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与企业债务危机与通货膨胀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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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结构和流向入手,深刻揭示银企债务危机中的风险转嫁行为与货币供给的超量增长、通货膨胀的一般联系及其隐含的深层问题,是本文探索的主题。据此,本文从惭近式改革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化解债务危机的基本思路。

一、银企债务危机与货币供给的超量增长

以国有企业的高额负债和银行贷款中的巨额呆账为集中表现的银企债务危机,已经把银行与企业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我国企业层的资产负债率有多高,尚无权威性统计,一般认为高达70%左右。据国家经贸委于1994年在“18城市资本结构优化”的调查发现,其中16个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70.2%,这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更为严重的是,在企业的高额负债中,1993年银行贷款的呆帐、死帐已达4~5千亿元,占该年企业贷款的30%左右。企业的高额负债实际上就是银行的巨额债权。如果说在改革前的传统经济体制时期,银企之间的债务关系,被资金的行政调拨掩盖下来,那么始于80年代的经济改革,随着行为主体利益的强化和企业、银行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银企之间的债务危机对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的深远影响,日益浮到社会的表层上来。

那么,银行企业之间的债务危机,是否一定成为通货膨胀的催化剂呢?严格来说,在发达的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中,商业信用危机、银行信用危机、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的信用危机,即可能以企业和银行的大规模破产、大面积失业和经济上严重衰退而告终。从这个意义上说,银企之间的债务危机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换个角度说,银企之间的债务危机要引发通货膨胀,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可归结为两点:其一、在货币供给超量增长因素中,企业的高额负债、专业银行大量贷款占据主导地位。第二、银企债务危机带来的风险,存在一个有序化的转嫁机制,迫使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风险最终由居民承担。

为清楚了解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企业高额负债、银企债务危机与货币供给、通货膨胀的一般联系,有必要对货币供给增长因素作个基本分析。货币供给量一般指货币存量,主要由通货和存款货币构成。最广义的货币供给量可以看作是中央银行负债的总和,但在现实生活中,广泛使用的货币定义主要是M[,1](现金+活期存款)和M[,2](M[,1]+定期存款)。适应不同的需要,通常把负债分为两种:货币性负债与非货币性负债。货币性负债是指流通中的纸币、硬币与活期存款货币以及能随时兑现的定期存款等;非货币性负债指不能随时充当货币使用的各类负债。前者称为货币,后者称之为准货币。据此,银行的资产负债关系,就可以分为四大项:资产、货币性负债、非货币性负债和资本帐户。这四项的关系是:货币性负债+非货币性负债=资产-资本帐户。这就是说,货币性负债等于资产项目减去非货币性负债与资本帐户之和。如果把货币供给量定义为M[,2],则:货币供给=货币性负债。依据前面的关系式进一步推论,则货币供给=资产-(资本帐户+非货币性负债)。由此看来,广义的货币供给量等于银行的资产减去银行的非货币性负债与资本帐户项目之和。以下依据我国国家银行资产负债表提供的基本数据,对我国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因素与企业高额负债、银企债务危机的关系作个简要分析。

国家银行资产负债表

表1 (年末余额)单位:亿元

资产 金额 负债

金额

1985年 1993年1985年 1993年

各项贷款

5905.51

26461.14各项存款 4273.03

23230.33

黄金占款 12.04 12.04

流通中现金 987.835864.70

外汇占款 93.10875.54 债券 98.63

在国际金融 对国际金融

机构资产 88.69 336.81机构负债

78.18 217.26

财政借款275.05 1582.07 银行自有资金

777.822207.30

购买债券604.13当年结余 70.30

其它支出56.08

4322.89

其它 243.712576.40

合计

6430.87 34194.62

合计6430.87

34194.62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第544页资料整理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85年到1993年底,广义的货币供给量(M[,2])从5260.86亿元增加到29095.03亿元,增加23834.17亿元,8年间增加了4.5倍,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的增长速度。这些新增的货币来源于哪些部分?企业的超额借贷及由此而引发的银企债务危机在推动货币供应的迅速增长中起着什么作用?

