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研究
美国冷战外交史研究中的“种族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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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冷战外交史研究中的“种族取向”包括以种族为核心的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研究、以种族为纽带的对第三世界的外交和反殖民主义国际斗争研究以及隔离主义者的保守主义外交研究等。这些研究常与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潮流和文化转向紧密相连，反映了美国学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盛。
关键词 冷战外交史 种族 公共外交 反殖民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
二战结束后不久，世界马上陷入冷战的旋涡。美苏两大国不仅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领域展开全面的对抗，也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等“软实力”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尤其是亚非拉非殖民化运动兴起后，双方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更加激烈。宣传战、心理战成为双方重要的斗争方式，冷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人心之争。但此时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日益凸显，并马上成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抨击的靶子，也成为后来第三世界国家批评美国的主要内容，令美国政府十分尴尬。“种族”[注] 这里的种族主要指的是美国黑人。 问题于是成为美国冷战外交的重要考量。近20年来，随着冷战史新研究和美国外交史文化转向的兴起，美国学者(尤其是很多黑人和女性学者)围绕着种族因素与美国冷战外交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种“种族取向”的研究潮流。本文拟对此进行评述。
治疗结果：试验组28例，一次治愈2例，6-12月后二次治愈13例，6-12月后行第三次131-I治疗者13例；第一次治愈（以下均含甲低）2例，第二次治愈13例，第三次治愈（含甲低）13例，1年后甲低11例。对照组29例，一次治愈（含甲低）25例，二次治愈（含甲低）4例，1年后甲低26例。血管杂音：试验组与对照组血管杂音消失治愈后基本相同，甲低发生率对照组高于实验组，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1。
一、以种族为核心的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的种族危机事件接连不断，令世界震惊，让美国蒙羞。杜鲁门政府时期，针对黑人老兵的私刑事件时有发生；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由于“布朗判决”引发的学校种族融合危机，爆发了举世瞩目的小石城事件；肯尼迪政府时期，此类危机更为频繁，自由乘车事件、密西西比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融合事件、伯明翰运动等此起彼伏。更为棘手的危机是对非洲外交官的歧视事件不断发生，激起了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愤怒。各种对美国的批评铺天盖地，充斥于其国内外各大媒体。面对种族危机，美国政府被迫发起了缓和危机的公共外交运动，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具体研究。
关于二战后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私刑危机和政府反应，托马斯·博斯特曼(Thomas Borstelmann)的《吉姆·克劳体制的公开：杜鲁门时期的种族关系和美国外交政策》做了深入考察。博斯特曼认为杜鲁门最初并不希望种族问题上升为国家议程中的首要问题。但二战后因私刑所带来的种族危机不断发生，国际批评迫使杜鲁门不得不关心国内的种族歧视对美国国际声誉的损害，他最初的反应是在1946年年底建立了总统民权委员会以回应批评。委员会1947年的最终报告重点强调了结束种族隔离制的国际原因，它得出结论说“我们国内的民权缺陷是美国领导世界的严重障碍”。[注] Thomas Borstelmann, “Jim Crow’s Coming Out:Race Relation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Truman Year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29, No.3 (Sep., 1999), pp.549-569.海伦·拉维尔(Helen Laville)与斯科特·卢卡斯(Scott Lucas)的文章《美国方式》论述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应对国际批评的一次公关活动。国务院支持美国黑人女律师桑普森开展了全球旅行、开会和演讲活动，她作为反共自由派的代表极力反对苏联和国内黑人左派对美国种族主义的批评，捍卫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注] Helen Laville, Scott Lucas, “The American Way:Edith Sampson, the NAACP, and African American Identity in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 Fall 1996, Vol.20, Issue 4.美国政府一方面扶植自由派黑人四处出国访问公关，另一方面对杜波伊斯、保罗·罗伯逊等激进的左派黑人进行了压制甚至迫害，包括没收护照、判刑入狱等，不允许他们在国际上发声。美国学者具体的研究情况参见拙文《国际视野下的美国民权运动史研究新进展》，《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第129页。
关于民权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布朗判决，玛丽·杜兹科(Mary L. Dudziak)的《作为冷战案例的布朗判决》从冷战的视角进行了新的阐释。它分析了为什么在反共主义喧嚣的麦卡锡主义时期，会有支持黑人民权的布朗判决的出现。作者认为联邦政府之所以支持布朗判决，是因为隔离伤害了美国的外交关系。而布朗判决又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它成为重要的国际故事，被世界媒体广泛报道，赢得好评。美国政府和民权组织借此积极向国外宣传，宣扬美国的种族进步，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声誉，捍卫了美国民主的形象。[注] Mary L. Dudziak, “Brown as a Cold War Cas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Vol.91, No.1 (Jun., 2004), pp.32-42.
关于小石城危机和政府应对，有很多论著。阿兹·莱顿(Azza Salama Layton)的《国际压力与美国政府对小石城危机的反应》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最初不愿意废除隔离，因为他尊重州权，拒绝实施布朗判决。但是对小石城危机的国际批评令艾森豪威尔总统最终很不情愿地命令联邦军队到小石城保护9个在中心高中的黑人学生，他通过强调危机的国际影响来向美国人解释自己的行动。作者最终得出结论：艾森豪威尔干涉小石城危机的决定虽然有点晚，但确实改善了美国的海外形象。然而，联邦行动不能阻止这一事件对美国声誉、国际舆论和美国地缘政治目标的长期消极影响。[注] Azza Salama Layton, “International Pressure and the U.S.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Little Rock,” The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 Vol.66, No.2(Summer, 2007), pp.243-257.卡里·弗雷泽(Cary Fraser)的《穿越小石城种族的界限：艾森豪威尔政府与美国外交政策中种族的困境》也论述了小石城危机的国际影响。例如，作者指出，国务卿杜勒斯担心小石城正在毁坏美国的外交政策，并预言这一事件在亚非的影响比苏联入侵匈牙利更为恶劣。艾森豪威尔十分警惕赫鲁晓夫和纳赛尔对小石城事件的利用。国际上对危机的反应成为政府处理危机考虑的重要因素。总统还利用国际舆论来化解危机，他承认国际反应作用的讲话被翻译成43种语言，通过美国之音向国外广泛广播。他竭力使外国观众放心，他的政府正努力行使联邦政府的权威，包括使用军队来保护美国黑人的权利。[注] Cary Fraser, “Crossing the Color Line in Little Rock: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Dilemma of Race,” Diplomatic History , Spring 2000, Vol.24, Issue 2.迈克尔·克伦(Michael L. Krenn)的《未竟的事业：隔离与1958年世博会上的美国外交》通过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展示黑人的进步和成就，回应外界对美国种族问题尤其是小石城危机的批评。展览不避讳黑人过去的屈辱，强调黑人现在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承认黑人将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乐观地认为民主最终会解决这一问题，强调民主的方法虽然缓慢，但有效。[注] Michael L. Krenn, “‘Unfinished Business’:Segregation and U.S. Diplomacy at the 1958 World’s Fair,” Diplomatic History , Fall 1996, Vol.20, Issue 4.
