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域汉人的社会生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汉人论文,唐代论文,社会生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唐朝之前西域就存在着汉、魏屯田士卒遗黎所建的高昌国，在伊吾也有不少汉人。入唐以后伊吾改置为伊州，高昌改置为西州，又以可汗浮图改置为庭州。由于大批汉军的进驻，还创立了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或龟兹、碎叶、于阗、疏勒）。以上三州、四镇乃西域汉人的主要聚居地。
一、经济生活
唐代西域汉人主要由官员、军人及随军家属，农民和手工业者等三大类别组成，也有少量商人，其来源主要有二，一是高昌国故境的土著汉人，二是由内地徙边的汉民、汉军、汉军家属，主要来自河西凉、甘、瓜、肃、沙诸州，也有少量来自秦、雍等关中诸州。唐朝奖励移民实边，民户大多集中安置于北庭大都护府下属的伊、西、庭三州，这一地区已同内地一样完全郡县化，其中伊州天宝年间户2467，口11570。下属伊吾、纳职、柔远三县，伊吾县与伊州同治，领四乡；柔远县户387，领一乡；纳职县户632，领十乡。西州，以高昌国改置，开元时户19016，口49476，辖高昌、交河、天山、柳中、蒲昌等五县、二十四乡。其中高昌县与西州同治，下辖宁戎、顺义、安西、宁昌、尚贤、武城等十乡；交河县下辖四乡，柳中县辖四乡，天山县辖四乡，蒲昌县辖三乡，绝大多数是高昌土著汉人。庭州则乃唐朝在天山北麓新辟的汉族聚居区，内地汉人多移居于此。开元时户2236，口9964，辖金满、蒲类、轮台三县，后又增置西海县，合四乡，其中金满与庭州同治，领二乡，蒲类县领三城，一堡三乡，轮台县下领四乡。汉军屯驻的大基地主要有安西四镇与北庭三军，其中北庭三军为瀚海军12000人、天山军5000人、伊吾军3000人，另外尚有清海军、静塞军、保大军，皆非一时所置，故其兵员难于统计。安西大都护府又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后改为焉耆）等四镇，总兵力30000左右，且各有屯田，种粮自给，并赡养其随军家属。
先叙汉人的物质生产方式。
汉人乃农业民族，西徙实边的汉人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唐朝推行编户齐民制度，这是实行均田授受和租调赋役制的基础。隋、唐时期户籍制度非常严格，凡生一人，凡死一丁，皆须更换户册。按年龄分为黄（婴儿）、小（四岁以上儿童）、中（十六岁到二十岁的少年）、丁（二十至六十岁的成人）、老（六十岁以上老人）几等，一岁一计帐，三年一造户籍。户籍依性质不同，又分为赀簿、青苗簿、差科簿等，这套制度虽渊源中原，但早在高昌郡、高昌国时代业已实行，入唐后仅把所沿用的晋制纳入唐制系统而已，一直到吐蕃统治时代依然沿行不辍。所改变者不过个别名目，这是因为没有户籍，也就失去田地授受和赋税征收的根据。唐朝为防虚报户口，还实行貌阅制度，即当面根据户丁的面貌，验证户籍年龄的虚实，依法三年一次集中貌阅，户籍的制定由里、坊逐级呈报至县。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隋、唐时代上承北朝遗制，一切土地名义上皆归封建国家所有，农民按户、按丁自官府手中授受土地。这种制度谓之均田。高昌国本由汉、晋之屯田基地演化而来，而公田分耕正是屯田的基本历史传统。吐鲁番出土文书清楚地反映新疆均田令的产生实行同内地存在着重大差异，就是参用高昌旧制予以变通的结果。依唐制，农民所受土地分为口分田、永业田（世业田）两种。口分田死后须归还国家，世业田死后则可传于后代，并依法存在应受田，未受田，给田，退田，欠田等区别。据吐鲁番出土的唐贞观某年西州高昌县范廷伯待户家口田亩帐所载，上述制度均已在初唐时期的西州认真推行，但至迟高宗中期口分田的名目已不再出现，而世业田则形同口分，死后仍须归还国家，实质上唐制已荡然无存，而高昌传统奉行的部田、常田制度则又全面复活了。部田常田皆属官府所有的授受田，亦即唐制中的口分田，其区别在于土地质量的差异。常田指质量较好的田，可作菜地用，故又称常田菜，部田则指质量较差的田，只能种粮食乃至杂粮，高昌旧制规定人授部田十常田二十亩，而唐制规定每丁受田百亩。这在地狭人稠、沙碛多的西州是根本行不通的，因而被迫恢复高昌旧制，即区别部田、常田而不再区分口分、永业，并规定以每丁受部田六亩、常田四亩以为定制，例如大谷2857号文书记西州成化里：
据此可知，早期区分口分、世业田时，部田、常田之名皆分注其下，其后则省略了口分、世业，只写部田、常田了。除此之外，还出现了潢田、泽田、沙田、沙车田、石田、薄田等名目，皆乃根据土质肥瘠而名。这种由官府授予民户耕种的土地统谓之民田，依制，有战功勋名者应享有勋田，超越普通民户受田规定，但由于西州土地紧缺，难于真正实行，大部分勋官徒具名义，并未实授，真正享有勋田的勋官、等子为数无几。
汉人聚居的伊、西、庭三州同内地一样是一种成熟的封建社会，均田农民对于官府承担以租、调、杂徭形式体现的赋役。租为丁男向官府交纳粮食，调为丁女交纳的绢或緤布，此外尚须无偿向官府提供劳动力服务，谓之徭役，其中包括正役、杂徭二种，依制每丁服杂徭四十日即可免正役二十日，杂徭劳动较轻，不但及于丁男，还及于中丁（少年），包括白直、执衣等役，皆属勤务性质，都是自具衣食，完全无报酬。另外还可以庸代役，即以交纳实物换取免役权，在内地皆付绢，但在伊、西、庭三州则多交付緤布，即以草棉织成白布来顶替，这是西州汉人赋役形态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均田授受制度造成一种受田农民皆为自耕农，人人平等的假象，其实，这一制度并不排斥农民的贫富分化，虽然名义上土地皆归国家所有，但占有权、使用权却是允许转让的，贫富分化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吐鲁番出土文书证实了民田中旧已出现了地主与农民的区别。前者谓之佃户或田主，后者谓之佃人或租田人，皆已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地租形式有对分制，预付地租制，租价后付制等三种，最后一种形式还包括了定额租的形态，而皆以实物交纳。这些形式旧在高昌国时代就已存在了，唐朝继续沿袭这一历史传统。无论哪种形式，田主和租田人之间皆须签署契约，各持一纸为据，并有知见人印证人参与画押，始可生效。兹举一例，以见一斑：