我们先看银行资产规模、构成的变化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在上述期间,银行资产规模增加27763.75亿元,占新增货币供应量的116.5%。如果在负债项目中非货币性负债和资本帐户不变,这一时期货币供应量应增加同等金额。从资产项目的构成来看,各类贷款增加20555.6亿,占同期新增货币供给量的86.2%。进一步分析,若在各类贷款总额中扣除城镇集体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贷款、农业贷款和其它贷款,那么国有企业贷款大约增加17113.4亿元,占同期新增货币供给量的71.8%。从企业债台高筑、银企债务危机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上看,这个数字实际上含有极其深刻的经济背景。财政借支透支增加1307.02亿元,占同期新增货币供给量的5.5%;外汇占款增加782.4亿,占同期新增货币供给量的3.3%;其次是购买债券,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资产和黄金占款等资产,由于增长的数额较少,因而对新增货币供给的影响不大。值得关注的是,在资产项目中其它支出由1985年的56亿增加到1993年的4322亿,增加4266亿,占上述时期新增货币供给量的17.9%,除信贷投放外,成为影响货币供给增加的第二大因素。事实果真如此吗?国家银行资产负债表历年的数据表明,1985-1990年“其它支出”项为55亿左右,1991-1992年为零支出,而1993年猛增到4322亿元。初步判断,这主要是由于1993年的集资热、银行资金大量违章外流、从事房地产投机所至,到1993年下半年,这种现象已基本扭转。可以想象,随着金融秩序混乱状态逐步扭转,“其它支出”项会恢复到正常水平,不会成为影响货币供给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负债项目看,各类存款货币增加18957.3亿元,占同期新增货币供给量的79.5%。从存款货币构成上看,城乡居民储蓄占了大头。从1985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1993年的12940亿元,增加11433亿元,占同期存款货币增量的60.3%。城乡居民储蓄是人民多年来节省下来的财富积累,这笔巨额资金在成为国家银行货币性负债主体的情况下,意味着如果银企债务危机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最大的受损者是城乡居民。在非货币性负债项目中,该时期总计增加1667.2亿元,其中银行自有资金增加1229.5亿元,对国际金融机构负债增加139亿,债券增加98.6亿。“在当前结余和其它的”资本帐户中,银行负债增加2262.33亿。二者合计(非货币性负债与资本帐户及其它)增加3929.5亿元,相当于吸收银行新增资产的14.2%。银行新增资产中的85.8%变成了货币供给,仅有14.2%以非货币性负债存在。

如果把以上分析进一步与当前存在的银企债务危机、通货膨胀联系起来观察,那么我们初步可以得出以下认识:我国企业层的高额负债、国家银行巨额贷款是引发货币供给超量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引起我国货币量变化的第二个因素是财政借支,其次是外汇占款。

二、银企债务危机的风险转嫁与通货膨胀

现实情况表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债务危机要引发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胀中,企业、银行继续得以生存,就必须存在一个债务风险的转嫁机制,倒逼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量,从而使通胀的势头不可逆转。反之,若债务风险在居民、企业、银行和国家之间分担,那么通胀的势头就会受到强力抑制。现实生活表明,当前我国严重的二位数通货膨胀,其成因无论是需求拉动、成本推进,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从货币的需求与供给、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债务关系方面看,归根结底都以企业的高额负债及其风险的转嫁行为表现出来。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是,目前银企债务危机的风险是如何转嫁的?在转嫁的背后隐含着什么深层问题?企业、专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结构和流向等有关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启示。

我们知道,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资金不足部门(政府、企业、个人、金融等)和资金剩余部门是普遍存在的,调节二者余缺、顺利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主要渠道就是金融市场。由此看来,就某个部门、某个企业、乃至整个企业层来看,其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是:投资=储蓄,而是投资+金融资产=储蓄+金融负债,或是投资-储蓄=金融负债-金融资产=净负债。若投资<储蓄,即金融负债<金融资产,表示资金有余;若投资>储蓄,即金融负债>金融资产,表示资金不足。当前我国企业层的高额借贷就属于后种情况。