关于伯明翰事件和向华盛顿进军所产生的危机以及肯尼迪政府的反应，杜兹克研究得最为深入。她的《伯明翰、亚的斯亚贝巴与美国的形象：国际环境对肯尼迪民权政治的影响》论述了在亚的斯亚贝巴开会的非洲领导人对伯明翰运动中美国黑人遭受的种族暴力的严厉谴责，认为这种国际舆论是肯尼迪政府进行民权改革的重要原因。因为肯尼迪总统担心种族歧视对美国与非洲关系产生不良影响，损害其冷战战略，因此才提出了新的民权法案。[注] Mary L. Dudziak, “Birmingham, Addis Ababa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Internatioanal Influence on U.S. Civil Rights Politics in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in Brenda Gayle Plummer, eds., Window on Freedom :Race ,Civil Right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88 ,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p.181-200.她的《1963年国内外的向华盛顿进军运动》论述了1963年美国民权积极分子组织向华盛顿进军的同时，巴黎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也组织起来，通过向本国的美国外交场所进军来支持美国的民权运动。文章考察了这些事件的连锁反应和肯尼迪政府对此的应对，认为美国政府不仅控制运动，也控制对运动的宣传。因为美国政府对进军的描述不是一种对民主制度的批评而是作为民主自身的表达。[注] Mary L. Dudziak, “The 1963 March on Washington:At Home and Abroad,” Revue fran çaise d ’études am éricaines , No.107, (MARS 2006), pp.61-76.
（1）国内可以借用的部分绿色建筑设计软件多是节能设计软件或其扩展软件，许多专业功能计算只能依赖于国外软件，国内还没有建立起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建筑规划设计软件体系。
关于非洲外交官受歧视事件，很多美国学者进行了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美国是非洲外交官的苦地。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成百上千的外交官开始来到华盛顿和纽约，他们面对着与美国黑人同样的种族歧视。种族歧视不仅使非洲外交官难以在两个城市旅行或找到合适的住房，他们还常常感到来自美国政府官员及其配偶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艾森豪威尔政府很少关注这些事件，认为它们被言过其实了。非洲外交官因此汇报说美国国务院对他们的种族歧视事件既不调查，也不做出反应，根本不关心。实际上，肯尼迪决心竭力解决非洲外交官面对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困境。肯尼迪做参议员时就花很多时间来为非洲外交官在首都华盛顿寻找住房。他当上总统后，很快就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他在国务院礼宾司创建了一个新的部门——特殊礼仪服务处，其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非洲外交官的种族歧视事件。肯尼迪的努力取得一定的成效。首都华盛顿通过了一个开放住宅法案，马里兰州通过了一个废除40号公路上的种族隔离的公共设施法案，而40号公路是非洲外交官穿梭于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必经之路。
学者们从不同方面研究了这一问题。加尔文·霍尔德(Calvin B. Holder)的文章考察了这一政策如何导致对非洲外交官的优待，而对美国黑人不公。[注] Calvin B. Holder, “Racism Toward Black African Diplomats During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 Vol.14, No.1 (Sep., 1983), pp.31-48.雷内·罗曼妮(Renee Romano)的论文主要集中于特殊礼仪服务处主任圣·胡安河的个人努力，认为冷战暴露并聚焦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冷战的外交政策目标激发了政府内部关于民权的更大的激进主义，并导致联邦政府主动进行国内种族改革。[注] Renee Romano, “No Diplomatic Immunity:African Diplomats,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Civil Rights, 1961-1964,”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Vol.87, No.2 (Sep., 2000), pp.546-579.迈克尔·克伦的文章强调美国黑人媒体在努力促使肯尼迪政府减少对非洲外交官的种族歧视事件中的作用。[注] Michael L. Krenn, “The Unwelcome Mat:African Diplomats in Washington, D.C.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 in Brenda Gayle Plummer, eds., Window on Freedom :Race ,Civil Right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88 ,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p.163-180.菲利普·米伦贝克(Philip Emil Muehlenbeck)的著作主要关注肯尼迪对非洲外交官受歧视事件的处理如何影响他和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注] Philip Emil Muehlenbeck, Betting on the Africans :John F .Kennedy ’s Courting of African Nationalist Leaders , Oxfor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历史学家对于这些努力背后的动机以及它们是否成功等问题并未达成一致。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肯尼迪努力减少对非洲外交官的种族歧视事件主要是冷战外交政策的考虑。但罗曼妮主张政府利用非洲外交官问题来推动更多重要的民权改革，这表明肯尼迪的主要动机是国内考虑，外交政策只是作为一个理由让南方的议员更易于接受。克伦认为政策大部分是象征性的，基本都失败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非洲外交官和美国黑人的境况都没有多少改善，特殊礼仪服务处的努力也没什么结果。相反，其他三个学者认为肯尼迪政府努力减少对非洲外交官的歧视显著不同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努力，非洲很多国家的政府对此产生了积极的善意，同时美国黑人的民权也得以扩展。[注] Philip Emil Muehlenbeck, “Africa,” in Marc Selverstone Hoboken, A Companion to John F .Kennedy ,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4, p.360.
应对危机的短时外交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美国政府从长远考虑，开展了计划周密、旷日持久的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一些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
外交并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很多民权组织和积极分子也积极开展反殖民主义活动和国际自由斗争。
不过，因为很多医院都在开发自己的就诊卡，患者每到一家医院就诊，就要办一张医院专属就诊卡，不能跨院使用。以杭州为例，市区之内省级医院、市级医院、区县医院、社区医院、企业医院等不同区分，医院之间缺乏协调，区隔太多。这就是信息化领域人人皆知的“孤岛现象”之一。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ull)的《发明真相的人》论述了肯尼迪政府时期，在署长爱德华·R·默罗的领导下，美国新闻署的公共外交活动，重点论述了新闻署应对伯明翰危机和向华盛顿进军运动时的宣传活动。卡尔认为新闻署不过多关注暴力，而是强调联邦政府保护黑人市民民权的行动。新闻署的宣传画面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民权时期的英雄是美国制度和联邦政府，它们对无助的黑人市民提供了最大的帮助。他的《意识形态的主宰者》论述了美国新闻署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制作“小石城九英雄”和“向华盛顿进军”两部纪录片的过程，肯定了它们发行海外所起到的良好宣传作用。[注] Nicholas Cull, “The Man Who Invented Truth:The Tenure of Edward R. Murrow As Director of Unite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 Cold War History , Volume 4, Number 1, October 2003, pp.23-48; “Auteurs of Ideology:USIA Documentary Film Propaganda in the Kennedy Era as Seen in Bruce Herschensohn’s ‘The Five Cities of June’ (1963) and James Blue’s ‘The March’ (1964),” Film History , Vol.10, No.3, (1998), pp.295-310.
