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1991年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变化的政策性因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政策性论文,个体私营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3）06-0001-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1982—1985年，个体工商业的户数和从业人数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64％和77％；1986—1988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9.5％和11.7％，个体工商业的发展趋于稳定。但是，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剧变，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滑坡，其涉及地区之多、范围之广都是罕见的。对于个体私营经济的这次大幅度滑坡，学术界很少有人论及。本文仅从党和政府政策演变的视角，梳理这一时期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脉络。
一、治理整顿与个体私营经济的滑坡
（一）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工农业生产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然而连年的经济过热，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为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尤其是在1988年上半年，随着物价改革的启动，出现了席卷全国的涨价和抢购风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人民群众的严重不安。为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从1988年秋冬开始，我国政府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对经济领域进行治理整顿。
1988年8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控制货币，稳定金融几项措施报告的通知》明确提出，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物价改革的顺利进行，国家将采取通货紧缩政策，以防止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根据这一精神，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货币、信贷的集中管理，调整信贷结构，开始压缩国家计划外的建设项目，特别是非生产性项目；并明确要求“对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与大企业争原材料的小纱厂、小烟厂、小炼油厂等企业，要坚决停止贷款”[1]；同时，要坚决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和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决定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把1989—1990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在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在经济领域开展大规模的治理整顿。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当时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
从1988年下半年至1989年上半年，党和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为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从治理整顿所要达到的目标来看，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2）遏制通货膨胀，使1989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1990年以后的上涨幅度进一步下降。（3）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它同国力可承担能力相适应；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使它同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4）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5）调整经济结构，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多增加，使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解。（6）建立健全必要的经济法规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设[1]。
总之，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是要从根本上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国家通过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压缩过大的投资规模，并严格控制过高的社会需求，从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由于一系列通货紧缩政策的实施，货币投放量得到了控制，信贷增长率逐月下降，过热的经济开始降温，物价上涨过猛的势头得到遏制，流通领域混乱的状况开始扭转，国家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增强。
（二）治理整顿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影响
1988年下半年开始的治理整顿，前后持续了3年时间。它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过整顿，物价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到1990年，我国的物价上涨幅度已由1988年第4季度的28％跌至3％左右，通货膨胀基本上得到遏制。同时，治理整顿也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了一个协调的经济环境。可以说，没有治理整顿打下的基础，也就没有1992年我国经济的再次快速启动；没有治理整顿所产生的效果，中国经济就有可能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厄运之中。但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能算“稳的功劳”。在治理整顿期间，他就曾反复强调，“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2]。因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2]。
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治理整顿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很快陷入困境之中。
首先，受全国经济形势的影响，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大幅度滑坡。在治理整顿期间，国家的经济政策由宽松变为紧缩，受通货紧缩政策的影响，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在资金和原材料上的优惠政策逐步减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面临资金短缺、原材料价格上涨、货源紧张的困难。在治理整顿中，政府对私营经济的具体政策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并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经营范围予以限制。如当时国家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不能经营41种重要生产资料和36种紧俏耐用消费品。为了稳定物价和规范市场秩序，国家对一些重要产品和紧俏商品加强了管理，专项控制商品由19种扩大到32种。这无疑是缩小了个体私营经济的经营范围。另外，政府还加大了清理整顿公司的力度，截至1989年年初已撤并各类公司17000多家，同时严格公司审批手续，这就加大了个体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市场准入的难度。在治理整顿期间，过大的投资规模被压缩，过高的社会需求被严格控制，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市场疲软现象。这种状况势必影响以一般加工工业为主体的私营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使得那些生产和经营各种生产资料的私营企业不得不停产停业、另谋生路。而市场销售疲软又使企业竞争更加激烈，有些处于过剩产业之中的私营企业，经不起激烈的竞争和冲击而破产或倒闭。
