幅以矛盾理论贯穿其中、一脉相承又各有发展创新的历史。而追溯这段历史的源头，翻开《矛盾论》的第一部分“两种宇宙观”，关于发展的两种互相对立的见解被提到了两种世界观的高度。从那时起，什么是发展？发展的实质是什么？如何实现发展？发展的难题始终困扰着无数从事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们，时到今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们破解这一难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新的思路。让我们回顾历史，开阔视野，解放思想，继续开拓和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应更全面深入地研究毛泽东
石仲泉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成立毛泽东论坛，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人。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伟人数不胜数。要说改变中国面貌的话，那还是屈指可数的。许多历史人物很伟大，但不一定能改变中国面貌。在近现代中国，改变中国面貌的，能有几人？可以说，没有几个。孙中山很伟大，能说他改变了中国面貌吗？似不好说。既如此，一些人更排不上了。在我看来，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两个人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这里，讲讲毛泽东。
今年是毛泽东去世30周年，对毛泽东的研究主要是在这20年。30年来，毛泽东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个研究也可谓相当全面和深入了。在2003年12月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召开的理论研讨会出版的两大本论文集，汇集了当今中国学界研究毛泽东的最新成果。但是，毛泽东是研究不完的，他的思想、理论、实践太丰富了，随着历史的发展，还会与时俱进，常研常新。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过建立“毛学”，毛泽东论坛就是“毛学”研究的一个平台，是更加全面深入研究毛泽东的高峰论坛。
怎样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毛泽东呢？见仁见智，可以从多个角度、不同层面来提出许多看法和建议。我想提这样几点：
(一)既要研究毛泽东思想本身，也要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渊源。研究毛泽东，首先要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于研究毛泽东来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的精粹，也是研究毛泽东的主体内容。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不仅要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观点本身，还要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这些理论观点是怎么来的，这属于思想史研究。这些年，在这方面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绩，包括今天开会的副标题所涉及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它的一些理论观点的渊源，都比过去更加清楚。同时也应指出，还有许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最近，我研究中央苏区史，偶尔发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思想并非毛泽东最早认识的。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领导内部对于党与军队的关系、前委与军委的关系，曾有争论。下山之后，红四军转战赣西南，到达吉安东固，了解到李文林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团开辟的东固苏区有许多好的经验，其中为毛泽东最为称羡的就是党对军队有绝对领导权。毛泽东后来在给林彪的信中写道：我们四军见了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在花名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7页脚注)为什么毛泽东有这番感慨呢？因为此后4个月，红四军在闽西转战时，对党与军队关系的争论异常激烈了，致使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他的前委书记被选掉了。后来，中央“九月来信”支持毛泽东，召开古田会议才拨乱反正过来。在古田会议决议上才有了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思想，但文字上明确表述还是后来的事。我感到，要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毛泽东，对其思想渊源的研究大有可为。
(二)既要研究毛泽东的理论贡献，也要研究毛泽东的理论局限。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这是毛泽东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毛泽东来说，在继续研究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同时，也要研究毛泽东的不足。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言，这是一部伟大著作，它的基本理论和许多思想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但是，这部著作也有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时主要是从政治层面讲的，而没有从法制角度来展开论述。实践证明，光有一个好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法律保障，还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比上世纪50年代更加错综复杂，解决的难度更大，不健全法制，不完善制度，再好的思想、再好的政策，都很难落实到人民群众头上去，使那些需要解决的这样那样的人民内部矛盾得到真正解决。为什么有那么多上访的老百姓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体系。我以为，要解决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除了继续制定或调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外，更要花大力气来完善法律和制度。
(三)既要研究毛泽东的理论，也要研究毛泽东的实践。毛泽东领导我们党41年和新中国27年，这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他领导我们党既然改变了中国，那这个改变就不仅仅是理论，还有实践。不研究毛泽东的实践，对毛泽东就很难得到全面的认识。这个实践，既有与正确理论相一致的，这是主要的；也有与正确理论相背离的，这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前者对改变中国发生积极的影响，后者则发生消极的影响。对前者，研究的比较多，人们比较清楚。对后者，这里举个例子说说。比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提出时，人们都称道这个理论太好了，党内外一片赞扬声。但这个理论提出后没多久，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却与它背道而驰，尽管主观上仍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什么会这样呢？恐怕是这个理论本身还有缺陷，比如理论体系不完善，有的基本概念不明晰，他那时有的讲话将“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就没有明确分清，这就使他很难将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同敌我斗争完全区别开来。他最初还将同右派的斗争看成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而没隔多久就提升为“敌我矛盾”，“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反革命派”，这就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到发表稿所作的修改，也反映了他的思想变化的轨迹。一方面，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稿的主题、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浓，思想内容更丰富；另一方面又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等论述，同原讲话稿的基调不相协调。毛泽东在短时间内思想的急剧变化，由强调民主和谐到强调阶级斗争，这就不能不使他的实践同他的理论发生背离。像这样的研究若能深入下去，就既能认识他的理论的不足，更能对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有比较全面的把握。
(四)既要研究毛泽东的伟大成就，也要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毛泽东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理论家、大哲学家，当然更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在8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内无以出其右者。他为什么能成为这样的顶级大家，目前，从古今中外作综合性的高水平的比较研究还很不够，对他在中华民族史和世界史上地位的认识还很不充分，因而有继续研究的很大空间。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我们毛泽东研究者的重大责任。同时也要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当然，毛泽东的晚年从何时算起，在学界有不同看法，这不要紧。我想指出一点，晚年和老年是两个概念。目前，老年一般以60岁为界限。晚年应比老年更老，各人进入晚年的状态不一样，应因人而异，不必一刀切。就毛泽东言，不管怎么说，至少“文化大革命”10年是他的晚年。他的晚年也不尽是错误，还有许多正确的，但主要方面则是错误，这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有了结论。要说明的是，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是去“揭短”、“抹黑”，而是要迎接挑战、回击各种污蔑诽谤；总结教训，引以为鉴。