詹姆斯·罗克(James L. Roark)的《美国的黑人领导人：对殖民主义和冷战的反应(1943—1953年)》中的观点与埃申基本相似，其认为1943—1947年美国黑人发起了生机勃勃的反对欧洲殖民主义和支持殖民主义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抗议活动，然而由于冷战，他们强烈的种族国际主义很快就衰落了。[注] James L. Roark, “American Black Leaders:The Response to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1943-1953,”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 Vol.4, No.2 (1971), pp.253-270. 肯尼斯·詹肯德(Kenneth R. Jankend)的《从殖民解放到冷战自由主义》也认为冷战的压力迫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其领导人怀特不得不从支持殖民地国家的自由斗争向反共的冷战自由主义转变。[注] Kenneth R. Jankend, “From colonial liberation to Cold War liberalism:Walter White, the NAACP, and Foreign Affairs, 1941-1955,” Ethnic &Racial Studies , Nov., 1998, Vol.21,Issue 6.霍恩的《帝国的终结：美国黑人与印度》介绍了一段1947年印度独立时期美国黑人与印度之间关系的鲜为人知的历史。美国黑人和印度人意识到他们都有受剥削和压迫的共同的历史，因此常常互动联系，但冷战结束了这种联系。面对国内反共主义的压制，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其他黑人政治组织中的自由派黑人领导人不得不从激进的反殖民主义中后退。因为美国的冷战斗士们对新独立的印度的反帝国主义政治和不结盟立场感到不安，许多民权积极分子对印度采取了日益谨慎的态度。[注] Gerald Horne, The End of Empires :African Americans and Ind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需要注意的是，霍恩等人的观点与上述安德森的论点稍有不同。霍恩等人强调冷战迫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为代表的自由派民权组织不得不放弃了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但安德森坚持认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虽然遭受了压制，但仍然在支持非洲等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建筑物的装饰装修工程牵涉面广，而且使用的工艺与技术都较为复杂，而且在进行装饰装修的过程中经常会对建筑物的内部构造产生影响。绝大多数的建筑装修工程都是在室内，那么就必须要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来对装修施工的工序进行安排布置。除此之外，建筑装饰施工的现场管理工作相当复杂，而且在进行装饰装修的过程中会使用大量不同的装饰材料与施工人员，因此必须要投入一定的人力来对这几个环节进行严格管理。由于装饰工程当中主要以人工作业为主，并且工程施工周期短，因此在质量的要求上比其他的工程要高，所以也要采取一些有效的方式来对施工质量进行控制。
哈劳斯·斯特科鲍劳斯(Harilaos Stecopoulos)的博士论文《别处的世界：美国宣传与种族、民族的文化政治(1945—1968年)》集中分析了战后时期的种族主义、民权运动和美国文化宣传。它首先分析了杜波伊斯和詹姆斯的著作，证明种族界限问题是这一时期美国一个重要的公共关系负担，因为苏联和中国、印度等国都在不断地批评美国这个自我宣扬的自由世界领导人的失败。美国政府努力通过资助向海外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好处的改革者来控制美国种族主义的全球丑闻。这些宣传事业在塑造美国种族关系的积极形象方面多少是成功的，但是它们也导致了一种新的黑人反对和反宣传活动。它给美国带来了更多的国际批评，对政府施加了实行社会变革的压力。[注] Harilaos Stecopoulos, The World Elsewhere :United States Propaganda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Race and Nation ,1945-1968 ,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9.
梅林达·施文克-波雷尔(Melinda M. Schwenk-Borrell)的博士论文《兜售民主：美国新闻署对美国种族关系的描述(1953—1976年)》考察了美国新闻署如何应对种族主义和民权运动，反映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等几位美国总统不断改变的国外和国内政策需要。研究具体阐述了美国新闻署对小石城融合危机超过15年的反应；解释了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新闻署为何以及怎样极大地改变了其描述民权的政策，也开始把和平抗议的形象纳入民主的一项中心权利；论述了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强调美国黑人在政治和就业方面的成就等。她的论文《黑人明星和美国新闻署对美国民主的描述》论述了从1952年到1961年美国新闻署通过制作“黑人明星”的纪录片来处理国家的种族问题的过程。新闻署精心选择了五位国际著名的美国黑人制成视频证据，以证明美国的民主培育了个人自由，强调美国黑人只有在一个民主社会才能取得这么高的个人成就。[注] Melinda M. Schwenk-Borrell, Selling democracy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s Portrayal of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1953-1976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4; “‘Negro Stars’ and the USIA’s Portrait of Democracy,” Race ,Gender &Clas s, Vol.8, No.4, (2001), pp.116-139.
一些论著主要以爵士乐外交为中心，论述了美国政府冷战时期的文化外交。
彭尼·埃申(Penny Von Eschen)的《书包嘴吹起世界》是这方面研究的经典著作。它论述了从1956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派遣其最好的爵士音乐家到从伊拉克到印度、从刚果到苏联的世界各地进行表演，以赢得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灵，由此反对对美国种族主义的固有认识的过程。作者认为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艾灵顿公爵等黑人爵士音乐家传播了他们的音乐和思想，超出了国务院所预想的那样。这些音乐家除了舞台演出外，还通过演说等其他方式，越过了政府的官方陈述，给了听众一种前所未有的美国黑人经验的视角。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与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前殖民地的人民之间发展了新的合作，培育了更大的种族骄傲和团结。虽然其目的在于推动“色盲”民主，但这一独特的冷战战略无意间证明美国黑人在美国民族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作者通过论述这些旅行，考察了国务院和这些进步的艺术家之间的复杂关系，证明他们一起努力重新界定了一个在世界舞台上的更包容和融合的美国。[注] Penny M. Von Eschen, Satchmo Blows up the World :Jazz Ambassadors Play the Cold War ,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美国黑人与非洲等第三世界有着天然的联系。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也非常关注美国国内的民权斗争，常常谴责美国的种族主义和隔离主义。这些批评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严厉指责一起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声誉，破坏了美国争取人心及其盟友的冷战外交战略的实施。美国政府对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因此成为美国冷战外交中的重要内容。
与传统图书相比，VR/AR技术具有接触式、立体式、智能化、体验化、交互性的特点，使数字化阅读体验优势更加明显，实现了纸质图书与数字化的有机结合，成为数字出版发展中的新支点。
大卫·卡洛塔(David M. Carletta)的论文《那些白人为我工作》论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发起的由美国主要的爵士音乐家开展的海外“善意访问之旅”活动。作者认为这些旅行有助于美国政府开展其反对苏联及其共产主义盟友的全球宣传运动。因为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广泛报道并成功利用了由美国民权运动带来的种族紧张和暴力。共产主义宣传者还把追求物质主义的资本主义者看作“文化野蛮人”，认为他们生产的只是商品而不是高级文化。这些爵士“大使”有助于美国政府对此进行反击，最终有助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冷战早期对抗共产主义。[注] David M. Carletta, “Those White Guys Are Working For Me:Dizzy Gillespie, Jazz,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he Cold War During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 , Vol.82, No.3/4 (2007), pp.115-134.