垂拱三年九月六日宁戎乡杨大智交」小麦肆觯，于前里正史玄政边，租取逃」走卫士和隆子新兴张寺潢口分田」贰亩」半，其租价用隆子兄弟二人庸緤直，」如到种田之时不得田，佃者所取租价麦」壹罚贰入场。有人惜护者，仰史玄应当」。两和立契，画指为记。」租田人杨」田主史玄政（画押），知见人侯典仓（画押）[①]。
据此可知，租田契须由租田人、田主、知见人共同画指签约，逾期不交租，罚两倍租价。
西域汉人的第二大部类乃军人，实质上亦乃武装起来的农民，数量很多，且多携带眷属，不仅遍布三州、四镇，而且各交通干线的守捉、戍堡、烽堠皆有军士执勤。他们既是边疆的忠诚卫士，又须垦田自赡，一半是农民，这种既屯且战的军屯制度最早溯源于汉，至曹魏而推广于全国，历晋、十六国、南北朝，皆沿袭其制。其好处在于减少官府的粮用开支和减少当地民族政权的租税贡赋，有助于缓解民族矛盾，却加深了汉军将士边防生产双肩挑的沉重负担。谓之军屯，以“屯”为基本生产单位，见于文献记录者有龟兹20屯，疏勒7屯，焉耆7屯，北庭20屯，此外伊吾军、天山军、清海军亦各有“屯田，以资糗粮”，每屯耕田至少50顷，安西、北庭二节度府各置支度使、仓曹，主管屯田事务，每屯（相当于今之生产建设兵团之团场）设屯官、屯副各一人，专主屯田事务，以供军需。吐鲁番出土的《伊吾军纳粮牒》具体记录了该军每年须向北庭交纳4000石粮，另交伊州191石，本军仅留屯粮3646石的沉重负担。至于各守捉、城镇诸军，乃至烽铺兵卒，亦各有田，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任务何等繁重，亦须自垦小块荒地，种植蚕、豆之类，不但必须自赡，且须饲养战马，以减轻官府的经济压力。因之，一旦投军为士卒，固然贡献巨大，却名为自由民，实则降为半奴婢地位，凡此种种，虽然收一时官府得利之效，却势必酿成投军如亦奴，降低唐军战斗力的恶果。
官员是西域汉人的另一重要部类，这是由各种显要人物组成的庞大队伍，其食用来源于官廨的官田，其中包括职田和公廨田。公廨田主要开支官府的各种办公费，具体而言，又分为州公廨田、县公廨田、县公廨佐史地等不同的级别和名目。例如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就有关于西州都督府公廨田的记载：
州公廨陆亩（？） （大谷2369号文书）
县公廨十七亩 佃人西端（大谷1213号文书）
梁
县公廨柒亩壹佰步 佃人唐智西种粟（大谷2372号文书）
宗
县公廨佐史田拾亩 佃人记义感（大谷2845号文书）
职田乃地方官员食禄所资，依官品有差。如西州中都督府，都督正三品，领职田十顷，司马正五品下，职田七顷，县令亦依上、中、下县，依次有差。交河县中下县，蒲昌为中县，高昌、柳中是下县，中县令正七品上，中下县从七品上，下县从七品下，其中下县令职田为四顷。凡在职田上耕作的农民，收入悉归官员所有。
工匠是汉人从事的另一种职业，据阿斯塔那61号墓出土麟德二年（665）匠名册记载：
手工业分工中已出现了韦匠（皮匠）、支匠、笇匠、木匠、缝匠、泥匠等，皆名列官牒，属官府雇用的专业工匠。从姓名判断，绝大多数都是汉人。
大批汉人的西徙定居，推动了当地农业手工业的繁荣与进步。
农业的进步首先表现为粮食作物种类的繁多，主要包括小麦、大麦（青稞）、粟（小米）、黍、高粱等五种，其中尤以小麦为主，吐鲁番出土的大量面食品足以为证。豆类作物栽培也很普遍，出土实物有蚕豆、黑豆，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多次出现豌豆。油料作物有胡麻、芝麻，纤维作物有草棉、蚕桑、麻，其中草棉乃新疆特产，土名白叠子，纺织品名为緤布。菜蔬瓜果品种也很齐全，葡萄园遍布西州城乡各地，还有胡桃、甜瓜、枣、杏、桑椹、酸梅、柰等。蔬菜品种也非常齐全，有菜菔、蔓菁、韭菜、芫荽、葱、蒜、菠菜、白菜等，其中波菜始见于8世纪唐人著作《种树书》，云其出自菠？国，显然来自西域，9世纪藏文文献《翻译名义大集》中也提到此菜。其时吐蕃已占领西域，此菜必是经由西域传入内地。从阿斯塔那墓葬出土殉葬品判断，马、牛、羊、鸡、鸭等家畜、家禽饲养也很普遍，其中猪在家畜中占有重要地位，足证西州汉人风俗与内地大体相同。猪乃圈养，羊则在野外放牧，马更远牧于山谷中，并存在着代人放牧的制度。复据杜甫诗云：“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③]。大约鸡不是养在鸡舍里，而是依旧飞栖在树木上。
农业的发展还表现为水利的开发与利用。新疆气候干燥，历来降水量不多，农作物全靠水利灌溉。早在高昌郡、高昌国时期就已建设了完善的水渠网络，有严格的用水与分配制度，并设专职人员以司其事。入唐后这套制度更予继承和发展。以西州而论，其水源皆出自新兴谷口（今胜金口），由此建成一条长约20余里的主干渠，而后环绕城郭形成若干支渠，纵横交错。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渠名就不下几十个，如城北的榆林渠、胡麻井渠；城东的东渠、土门谷渠、屯头渠；城南的蒿渠、白地渠等，还有以姓氏命名、私家修筑的水渠，如城北之孔进渠、张渠，城东的宋渠、羊渠，城西的杜渠，城南的樊渠、白渠等，此外还有地下取水的坎儿井以相配合。行水时先干渠，后支渠，先后有序。主管官员称知水官，下设堰头、渠长，各司其段，并有水闸可以随时断水，即使水坑用水，也须由有威望的老人主持，“立一牌牓，水次到转牌，看名用水，庶得无漏，”[④]可见用水制度何等完善。
手工业的发展不仅体现为匠人分工的细密，而且表现在制品的繁多和精细上。根据日本仁井田升教授刊布的《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交易法文书》[⑤]，手工制品的种类已有靴绉、细鞋、次鞋、缦紫、缦绯、绯高布衫、棉绸、细緤、次緤、大屈碗、杂色鞍褥、小绵、釜、紫高布衫、帛高布衫、皮裘、緤绯、锄、釭、钏、大棉、镔横刀、钢横刀、梓霸刀子、角霸刀子、三寸钉、小锯、钢食刀、钢镰、驼靴等。当然这仅是残散文书整理所得，未必全面，但日用品已几乎应有尽有了。至于精巧的手工艺品更是巧夺天工，吐鲁番曾出土唐代绢花一束，非但绢质细软，色彩鲜艳，而且造型绝美，风韵天然，足见汉人手工技艺发展的高度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西州还出现了“纸坊”，并有遣人赴纸坊为匠的吐鲁番文书，还出土了唐代纸坊生产的纸几张。经上海造纸研究所化验分析，结论是多用破麻布、麻纤维和褚布打浆制成。除帘纹纸外，还生产了世界最早的涂料纸，并采用加淀粉的技术制成了彩画用纸，还有染色纸，以供应唐代西陲军政公文用纸和宗教用纸的需要，基本上达到了自给。
