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读经”问题引发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06）03—0014—04
从1994年王财贵先生在台湾发起“儿童读经”运动时起，儿童“读经”教育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逐渐推广。2004年，儒学崇拜者蒋庆先生花两年时间编撰的一套12册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通本》正式出版，但遭到耶鲁大学历史系薛涌博士的撰文批评，[1] 由此引发了“我们要不要读经”的大讨论。整个讨论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支持和反对两大阵营。
一 对儿童“读经”讨论的考察
纵览整个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焦点一：什么是“经”？
历史上的“经”主要是指儒家经典，而论争之初反对者对“读经”的诟病也把矛头指向于此，提出儒家经典能否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代儒家经典还能否承载社会道德的教化功能等。支持“读经”的一方，则把“经”的概念外延扩大，借用《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著）中对经的释义“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提出中国古代的“经典”都是“经”，不仅指儒家的经典，还包括墨、道、法、兵、释等各家流传下来的经典。也有人提出“经”的范围还应包括现当代经典和国外经典名著。人们对待“经”的心态越来越开放，从而逐渐消弭了支持与反对双方对于“经”认识的沟壑。究其实质，对什么是“经”的讨论就是用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内容来教育儿童的问题。支持儿童“读经”者主张扩大“经”的取材范围，对传统经典文献的内容进行取舍和裁剪以及加入现当代和国外经典的内容，其深层考虑实际上与反对儿童“读经”者是一致的。
焦点二：怎样“读经”？
也就是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读经”教育的问题。
1 讨论的双方都用了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1）主张儿童“读经”方的理论基础
1）“填牛”理论。台湾学者王财贵先生认为，儿童背诵经典，有些内容虽然现在不一定理解、消化，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知识和阅历的增加，会像牛的“反刍”一样，慢慢地会将这些内容理解、消化。[2] 2）记忆的“黄金期”理论。 根据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3～13岁是人一生中记忆力的黄金期，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记忆能力非常强。因此虽然“其知识未开，理解能力薄弱”[3]，但应当发挥其记忆能力强之所长，把一些重要经典选编为教材，教导孩子反复熟读，进而鼓励背诵，以“激活儿童的脑力，训练记忆力，发展其智力，开发其智慧”[4]。3）潜能开发说。德国医学博士林助雄教授的研究表明：在儿童不为考试而纯为兴趣且不甚理解内容的前提下，儿童背诵经典“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左脑的训练而已”，但“儿童读经背经的过程类似念唱，眼睛看经典文字为透过视觉作用刺激右脑，而念唱的律动也启动了右脑……整个读经过程恰恰动用了左右脑的功能，使左右脑运作得以同步，根据研究，左右脑能有效同步时，学习能力可增加5倍。”[5] 因此， 儿童读经可以极大地开发儿童的学习潜能。
（2）反对儿童“读经”方的理论观点
1）“填牛”理论和儿童记忆“黄金期”理论是荒谬的。主张儿童读经者所提出的“填牛”理论和记忆的“黄金期”理论遭到了反对者的强烈批驳。反对者认为“填牛”理论所谓的现在不懂可以在以后慢慢消化，就好比硬让吃奶的孩子吃大排一样，可以以后慢慢消化，这是很荒唐的。[6] 至于记忆理论，“传统的观念认为儿童的记忆比成人强。但是，科学研究否定了这种看法。……儿童记忆的稳定性，即在各种条件下储存所感知事物的持久性、完整性和再现的合理性比成人弱。”[2] “儿童心理学还表明，儿童的记忆是在其自身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王财贵公然主张‘不求理解’的‘死背’，更谈不上让儿童对记忆内容去感知，这是典型的反科学的想法和做法，单就儿童记忆的发展来说，这也是有害的。”[2] 2）教育应以儿童为本位。反对读经者从教育应当尊重儿童的天性入手，认为“读经”教育犯了我国传统教育中的通病，即从成人的视角看待儿童的教育，以成人的标准为儿童选定教育内容，用成人的权力侵占儿童的权利。正如卢梭在《爱弥儿》的序中所指出：“我们对儿童是一点也不理解的：对他们的观念错了，所以愈走就愈入歧途。最明智的人致力于研究成年人应该知道些什么，可是却不考虑孩子们按其能力可以学到些什么，他们总是把小孩子当大人看待，而不是想一想他还没有成人哩。”[7] 儿童的教育应当以儿童为本位，把童年还给儿童。
2 双方就儿童应怎样“读经”的争执
1）支持儿童“读经”教育的人基于上面所述理论基础，认为儿童“读经”的方法是在“只诵读、不讲解”和“只鼓励、不强求”的前提下读诵、背诵，[8] 重视经典对儿童的潜移默化和熏陶作用。应该看到，当代主张读经者并不是将儿童“读经”与学校常规教育内容中必须接受的严格考核形式——考试紧密联系，而是关照到儿童的兴趣和学习压力，尽量给儿童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和宽松的学习环境。