其次，受国家信贷政策影响，私营企业面临资金不足的实际困难。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是靠银行贷款和向个人筹措资金发展起来的，在创建之初就缺乏足够的资金。在治理整顿以前，党和政府大力扶持和保护个体私营经济，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很容易取得银行贷款，且利率较低。然而，随着国家紧缩银根和对私营企业贷款的减少，私营企业发展遇到了资金不足、原材料紧张、“三角债”等一系列问题。与国有集体企业相比，私营企业贷款难度加大，而且贷款利率也明显高于集体企业。1988年集体商业企业三个月以上的贷款利率为7.92％，而私营企业贷款利率为8.7％，同时还必须提供贷款保证。这样就使私营企业的资金周转和正常的生产受到影响。
此外，在治理整顿过程中，党和政府加强了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整顿和管理。由于个体经营者的生产经营不受国家计划约束，而是主观地选择经营项目，这就必然在客观上造成经营方向和经营品种的盲目性和随机性。另外，在私营经济发展的初期，一些地方政府的确存在对私营企业重鼓励、轻引导，重扶持、轻调控，重发展、轻限制的问题。在贷款、资源、税收、场地等方面大开绿灯，私营企业重复建设、盲目上马的现象十分普遍。针对这些情况，党和政府加强了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整顿和规范化管理。这固然有利于其健康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在数量上的萎缩。
总之，由于受治理整顿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逐渐放慢了增长的步伐，加之此后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退。
二、国内政治形势的剧变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冲击
（一）对个体户、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限制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波。由于国内政治气候的剧变和国际形势的剧烈动荡，党内“左”的思想一度有所抬头，非公有制经济生存的政治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受其影响，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开始失衡。从这一时期的舆论导向来看，讲个体私营经济“弊”的多了，讲“利”的少了，在一段时间内造成党的政策似乎要变的紧张空气。
198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即中央9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私营经济中存在剥削，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该文件指出，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是全民党。在党的性质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含糊。“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已经是党员的私营企业主，除应模范地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外，还必须坚持党的理想和宗旨，严格履行党员义务，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在企业的收入分配方面，领取作为经营管理者应得的收入，而把企业税后利润的绝大部分用作生产发展基金，增加社会财富，发展公共事业；要平等对待工人，尊重工人的合法权益。做不到这些的，不能再当党员”[1]。
尽管这一时期党和政府仍然强调，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私营企业主的正当经营和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但是“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和发展领域，要根据我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和客观需要来确定，不能简单地把它所占比重的大小作为衡量改革成绩的标志”[1]。有些人担心，“如果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让他们在党内形成一种政治力量，发展下去，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就势必发生变化”[1]。中央9号文件中明确指出私营经济中存在剥削、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这两大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它无疑加大了对私有企业主这一社会群体的政治压力。前一时期鼓励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被严重弱化，这对本来就步履维艰的私营企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此前后，我国思想理论界还发生了一场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如何认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地位和作用，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有人将个体私营经济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对党和政府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提出质疑，无限上纲上线。这些论点给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本来他们就对党和政府的个体私营政策持有疑虑，此时将其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联系在一起，更使他们切身感受到了政治上的巨大风险。
《中国记者》月刊1990年5月号发表文章说，“近来在报纸和刊物上，有关个体户的报道少了。原因呢？不少编辑部感到有点拿不准。至于社会上，则更有甚者。在有的人眼中，个体经济已成了背时之物，最好是从重从快惩罚打击。有的人误以为中央已经收了，取缔是早晚的事。新闻界在一段时间内的沉默，增加了这种不安情绪。前几个月全国个体户锐减360万人，不能说和这种氛围没有关系”。
（二）经济领域整顿的政治化趋向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国务院及其下属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税务局、劳动部等部门相继发出通知或颁布有关规定，加大了对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规范化管理，尤其是加大了税收征管的力度，并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从这次整顿的效果来看，一方面，它强化了对个体私营经济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促进其守法经营，同时还加强了对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的劳动管理和劳动保护，保障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由于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它过分强调个体私营经济的消极作用以及这次整顿的政治意义，直接造成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严重冲击。尤其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税收大检查中，出现了对一些个体工商业、私营企业惩罚过重的现象，有的地区还错抓了一些人。更有甚者，把私有企业主当做“革命对象”，打入“另册”。群众称之为“上半年戴花，下半年戴枷”。由于当时不少私营企业尚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偷税漏税现象比较普遍，对其加以整治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税收大检查中，对偷漏税收现象所采取的方针是“依法处理，严厉制裁”，再加上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这样就难免会扩大打击面。此外，这次税收大检查和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整顿还在客观上助长了“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直接加重了个体私营工商业者的负担。以个体户为例，当时，个体工商户除按规定缴纳税金外，一般还要缴检疫费、卫生费、治安费、绿化费等数十种管理费，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摊派。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私营企业先后停业或暂时歇业，有的变卖设备、减少雇工、缩小规模；还有一些改变企业性质，成为个体或集体企业；也有的寻找靠山，挂靠在公有制企业名下，名为公有，实为私有。
三、个体私营经济的徘徊与政策的初步调整
（一）个体私营经济的急剧萎缩