汉人所到之处不仅出现了众多的乡村聚落，而且兴起了许多繁荣的城镇，农民多居于乡村，手工工匠则多居于城镇，其中伊州、西州、庭州乃汉人聚居区中最大的城镇。据仁井田阩研究[⑥]，这些城市中的工匠专业化趋势已非常明显，出现了果子行、彩帛行、铛釜行、米面行、菜子行、帛练行等名称，其中是否已有行会组织尚等进一步深入研究。唐朝于州、县皆设市，“凡市以日午时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以散”[⑦]。“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⑧]，“大都督府，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非为，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佐一人，史一人，师三人（掌分行检查，州县市令各令准此。）仓督二人，史四人。”可见随着手工业分工的精细，商品交换也进一步发展了。手工匠人因之兼营商业，史载唐代城镇中多“前店后坊”[⑨]，所指即此。它说明手工工匠多临街开店，后院设作坊，既是产品的生产者又是商品的出售者。市上买卖成交后盖上市印，谓之市券，可见政府仍在监督市易的进行。
新疆位居丝路咽喉地段，商品贸易非常繁荣，由之出现了专业商人，唐代谓之“行客”。丝绸是贸易的大宗，又是货币的一种形式，在唐代，采用金、帛兼用制，即金、银等硬通货，铜制钱币和帛练同样可以充任交换媒介的职能。汉人操行客之业者也大有人在，例如《新唐书·裴炎传》所附《裴伷先传》中记载，此人原本唐朝官员，因罪“流北庭”，乃“无复名捡，专居贿，五年至数千万。娶降胡女为妻，妻有黄金、骏马、牛羊，以财自雄。”所谓“居贿”就是经商，资财至“数千万”，足证财力的雄厚。张籍诗云：“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描写的就是丝路贸易繁盛的历史景观。吐鲁番文书中还留有汉商与胡商同行贸易、因事争讼的记载，足以反映汉人充当“行客”者也大有人在，但因我国传统奉行重农轻商政策的影响，在法律上依旧限制汉商从事国际贸易。因之，总的来说，汉人经商者远比从事农业、手工业者为少，财力较之胡商却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二、生活透视
聚族而居的父系家长制大家庭是汉人生活方式的根本特征，土著豪宗大族多采用这种社会生活形式。史书中明确记载，西州大族多高昌国时代或更远的高昌郡时代由河西、陇右迁来，例如高昌国先后经历阚氏、张氏、马氏、祇氏四个王朝，其中阚氏、张氏、马氏皆系敦煌豪族，祇氏郡望本为金城祇氏，此外著名大族尚有西平祇氏、西平郭氏、西平卫氏、武威孟氏、敦煌宋氏等，其郡望大多斑斑可考。这里的汉人沿袭南北朝重门阀的遗风，重氏族、重郡望、重门第联姻。马雍先生指出：“根据文献记载、墓砖、碑志和族谱，我们很清楚地看出，高昌国的统治集团，上至国王，下至啬夫这样的地方小吏，所有的官职、权力统统掌握在极少数的几个大家族手中，这种情况与当时内地南北朝盛行的门阀制度完全一样，而且，在高昌居于统治地位的这些豪宗大族几乎全都是由凉州地区迁来的”[⑩]。属于这种豪宗大族者还有高昌车氏和敦煌索氏，前者显然是前车师国王族余裔，后者则为客居敦煌的塞人之胤，但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早已全然汉化了。在上述诸姓中，尤以敦煌祇、张二氏最为显赫，祇氏为历代王族所出，张氏则为历代妃姓所出，历代通婚不辍。较次显赫的大族亦相互通婚，例如西平祇氏则与清河张氏相婚配，以此类推。他们还撰写族谱，仅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已发现这类族谱两件，一件出于1973年发掘的阿斯塔那113号墓，释文本第三册定名为《高昌某氏残谱》，图文对照本改名为《某氏残族谱》。另一件出于1966年发掘的阿斯塔那50号墓，释文本第三册及图文对照本第一册暂定名为《某氏族谱》。马雍、王素分别对它们进行过研究，认为修谱形式与方法皆与南北朝盛行的谱牒学完全一致。由此可知，西州大族的家庭形式基本上继承了高昌的遗俗，聚族而居，同内地大同小异，同河西、陇右一带民风尤为接近。至于小门小户，虽然资产单薄，亲族不旺，只能保持一夫一妻制家庭形式，但父系家长制仍然存在。在现存手实户籍残卷中仍可清楚表明，男性成丁居于户主身份，男女婚配，亦各择门第相对的小门小户，但仍由男性家长作主。例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哈拉和卓102号墓所出武周—开元年间《唐西州残户籍》：
……
可见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至少两代人合居的大家庭形态，只是相比于豪宗大族的聚族而居规模较小而已，不仅一般汉人民户如此，久驻西域的汉军似也带有家口，其基本构造与民户相同。安史之乱后入关勤王的安西、北庭行营几次兵变似乎都留有士兵携带家口的证据，如大历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769年2月2日），行营将士以不满由邠州徙屯泾州，爆发了兵变，乱平后强迫迁徙。下令曰“后徙者族，流言者刑”[(11)]，可知带有家口。又建中三年（782）行营节度使姚令言受诏“将兵五千至京师，军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12)]，由于朝廷未赏，激起了规模更大的泾原兵变。进又确证行营将士是带有家口的，入关勤王后是如此，屯戍西域当然更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唐代伊、西、庭三州富裕的家庭中都有奴婢，且数目不止一个，这些奴婢都可在市场中公开售卖，成交后带回即成为家庭成员之一，他们大多幼童，用于一些辅助性劳作。例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所收阿斯塔那317号墓出土文书中有唐某人买奴契一份：
……
唐代西域汉人的节庆同内地基本一致。《北史·高昌传》记：“其国人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可知早在高昌国时代，就上承高昌郡遗风，实则秉承晋时遗制，入唐后更受唐风直接影响，与河西、陇右一带民俗无甚大的区别。南北朝时期，我国主要节日有元正（年节）、正月十五、五月五、三月三、七月七、七月十五、九月九等七大节日，入唐亦然，可知这些节日在西州应同样欢庆。
元日，为岁首立春之节。早在高昌时期就由国家举行杀牲大祭，仅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就可发现大祭时间发生于元旦者已有下列数种，皆由祠部主祭：
① 祭风伯 杀牲煮肉
② 西涧神 杀牲煮肉
③ 长堞杀牲煮肉
④ 西门杀牲煮肉