企业金融资产负债表(1991年)

表2

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

项目 金额(亿元) 比重(%)

项目金额(亿元) 比重(%)

企业存款 505886.3

银行贷款 1146996.1

企业库存现金 508 8.7企业债务 386 3.3

国债 294 5.0股票 75

0.6

合计 5860100 合计 11930

100

备注企业净负债=企业投资-企业储蓄=金融负债-金融资产=11930-5860=6070

从表2看出,当前我国企业层的债务危机是相当严重的,突出表现在:(1)由于企业的金融负债与金融资产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即负债远远大于资产,因而不仅造成了企业层的高负债率,而且,在这种高负债率的背后,大量的借贷资金又转化为企业之间的拖欠(三角债),这就进一步恶化了企业的债务状况。表2的资料表明,1991年我国企业层的金融资产净负债率103.5%。若以(银行贷款-企业存款)/企业存款的公式近似表示企业的净负债率,那么,1993年我国企业的金融资产净负债率达126%。如果再考虑到企业之间数千亿元的“三角债”,足可以表明银企债务危机的严重性。(2)在企业的负债总额中,无担保的银行贷款占96%。那么,企业负债结构的这种单一性意味着什么呢?从根本上说,在银企债务关系约束力不强的条件下,表明企业已把负债的全部风险转嫁到银行身上。这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一个严重隐患。

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是,如果说在当前的银企债务危机中,专业银行承担了企业负债的全部风险,那么,专业银行何以能承受如此巨大的风险呢?它有没有直接的或隐避的转嫁行为呢?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对我国专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作个基本了解。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负债表(1993年)

表3

资产 金额(亿元) 比重(%)

各项贷款11128.23 56.8

其中:流动资金贷款 9393.81

47.9

固定资产贷款

1734.42

8.9

外汇业务

819.04

信托投资业务

816.0411.9

代理业务

698.23

现金

174.090.9

在人民银行存款 598.923.1

缴存准备金1181.726.0

存放同业 283.85 1.4

购买债券 235.74 1.2

固定资产(净)175.18 0.9

其他资产 3479.5417.8

资产总额 19590.58

100

负债 金额(亿元) 比重(%)

各项存款 8844.4445.1

其中:企业存款3628.81

18.5

储蓄存款 5215.63

26.6

外汇业务 713.73

信托投资业务 711.0010.9

代理业务 713.44

向人民银行借款3514.12

17.9

同业存款 603.093.1

发行债券 72.20 0.4

其他负债 3538.85 18.1

负债合计 18710.87 95.5

信贷基金 184.49

1.0

自有资金 613.04

3.1

收益 82.180.4

负债与资本总额

19593.58 100

资料来源:《1993年中国金融年鉴》第509页。

目前五大商业性专业银行在全国的金融业和信贷领域居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其金融资产占全国金融资产总量的80%左右,其中中国工商银行的金融资产又居首位。资料表明,1993年工商银行的贷款总额为11128亿元,存款为8844亿元,分别占五大专业银行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的38%和33.4%,次之为农行、中银。因此,对中国工商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结构和流向作个简要分析,不仅可以说明企业债台高筑和专业银行超额借贷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可以反映出二者债务危机所潜伏的深层问题。

仔细推敲一下表3,可以明显看出我国专业性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运作的严重缺陷:与企业的金融资产负债结构雷同,专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不对称性(从结构上看,总量永远是平衡的)及其单一性特征,明显加大了自身运营的风险。从资产项目来看,1993年各项贷款总额达11128亿元,比该年各项存款高出2283亿元。以下分析会看到,在其它项目不发生明显变动的情况下,专业银行别无选择,只能向中央银行求救,处于超额借贷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资产项目构成中,各项贷款总额占总资产的56.8%,而同业存放、购买国债合计仅占2.6%,消费信贷、不动产抵押贷款还是空白。相比之下,8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全部商业银行总合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的27%为证券投资,30.7%为不动产抵押贷款和有担保的个人贷款。我国商业银行以无担保贷款为主体的资产结构,无疑加大了自身的风险。有风险要么承担,要么转嫁。那么,在风险面前,商业银行又如何操作的呢?