2005年6月在英国出版了一本《毛，不为人知的故事》，据说第一版8万册在3天之内就销售一空。西方媒体对其大肆宣传，掀起一股反毛热。这本书名曰“历史著作”，但未对所搜集的历史史料进行考辨、区别真伪，还有许多推论妄测，如劈头就说毛要对和平时期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所造成的7000多万中国人的死亡负责，云云。这本书在2006年将有中文版在境外出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进行批驳。但这个批驳应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实话实说。这就需要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深入地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让广大读者了解真实的信史，戳穿那些胡编乱造的伪史。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做科学的研究，还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毛泽东是怎样由正确走向错误的。毛泽东有其很奇特的一面。他在瑞金中央苏区和延安时期，是反“左”的、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他到了晚年，居然犯了他批判过别人的“左”的错误，自己也走向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将这个问题研究清楚，总结出历史教训，对我们党今后汲取前车之鉴，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建设和谐社会
许全兴
毛泽东讲过，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我党历史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包含有丰富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创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以下诸点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一)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敢于揭露矛盾，善于分析矛盾，正确解决矛盾。(二)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后者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四)在诸多的人民内部矛盾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尤为突出，要警惕出现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根源，人们认识上的正确与错误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论根源。(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目的是为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建设一个伟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和走群众路线。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它自然会带有初创阶段的不完善之处，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如主要着重于政治思想方面的矛盾，而对经济方面矛盾的论述不够，主要讲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对用法律和制度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认识不足等。它在往后的实际运用中发生了严重的曲折，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尽管如此，它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仍不容低估。它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我国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政治、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很大的提高，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变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的建立，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增多、日益突显、日益复杂，群体性突发事件、局部性的对抗和冲突等时有发生。广大人民群众、干部和舆论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矛盾甚多。倘若人民内部矛盾得不到正确、及时的解决，那就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改革的进行，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为了正确处理当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矛盾，以保证我国社会健康、稳定、持续的快速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建设和谐社会，自然要造舆论，对和谐理论进行广泛的宣传，但我们应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仅靠和谐理论的宣传是不会有社会和谐的。社会的和谐要靠切切实实地解决重大的社会矛盾。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上，我们比较重视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如贫富差距的悬殊，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扩大，劳资矛盾中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等，干部的腐败，领导和群众关系紧张，思想文化领域中主流意识与非主流意识的矛盾等)，而较少深入思考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较多地是重视眼前的治标之对策，较少研究长久的治本之大计。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因此，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是正确处理好社会基本矛盾。倘若社会基本矛盾解决得不好，那么，人民内部矛盾一定会突现出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就会受影响。在处理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我们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为保持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前提条件。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上，我们虽也有很大的进展，但仍明显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革。现在许多社会矛盾都与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问题有关。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价值法则和利润法则支配下，必然会有企业破产，有劳动者失业，会发生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的扩大，为了把差距控制在合理限度内，就需要发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作用。再比如，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和腐败变质直接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甚至发生局部的对抗冲突，其原因自然很复杂，但最根本的则在于政治体制、干部制度等改革严重滞后。一个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贵族阶层正在形成，这是最为全党全国人民堪忧的隐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发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群众)服务的作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毛泽东多次讲过，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和走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毛泽东的这些话含义深刻。能否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不是方法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社会主义的人民内部矛盾错综复杂，但最后往往归结到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群众在遇到自己难以解决的困难时，自然要找党和政府。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深入实际，走群众路线，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才能找到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对策。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久拖而不能解决，以至发展到对抗、冲突，最根本的是领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的利益，有的严重的损害群众利益，甚至不顾群众的死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关键在各级领导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当代思考