高光谱遥感图像具有光谱分辨率高、图谱合一和光谱波段数目多等特点[1]，能够提供丰富的地表信息，能够探测出在宽波段成像遥感中不可识别的地物，进而为实现定量化和精细化的高光谱分辨率对地观测提供可能[2]。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土地利用、资源调查和自然灾害监测等领域[3]。这项新技术极大地扩大了传统遥感在光谱探测方面的优势，目前已经发展成为遥感领域的前沿科学。
安德里亚·弗朗西斯(Andrea Georgia Marina Franzius)的博士论文《灵魂的召唤：音乐、种族与美国文化政策的塑造》考察了音乐尤其是爵士乐如何被塑造成了美国的一种政治工具。作者认为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把文化变成了外交政策的工具，体现了人道的和民主的多元主义。美国黑人爵士音乐家的世界巡演则体现了美国冷战的文化外交战略。[注] Andrea Georgia Marina Franzius, Soul Call :Music ,Race and the Creation of American Cultural Policy . Duke University, Ph.D.2006.
本来美国冷战时期的公共外交以主动进攻的“扬美”和“反共”为主要内容和特点，之前美国学者们关于冷战公共外交的研究也以此为重点。但正是因为有了种族这个特殊因素，美国才不得不正视自己的缺陷，把改善民权，回应国际批评，赢得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灵，维护国家声誉和利益作为公共外交的另一个主要内容。以上美国学者的大量相关研究有力证明了种族因素在美国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中的重要作用。[注] 除了具体的研究，美国学界还有很多相关的综合论著，如Mary L.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 :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 .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Thomas Borstelmann, The Cold War and the Cold Line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Arena .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等。杜兹克的论著《冷战民权》是这方面研究的经典之作。它考察了冷战早期外交事务对民权政策的影响。二战以来，美国走上了世界领袖的地位，然而同时它也遭到不断增加的国际批评。美国的种族主义被看作是其致命缺陷。美国的盟友和批评者都质疑美国是否压制民权而破坏了国家的国际形象，动摇了它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当美国国内的有色人种正在遭受私刑、在学校和公共设施被迫隔离并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时候，美国的民主怎能成为他国尤其是亚非新独立的国家追随的榜样？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把美国的种族主义变为主要的反美宣传的主题，美国的民权由此成为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考量。本书建立在大量的档案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关注种族歧视对美国外交关系的影响，导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的历任美国总统都把民权改革看作是更广泛的冷战战略的一部分。作者最有力的观点是，美国政府通过构建一个国家过去争取民权的故事，努力守卫美国的形象和反对苏联的宣传，它承认种族歧视，但把美国民主本身当作是唯一可行的进步之路。
二、以种族为纽带的对第三世界的外交和反殖民主义国际斗争
莉萨·达文波特(Lisa E. Davenport)的著作《爵士乐外交》考察了冷战背景下美国与非洲、苏联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外交，探讨了国际种族关系、国内民权和美国爵士音乐家的文化交流之间的相互交织关系，通过把种族定义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拓宽了文化关系的概念。它也把文化的思想整合到美国外交关系研究中，探讨了美国爵士乐在非洲和苏联的交流如何影响到美国对种族关系的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美国对外国的理解，又如何改变了美国对自身的理解。[注] Lisa E. Davenport, Jazz Diplomacy :Promoting America in the Cold War Era ,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9.
大部分学者认为，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了冷战反共的需要，仍然支持英法等老牌殖民强国，视他们为反苏反共的坚强盟友，对非洲等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并不热心。这种情况直到肯尼迪总统时期才发生改变。
如马查里亚·穆尼尼(G. Macharia Munene)的博士论文《杜鲁门政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非殖民化》认为，冷战迫使杜鲁门政府集中于反对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殖民列强寻求利用冷战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为了反苏，美国不得不致力于捍卫西欧盟友的利益，反殖民主义因此相对于遏制苏联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扩张变成次要的目标。同时，杜鲁门政府对美国种族主义的国际影响很敏感，正如国际上指控美国与殖民主义者相勾结，也令美国政府难堪一样。批评者要求美国政府在向东欧宣扬民主之前，在美国和非洲都真正实行民主。作为回应，杜鲁门政府努力来处理被苏联宣传所利用的种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政府宣扬一个强有力的民权计划，还竭力在殖民地问题上持中间的立场，这几乎让杜鲁门在1948年的选举中遭遇失败。民权计划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政府竭力控制的殖民地问题却并未如愿。杜鲁门政府不能远离殖民列强使得非洲人及其美国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反对非洲独立。[注] G. Macharia Munene,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Sub -Saharan Africa ,1945-1952 , Ohio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85.
称取原料20 g，加入10倍水研磨，后按2%，3%，4%，5%投料量将胰蛋白酶投入，按2.3.2.4的方法酶解，45 ℃恒温,反应时间为60 min,将pH调节到8.0的条件下进行酶解，结果见表1。
肯尼斯·艾伦·克雷斯(Kenneth Alan Kresse)的博士论文《在黑色大洲遏制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艾森豪威尔对非洲的政策》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它破坏了美国在非洲大陆的短期和长期的目标，在冷战期间并未建立一种双方受益的美非关系。美国竭力阻止共产主义渗入非洲，遏制民族主义的传播，力图使非洲大陆仍处于“自由世界”的范围。这样反而导致很多非洲国家脱离西方阵营，进入共产主义的怀抱。到1961年，原本在1953年并不存在的共产主义的威胁已经在非洲大陆显而易见，并蔓延到美国及其盟友欧洲殖民列强控制的大部分地区。同样，艾森豪威尔努力想与新非洲创建一种强有力的友好关系也因他支持殖民现状而不可得。[注] Kenneth Alan Kresse, Containing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on the “Dark Continent ”:Eisenhower ’s Policy toward Africa ,1953-1961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Ph.D. Dissertation, 2003.
莫妮卡·洛林·贝尔蒙特(Monica Lorine Belmonte)的博士论文《控制革命：民权时期美国对英属尼日利亚非殖民化的反应》认为，整个20世纪50年代，国际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美国政府却支持它的殖民盟友，尤其是英国。美国这样做，会冒险失去新独立国家人民对美国发动冷战的同情，因为后者的目标是终止殖民帝国。英国的官员认为美国之所以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因为美国国内的体制像殖民帝国一样，也是建立在白人对有色人种统治的基础上的。事实上，美国、英国和尼日利亚的档案表明，冷战和种族主义决定了美国的政策。一方面，美国感到共产主义对非洲威胁很大；另一方面，美国也断言非洲不适合自治。它认为新产生的非洲国家太弱小，非洲在欧洲的统治下会更安全。种族主义导致美国对尼日利亚非殖民化的反应很消极，它欢迎英国设计的强加给尼日利亚的不民主的体制，这一体制下的保守政府将是英国亲密的盟友。美国反对非洲殖民地国家独立，证明美国的自决信念并不真实。[注] Monica Lorine Belmonte, Reining in Rev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se to British Decolonization in Nigeria in an Era of Civil Rights ,1953-1960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2003.