这种杀牲煮肉的祭祀方式显然是传统的汉文化特征。元旦又是始耕节，届时盛大庆祝，杀羊两口。至于一般百姓，则以此日祭祖，此风一直存在至吐蕃统治时期而长盛不衰。《新唐书·吐蕃传》记吐蕃占领沙州后，禁止汉人服华夏衣冠，独于元日可以服用祭祖，故汉人每至此日祭祖毕，“恸哭而藏之”。伊、西、庭三州一度归驻节沙州的杨氏家族管理，则西州亦存在元日祭祖之风是肯定无疑的。
正月十五的上元节是隋、唐时期最盛大的节日。《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记：“春正月…丙寅上元夜，帝与皇后微行观灯……是夜，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丁卯夜，又微行看灯”，燃灯纵观，是上元节一大特色，仅宫女就达数千人同赴长安灯市，可见灯市夜景确实蔚为壮观。唐朝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京城之制，全国各州、县纷纷效之，西、庭、伊三州亦属化内州郡，虽无直接的文字记载，此节必亦属重大节庆之一。
盂兰盆节，七月十五日，乃佛教重要节日。盂兰盆即梵文ullanbana的音译，意为救倒悬以报父母，西晋敦煌僧人竺法护最先传译《盂兰盆经》行世，由之此节肇兴，这一节日融佛教教义与儒家孝道为一，因而盛行于河西，高昌也于此节举行庆祝活动。
端午节，五月五日。传说为吊祭屈原，旨在激发爱国情操，旅顺博物馆藏有大谷探险队在阿斯塔那出土的草编粽子五枚，乃系在儿童身上的饰物。萧梁吴均《续齐谐记》云“世人吃粽，并带五彩丝及栋叶，皆汨罗之遗风也。”可证西州亦庆此节日。
由于唐朝政治大一统事业的实现，三州、四镇的汉人既有内地移民，又有高昌土著，而又总纳入大唐盛世的文化氛围之中。因此，不少全国性的节日必定影响至此，例如年终腊祭、重九登高，八月十五仲秋夜阖家庆团圆，七月七日乞巧节等，此外，从高昌祀部文书中还可了解到六月十六日祭贰谷天大坞阿摩，献羊，三月二十四日为丁谷天树石，虽是纯地方性节日，亦必照旧承袭下来。
入唐以后，民间结社活动也很流行。郭锋郭据吐峪沟出土的唐西州《丁丑年石俅卫芬倍社条章》以及1963年阿斯塔那74号墓出土之《唐众阿婆作斋社约》，认为唐西州地区确已存在着民间结社，有的还是妇女结社，其活动已不仅是作斋事，而且兼有赈济性质，并订下了违约处罚的规定，很可能还有社长、社三老、社录事、月值等人事组织[(13)]。日本大谷文书中还收有1529、1523两件文书，据说乃库车出土，则这一民间结社还曾推广至唐安西都护府驻节的龟兹乃至整个安西四镇地区。
唐代汉人的饮食内容已非常丰富多彩，其中不少已见出土实物。
汤饼与面条类食物的推广。1968年吐鲁番阿斯塔那编号为68TAM104号墓出土了一件木碗，内有汤饼残迹。《辞海》释汤饼为面条是不确切的，面条乃把和好之面压制后切成细条，汤饼则乃径直以手捏面下锅而成的汤食，始见于西晋束皙的《饼赋》，内云：“玄冬猛寒…充虚解战，汤饼为最”。最初的汤饼似乎是肉汤中下捏面片，其后出现了水引、馎饦的分化。《齐民要术》记水引乃“细绢筛面以成…挼如箸大，一尺一断，…挼令薄如韭叶，逐汤沸”，亦即今之薄皮拉面，馎饦则乃“挼如大指许，二寸一断…盆中浸，宜以手向盆旁挼，使极薄，急火逐沸熟煮，滑美殊常。”应即今新疆之揪片子，由此又进一步演变为压制而成，再切成条状的面条。
起面与胡饼：汉人传统的面制干食主要是饼，以平底锅烙成。新疆各地已发现了不少这类平底锅，说明这种饼仍在广泛食用。与此同时胡饼也先经由三州四镇传入我国内地，元人胡三省《资治通鉴》注中谓：“胡饼，今之蒸饼。”明人 钱谦益《初学集》卷26记：“胡饼，言以胡麻着之也。”似乎皆非原意。《齐民要术》的解释最近真：“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盐，熬令熟，炙之，面当令起。”可见胡饼的最基本特点是“面当令起”即以起面（发面）制成的发酵饼，这种面粉发酵的技术似也传自西域，以区别于汉地不用酵面做成的饼，具体又分为胡饼、烧饼等。普通胡饼乃烤饼，烧饼乃夹肉饼，餢则乃加油烤饼，慧琳《一切经音义》中云：“此油饼，本是胡食”。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了一块形制有似于今日维吾尔烤馕的胡饼，宽边，薄肉，周边面上捣有许多细凹点，确属发酵面粉制成，但“馕”字出现甚迟，当时这种饼究竟叫什么尚不清楚，汉人则统称之为胡饼。此外，阿斯塔那还出土了10件不同形态的小巧花式面点心，有作梅瓣形、月饼形、星形，尽管形态不同，却皆乃酵面制成，是胡饼的变种。由于酵面的推广及其同蒸法的结合，又出现了“馒头”。9世纪成书的藏文文献《翻译名义大集》中已出现了此词，而唐代的馒头实即肉包子，“蒸笼”一词也出现于该书中。
饺子：是一种带肉馅的水煮面食品，今天已是汉族传统的年节美点。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发现了至今仍形制十分完好的饺子，有两种包法，一种同今日相似的半月形，另一种则乃半月形饺子包成后，再弯成圆形，前留尖，《新疆考古三十年》图版277谓为馄饨，其实仍然是饺子。
饭：刘熙《释名》：“饭，分也，使其粒各自分也”。南北朝时期北方多食粟饭、黍饭、麦饭，新疆粟、黍皆有发现，应有粟饭、黍饭。
糜粥：或作饘粥，《释名》：“糜，（煮米）使糜烂也”。多作老人、幼儿食品。又有肉糜，乃煮肉成粥状。史载晋代饥荒，惠帝惊曰：“何不食肉糜？”可见肉糜是我国传统食品。
罗阇：据二酉堂藏版《凉州风物志》记：“高昌僻土有异于华，寒服冷水，暑啜罗阇，《太平御览》原注，阇，受车切，此鄙人取糜粥啜之，俗号罗阇者也。”按高昌乃汉人聚居区，罗阇非汉语，必是从古车师人继承下来的一种食物，唐之西州必因袭不变，据我判断，罗阇大约是一种发酵的酸粥，有解暑的功能[(14)]。
酱：乃屯田兵必备食品，边防军亦携酱佐餐。酱乃腐败粮食所酿，味咸，体积小。魏晋后期简牍中即有此食品，唐代规定士兵必有酱佐餐，并出现了酱油与酢（醋）。
煮肉：广泛见于吐鲁番祀部文书，对神的祭祀实乃人间生活的具体反映，说明西州汉人喜食煮肉。祀部文书中的祭品乃煮羊肉，而猪在墓葬中也大量发现，大概猪肉也是煮食的。唐律禁宰牛，牛肉食用不会普遍。
烤肉：乃我国传统的烹制方法，《诗·瓠叶》中云：“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应即烤肉。朱鲔石室画像石及孝堂山墓道石所绘烤肉皆乃以钎子穿肉，加火炙烤。唐代《广韵》中有“炙束”，意为“串炙束，炙具”，亦即烤肉的钎子，唐人即收此字，可见入唐烤肉仍很普遍。这种西州汉人的炙烤方法至今仍保存在新疆维吾尔人中间，成为其特有的民族烹调技艺。
菜蔬：唐代蔬菜品种已相当丰富，诸如葱、蒜、韭、莱菔（萝卜）、白菜、菠菜等，炒菜的方法已普遍应用，腌菜也很盛行。此外，根据古藏文《翻译名义大集》，唐代西域不但有了豆腐，还有了粉条、粉丝。
