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考：法国社会关系结构再生产的关键机制——解读布迪厄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社会关系论文,名牌大学论文,群体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布迪厄(1930—2002)，是法国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当代社会学家，其著述甚丰，至少发表过三百四十三种作品，还有的文本至今未面世。其社会学工作涉及范围之宽，领域之多，问题之纷繁，令人往往很难把握住他的思想脉络。由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以下简称《精英》)，也有人译作《国家贵族：权力场域中的精英学校》，是其1989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之一。主要在于证明其社会学方法论理论即场域、惯习、资本等理论对教育问题的解释力。而与会考密切相关的各种数据资料，是其主要的佐证。如果考虑到布迪厄眼中的会考是各种资本角逐的中心与关键，该著作也可谓一部“会考社会学”专著。据此，笔者拟从会考的视角，仅对《精英》的内容实质作一简要的解读，希望能对思考我国当前的高考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布迪厄循着建构主义的方法论，首先讨论了教育的心智结构，即学校教育中以会考为中心的教育者的实际学业分类及其制度权威，揭示了教育系统中的社会；其次，他循着结构主义的方法论，讨论了名牌大学场域的客观结构及其历史变迁，揭示了社会系统中的教育分化。至此，学业结构与学校社会关系结构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最后可能是作者力图想建构的，面对权力场域纷繁复杂，资本力量多寡悬殊的现实，依靠谁来建构公平公正的教育与社会秩序呢？
一、会考：筛选国家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学业分类机制
当前法国的招生考试制度，综合大学招收新生一般依赖“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名牌大学例如大学校的招生，一般依赖高中后预备班基础上严格的“选拔性考试”。整个考试体系，分为普通教育的考试与技术教育的考试。它们体现着法国选择性教育的分流制度、教育多轨制等传统。但是这些传统的背后，隐藏的是资产阶级建构的教育与社会的等级性。
(一)区分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会考
通过法国会考优胜者群体的统计数据，可以理解学校中支配学业评判的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全国中学优等生会考中的优胜者代表了学业“精英分子”的卓越形象。1966年、1967年、1968年全国会考的优胜者中，巴黎中学生占35.5％，而在学生总人数中，巴黎学生占39％。1966—1986年反复进行的调查表明，此群体的区域结构一直处于完全恒定的状态，除了轻微的向上平移(P14-15)。
20世纪70年代至1990年，法国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分为5类12种，技术高中毕业会考分为3类17种。各学校要通过不断的方向指导来帮助学生确定选科及选考其中一种，教育部则根据各科不同的特点和要求来规定这8类高中班的教学大纲。具体分类见下表1。
表1 法国高中毕业会考的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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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资料来源：吴世淑：《国外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55-56页。
通过大量的会考优胜者的学业情况材料，布迪厄揭示了智者的学科与其社会背景的联系。“哲学或者法语，以及同属一类的数学，都被看成是需要才华和天赋的学科，它们与继承得来的文化资本相关联。相反，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则被认为是最需要努力和学习的学科。历史和语言，无论古代语言或是现代语言，介于两者之间”(P17)。学科之间的表现差异掩盖着社会差异，法语或古典文学、数学或物理学在社会上被认为是最重要、最高贵的标准学科。学习这些学科的优秀学生，“他们常常来自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都相对优越的家庭；从比例上来说，从六年级到中学毕业，他们中有更多的人是循着中学教育和古典文化教育的康庄大道走过来的，而且在中学教育阶段跳过级；关于可能的专业方向和职业生涯，他们往往有条件获得更多的信息”(P33)。