从负债方可以清楚看到,各项存款和向中央银行借款,分别达到8844亿元和3514亿元,二者合计占负债总额的63%。应该指出的是,在各项存款总额中,从表1(1993年国家银行信贷资金平衡表)可知,全国城乡个人储蓄已占负债总额的36%。以上二项负债,其含义是深刻的,其后果是明显的,在当前的银行债务危机中,专业银行又把高额信贷风险主要转嫁给中央银行和城乡居民,而中央银行又通过扩大货币的供给和储蓄存款迅速贬值的途径,在持续性的通货膨胀过程中,最终把风险转嫁给城乡居民。由此看来,由银企债务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最终受损者是城乡居民。

把以上企业、专业银行资产负债的规模,结构和流向的有关分析进一步归纳,足可以表明:

第一、在当前我国的经济生活中,由银企债务危机带来的风险是通过一个有序的链条转嫁给城乡居民的,其基本脉络是:

第二、上述风险转移之所以形成一个有序流动且不可逆转的过程,从货币的供需关系上看,主要是因为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货币供给从属和不独立于货币需求。这种从属和不独立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突出表现是商业银行,特别是五大商业银行不独立于政府,不独立于各经济实体。说到底,不独立于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这一深层的体制背景,从根本上决定了货币供给只能跟着货币需求走,银行只能跟着企业转,使银企债务危机的全部风险,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呈现有序化的转嫁特征。

第三、在银行、货币供给部门从属和不独立于企业资金需求、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债务关系约束力不强的经济环境中,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居民资产结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居民金融资产负债结构的单一性和不对称性,也为这一有序化的风险转嫁行为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可以想象,在商业银行的资产项目中,如果不动产抵押贷款占有较高的份额,即使发生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也会显著降低自身的风险度,从而减弱转嫁风险的动力;同样,在居民的资产构成中,若实物资产占有较大比重,则可以大大抵消手持现金和储蓄存款因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还可以想象,当居民的金融资产负债结构严重不对称时,特别是在金融资产明显大于金融负债、且金额资产(债权)又以手持现金和储蓄存款为主的情况下,由银企债务危机引发通货膨胀的风险,最终只能由居民承担。现实经济生活表明,目前在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负债表中,由于居民的不动产抵押贷款、消费信贷几乎为零(个人、家庭之间除外),因而居民的金融负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在资产(债权)项目中,手持现金和储蓄存款所占比例高达90%左右,股票、债券和保险仅占10%。这种不对称性和结构上单一性的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上述有序化的风险转嫁过程中只能以居民承担而告终。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银企债务危机与通货膨胀的链条中,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居民是最终受损者,在这一利益格局的运行中,在某种程度上银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个值得商榷的观点是,不少同志把我国银行、个人金融资产负债结构的单一性和不对称性的特征归结为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工具创新不足。不可否认,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没有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各种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绝不会在银行、个人的金融资产负债中占有较大份额。然而,只要我们深入思考,就不难看出,如果在整个社会财产的分布中,居民个人仅占有较少的份额,并且主要以手持现金和储蓄存款的形式占有时,那么金融市场的发育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就会受到严重阻碍。不言而喻,企业、银行和居民金融资产负债结构的多样性、对称性分布等也就失去了根本依托。显然,我国银行、居民金融资产负债结构存在的严重缺陷及由此而引发的风险有序化转嫁过程,固然与金融市场不发达有关,而在不发达的背后,又涉及到整个社会财产如何在国家、银行、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布问题。