米伦贝克的著作《把宝押在非洲》深入考察了肯尼迪总统交好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努力，为肯尼迪总统冷战策略的论述增加了新的篇章。它认为，肯尼迪一上台就发起了一项交好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的个人政策，这一政策期望改善美非关系，大幅度改变了美国外交关系的方向。肯尼迪政府相信冷战的输赢依赖于华盛顿或莫斯科能否赢得第三世界的心灵。非洲是尤其重要的，因为1960—1961年，19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进入联合国。到1962年，联合国110个成员有31个是来自非洲大陆，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想把它们拉入自己的投票阵营。肯尼迪担心美国忽视新独立的非殖民化国家将导致反美主义的增长，因此在美非关系上花费了比前任美国总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通过个人外交，重新改变了美国对非洲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赢得非洲人民的理解，但同时却疏远了传统的盟友。[注] Philip Emil Muehlenbeck, Betting on the Africans :John F .Kennedy ’s Courting of African Nationalist Leaders , Oxfor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但有个别左派学者坚持认为美国一直对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持反对和抵制态度。如杰拉尔德·霍恩(Gerald Horne)的《来自枪杆子：美国与反对津巴布韦的战争(1965—1980年)》指出，1965年南罗德西亚的史密斯少数白人政权单方面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后，实施种族隔离统治，由少数白人统治人数众多的黑人，黑人组织起来奋起反抗种族隔离政权，从而引发了死伤无数的游击战的爆发。约翰逊总统对罗德西亚的局势很关注，担心国外的种族冲突会激化国内的种族矛盾。美国虽然官方声称对罗德西亚政府违反人权的情况表示关注，但实际上对其持容忍的态度，并未严格实施制裁，甚至出现成百上千的美国雇佣兵过来支持罗德西亚白人政权却几乎不用担心违反美国的法律的情况。作者极力证明美国在拖延津巴布韦非殖民化斗争中的核心作用。他的《热带地区的冷战》把加勒比海人放在了全球冷战讨论的中心，考察了20世纪40—50年代的反共主义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如何粉碎了英属西印度群岛人们的劳工左翼运动和独立运动的双重使命，认为这个地区现在的贫穷、落后是冷战政治的直接遗产。[注] Gerald Horne, From the Barrel of a Gu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r against Zimbabwe ,1965-1980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Cold War in a Hot Zone :The United States Confronts Labor and Independence Struggles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克伦的著作《黑人外交：美国黑人与国务院(1945—1969年)》则综合论述了1945年后美国国务院的种族融合政策以及随后很多美国黑人大使被任命到第三世界和非洲国家去的过程。作者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有意拖延这一过程，但到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政府取得了很多成果，增加了很多美国黑人外交官，显著促进了美国对非洲等第三世界的外交成效。[注] Michael L. Krenn, Black Diplomacy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1945-1969 , Armonk, N.Y.:M.E. Sharpe, 1999.
地方指挥部组织机构的领导作用，投资公司对使用要求的改变，如公路景观的绿化提升，备用金比例的压缩，投资公司提供的边界条件不到位等致使不能按期开工建设，无法按期支付工程款项，监理单位的监理水平，监理工程师的素质等都将影响工程进展的快慢。建设单位应发挥自己的主控作用，充分挖掘相关单位的主观能动性，凝心聚力推进工程进度。
一些论著主要论述了美国新闻署对外宣传和公共外交的形式和内容。
部分学者论述了一些自由派的民权组织和民权积极分子在冷战早期(主要是在1954年民权运动发生前)开展反殖民主义和国际自由斗争以及由此遭受压制的情况。如卡罗尔·安德森(Carol Anderson)的很多论著主要论述了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冷战早期的国际斗争。她的《国际觉醒、冷战与种族隔离》考察了二战后南非和西南非合并的问题，指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民权积极分子迈克尔·斯克特强烈反对南非兼并西南非，竭力阻止35万非洲人被并入白人至上主义的国家。作者认为，在5年的斗争过程中，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斯克特塑造了一个政治空间，确立了非政府组织的权利，唤醒了国际观众，并重塑了联合国。她的《重新思考激进主义》讨论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美国非洲事务委员会和保罗·罗宾逊等美国黑人积极分子在1945—1949年间推动索马里、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等非洲国家进行民族自决的斗争。作者认为，原有的批评美国黑人运动领袖杜波依斯的研究低估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推动非洲殖民地国家自决过程中的作用。文章考察了左派和保守的美国黑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讨论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索马里青年联盟这样的非洲组织提供经济援助的事例。[注] Carol Anderson, “International Conscience, the Cold War, and Apartheid:The NAACP’s Alliance with the Reverend Michael Scott for South West Africa’s Liberation, 1946-1951,”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 Vol.19, No.3 (Sep., 2008); “Rethinking Radicalism: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Liberation Struggles in Somalia, Libya, and Eritrea, 1945-1949,”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 Dec 2011, Vol.11,Issue 4.另参见Carol Anderson, Bourgeois Radicals :The NAACP and the Struggle for Colonial Liberation ,1941-1960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她的《远离奖杯：联合国与美国黑人为人权而斗争》等论著[注] 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African American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1944-1955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From Hope to Disillusion:African America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1944-1947,” Diplomatic History , Vol.20, No.4 (Fall 1996), pp.546-547.和查尔斯·马丁(Charles H. Martin)的《国际化美国的困境》[注] Charles H. Mart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American Dilemma’:The Civil Rights Congress and the 1951 Genocide Peti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 Vol.16, No.4 (Summer, 1997).论述了从1946年到1951年，全国黑人大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民权大会等黑人民权和左翼组织先后三次发起向联合国请愿的活动，以引起国际关注，迫使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改变美国黑人的困境的过程。他们指出，虽然在当时冷战反共的气氛下，美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压制，使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遭到失败，但请愿运动通过把美国的种族困境延伸到国际环境中，引发了全球对美国种族问题日益增加的关注，从而清楚地证明国内的种族歧视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致命要害。
埃申在《反对帝国的种族：美国黑人与反殖民主义(1937—1957年)》[注] Penny Von Eschen, Race against Empire :Black Americans and Anticolonialism ,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中指出，二战后美国黑人不仅关注国际问题，而且对美国外交提出尖锐批评。美国黑人认为他们不仅与殖民地人民遭受着同样的压迫，而且他们在美国的命运是与殖民地人民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这导致他们对国际关系的激进分析，要求殖民地国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独立。由于担心美国帝国主义将取代欧洲帝国，美国黑人宣扬不仅要结束殖民主义，而且也要限制美国的权力以及要求世界财富更加平等的分配。但作者后来在书中又论述了冷战的消极影响，认为这种激进的观点是短暂的。到1947年，大部分黑人领导人接受了冷战反共主义，切断了与非洲、亚洲现存的联系，集中于国内种族关系。他们虽呼吁仍认可第三世界的政治独立，但大部分人不再呼吁全球资源的重新分配，并接受了冷战对世界的两极看法。这种新的反共产主义的反殖民主义出于这样的考虑：支持美国国外的政策将促使政府反对国内的种族歧视。美国黑人领导内的这种变化伴随着国内的红色恐慌，涉及很多激进的美国黑人与组织。作者认为，由于美国黑人接受了自由反共主义和政府对激进主义的镇压，国内的民权斗争与反殖民主义和国外民族主义的关系被有效地切断了。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早期反殖民主义联盟的大众政治被中产阶级的象征主义政治和联邦的保护所取代。
乔治·汤姆林(Gregory Michael Tomlin)的硕士论文《艰难的贩卖：民权与爱德华·R·默罗领导的美国新闻署(1961—1963)》考察了美国新闻署及其领导人爱德华·R·默罗在肯尼迪政府期间如何一直努力为联邦政府对民权运动的反应辩护，赞扬了默罗对美国公共外交的贡献，认为其特点是更多描述典型的普通美国黑人的生活、如实报道民权运动，努力在真相和意识形态间达成平衡。[注] Gregory Michael Tomlin, Hard Sell :Civil Rights and Edward R .Murrow ’s U .S .Information Agency ,1961-1963 ,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10.