郭建宁
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并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如何结合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和变化着的实际，站在新世纪的制高点上，认真研讨与审视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颇有难度、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就此，谈谈我的一点粗浅认识。
一、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20世纪50年代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二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三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毛泽东是持第三种看法的，他坚持用矛盾的观点考察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露，我国的罢工、罢课、游行等事件也随之增多。面对这种新形势新情况，1957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从而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突出而鲜明地提了出来。随后，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做了进一步的深入阐述。首先，毛泽东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时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为此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其次，在两类矛盾中毛泽东主要关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一个总题目。”再次，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具体方法，例如：在经济工作上，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科学文化上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采取“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方法，如此等等。
1957年3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党员干部会上讲话的主题也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在一篇讲话提纲中还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一思路是清醒的，正确的。但是遗憾的是，1957年夏季的“反右”运动，不仅毛泽东的思路发生了偏离，而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发生了严重偏差。这一现象启示我们，一种正确的认识虽然形成了，但是要成熟起来，并且在各种复杂情况下都能贯彻，并不容易，必须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努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和氛围中，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无中生有的“设置”出许多“阶级敌人”，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了一句空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果断地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真正落实提供了可能。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命题和历史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从而也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树立了新的目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真正落到实处，必须有一个目标。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今天我们终于明确了这个目标，这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五十年前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今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变化和党的执政理念的升华，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的深化。
二、关于“社会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概念的理解与思考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但是从历史来看，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和缺少民主法治的保障，并没有真正落实。从现实来看，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导致矛盾主体的阶级属性大大淡化，社会属性大大增强，原有的思维范式显得很不适应。因此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当代反思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研讨中，理论界就有了三种提法：一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二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三是正确处理或者叫化解社会矛盾。很明显，第一种意见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原有提法。第二种意见是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原有提法后面加上其他社会矛盾这个补充。第三种意见干脆就用社会矛盾这个新的表述。如何认识与理解“社会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个概念，这个问题显然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对此，笔者主要有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社会矛盾的概念和提法，有助于推进和拓展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这是因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一个政治性概念，社会矛盾则是一个学术性概念。社会矛盾的含义和范围更广，它可以涵盖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而人民内部矛盾则无法涵盖社会矛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小区里人(居民)与车(乱停车)，人与动物(宠物)的矛盾，这些年由于小区停车位问题和养宠物问题引发的矛盾和纠纷屡见不鲜，这些矛盾的直接诱因是人与物(车)和人与动物，而不是人与人，因此用人民内部矛盾来解释就有些勉强，而用社会矛盾来界定就比较准确。再比如人和自然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阶段有时候人与自然的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人与人的矛盾，无论是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还是非典、禽流感，都说明了这一点。而人与自然的矛盾，用人民内部矛盾来解释也相当困难。
其次，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及其方法论功能，对于今天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仍能继续发挥作用。比如经济工作方面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科学文化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统一战线方面的“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等。
再次，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某些思想和方法今天仍能继续发挥作用，但是它需要面对新的形势，有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新的表述，新的发展，新的境界。比如科学发展问题，社会和谐问题，比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问题，更加强调共同富裕问题，更加关注弱势群体问题，更加重视利益协调问题。这些内容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中，有些是没有提及的，有些是不够重视的。尤其是民主法治问题，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在两类矛盾之外，常有“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和“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之说，到底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其界限十分模糊，确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随意性很大，往往以领导人的判断、兴趣和注意力的转移为转移。实际上，离开了民主法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启迪。
