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美学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文论文,美学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杂文是批判的艺术，思辩的艺术；同时又必须同任何美文学的文体一样，以与内容相和谐的表现手段刺激读者，使之获得满足感，获得艺术欣赏应有的美感体验，这种美感又不仅是愉悦人的闲适趣味。
一切文学的目的都在于解悟人生，开掘人生，诱导人思索人生。就这一目的说，杂文是最直捷、最针对人生问题、最具震慑性的文体。关于杂文的战斗性能，鲁迅作过十分精辟的界说：“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并且将杂文拟之为武器中的匕首和投枪。这些都是就“文学是战斗的”（《叶紫作〈丰收〉序》）这一意义上的直捷性和针对性而言的。由于现代中国杂文艺术的大师和奠基人的这些经过历史验证而不谬的精确论断，人们对杂文干预人生的功能是有共识的；但对于保证这种功能的美学机制，虽也有不少论述，迄今似乎还没有像小说、诗歌、戏剧等姐妹文体那样的系统的规律性的又且能孚众望的理论建树。因而，从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美学的和历史的统一”的评价标准来说，杂文的艺术方法一面的阐释尚是一个薄弱环节。倘若不安于凡文体中无类可归的文字一律称之为“杂文”的笼而统之的概念，则杂文的艺术特性之界定，是值得文论家为之努力的。
杂文作为一种美文文体，是本世纪新文学兴起后的新创，首先是其奠基人杂文大师鲁迅的业绩。当然，任何新创的文体都有其传统的渊源，人类文化上的创造，赤手空拳凭空建立的事情是没有的。人们可以认为，唐宋人的某些散文如韩柳的《杂说》、《三戒》，皮陆的某些讽世短文，欧苏的某些史评和时评，明人小品中讥刺世情的小品，都是现代杂文的先河；甚至远溯到战国策士喻时政的短策和诸子中设事喻理的某些片段，都可视为杂文的滥觞。但无论怎么说，历史上的这些近乎“杂文”的篇什，都是偶尔无意为之，或寄附于其他文体，未曾从一般的抒情、叙事或议论性的散文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公认的、自具格局的固定的文体，即作者是有意地为写“杂文”而写杂文的。这后一点很重要。鲁迅在论中国小说文体时曾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话的意思是，唐代以前已有大量的故事谈片，但都依附野史、杂说等文体，作者未曾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小说，都只能算是小说艺术的雏型。唐人传奇出，才开创了合于现代小说概念的小说文体。其关键就在唐人的艺术觉醒，当作一种独特的文体“有意为小说”，而使小说从野史稗官和平常纪事文体中独立出来，开创了小说艺术的新纪元。此理和现代作家的“有意为杂文”而使杂文艺术从抒情叙事说理的散文文体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特殊品味的文体相同。也正如带有文学性的新闻纪事如通讯、特写之类久已有之，直到本世纪以捷克德语作家基希（1885—1948）为代表所创造的有意为之的报告文学出现，文学领域中才有这一新兴的文体一样。
撇开了杂文创作主体各自的个性风格，杂文在其实践史中体现了共通的美学机制，综览鲁迅以来的杂文现象，大致可总结出如下各条：
第一，杂文艺术之所以为广大读者所欢迎，所共鸣，首先因为它出生的条件，它是与中国人民的地位、处境和命运一致的“奴隶的语言”，即“敢怒而不敢言”之言。这既是杂文的战斗内容的本质，也是杂文美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美学的和历史的统一”这一基本艺术规律在杂文这一文体中的体现。杂文艺术滋生于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权封杀一切人民心声的时代环境中，人民曲折地求生，杂文也曲折地求生。代表人民意旨并承担启蒙责任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不得不冲破重重禁锢和干扰，在魔掌的指缝中宣泄。