部分学者论述了一些民权组织和积极分子在20世纪50—60年代民权运动高潮期的国际斗争。如大卫·霍斯特尔(David Hostetter)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国际联盟》论述了马丁·路德·金与美国非洲委员会合作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的历史。虽然南非的反隔离斗争经历了从非暴力到暴力斗争的变化，但金仍以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的经验为指导，呼吁全世界各国人民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采取非暴力的方式，反对种族主义。[注] David Hostetter, “‘An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People of All Nations Against Racism’:Nonviolence and Solidarity in the Antiapartheid Activism of the American Committee on Africa, 1952-1965,” Peace &Change , Apr. 2007, Vol.32,Issue 2.凯文·盖恩斯(Kevin K. Gaines)的《加纳的美国黑人》解释了独立后的加纳吸引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X等众多美国黑人来此参加黑人运动的原因，也分析了加纳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及其社会如何被冷战、美国民权运动和非洲非殖民化运动所塑造。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对美国的霸权发出了直接的挑战，提出了非洲解放、大陆统一等观点。虽然在加纳的美国黑人的数量很少，但这些积极分子与他们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盟友一起，与加纳等非洲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努力争取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成为美国黑人和非洲黑人团结斗争的典范。[注] Kevin K. Gaines, American Africans in Ghana :Black Expatriates and the Civil Rights Era ,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杜兹克的《传播美国梦》等论著讲述了著名美国黑人民权律师马歇尔访问非洲时不为人知的故事。1960年肯尼亚独立领导人请求马歇尔帮助撰写他们的宪法，马歇尔于是成为一名帮助肯尼亚建国的美国黑人。他变成了肯尼亚领导人的朋友，作为顾问服务于肯尼亚人。肯尼亚需要向英国和世界证明，一旦非洲人掌权，他们将公平地对待白人等少数族裔。马歇尔为此起草了权利法案，把谈判机制注入宪法当中，保护了少数白人地主，帮助政权和平改变而非陷入暴力抵抗的泥沼中。[注] Mary L. Dudziak, Exporting American Dreams :Thurgood Marshall ’s African Journey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Working toward Democracy:Thurgood Marshall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Kenya,” Duke Law Journal , Vol.56, No.3 (Dec., 2006).
作为黑龙江流域腹地细石器文化最早的发现地点，昂昂溪文化的核心是嫩江下游，直接辐射区是整个嫩江流域，所以周边其他原始文化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昂昂溪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地域性美术特征。但与周边其他地区相比，昂昂溪及整个嫩江下游地区多为以精细压制法加工的的细石器且体量较小，特征是小巧精致、便于携带且种类繁多，数量可观。嫩江上流的石器大多数的加工都比较粗糙，精巧的压制石器占比例较小而打制石器相对比例较高且优质玛瑙玉髓等石材比例相对较少。
部分学者论述了一些激进的民权组织和积极分子开展的国际自由斗争。霍恩的相关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他的《共产主义前沿？民权大会，1946—1956年》在学术界率先对民权大会开展了研究，解释了积极分子们如何利用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对话来对当局施加压力，迫使政府解决种族暴力问题。例如在一次为被控强奸的黑人辩护的时候，来自乌干达、法国、以色列、波兰和罗马尼亚等世界很多地方的同情者变成抗议者，来自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电报、电话也对当地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这些国际上的力量都成为民权大会在纽约组织的游行的同盟军。霍恩的《种族妇女：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的生活》论述了冷战对杜波依斯夫人雪莉的影响。雪莉是一名杰出的泛非主义思想家和积极分子，支持美国的民权运动、非洲的解放斗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处于战后美国和国际左派的中心，却常常被遗忘。由于冷战的政治气氛，杜波依斯夫妇在1961年移居加纳。1963年杜波依斯去世后，雪莉仍留在加纳，成为当地美国黑人侨民社会的关键人物。1966年由于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恩克鲁玛的统治，她不得不离开加纳。此书是第一部关于杜波依斯夫人的传记，霍恩论述了这一矛盾人物的波澜壮阔的一生，挖掘了美国黑人妇女的激进主义传统，扩展了黑人女权主义和黑人激进主义的界限，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看作争取黑人自由和维护美国黑人妇女尊严的障碍。他的《黑人革命者：威廉·帕特森与美国黑人自由斗争的全球化》论述了律师和黑人共产党员帕特森争取国际支持来促进美国黑人获得平等的事迹，集中论述了帕特森全球激进主义的一些重要时刻：在苏联的早期教育、从20世纪30—50年代卷入斯考兹博罗案等一些广受瞩目的民权案件、1951年“我们指控种族灭绝”的向联合国请愿活动以及他晚年与黑豹党的联系等。通过帕特森的故事，霍恩考察了冷战如何影响黑人自由运动，其最重要的影响是一些民权领导人通过排斥黑人左派来向美国政府妥协。他也阐释了共产党与美国黑人社会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关系，包括联邦调查局对共产党渗透的影响。利用政府和联邦调查局的文件、报纸、期刊、档案、手稿和个人文集等材料，霍恩论述了帕特森如何有效地把黑人自由斗争带入全球领域，为20世纪的争取种族正义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的《红色的海洋：费迪南德·史密斯与美国和牙买加的激进黑人水手》论述了牙买加出生的全国海运工会领导人史密斯的一生。史密斯是美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加之他大胆的劳工激进主义和不可靠的移民地位，都使得他一直处于美国政府严厉的监管之下，尤其在50年代的红色恐慌期间。史密斯最终被遣返回其母国牙买加，在那里他继续开展激进的劳工和政治组织活动，直到1961年逝世。霍恩通过史密斯的经历，阐释了劳工激进主义和民权运动之间的紧密联系，证明民权运动的成果是被劳工运动所推动和被反共主义所破坏的。作者以此揭示了鲜为人知的黑人水手的经历以及他们对劳工和民权运动的贡献，论述了共产党及其黑人成员的历史，展现了牙买加劳工和政治激进主义的重要维度。[注] Gerald Horne, Communist Front ?The Civil Rights Congress ，1946-1956 ,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Race Woman :The Lives of Shirley Graham Du Bois , NYU Press, 2002; Black Revolutionary :William Patterson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Freedom Struggle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3; Red Seas :Ferdinand Smith and Radical Black Sail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maica , NYU Press, 2009.