据经常 在库车一带主持发掘的新疆考古研究所张平副研究员告知，同唐军将士有关的出土物还有笼篾，说明已开始食用蒸制食品了。
酒类制作大别有二：一是粮食酒，或曰祇蘖酒，二是葡萄酒，或曰无祇酒。粮食酒是我国内地的传统酒种，早在《尚书·说命》中就有“若作酒醴，尔惟曲蘖”，曲为酒母，蘖为芽米，以完成糖化、酒化二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掌握了酿造高度祇酒的技术，西州的前身是高昌国，更前身是高昌郡，隶于河西，那里正是粮食的高产区，粮食造酒技术必由之传入。葡萄酒则是新疆的土产酒，由于新疆各地盛产葡萄，吐鲁番更有“常田桃”的记载，即每家几乎都有大小不等的葡萄园，多余的葡萄晾制干葡萄，即今之葡萄干，此外即用以酿制葡萄酒。唐代传入内地，太宗也学会了葡萄酒制法，用于宫廷宴饮。玄宗朝，葡萄酒更是广泛流行于上层社会，出现了“蒲桃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诗句。据《中亚研究》1985年第1期所刊Д·阿布杜罗耶夫《中亚古代葡萄种植业及酿造业》一文记品治肯特曾发现一套公元七—八世纪一套完整的榨酒设备，这一时期正是唐朝。西州汉人的葡萄酒酿造技术大约同其西域诸邻国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唐中叶以后内地显贵所饮用的葡萄酒应多是由西域运去的。
水果：西州最盛产的水果是葡萄，此外酸梅、梨、枣、桃、杏、李、核桃等也普遍种植，枣未见实物，但见于唐代市易文书。还有柰，有人说就是一种原始的苹果。枣和核桃相配，加以饴糖，成为做点心的原料。《太平御览》引《赵录》：“石虎好食蒸饼，常以干枣、胡核瓤为心蒸之，使坼裂方食”。这种以干果为点心的习惯源自西域，伊、西、庭三州汉人最早感受其风。
关于唐代西域汉人的发式、服饰。汉人属椎发型民族，男子结发，女子高髻为一般发式特征。结发乃蓄发结于顶上，形成一个短髻，上戴以冠，以笄固定。女子则以发多且高为美，耸立于头顶，形成千姿百态的发型。其中最通行者为高髻，乃汉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发型的继承与发展。阿斯塔那206号墓15个木俑中就有二人梳高髻。抛家髻流行于开元天宝盛世，《新唐书·五行志》记其特征为“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两鬓抱面，余发束于头顶。椎髻则乃一撮之发状如锥，下丰上锐，初唐盛行此髻。半翻髻则高耸如翼，向一边倾斜。螺髻模仿印度发型，顶中结髻，盘旋如螺。乌蛮髻则乃高髻软结，婀娜及额。宝髻乃在髻上，鬓间杂缀金玉，以饰取胜。还有类似鸾鸯腾起的双鬟望仙髻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并出现了纯装饰性的假髻，而名之为义髻，或以丝毛，或以铁丝框架、或以漆木为骨，上饰以发，以假乱真，其性能已同帽子差不多少。男性服装的颜色有严格的等级，黄最上，紫为贵，次为绯，次为蓝、绿，黑色较低，素衣无地位。但这仅就底色而言，可用杂彩及刺绣弥其不足。基本的服装仍是上襦下裤，或上衫下裤，上层人物外披长袍，褚为短夹上衣，衫乃短上衣，皆为男女通服。一般右衽，亦有对襟，同汉晋比较，初唐袖渐变窄，显然受胡服影响，而至玄宗朝复尚宽，袖一般较胡装为长。女性除衣裤外，还外着裙，下摆很长，上层妇女及其侍女多长裙齐胸曳地，盛行六破或八破喇叭形裙以及四至五幅直缝裥折裙，质地多彩绢，非常讲究。男性袍皆右衽，中系丝带或红色革带，尚宽大舒松，平民则麻衣短褐，一般不加袍。
男性冠式稍复杂，主要通行幞头与乌纱帽，幞头即折上巾，乃由汉晋幅巾或燕巾演化而来，至北周垂为定式，唐开元年间以皂罗制成，有圆顶方顶、软裹硬裹之别，不仅广泛见于吐鲁番出土唐俑，还见于中亚品治肯特壁画，其中士大夫多习用软裹幞头，乌纱帽乃一种硬壳冠，内型由铁丝编织定型，内衬黑纱，外涂缯纱，前饰玉胜，左右两角如纺锤，为天子与百官所共服，但普通人民则只能服幞头而不能戴乌纱帽。
女性亦盛行戴帽，其中帷帽与幂
最为通行，据《事物原始》：“帷帽创于隋代，永徽中拖裙及领，今世人往往用皂纱全帽缀于油帽或毡笠之前，以障风尘，为远行之服”。吐鲁番出土泥俑中发现了这种帷帽，幂则乃传自吐谷浑，帷幕甚长，可遮蔽全身，具有风帽性质。帷帽虽可遮面，但服用时，脸多露出，天宝年间曾成为风靡一时的时尚。
帔与半臂是唐代妇女富有装饰特色的服装附件。《释名·释衣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有人认为这种披巾源于波斯。然入唐后已非常流行，吐鲁番出土仕女俑与仕女画中皆有这种帔，同帔类似的还有领巾，作三角形，较小。半臂则加于襦外，款式为直领，对襟，两袖仅及人臂之半，类似今日背心而又多出两个短袖，也是流行于隋至盛唐的一种时装。
应当指出的是，女着男装也是唐朝的一种时尚，这种风俗似应先行于西域三州。儿童则不分男女，皆双鬟发，以其发型类“”字，故名，幼男童穿兜兜衣，库木吐拉出土的一张木板画上有生动的描绘[(15)]。
唐人喜着锦袜、锦履，平民则着麻鞋、草鞋。锦履可着浅麻底，取其轻便，亦可着厚底履，便于同长袍或长裙相配。鞋的形制一般为平头，讲究的则要翘头，或呈云形，或弯翘而上，状若船头，上饰锦绣，这种鞋上弯的前沿恰好承接长袍或长裙，更显得风度雍容。从吐鲁番出土的大量纸鞋样说明制鞋已成为一种家庭技艺。不过，由于受到胡人的影响，着靴也开始流行。《陔余丛考·着靴条》记：“朝会着靴，盖起于唐中叶以后。”至于伊、西、庭三州则早已普遍着靴，并有乌皮靴、赤皮靴等不同形制。
劳动人民则多戴圆顶毡帽，着夹袍，穿麻鞋。隆冬护寒衣物还有面衣（一种绵帽，戴于首而仅露眼鼻口），手爪囊（即手套，仅区分大指与其余四指），怀袖囊（即一种绵或毛制圆筒，两手合置其中取暖）。
衣带式样也很讲究，有丝带、革带。革带多宽边，丝带则细而精巧，颜色鲜艳，且上着佩玉，行之叮当有声，故唐人诗曰：“五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女性则多结成形状复杂的蝴蝶结，分外美观。
唐代女性非常讲究修饰头部，头戴步摇，这是一种树枝形的金质头饰，随步摇曳，发上除饰以金玉钗簪以外，还喜欢上插小梳子，面部化妆，举凡画眉、染发、搽粉、涂唇膏等皆应有尽有，早期盛行晓霞妆，以胭脂涂红眼以上，后来讲究搽粉，谓之淡妆或素妆，喜欢右眉心上点红，这是受到印度美容术的影响。还有饰花钿的习惯，以蚌类发光物质，压成粉状，点染面部，望之熠熠生辉，温庭筠词云：“懒起画蛾嵋，弄妆梳洗迟”，可知已流行画眉，又唐人王焘《外台秘要》卷32收有染发方，以生油渍乌梅，加蛋清染发，可使发色乌黑，可见染发术也已流行。
关于唐代西域汉人聚居区的住宅、建筑具有以下特征：