2）讨论的另一方则严厉抨击这种“填牛”式的读经方法，认为这与长期以来遭反对的“填鸭式”灌输方法没有什么区别。这种方法违背儿童天性，不顾儿童兴趣，违反教学的基本原则。由于儿童的辨别能力有限，在学校教材里所出现的古代典籍内容也应做严格的筛选。
3）随着讨论的深入，双方在怎样“读经”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些共识：
其一，在态度上，不能“跪着”读经。一是对古代先贤要有正确的态度，不能盲目崇拜；另一是对古代典籍也应审慎对待，不能盲目地、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其二，在内容上，一方面应加以筛选去粗取精，使之符合时代需求，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重新解读；另一方面不应将经典局限于儒家典籍，而应把中华古代文化中的经典以及将世界经典和我国近现代经典著作纳入其中。其三，在方法上，保护儿童的权利，尊重他们的兴趣；允许儿童自由选择是否“读经”和怎样读经；尽量不将读经与儿童日常课业压力相联系，给儿童以宽松的环境；重视儿童批判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
焦点三：“读经”有效吗？
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双方讨论的一个关键，如果儿童“读经”真能取得明显的、良好的效果，那么“事实胜于雄辩”，反对者的观点自然不攻自破。反之亦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讨论双方也是互不相让的。
1 主张儿童“读经”者坚持其有效性
支持者认为儿童“读经”主要有如下好处：
1）传统和现代是不可割裂的。“经”是我国学术思想的精华，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载体，其中的一些内容如提倡和平主义、人道主义，主张自强不息等，现在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借鉴价值。儿童读经可以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精神；对于我国的文化发展、重塑民族精神都有好处。[9]
2）儿童长期诵读经典，可以感受祖国悠久的文化，积累文学知识，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10] 还可以奠定儿童文言及白话文写作的基础。[8]
3）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 “读经”教育活动对涵养少年儿童的善心、仁爱之心，培养孝亲敬长、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养成举止文雅的道德行为习惯，促进道德修养的提高和人格的健康成长，密切亲子关系等，具有显著的效果。而且，经典中大量的德育内容贴近少年儿童的生活实际，儿童在“读经”过程中既识字学知识，又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尝试那些行为规范，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习惯。[3] 儿童通过诵读经典，自小能读并接受古圣先贤的教化，自觉趋善避恶，纯化性情，起到蒙以养正的作用。[4]
4）可以开发儿童的潜能，促进儿童发展。
2 反对儿童“读经”者怀疑“读经”的有效性
1）传统经典中隐含的奴性文化还有许多错误和不科学之处，儿童在不能充分理解和分辨的情况之下照单全收，后果十分令人担忧。[2] 从这点来讲，宣扬儿童“读经”究竟是弘扬了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吸收了其中的糟粕，是存在疑问的。[11]
2）一位叫做屈戎的先生对儿童“读经”的有效性提出了3点疑问：一是熟读经书能否一定就成为一代“新人”，会不会造就“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的有着“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二是“读经”不一定能使学生了解民族文化的“根基”。三是“读经”不一定能培养道德。诚然，儒家经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应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但对于少年儿童来说，他们有无能力做到这些？从教育的角度讲，在少年儿童尚未具备一定的分析鉴别能力的情况下，让其“直面经典”而“不求甚解”，但求背熟，似乎难以“终身受益”。[12]
二 儿童“读经”现象的分析
这场讨论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随着讨论的发展、参与人数的增多、讨论程度的深入，这场讨论已不仅仅局限于教育范围内“要不要对孩子进行读经教育”的问题，而是上升到文化、哲学等层面上的论争。相比论争之初的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近来的讨论已经相对理智、冷静了许多。讨论的重点也由儿童是否一定要“读经”逐渐转向了如何“读经”上来；从支持、赞同或怀疑、拒斥一切有关儿童“读经”的主张转向冷静地对待已经客观存在的“读经”现象，并对“读经”现象本身进行分析研究。
1 当代儿童“读经”热何以会产生
反观历史上的“读经”运动，从1912年民国教育部废止读经科以后，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曾经出现过至少两次影响颇大的“读经”运动，但观其根源，虽不排除有部分原因是一些学者要求传承我国传统的文化，但主要原因还是一些遗老们对旧文化的眷恋、封建帝制的不舍，或者是被军阀所利用以愚民的手段而已。