一些学者论述了激进的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等人的国际斗争。[注] 关于马尔科姆和黑豹党等激进黑人领袖和组织的国际斗争的研究参见拙文《国际视野下的美国民权运动史研究新进展》，第132—133页。 蒂莫西·泰森(Timothy B. Tyson)的《自由南方电台：罗伯特·威廉斯与黑人权力的根源》等论著论述了威廉到古巴、越南和中国的国际经历和斗争，认为他激进的国际自由斗争是美国黑人权力的根源。[注] Timothy B. Tyson, Radio Free Dixie :Robert F .Williams and the Roots of Black Power ,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Robert F. Williams, Black Power, and the Roots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Freedom Struggl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Vol.85, No.2 (September 1998).罗伯逊·费雷泽(Robeson Taj P. Frazier)的《东方是黑的》等论著论述了冷战时期，好几位杰出的美国黑人激进分子和知识分子，包括杜波依斯夫妇、记者威廉·沃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加尔文和自由战士威廉夫妇等先后访问并住在中国的经历。他们通过各种媒介表达了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支持，重新定义了亚洲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与美国黑人反对社会、种族与经济不正义的运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考察了这些人物如何与中国政府共同支持反对美国国内外政策的思想，分析了他们多元的文化作品，论证了他们如何在一个反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范围的反资本主义联盟的广阔视野中想象共产主义中国的作用。[注] Robeson Taj Frazier, The East is Black :Cold War China in the Black Radical Imagination ,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Thunder in the East:China, Exiled Crusaders, and the Unevenness of Black Internationalism,”American Quarterly , Volume 63, Number 4, December 2011.
一些学者还论述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转向激进的黑人国际主义的过程。如范尼·威尔金斯(Fanon Che Wilkins)的《黑人国际主义者的塑造：黑人权力兴起前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与非洲(1960—1965)》论述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与非洲的反殖民化运动紧密联系，并亲自去非洲新独立的国家考察访问，从而日益激进并最终转向了国际斗争和黑人权力运动的过程。朱莉娅·艾琳·伍德(Julia Erin Wood)的博士论文《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考察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黑人国际主义，阐述了它与非洲独立运动以及亚非拉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把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与国际自由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注] Fanon Che Wilkins, “The Making of Black Internationalists:SNCC and Africa Before the Launching of Black Power, 1960-1965,”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 Fall 2007, Vol.92,Issue 4; Julia Erin Wood, Freedom is Indivisible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 ),Cold Wa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 Yale University, 2011.
例如，对陈述性知识——细胞器，教师可从各细胞器在结构与功能上的联系将其结构化，并以图解形式呈现。教师还需要适时地进行课堂小结，对教学内容总结归纳，反思与升华，促成教学内容结构的生成性与开放性，有助于学生的第二次笔记与第三次笔记。在此例中，教师可以设置问题： 图中的序号分别代表什么结构或过程？请解释唾液淀粉酶的分泌过程。胞吐到细胞外是否一定是大分子蛋白？细胞是如何控制分泌蛋白的合成与分泌的？
除了具体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综合论述。如乔纳森·罗森贝格(Jonathan Rosenberg)的《希望的土地有多远？从一战到越战期间的世界事务与美国民权运动》考察了自由派民权积极分子对国际事务的看法，阐释了他们如何把世界事务与国内运动结合起来。詹姆斯·梅里韦瑟(James Hunter Meriwether)在《我们以成为非洲人而自豪：美国黑人与非洲(1935—1961年)》考察了美国黑人对非洲自由斗争的态度和反应。该著紧密联系现代非洲史，内容包括在南非的反对种族隔离制的非暴力抗议、肯尼亚的“茅茅运动”、恩克鲁玛领导下的加纳独立运动和刚果的卢蒙巴遇害事件等。布伦达·普拉默(Brenda Gayle Plummer)在《升腾的风》中通过阐述美国黑人组织、媒体、领导人和大众对国际问题的持续兴趣推翻了美国黑人主要关心国内问题而非世界事务，对美国的外交几乎没有影响这样的论断。作者认为这种积极主义产生了效果，最终迫使美国承认了种族作为全球问题的重要性，并接受了国内种族主义和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她的《寻找权力》是一部民权、非殖民化和黑人权力时期的历史。从1956年到1974年，世界范围内新独立国家的出现与美国的民权运动暴露了种族融合和政治自由的局限。作者探讨了在美国黑人卷入国际事务与他们如何塑造美国的外交政策之间的具体联系，把美国黑人史、非洲人离散史和美国外交关系史整合起来。[注] Jonathan Rosenberg, How Far the Promised Land ?:World Affairs and the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from the First World War to Vietnam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James Hunter Meriwether, Proudly We Can be Africans :Black Americans and Africa ,1935-1961 ,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Brenda Gayle Plummer, Rising Wind :Black Americans and U .S .Foreign Affairs ,1935-1960 ,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In Search of Power :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Era of Decolonization ,1956-1974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总之，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并不是各自孤立，而是紧密联系、彼此关联的。冷战早期，由于麦卡锡主义等反共主义的红色恐慌，民权积极分子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受到压制，激进的左派被彻底镇压，温和的自由派从原有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后退，完全接受了政府主导的反共主义。美国政府对非洲等第三世界的外交也较为保守，表现为支持西方盟友的殖民主义政策，以共同对抗苏联。随着冷战的发展、麦卡锡主义的覆灭以及美国民权运动的蓬勃开展，民权组织和积极分子对非洲等地的非殖民化运动的支持增强，美国政府尤其是肯尼迪政府开始改变对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抛弃了原来支持英法等西方盟友维持殖民统治的传统政策，开始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以争取第三世界的盟友。而很多民权组织和积极分子由于理想幻灭却走上了激进的国际斗争之路。上述美国学者的研究有力证明了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相互交织的关系和复杂转变的过程。
此外，种族主义者和隔离主义者为抵制国内的民权运动和国际上的反殖民主义自由斗争，也有针对地开展了保守主义外交。如安·凯瑟琳·齐克(Ann Katherine Ziker)的博士论文《后殖民主义世界中的种族、保守主义政治和美国外交政策》分析了从1948年到1968年美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兴起，尤其注意了民权运动和种族对战后政治的影响。不像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政策问题，本文侧重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论。它考察了诸如国际人权意识形态的发展、革命民族主义力量的增长、非殖民化的进步等主题。文章认为，民权反对者容易把他们关于种族差别的观念置于全球领域，宣称亚洲、阿拉伯和非洲新独立国家的人民不配享有和欧洲和北美人同样的权利。文章因此提供了关于种族在现代保守主义中作用的新解释。齐克的另一篇论文《面对美国帝国的隔离主义者》则是以具体的个案研究考察分析了南方底层白人对夏威夷建州的反对，从新的视角解释了二战后美国的种族保守主义。[注] Ann Katherine Ziker, Race ,Conservative Politic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 ,1948-1968 , Ph.D. Dissertation, Rice University, 2008; “Segregationists Confront American Empire:The Conservative White South and the Question of Hawaiian Statehood, 1947-1959,”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 Vol.76, No.3 (August 2007).托马斯·诺尔(Thomas Noer)的《隔离主义者与世界》以种族主义者华莱士两次总统选举活动为例，论述了白人隔离主义者的外交政策，包括批评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认为黑人低人一等，反对美国的对外援助，不支持联合国，甚至直接把国际共产主义与民权运动联系起来，与一些右翼组织建立联盟等，其最终目的就是维护南方的隔离制度，抵制种族融合。[注] Thomas Noer, “Segregationists and the World: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White Resistance,” in Brenda Gayle Plummer, eds., Window on Freedom :Race ,Civil Right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88 ,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阿曼达·伊莲·施伦伯格(Amanda Elaine Schlumpberger)的博士论文《隔离主义者反对对外援助与南方国际主义的塑造》考察了二战后美国南方国际主义的发展，认为南方国际主义是一种维持白人至上主义的全球种族等级制的观念，它支持国内的种族隔离和国际上的新殖民主义关系，是为应对反种族主义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而兴起的。文章把对外援助作为切入点，阐释了冷战的自由国际主义项目如何遭到来自美国南方隔离主义者的反对。[注] Amanda Elaine Schlumpberger, “Respecting the Separateness of Others :”Segregationist Opposition to American Foreign Aid and the Formation of a Southern Internationalism ,1946-1973 ,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ansas, 2015.