城居。汉人皆城居，是因为他们是农业民族，城居可以防止游牧民族的突然袭击。因此，汉人所到之处，城堡聚兴，皆堞雉完备，外有护城沟堑。衙署居中，民宅散处四周，村落居民，似也有桩墙之类建筑。
土房大院，聚族而居。高昌国时代的土房本来同西域诸国一样，皆尚平头。入唐以后，似开始出现了斜坡形房顶。库木吐拉净土变壁画中就出现了宫殿式的斜坡项建筑，必是当时现实的幻化反映。西州地极炎热，因之继承高昌旧俗房房挖地窖，室内皆有毡毯。唐攻柳中，以撞车攻城，飞石纷落，当地人以毡毯蔽之，可见毡毯是家家都有的日常用品，亦可作为室内装饰。
唐于西域设车长行坊，有长行马、车牛。吐鲁番发现有车牛俑，可见牛是主要运输工具，马则用以代步。
从军是汉人的重要职业，唐代进驻西域的汉军数量可观，安西马卒皆有二骑，一马死则另一马又继。步兵亦皆有私马，实际上是清一色的骑兵，但马无护甲，皆轻装，骑士始着甲，《唐六典》卷16：“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细鳞甲、四曰山文甲、五曰乌骓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绢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领子甲、十有三曰马甲”，其中明光甲是主要甲型，分铁、皮、木等几种，铁甲最精、皮甲最普遍，另外还有木甲，在中亚昭武九姓影响下，锁子甲也有一定的发展[(16)]。
三、文化心态
宗教信仰历来是精神生活的核心。首先提及的是祖先崇拜与儒学。汉族是一个重祖先崇拜的民族。早自高昌郡时代西域汉人就有祭祖，拜祖习惯，例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哈拉和卓99号墓，属于北凉高昌郡时代，其中编号为75TKM99：15文书为《蔡长资父母墟墓随葬衣物疏》，其中除将父母遗物尽皆随葬外，还埋入绢9匹、布5斤、丝100斤、群毫4束、黄金100斤、银100斤并云：
凡有在条衣物丝绢金银
家居自有河陌里攀荷长用
次父母虚（墟）？（墓）长（常）人，园亲通
道仞旧不得钦遮仞名。如律令。
这实际上即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形式。每逢年节，更是供上祖宗牌位，合家祭拜，一遵古华夏礼仪，由之土葬乃葬俗的主要形式。且大多同一家庭只聚一个共同墓群，夫妻多取合葬墓形式，以供子孙祭拜，多有随葬衣物疏，这些随葬衣物实为子孙祭品，但大多这种疏文中罗列的陪葬品未必真有实物。例如，黄金百斤、银百斤之类，不过虚写数目而已。
我国传统儒家哲学实质上是建立在天命论、天人合一和祖先崇拜等哲学信仰基础上，而又重人道胜于天道，由之衍生出一整套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理性思想体系，千百年来不但成为汉文化的核心，也构成高昌汉文化的主体。早在高昌祇氏王朝时期，国王殿堂上就绘有鲁哀公问道于孔子像，兆示着以尊儒为其基本国策，国中设博士，教授儒经。入唐后，由于明经、科举已取代了六朝时期的选举制度，儒经传授更盛。根据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西州文书，儒家经典著作一应俱全，包括大经《礼记》，中经《毛诗》，小经《尚书》以及《论语》、《孝经》等，其中《礼记》曾发现孔氏传写本，亦属古文经系统，而有字无疏，字多古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诗经》皆毛注，亦属古文经，抄本中之郑注亦与今《十三经注疏》本有异，显然继承了高昌国以来的学术传统。以上三经历来有今古文之争，而西州研读之经皆宗古文经，这是西域汉文化一个重大特色。《孝经》在西汉时期原来备列经书地位，而自东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地位日隆，早在高昌国时期业已继承了这一传统，一直传习不辍。高宗调露二年，唐代又正式颁令《孝经》列入经帖考试，因之《孝经》的研习更推向一个新高度。吐鲁番唐墓中曾出土了该书的《感应》、《事君》二篇，即为其证。至于记录儒家正圣孔子言行的《论语》所出土的抄本更多，其中包括《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为政》、《里仁》诸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有明确记为西州人卜天寿抄写的《论语》郑氏注本，并在阿斯塔那27号唐墓中出土了《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专门应付科举考试，可见唐代西域儒家经典的研习已被正式纳入朝廷科举取士的轨道。
为了普及和提高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还办起了州学、县学、乡学等各级学校。伊、西、庭三州，学生定额150人，再加上四镇都督府，学生定员总在350左右，又辖县学十二，学生定员360人，乡学学员以千数计。启蒙课本已发现有《千字文》、《开蒙要训》等。此外，在沙州非常流行的《太公家教》也有可能流布碛西。由于唐制学生必须享有免役权，因此一般农民是上不起学的，受教育者多是现任职事官及勋官子弟。尽管如此，仍然足以说明西域汉文化的大提高、大普及。
佛教乃世界性宗教之一，传入西域时间很早，久已成为当地诸族的传统信仰。中原的佛教还是经由西域诸国的中介而输入的。然而至唐却出现了中原佛教开始大规模反向西传西域的怪现象，教分小乘、大乘，小乘佛教重个人的苦行和超脱，生活上的戒律因此很多，却并不坚持茹素，而是食三净肉。大乘佛教则重在普渡众生，生活戒律上不但戒杀生，而且戒食肉，必须茹素。传入并盛行于中原的佛教即是此派，入唐后随着汉僧携汉译佛经大批西渡流沙，汉传佛教遂大盛于三州、四镇。仅在史册上留名的大寺就有西州的丁谷寺、丁谷禅院、宁戎寺，庭州的龙兴寺、高台寺、大宁寺，龟兹的金砂寺、
严寺等，总管四镇佛教的都僧徒道即为龟兹法严寺主持，可见汉僧地位之尊崇。他们不少是由内地佛僧西渡流沙后充任的，其中还有京师僧人。至于西州原有的小寺如张寺、冯寺、弘室寺、善和寺、万寿寺、崇室寺、观音寺等更不计其数，皆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
大乘佛教同小乘佛教一样，虽然以众生平等为号召，实际上仍存在着严格的教阶制度，有上座、寺主、维那、僧众之别。上座为高僧，寺主主持全寺事务，维那有僧众之意，乃处理日常庶务的总管，至于一般僧众地位又有差异，地位最低者还有为寺院干粗活的佃人和奴婢。至于教理学，入唐以后较之高昌郡、高昌国时有则有很大提高。入唐之前这一地区流行的佛经不过是《七女经》、《金光明经》、《贤愚经》等义理较浅的书籍，入唐后则空、有、密三大宗代表性经典都已明令列入寺院僧众必须诵习的对象，如空宗的《法华经》。更高级的僧侣则尚须进修义理更为高深的《大智度论》，有宗的《唯识论》，密宗的观世音信仰等。直至吐蕃接管了唐朝西域领疆以后，汉经佛教始衰，但仍独立为派持续了一个历史时期。至于回鹘人信仰的佛教则大都分译自汉文佛典，而非译自梵文原典。