通常要以曲笔、反讽、声东击西、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打擦边球、打叭儿以斥主事、击要害时顺手牵出同类的丑行等多种表现方法，开拓其意蕴的多面性和批判的深刻性，使权力者及其臣仆防不胜防，并在实践中发展了有效的技法和手段遂行其战斗任务。诚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绝不落入客观主义的冷嘲，更和涎皮笑脸的逗趣打诨和卖弄才情的廉价情调无缘。即使是冷静的辨析和貌似悠闲的放谈中，也包藏着分明的是非和强烈的爱憎，怀着庄严的人生使命感。如果说，悲剧的功用是使悲痛和恐惧得到净化，从而获得苦痛情绪的化解；那么，杂文的功用就是使愤怒和敌忾情绪净化而达到舒解愤懑的心理平衡。这应该是杂文艺术最根本的美学机制。
任何文体一旦建立，其形式逐渐固定，便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形成某种类似模式的或曰规范化的表现特征。否则，这种文体就不能显示其独特性，甚至失去其存在根据。杂文亦复如此，由鲁迅所创导的这一文体诸要素由后人承袭了，无论创作者的主体风格如何风姿各异但众所公认的（鲁迅风）杂文文体的体性不变。于是，机械论者便提出了诘难：既然鲁迅的杂文是对敌斗争的文体，那么时过境迁，杂文岂不是已完成了使命而应该消歇了么？或即使存在也必须改弦易辙了么？
机械论之所以为机械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不是永远运动着的过程，或到某个历史阶段就可以停滞不前。杂文诚然是批判的艺术，对现状不满乃至带有叛逆性的艺术。社会的有形构成和文化、文明是无止境的，先进和落后、新生和腐朽的对立冲突也是永恒的，否则，社会就凝固了，这是常识以下的道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不要说新的负值势力会不断出现，而且个体和群体都不能脱离传统而生活，而参加社会运作；传统的积弊是顽固的，它们附着于人们而又常以新的面貌纠缠着人们。比如鲁迅所指陈的“国民性”，至今还以本生的和派生的，原生态的和更新的诸种色相困扰着社会。因此，批判的艺术是永生的，杂文不能或缺，除非世界真的毁灭了。当然，外部力量会使杂文的命运有起落，但纵使万马齐喑，杂文的火种仍在人们的心头不灭。
第二，杂文是论辩的艺术，论辩的力度产生于立论的正确性和逻辑的扣杀力。马克思说：“理论应该是克服的理论，不应是被克服的理论。”杂文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只有合于正义才是无敌的。能克敌制胜的杂文家一定比对手站得更高，审省事理精到周详，对问题胸有成竹，才能应付裕如，游刃有余，在论辩中焕发着机智和动人的感染力。只要看鲁迅一生的杂文，无不是在对有形的、针对某一对象（指名道姓，对象又是某种势力的代表而不是私人攻讦）和无形的、泛义的（对某一时弊，或某种腐朽的有害势力所维护的行为、风习和观念）论敌的抗辩中克敌制胜的业绩。他的无坚不摧的批判力量，即他杂文的雄辩性，是由本质和运作两个方面来保证的。本质是指鲁迅的秉持公心，作为正义的护卫者的立场和他的卓见。——在这个意义上，杂文是人格的艺术，杂文的文格最透露人格。从终极的意义说，人格是无法作伪的。巧言令色，只能一时得逞，最终必将败露。倘贪官高唱廉洁，娼妓大劝贞洁，言词未必不动听，却徒成讽刺，本人倒是杂文的材料。鲁迅正是以人格的力量保证杂文力量的榜样。所谓运作，是指论辩中的逻辑扣杀力。论辩之道多方，对象和问题的性质不同，无法执一而论；但从鲁迅的范例，至少有两点可视为发挥杂文的逻辑扣杀力的关键：其一是撇开对手的枝节，抓住要害，一击致其死命；决不让对方牵着鼻子走，作无谓的消耗性的纠缠。鲁迅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指出，无力的辩论的特点是，“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以致命的重伤者。”（《两地书·一○》）这种集中火力攻击要害的战法能使逻辑扣杀的命中率高，有“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之妙，应是杂文艺术的制胜原则。其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法，将对手自以为是的“精彩”论点变成对手“窝里斗”的武器，化对手的杀伤力为其自我残戕的力量。鲁迅的不少杂文都善于用这种让对手的手自打其脸的战法，窃以为运用得最令人赞叹的是《题未定草·二、三》两节用林语堂《今文八弊》一文中的两段，使之自我互殴，自出洋相，当对手的扣杀力为我所用时，则对方的扣杀力愈强，其自毙也愈甚；同时又能操持论辩的主动和雄肆的气势，造成逻辑结构的壮美。