最后，在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还会常常使用，但从长远和趋势来看，“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将逐步减少甚至渐渐淡出，而“社会矛盾”的表述将不断增多并成为常用语。这是因为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着眼点是阶级划分和阶级视角，即从阶级分析出发区分“人民”和“敌人”，从阶级视角出发把握“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在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社会结构多样化，分配方式多样化，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情况下，矛盾主体的阶级属性大大淡化，社会属性大大增强，已很难简单地用“敌我”和“内部”来划分。虽然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某些论述今天仍然有方法论的意义，但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视角已经发生了转换，即从阶级性转向社会性，从两类矛盾转向社会矛盾。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从社会建设的角度着眼的。这是面对新世纪新挑战，解决当代中国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的新思考、新视角、新理念、新目标。维护社会公平，激发社会活力，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和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工作和紧迫课题。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新主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正处》思想路径的重新梳理及其启示
魏胤亭
《正处》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其中蕴涵的许多原创性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如何从方法论的层面，同时又紧密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深入学习、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在《正处》中阐述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是当前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此，需要重新梳理一下毛泽东当年撰写、发表《正处》前后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类矛盾学说、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思想路径。毛泽东撰写、发表《正处》有两个大背景。一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几千年剥削制度的历史在中国宣告基本结束。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1957年3月，毛泽东在《正处》发表不久的山东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代。毛泽东认为，所谓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正是赖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巩固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建成，毛泽东合乎逻辑地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毛泽东认为，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一般说来，它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如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毛泽东认为，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在宪法范围以内产生的各种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这一类的矛盾，归根到底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在他看来，人民内部矛盾，不论有何种具体表现形态，都反映着人们精神世界的差异；不论采取何种具体方式解决，最终都要促成人的世界观的转变。《正处》的中心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它专辟一节详细阐述“双百”方针，集中反映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路径。他认为，从狭义看，“双百”方针主要用以解决科学文化工作中的各种矛盾；从广义看，它又适用于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因此，“双百”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他不止一次地指出，这个好方法是一个领导我们国家解决各种矛盾的长期的指导方针。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我们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这就是“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希望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希望通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最终实现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应当说，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路径是清晰的、合乎逻辑的；同时又是过于理想化的，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和完善。不失时机地敏锐地抓住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大前提，循着由经济、政治再到思想的思路，率领全党确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新的政治生活主题，充分展示了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历史洞察力，其中蕴涵的思想路径至今仍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问题在于，实践的进程远比理论的逻辑推导更加丰富和复杂。社会是个由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生活组成的大系统，三大生活领域既有某种从属关系，又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离开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重在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一国家政治社会的主题就无从谈起，前者是后者的客观物质基础。但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的建立(即使不考虑其中过急过快过于整齐划一的因素)，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矛盾、利益矛盾全部可以自动得到解决。随着实践的深化和人们相互间经济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动，不仅原来掩盖的一些经济矛盾会显现出来，还会出现许多新的利益上的冲突和矛盾。应该说，上述问题毛泽东是有所预见的，为此，在《正处》中他专门讲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问题。但其思想主旨始终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兴奋点始终在“文化革命”的路径上。就像社会是个复杂的大系统一样，现实中的人也会有多方面的需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不仅要求政治上当家作主、有实实在在的主人翁感；要求经济上不断得到实惠、物质生活日益得到改善；还要求思想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愉悦，享有自由全面发展的广阔空间。尽管现实生活中我们难以同步推进和实现这三大目标，但努力创造条件使三者相互协调、均衡发展，始终保持一种良性互动的弹性空间，则是新时期正确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正处》发表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我们面临的是又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全党全国人民空前团结、同心同德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健全、完善，致力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这是一个远不同于毛泽东当年发表《正处》时所面临的时代，又是毛泽东当年所憧憬和向往的时代。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和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同时又充满生机的新社会，是当代共产党人和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作者为天津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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