唐代佛教的盛行在石窟寺内容的变化中得到清楚的反映。西域原来流行的小乘佛教“唯礼释迦”，表现在大型本生画的流行，这种经变画皆取材于释迦牟尼生平事迹和佛教中的传说故事，西域特色最浓，建成时间最早的克孜尔千佛洞可为其典型。然而安西大都护治所附近的库木吐拉千佛洞则为之一变，特别是其中可以被确定为汉人开凿，汉僧主持的那些洞窟。在这些洞窟中大型经变画完全取代了本生画，它们大都源于《药师经》、《灌顶经》、《无量寿经》等大乘经典，洞窟中还发现了“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等题辞，说明净土思想和密宗教义也已渗透了这一地区。吐鲁番宁戎寺、丁谷寺旧址所在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胜金口千佛洞的佛教壁画也充分显示了这一特色。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在域外影响不大，但流沙东西在唐代都属我国统一版图，道教也已传入这一地区。这一宗教缺乏自身完整、系统的教义理论，实际上是吸收古代华夏巫教的种种庞杂因素组成的多神教。所重者诅咒语及梦想能长生不老的炼丹术，在宗教仪式上则兼收并畜佛教的因子，并作为佛教的附庸而存在，并且在高昌郡时期就已传入。香港大学饶宗颐教授刊布了建衡二年庚寅五月五日敦煌郡索仳所写《太上玄元道德经》即为其证，所谓《道德经》即《老子》一书，唯道教视为宗教经典，名之曰《道德经》。道教的咒语：“急急如律令”普遍出现于吐鲁番唐墓中，作为镇墓之符，其中阿斯塔那322号墓还出土了《唐写本五土辞》，又有《祭五方神文》残片亦皆同一文化遗物。此外还发现了驱鬼文及五道大神的崇拜，11世纪作品《福乐智慧》中还提到炼丹术，这正是道教的特征。道观和道士数量虽弗如佛教远甚，但数量也很可观。阿斯塔那188号墓出土的编号为72TAM188：59号文书背面就记载西州高昌县有“道士六十七，女官十四”。《伊州地志残卷》中还记载伊州有祥麦观、大罗观，柔远县有天上观，皆属道观，足证道教确已传入，但似乎仍局限于高昌国故境即唐之伊、西、庭三州之地。
应当指出的是，唐代西域汉人还拥有一定数量的摩尼教徒，这是往往为前人忽略的。晁华山《初寻高昌摩尼寺的踪迹》[(17)]一文报导，作者曾于1987和1988年带领研究生考察了吐鲁番吐峪沟、柏孜克里克和胜金口三处石窟群，都发现了摩尼教洞窟，例如吐峪沟西南区第二窟（SWZ，文管所号第1窟）、北区第二窟（N2，文管所号42窟），中区第7窟（M7，文管所号20窟），其中发现了大方幅壁画“七重宜时神使图”，又有《行者观想图》旁有汉文榜题“行者观想”。柏孜克里克第38B窟更是典型的摩尼教窟，上绘摩尼教寺院建筑寺宇及五重台寺，有5殿堂，指经图堂，斋讲堂，礼忏堂，教授堂，病僧堂。又绘生命时与死亡树交叉图，自上而下分三段，代表三际，下绘信徒中有好几个属汉人模样，男则结发，女呈高髻。胜金口摩尼寺更是明确建于7世纪中至9世纪初，这正是两州汉人占主体地位的时期，说明汉人也曾大批皈依了摩尼教，其具体时间甚至早于摩尼教正式传入长安和回鹘牟羽可汗改宗此教。果如此，则此段历史有必要改写。
唐代碛西汉文化的另一重要内容即文学、美术、音乐、医学和历法。
伊、西、庭三城入唐之前，高昌文学深受北朝文坛影响，所写诗歌带有浓厚的古风性质且六言、五言交错。《新唐书》卷221，记唐代高昌之前，其国人谣曰：高昌兵如日月，唐家兵（—作汉家兵）如日月；日月照冰雪，几何自殄灭。这首民谣虽短，但却反映了碛外孤儿渴盼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激情。
入唐以后，诗坛争妍斗艳，进入了中国诗史的黄金时代，其中涌现了一批专以歌颂边疆生活为主题的诗人，被称为边塞诗派。这一诗派以骆宾王为前驱，以岑参为集大成者，此二人都曾佐幕军中，亲履西域。骆宾王生活于高宗时代，曾佐裴行俭平定西突厥阿史那都支，李遮匐所赋《从军行》一诗充分体现了唐朝勇士辞家为国的英雄主义气慨。岑参曾先后佐幕于高仙芝、封常清麾下，后又擢任伊西北庭支度营田副使，所赋诗篇，既有铁马金戈的咏唱将士之作，又有歌颂新疆雄浑山水、壮丽山川之作，后者风格尤为雄奇瑰丽。所赋《白雪歌送武判官回京》，写冷冽的天气，飞舞的冻雪尤为绝妙，千古传颂。又如《北庭帖宗学士道别》写大戈壁风沙气势更为磅礴，所赋《火焰山》（地在今吐鲁番）则以突出热景出名，在语言组织上，骆宾王的诗以五言胜，体现初唐诗风。岑参诗则以七言胜，体现盛唐诗风。
唐代重诗，余风所向，西域汉人学子也纷纷学诗，阿斯塔那263号墓出土的唐景龙四年西州义学生卜天寿诗抄即为明征。此人年仅十二，不仅手抄了《论语》郑氏注，还自己创作了一些诗，例如：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日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尽管存在不少错别字，却反映了一派天真的小学生渴盼放假的心情。
再谈汉风绘画艺术的西传。
我国绘画以单线平描为特色，构成画面的主要因素不是色彩明暗透视，而是线条的刚柔相济，入唐后随着中原画匠画师的西渡流沙，出现了以单线平描和中原式审美趣味的汉风画法。它以今库车库木吐拉千佛洞为代表。例如16窟主室侧壁的经变画，中央是横长方的中堂式画面，两侧配以立轴式的条幅，中堂与条幅之间隔以花边，构图均衡稳定，与敦煌莫高窟画风相同，善用石绿与紫色交叠涂色，装饰图案多云纹、团花纹、卷草纹、茶花纹等，且绘有汉式宫殿、汉式人物。余如森姆赛姆千佛洞，焉耆七格星及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等千佛洞中也有类似的构图，这种画风一直影响到中亚品治肯特壁画。
汉风绘画不仅表现在石窟寺的宗教壁画中，还表现为墓室世俗壁画和出土绢画中。其中的精品有库木吐拉附近发现的板绘《鲁又姑图》、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树下美人图》、大谷掠走的《胡服美人图》、吐鲁番张礼臣墓出土的《舞乐图屏风》六扇、阿斯塔那187号张氏家族墓中出土的《围棋仕女图》、阿斯塔那188号墓中出土《牧马》屏风六扇等皆精妙绝伦。其中绘制女子衣饰、神情以及白胖雍容的体态都反映了唐代的时代精神；所绘童子像更以天真、可爱引人无穷遐思。