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先后出现了大幅度滑坡。1988年，全国城乡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1452.7万户，从业人员2304.9万人，注册资金311.9亿元。但是到了1989年，个体工商户的数量却在持续10年增长之后第一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截至1989年年底，全国城乡个体工商业的户数和从业人数分别比上一年下降了14.15％和15.77％。就全国范围而言，下降幅度较大的是山西、青海、安徽等省，下降幅度均在30％以上。其中山西省个体工商业的户数和从业人数分别比上年下降了35.9％和47.7％。此外，还出现了大批有照个体户歇业的现象。据统计，1989年个体工商户歇业达319.6万户，歇业人员为493万人，分别比上年上升了65.04％和57.81％，这个数字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3]。
私营企业的发展情况，也类似于个体工商业。1989年年底，已经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有9.06万户，从业人员164万人，注册资金84.48亿元。但是到了1990年6月底，私营企业的户数下降到了8.8万户，直到这年年底才回升到9.8万户，投资人数22万多人，注册资金95.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3％、4.6％和12.6％[4]。尽管此后个体私营经济有所恢复，但直到1991年年底，其发展速度还达不到1987年的水平，未能彻底走出低谷。
（二）政策的初步调整
面对这一局面，党和政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调整政策，使这一势头得以遏制。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个体私营经济逐步得以恢复并有了缓慢增长。
首先，采取积极措施，稳定个体私营经济。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建国四十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我们的方针，一是要鼓励它们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发展；二是要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加强管理和引导，做到既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
1991年4月15日，薄一波在全国个体劳动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充分肯定了个体经济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搞活流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他说，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们不是三等公民”，“个体经济不是发展多了，而是还不够”。要鼓励个体和私营经济的适当发展。
总之，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采取了稳定个体私营经济的方针，由于这一正确方针的实施，基本上扭转了个体私营经济急剧滑坡的势头，保证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其次，通过调整政策，促进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1990年上半年，全国工商联针对我国私营企业户数急剧减少的状况，提出了稳定私营企业的几点重要建议。（1）对私营企业在政治上不歧视，不能把它看成异己力量。投资经营私营企业的人，既是部分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又是从事经营管理的劳动者。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他们的诚实劳动应当受到社会尊重，合法收入应该受到法律保护。（2）有必要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制定发展规划，对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手段、数额等提出鼓励或限制的具体界限，使私营企业的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并有发展余地。（3）为利于私营企业健康发展，应把私营企业从其他经济成分中划出来。应运用税收杠杆管理私营企业，在“广税源、轻税率，严管理、重处罚”的税收管理原则下，对私营企业加强税收征管。（4）对生产、养殖、科技开发和外向型的私营企业，特别是其产品能填补空白、满足国家需要、替代进口产品的企业，应在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以扶持其发展。要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行为。
此后，国务院据此提出了调整私营企业的四条措施。其主要内容是：（1）把私营企业从其他经济成分中划出来，改变经济成分混乱状态，使私营企业经济活动得到有效的引导和必要的监督。（2）运用税收杠杆管理私营企业，做到寓征于养。对生产、养殖、科技开发和外向型的私营企业，特别是其产品能填补空白，从而替代进口产品满足国家需求的企业，在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以扶持其发展。（3）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三乱”现象。（4）改变“政出多门”状况。
与此同时，中央也着手纠正某些地区对待私营企业的错误做法。1991年年底，中共中央在中发[1991]第15号文件中指出，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将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和发展，“对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不应和过去的工商者简单地类比和等同，更不是像五十年代那样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党对他们应采取“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严重影响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三乱”现象。在税收方面，国家对私营企业所得税实施了减免等优惠政策。
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有效地推动了私营经济的发展。
四、对个体私营经济曲折发展原因的几点思考
综观这一时期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之所以出现滑坡和徘徊，主要是由于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动和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思想理论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分歧和观念冲撞，也是导致个体私营经济出现曲折与徘徊的深层原因。
首先，治理整顿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经济紧缩政策的实施，是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出现曲折和徘徊的经济原因。为了克服因经济过热而导致的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保持国民经济适当的发展速度和社会的稳定，我国政府开始在经济领域开展大规模的治理整顿。在此期间，改变了以前对个体私营业主支持一边倒的做法。这对尚处于初创阶段的个体私营经济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其次，由于这一时期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剧变以及此后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判，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开始明显受制于介入经济领域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清理整顿带有明显的政治化趋向，直接造成了个体私营经济的急剧萎缩。
再次，思想理论界围绕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也对政策的稳定产生了不良影响。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有些人从“左”的立场出发，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提出种种质疑，甚至提出挖掘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的看法。在这样的社会舆论氛围中，继续实施保护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无疑会阻力重重。
此外，这一时期个体私营经济的滑坡，还有深层次的认识原因。姓“社”姓“资”的争论，说明党内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共识。不少人仍拘泥于传统观念，以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预测和有关论述作为衡量现实政策的惟一依据。理论上的困惑必然导致政策上的摇摆。直到1992年初发表邓小平南方谈话，才最终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伴随着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终于得到人们的认同，随着有关政策的调整，个体私营经济才最终走出低谷，进入高速增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