逻辑扣杀力和杂文的谋篇布局相表里，正说反说，顺说逆说，或层层逼进，或抽丝剥茧，逻辑的演进必须与文势的“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苏轼《文说》）的自然运行相辅成，才能达到如苏轼论吴道子绘画所说的境界：“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书吴道子画后》）。在这里，逻辑扣杀力是杂文美的骨骼。
第三，杂文所致力的是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凡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又必然同时是历史批判。时弊常是某种历史积弊的重复或变相体现，为了深入揭示病源，必须找出历史因由，剖析新溃疡之下的老病灶，用鲁迅的话是“刨祖坟”。因此，杂文作为批判的艺术，经常要因时弊而观照史弊。有时是探源，有时是用作比照，骋驰古今中外，以增加论辩的力度，也增加了杂文的文化内容的丰富性。不熟悉历史，深察传统文化的利弊乃至域外的史实和动向，即使辨别时弊，也很难洞察真伪，达到批判的深刻性和对人生的辐射力，艺术表现上也不免枯窘。鲁迅杂文之所以能烛照人生，餍服人心，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无可比拟的对历史的娴熟和卓识，揭时弊而兼举史弊，宏观背景中剖析微观现象，贯穿今古而具有强大的穿透力。
但文化批判中现实和历史的观照，中外事例的映衬，必须创作主体对所援用的知识烂熟于心，厚积薄发，才能水乳交融，自然风发；并非任意搜罗一点材料，摭拾一二掌故，作为谈趣，生硬塑捏便能奏效的。人们常指摘某些杂文“借古讽今”，某些时段还作为居心不轨的罪状，原因之一恐怕也由于引古事者运古运得生硬牵强，未能从文化批判的高度融合古今之故。倘能运古如新，唤起读者以历史的记忆印证现实人生，自然能增添杂文的含蕴和风采，中国文学之盛行运用典故，常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表现力，就是能诱发人从历史记忆中唤起某种相应的美感体验这一美学机制的效应。驱使历史和现实沟通，也正是杂文创作经验中的一项重要财富。
第四，和诗歌相似，杂文是不依赖情节等媒介而是将意象径直诉之于语言的文体，是纯粹意义上的语言艺术。它的形象性大抵附着于对象的具体勾勒，即表现于语言结构本身。平常的论辩文字只要求表述精确，杂文语言则还必须生动、机趣、有感染力和暗示性。当然，不属于美文学范畴的论辩文也要求语言机智，富有暗示性，某些机智警策的段落常是最能打动读者的“华彩乐段”，但一般论辩文的主要目的只是传达论旨及其判断内容。杂文作为美文，选择的语言必须触动读者的美感感应，将其逻辑扣杀通过诗的语言美呈送给读者，一种灼热的辛辣的诗意使人辨别出与别种文体不同的“杂文语言”、“杂文笔法”和“杂文风格”。
杂文也和诗歌一样，很难移译成别种民族语言（有人甚至说诗是不能翻译的），小说戏剧等还有故事情节等吸引人的形象因素给读者以审美满足，而杂文和诗所依仗的主要是语言美的本身。可以认为，鲁迅之所以在世界文学领域远远没有达到他本应享有的崇高和广泛的威望，杂文的不易通过翻译显示其美感魅力当是很重要的原因。即使是中国读者，也不易从鲁迅杂文获得美学上深层意义的感悟；也因此，鲁迅的杂文经得起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一遍又一遍地赏领到新的美学意蕴。
某种意义上说，杂文的文体特征是由有特征性的语言来保证的。杂文在进行批判任务时因外部条件的原因而采用迂回曲折的方法，杂文的逻辑扣杀力，杂文的指今道古的丰富意蕴，都应通过颖特的乃至尖新的语言表述，概念被融化在诗意里，于是才形成了与别的文体不同的其他文体无法替代的范式。
（本文是作者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所选编的《建国五十年文学作品精选》中《杂文卷》的导言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