把以上全部分析归纳起来,可以得出一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启示:当前我国银企债务危机中的巨大风险,实质上是靠居民缴纳通货膨胀税承担的,而银行居民金融资产负债结构的单一性和不对称性等体制性特征,为银企债务风险的有序化转嫁行为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化解银企债务危机的两难选择与渐近式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银企债务危机及其风险的有序化转嫁行为,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是相当严重的。从深化改革的层面看,它明显拖了企业制度改革、专业银行商业化的步伐。改革的步伐迈得越快,银企之间的债务约束力越强化,由银企债务危机引发的矛盾越突出。应该强调的是从债务危机的风险转嫁与通货膨胀的相互联系上看,中国通货膨胀负面影响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其说是即期,不如说是未来。鉴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有必要略加涉及。在通货膨胀已经发生的前提下,若负面影响主要是即期,那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居民的实物资产在整个社会实物资产中须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与此相适应,银行、居民的金融资产负债结构具有对称性、多样化的特征,以抵消金融资产、特别是居民储蓄存款迅速贬值带来的损失。反之,其负面影响主要是未来。我国面临的现实是在企业、银行、居民的金融资产负债结构明显不对称和单一性的体制背景下,我国居民不仅是银企债务危机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而且也是通货膨胀的最大受损者。由于我国居民巨额储蓄(构成居民金融资产的主体,成为银行负债的主要来源)的相当部分是推迟的未来消费,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通货膨胀深远的不良影响主要是未来。更为具体的说,将会大大推迟居民消费档次的升级,甚至出现未来消费结构的断层,从而进一步阻碍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多方面的信息表明,这种影响已开始有所暴露。这样看来,我国的企业层和专业银行之所以能在银企债务危机和严重通货膨胀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和运转,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在这种险恶的经济环境中以较高速度推进,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靠预支未来收益,靠寅吃卯粮得以维持的。

由此看来,当前我国银企债务危机及其对通货膨胀的催化作用,从深化改革的紧迫性和保持未来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角度看,已成为改革与发展进程上的重大障碍。

改革的实践表明,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银企债务危机及其对通胀的催化作用,使我国的改革与发展面临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要从根本上化解银企债务危机,从而有力抑制通胀的继续发作,就必须置社会动荡而不顾,以大面积企业层和专业银行的破产为代价;要避免失业、破产引发的强烈振荡,就必须在保持经济发展高速度的条件下,使业已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继续蔓延。显然,这两种结局都不是我们可取的选择。

如何化解银企债务危机及其对通胀的不良影响,理论界和实际部门提出了种种设想乃至一揽子解决方案。其中颇为惹人注目的是债务重组案,即把企业多年的负债依据不同的形成原因划分相应的类别,分别由财政、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企业四者之间分担。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在国有企业体制、商业银行企业化的改革尚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试图在国有体制的框架内化解银企债务危机,其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很值得怀疑。进一步说,即使实现了债务重组,它丝毫没有触及银企之间债务约束转化及由此而引发的风险转嫁这个实质性问题。

那么,在化解目前银企债务危机及其对通胀催化作用这个重大问题上,在实践上究竟应拿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呢?需要作些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呢?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国的渐近式改革是成功的。中国的渐近式改革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之所以在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其中的一个重要宝贵经验,就是从传统的国有制体制外滋生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非国有经济实体。遵循这一基本思路,在逐步化解银企债务危机这个重大问题上,时下我们还有多着活棋可走:在深化改革国有企业制度和银行体制的同时,承认、扶植非国有民营经济和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在积极、稳妥的推行住宅商品化的同时,金融部门要大力开展居民不动产抵押贷款、财产保险和消费信贷业务;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育和完善,要进一步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以上一系列举措,从实质上看可归结为一点:分流居民的巨额储蓄,以逐步消除居民、银行金融资产负债结构的严重隐患,强力抑制银企债务危机中的风险转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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