研究学生的学业评判可以发现巴黎地区学生与其他地区学生的社会差别。“随着学生社会出身的提高和分数的提高(其中有几个反例)，最高荣誉的形容词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一切似乎都表明，出身于巴黎构成了一项额外的优势，因为在同样出身的学生中，出身于首都的学生获得珍贵品质的形容词的比例总是要稍微高一些，尽管外省学生要进入这一水平的课程，要进入学校为杰出分子开设的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都经过了十分严格的筛选”(P56)。对于学生才能的评判，“散漫与持之以恒之间的对立，敏锐与迟钝之间的对立，正好与早熟和晚熟之间的对立相吻合；因此这些对立关系都以一种专横的姿态进入了对知识和能力的评价中，而这些对立面将成为名牌大学预备班的主要的选拔原则，而这些预备班正是将理解速度和解题速度作为淘汰的条件之一”(P39-40)。作为社会分类工具的学业分类学，“因此就像一面转播屏，在学生的社会出身与学校颁发的评语之间建立了联系，它几乎无法掩盖社会偏见”(P37-38)。
会考优等生的社会特征和学业特征的分析表明了二者的高度相关性。名牌大学中，优胜者群体属于最优越的阶层，就社会地位而言其中61％的人属于富裕阶层，就文化资本方面来看，他们中47％的人的父亲在业士以上。与预备班中的同项比例非常接近——文科预备班中出身社会上流阶层的学生的比例是62.5％，数学预备班的同项比例为57.5％(P99)。优胜者中，工人的子女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和9％，他们所出身的家庭的教育水平比同类家庭的教育水平似乎更高一些：优胜者的父亲中(其职业为工人)，只有8.5％的人无任何文凭，19％的人获得了中学第一阶段结业证书，而在就业总人数中这两项的相应比例分别为58％和2％(P100)。
整个大学课程中也不断地运作同一个分类图式体系，在这个奇特的行程中，所有的人都进行分类，所有的人都被分类(P91)。二百多所高等教育机构的数据表明，“学业分类体系在学生群体内部建立了两大鸿沟：其中一条位于普通大学的学生和名牌大学的学生之间；另一条则存在于不同名牌大学的学生们的中间”(P243-244)。最著名的大学招收了一大批处于支配阶层的大学生，例如国家行政学院、巴黎政治研究院、高等商学院为60％以上，普通大学的文学院和理学院、大学的技术学院、工艺学校的此项比例还不到35％(P248)。
进入名牌大学的选拔是极其严格的，农民、工人或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学生，进入名牌大学的可能性甚微(P267)。“教育体制或许也只对这个空间作了轻微的修正：它只为很小一部分家庭出身不足以与著名学府的社会地位相称的学生打开了步入这些学府的狭窄通道，并且将一部分生来就具备这种资格的人从这些教学机构中淘汰出去”(P399-400)。
(二)会考机制的教育与社会效应
法国高中会考分两轮，初试和复试，法语称作第一或第二组。初试通不过者，可再接受一次补考。初试的内容包括笔试和口试，除法语已于前一年考过而不再考试外，初试的笔试内容，普通高中与技术高中内部分别有若干不同方向的考试内容。考生每年只能在各个方向中选择一个方向参加考试。每个方向的每学科考试时间，从1到5个小时不等。普通高中复试皆为口试，包含两个考核科目，由考生从所选方向的笔试科目(包括提前考试的科目)中任选两科。技术高中第二次考试增加了专业考试，含口试、笔试与实践考核。
法国教育的传统是，准备进入大学校等名牌大学的学生，要在附设于普通高中的预备班学习二至三年，然后通过更为激烈的考试，才能升入。这些预备班就是布迪厄所称的“精英学校”。它是“对那些被召唤进入权力场域的人(其中大多数都出身于这个场域)进行培养，并且对他们加以神化的机构”(P116)。预备班的一切教学活动，“其实就是对真实竞争的模拟和再现，就像传统中的体育竞争一样。会考就像一个不灭的幽灵，似乎一直伴随着他们。这种紧张的利用时间的癖好和能力构成了学业竞争中的重要优势”(P138)。
受精英教育场域的惯习影响，数学预备班和文科预备班的教师几乎全部都曾经是这些教学机构的学生。“因此他们本能地，或者很大程度上不知不觉地倾向于传输并且承认这些教学机构的价值准则，并且将认同这些教学机构的价值置于一切之上，因为他们自己的整个价值常常都来自于这些教学机构”(P149)。教师们讲课的首要目的，就在于“提供对会考有直接帮助的知识；他们出习题，批作业，给答案；通过书面问题或者口头问题来检查学习情况，因此每一位学生在学年结束的时候都能得到30个至50个认认真真登记出来的分数”(P152)。教师“教学方法的明确职能是确保节省阅读和个人研究的时间，而不是激发个人去阅读和研究”(P158)。
与我国有人批评“应试教育”的教育后果相似，这种教学的结果往往是，“学生们在一个受保护的、没有任何物质忧虑的空间里封闭了三四年，他们对于世界的了解差不多仅限于他们从书本里学来的东西。从本质上来说，对这样的青年学生施加压力就等于是生产不太健全的虚假的智者”(P148)。法国实业资产阶级期望这些培养“精英分子”的预备班，是“能够传授知识而又不造就知识分子，‘既训练又不扭曲’，既影响又不至于玷污”的机构(P142-143)。