汉风美术的西传还表现在雕塑艺术上。例如唐代吐鲁番出土的唐彩骑马泥俑，而孔纯系汉人，头着盔、身着甲，甲片掩至上腿，手臂袒露，骑手持矛，威风凛凛。同地出土的唐代泥头木身女俑，高髻着披帛画粗眉额上描红，下着胡裙，穿窄袖衣，典型唐代汉人仕女装束，非常传神。那里还出土一件唐彩泥马俑，头部神俊，一身青鬃，马鞍华丽，颈缀红缨。还有两个戴幔头的宦俑，神情滑稽，说明泥雕已成为一种出色的艺术。
汉风美术在实用工艺美术中也得到进一步的表现，主要在织锦图案上得到充分的表现。唐代织锦技术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唐人白居易的《缭绫》诗有其生动的反映。当然，传入碛西的织锦究竟多少是本地制造，多少是内地输入的，尚不够清楚，在此仅提及而已。
人类生活离不开历法与医疗保健。中原历法以天干地支相配为其根本特征，六十年一甲子，如此循环往复，纪元则以国君的立废为起点，并有计算朔望，补闰的一整套方法、理论。这种历法早在高昌郡时期已从中原输入，后来高昌立国，皆用汉式纪年法。入唐后悉纳入唐制，其实这两种纪年法并无本质差异，不过由地方政权年号改为全国统一年号而已。由之进一步传入西域各国，现有资料表明，突厥人也曾使用地支历，而十二地支中鼠、鸡、猪皆与农业民族有关，却为游牧民族很少见到，可以推断这种历法是由外部传入的，很可能即为汉式历法影响的结果。
唐代汉方医学也传入西域，各州、县及军、守捉中皆设医人，以治疗众病。从吐鲁番出土医方来看，其药材配伍同内地完全一致。西州地区常见病主要有大脖子病，头痛、风痛、咳嗽、发烧、寄生虫病、肠痈等。药物种类复杂，有东北的人参、西藏的犀角、大勃律的郁金花、波斯天竺的诃梨勒以及碎叶的羌活、天山的贯众等，各种药材都在市场上明码标价出售。以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沿经取穴的针灸疗法也同时传入碛西三州。吐鲁番唐墓中曾出土《古写本针法》残片足以为证。不仅如此，在吐鲁番还发现了汉方兽医的踪迹。如阿斯塔那19号唐墓中曾出土唐人写牛疫方二纸，使用细辛等药置小瓶中烧薰牛鼻，治疗方法非常先进，对于后代维吾尔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还有高昌乐与伊州乐，它们是碛西汉人融合中原的雅乐与西域人胡乐而成的一种胡汉混合新乐种，其特征是把汉族传统乐器钟、磬、筝、笙箫、鼗、鼓等与龟兹乐中的琵琶、竖箜篌等同时编入一个统一乐队中演奏。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大曲有《伊州歌》排遍五遍。此外还有《北庭子》、《古轮台》等，高昌乐更名列唐之十部乐，名曲更多。伊州乐和高昌乐的出现，反映了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进一步交融。
关于西域汉人的娱乐、体育、杂技活动，主要有以下一些：
围棋：吐鲁番曾出土围棋仕女图，上画二女相对弈棋；一侍女在旁参谋，说明围棋的盛行。围棋乃我国古老的棋类游戏，早在先秦时期业已流行，至是流行至碛外。又11世纪维吾尔古典长诗《福乐智慧》中也提到充任使节者必须“围棋、象棋样样精通”，说明围棋又进一步由西州向疏勒一带传播。
赌博：新疆地区早就发现了骰子，乃由六面体骨质制成，上书数字。文献记载中也证明唐军将士最流行的一种娱乐即投骰子赌博。岑参《赵将军歌》中还有赌博的描写：“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
马球：吐鲁番曾出土打马球泥俑，一人头戴幔头，身着紧身黑衣，骑马飞奔，两目关注地面，显然是在打马球。《福乐智慧》中也提到打马球是疏勒贵族必须熟练的技艺和修养。
狮子舞：又作五方狮子，白居易《西凉伎》：“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了，刻木作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元稹《西凉伎》则云：“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吐鲁番出土狮子舞俑由二人扮，头狮子，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据《乐府杂录·龟兹部》记名曰狮子郎，传自龟兹，西州地区亦很盛行。
根据今吐鲁番出土唐俑实物考察，百戏俑数量很多，其中有倒立筋斗者、有弄丸者、有撞竿者，形态各异，百戏毕陈，说明唐西州作为安西都护府治所，文娱活动多姿多采，庭州作为北庭都护府治所，大约情景亦相类似。
引人注目的是，吐鲁番出土物中还有绢花和剪纸，绢花极精美，剪纸则更具民俗色彩，这种剪纸为人的艺术初似有禳胜的意义，后来则为节日增添了一种喜庆情调。
注释：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7册，页406，阿斯塔那35号墓文书之14。
②《吐鲁番出土文书》，6册，页466—467。
③杜甫：《羌村三首》。
④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唐城南营小水田家牒稿为举老人莲思举检校取水状》，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页146。
⑤收入《敦煌学译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⑥仁井田阩：《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交易法文书》，收入《郭煌学译文集》。
⑦《唐六典》：卷20，西京诸市署。
⑧⑨《唐会要》：卷86，“市”。
⑩马雍：《略谈有关高昌的几件新出土文书》，载《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三年。
(12)《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
(13)郭锋：《吐鲁番文书〈唐众阿婆作斋社约〉与唐代西州的民间结社活动》，《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
(14)《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古籍”，第二卷。
(15)《中央アジア佛教美术》，“西域文化研究之五”，日本西域研究会编，法藏馆刊行，1962。
(16)参阅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5年（增订本）。
(17)晁华山文载《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