三、结语
综上所述，“种族”业已成为美国冷战外交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种族话语也逐渐成为相关研究中的主流话语。[注] 参见Michael J. Hogan, “SHAFR Presidential Address:The ‘Next Big Thing’:The Future of Diplomatic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Diplomatic History , Vol.28, No.1 (January, 2004), p.2；Brenda Gayle Plummer, “The Changing Face of Diplomatic History:A Literature Review,” The History Teacher , Vol.38, No.3 (May, 2005), pp.391-394等。这些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常与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潮流(国际史、跨国史)联系在一起。这种国际化潮流“不仅是指熟悉其他国家语言和使用多国档案，更重要的是要有多国的视野，打破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美国中心论和文化中心主义，摒弃单纯从美国视角和立场看问题的做法，把美国与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将美国置于全球环境中来考察，并把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置于重要的位置，将美国外交史发展成为全面研究美国国家和人民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之间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国际史”。[注] 王立新：《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第33页。 上述“种族取向”的研究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特别重视第三世界，强调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注] 参见Penny M. Von Eschen, “Challenging Cold War Habits:African Americans, Race, and Foreign Policy,” Diplomatic History , Fall 1996, Vol.20,Issue 4。传统的冷战史研究强调美苏竞争和大国关系，但近些年来，第三世界越来越受重视。美国黑人因为与非洲天然的联系以及他们对美国外交关系的影响使得美国与非洲等第三世界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三世界不再作为美苏冷战的一个附庸而存在，而是有了独立的地位，反殖民主义和非殖民化运动也不再被边缘化，而是可与美苏两极对抗分庭抗礼。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强调民间交往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美国的民权组织和积极分子常常越过美国政府直接和非洲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交往活动，他们在国内发起的黑人民权运动和非洲的非殖民化运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它们之间因而是互相促进而非单方面的关系。安德森等人关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非洲斗争的研究和霍恩等人关于激进的黑人左派的国际斗争的研究就鲜明体现了上述特点。
在长期不对称负荷和突然不对称短路工况下，响水涧发电电动机的阻尼绕组温升计算值在运行实践和经验范围内，并具有一定的裕度，满足安全可靠运行要求。
二是常与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紧密相关，并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因素。“文化转向的突出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更愿意从文化的视角阐释美国对外关系”。它引进包括种族观念在内的大量新的分析范畴，更多地从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和族群研究中汲取理论资源，关注跨越国界的文化、宗教、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活动以及美国的产品、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等。[注] 王立新：《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第35—39页。 与此相关的冷战史新研究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人们对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以及对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所起作用的重新认识。[注] 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的源起、学术特征及批判》, 《历史研究》 2003年第3期，第16页。 上述以爵士乐外交为中心的美国政府冷战时期的文化外交研究就是文化转向的代表性成果，而对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则是突出意识形态因素的典型论著。
为何美国冷战外交史研究会出现“种族取向”的潮流？这与民权运动之后美国学界多元文化主义潮流的兴盛有关。很多黑人和妇女经历了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洗礼，之后又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职业的历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旨趣与传统研究完全不同，大多以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等新的史学理论为指导，更加关注黑人、妇女等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美国外交史作为坚持传统研究的最为顽固的一个领域最终也不能例外。[注] 参见Brenda Gayle Plummer, “The Changing Face of Diplomatic History:A Literature Review,” p.386。 例如著名左派黑人学者霍恩1949年出生于当时还处于种族隔离时期的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从小在隔离的学校上学。后来因为冷战和民权运动的影响，他抓住机会，凭着自己努力，考取了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后分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上学期间，他还积极参加反对南非隔离制等社会运动。1982年他获得美国史博士学位后，同年到全国律师公会工作。1988年他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获得正式的教职，才集中精力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为休斯敦大学历史学教授。另一位任职于埃默里大学的黑人女性历史学家安德森有着相似的经历。她曾是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唯一的非裔女性会员，在2017年参加学会年会时，受邀参加学会50周年圆桌论坛，表明了她在学界的重要地位。她认为美国外交史研究引入种族视角的最重要契机是人们逐渐意识到60年代之后冷战、去殖民化与美国非裔民权运动不仅是同时展开的历史进程，而且是相互交织的。另一位以撰写《冷战民权》闻名的白人女性历史学家杜兹克(也任职于埃默里大学)在这届年会上当选为学会主席。[注] 参见殷晴飞：《一个“直男癌”学术组织的危机与重生——记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成立50周年年会》，梁茂信主编：《美国史研究通信》2017年第2期，第74—77页。其他著名学者，如普鲁默是黑人女性历史学家，埃申、罗曼妮是白人女性历史学家，盖恩斯、费雷泽和米伦贝克是黑人男性学者等。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美国冷战外交史研究“种族取向”的潮流正发展得非常迅猛，前景也极为光明。
东营区牛庄镇先后被命名为山东省民间吕剧艺术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山东省吕剧传承培训基地、山东省吕剧院实践基地，牛庄镇时家村被誉为——“吕剧发源地”。历经百年的吕剧在她的故乡再一次焕发了青春，成为东营区文化的一面鲜艳的旗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冷战对美国民权改革的影响研究”(15BSS025)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首都师范大学青年科研创新团队资助。
* *于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文明区划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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