近年来的儿童“读经”热的兴起与历史上的“读经”显然不同，其原因在于：1）国家国力的强大。我国再也不是近代史上任由列强宰割的羸弱之邦，她在政治、经济、文教、国防等各方面的发展举世共睹，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渐增强，这种变化给国人带来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使人们对我国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了一个重新审视的客观心态，并自然产生了文化传承的使命感。2）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也开始逐渐增多。有专家认为，21世纪的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冲突大致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并由此引发了人文、道德、精神及价值危机，而以仁为核、以和为贵、内尽心性、外穷天道的我国传统文化，恰恰与现代社会形成了良性互补，其价值观念与是非的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艺术审美的尺度，对现代社会也的确有着积极作用。从这两点原因来看，近年所产生的儿童“读经”热也就不足为怪了。
2 以何种态度对待经典
以何种态度对待经典，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心态的问题。“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态度的出现和持续。1915—1927年的五四运动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13] 可以说，在我国的近几十年来，传统文化发展已经出现了好几代断层。然而，一个存在了5000年的文化传统在突然之间彻底断裂，这的确是不正常的现象。况且，文化传统在每个人的血液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所以，人们在民族振兴、国力日强的时候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重视文化传承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民族自信心提高的表现。
但是，翻一翻我国的历史，我国过去的闭关自守对社会发展产生的阻碍是人所共知的。当今中国的发展需要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在今天来说，我们不仅要传承我国的文化，还要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孔孟之道、老庄思想当然要传承，但西方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如果我国要有世界一流的文化，那么我们的视野就不应该是狭隘的。在儿童“读经”的问题上，当然也不能人为地给儿童套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思维模式。在这个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应该培养孩子具有开阔的视野、豁达的胸襟和大气的风度，创设本土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文化氛围才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
3 讨论的各方不能忽视作为读经者的儿童
在讨论过程中，无论是主张“读经”还是反对“读经”的一方，虽然都把尊重儿童作为自己立论的理论基础之一，但实际上都忽视了作为读经者的儿童之权利。主张儿童“读经”的人专制地为儿童规定了“读经”的内容和方式；反对儿童“读经”的人同样是以成人式的武断为儿童做出判断：他们不需要“读经”，他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他们几乎都忘记了世界上人人都有思想的权利。儿童作为一个“人”，也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如果他愿意读那些老祖宗留下来的经典就让他读好了；如果他不愿意，强制也是没有用的。
4 儿童“读经”教育的有效性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验证
周期性较长是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读经”教育的有效性是否像支持者们所列举的那样，可以用儿童立竿见影的会识字阅读、会模仿践行其中的德育内容来衡量？又是否真如反对者们所说的那样悲观？笔者认为，教育作用应是长效的，考察一种教育是否有效应放在个体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去衡量。这种考察必须是长期的，切实体现教育的长周期性特点。只有这样考察，才能真正验证儿童“读经”教育是否有效。
纵观这次由儿童“读经”热而引发的大讨论，笔者认为，无论是学校语文教材里的古诗文学习还是社会文化界办的“读经班”等，对儿童的“读经”教育应该采取宽容开放的态度，把它作为文化领域和教育领域内客观存在的一种文化教育形式，让儿童和家长多一种选择，这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人为地把儿童“读经”问题推向极端，无论是大一统式的全国推广还是全盘加以否定，都是武断的、专制主义的表现。而这场关于儿童“读经”问题的讨论，本身也反映了当前在文化教育领域内相对自由和宽松地表达自己观点的环境氛围，双方能各抒己见、表明立场，做到“真理越辩越明”，对社会各界能够清醒、全面、客观地认识和对待这一现象是有好处的，也有利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200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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