可现实的应试效应是，“选拔就是当选，考试即是考验，训练就是苦行”(P170)。考试的逻辑在“被录取者”和“被淘汰者”之间，“会考是强制推行人数限制的一种手段，也可以说是一种设立围墙的行为，它在最后一名入选者和最前面的一名淘汰者之间建立了一条社会边界——一种不连续性。这就是一种圣职授认行动”(P171-172)。“在谈到中国的长城时，欧文·拉笛莫尔说过，长城的作用是阻止邻国的入侵，但它同样也阻止了中国人的出行。或许社会等级造成的所有障碍都是如此，精英学校长期以来努力建立的等级障碍更是如此”(P173)。很清楚，会考的结果，其实就在于“让人们认识并且认同当选者的杰出之处，将这种杰出公之于众，并且使它具有通过集体表现产生出来的社会力量。此外，会考的效应还在于通过当选者使它的威严得到认同，这是最主要的”(P174)。
会考竞争与世界各国的选拔考试竞争一样，想要通过竞争，参加竞争者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种学习方式能够使人们全身心地投入于游戏之中，投入于通过游戏产生的，似乎又构成了游戏基础的并且使游戏得以合理化的所有价值准则之中。正如迪尔凯姆所说，‘苦行主义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P188-189)。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种谬论是，“普通民众把法国的预备学校想象成是学海中的绿洲，或者是高雅的殿堂，但是这种看法是极其天真的。事实上，预备学校是艰苦的地方，从晨曦初现到暮色茫茫，那儿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按照规章进行着，要靠偷偷摸摸才能够弄到一点自由”(P189)。
选拔实际上是一项进行合法分类的法律行为。通过选拔，“学校造就了‘国家精英’，赐予某人一个学校出产的称号，至于社会身份，一直就是社会差异，就是区别，有积极的，有消极的，事实上，社会身份与被神奇边界所分隔的不同群体间的不公平待遇是分不开的。这项权力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证书(学历证明，能力证明)，它是权力机构颁发的关于能力的证明，就是对证书持有者的技术能力和社会能力进行担保和认证的社会委任书，是以对发证机构的集体信仰为基础的信誉称号”(P204)。
作为国家法律制度认可的会考过程建构了神圣群体，并且“使他们成为某种社会品德或者某种能力的合法垄断者”(P205)。学业称号“既是武器，也是争夺的对象。学业称号的等级越高，它就越倾向于作为贵族封号或爵位起作用”(P208)。不仅如此，“教育体制通过学业称号为职业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标准；作为整个劳动市场普遍需要的入场券，文凭的影响日益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在通过学业分类严格等级化了的空间里，所有的职业都被纳入了文凭的通用标准，即便对于传统的继承方式来说最不合理、最无人问津的那些职业”(P216)。会考，无疑也是一把“双刃剑”，文明社会的建构理想，就是要尽可能减少其人为的消极影响。
二、名牌大学场域：国家精英阶层及其群体精神
布迪厄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场域，分布于两个极点之间：一个极点代表科学与知识，是学业方面的支配者，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被支配者，于尔姆理学院和文学院是这方面的典型；另一个极点代表行政与经济，是学业方面的被支配者，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支配者，以国家行政学院和巴黎高等商学院为典型(P230)。
(一)名牌大学里的精英阶层
名牌大学选拔的是什么样的精英，他们来自于哪些社会阶层？布迪厄在序言之前的一个隐喻，为我们暗示了这个答案。“学校里，贵族子弟靠着大把的钱币，跃居王室百合花徽的高台。吹着口哨，哼着小曲，心里装着各自的情人，身披无知做成的铠甲，胸怀财富筑起的自负，二十岁的加图们(指古罗马的政治家)胡乱行事，昏昏无所求”。
一般的情况是，巴黎政治研究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巴黎高等商学院这些传统的教学机构最受资产阶级的青睐，也一直是他们子女的庇护所(P397)。同时，“教师的子女更多地集中在高等师范学校，高级公务员的子女在国家行政学院，工商界老板的子女在高等商学院”，原因是“在大多数时候，学生们总是先倾向于某一所学校，然后才会朝着权力场域中相应的位置运动”，学生们的选择习性，“一般都与他们出身的家庭反复灌输的习性最为接近”(P233)。
加上会考机制本身涉及面试以及过程性学业考试，学生们的学业竞争与选拔过程，自然必须依靠教师的感知图式和评价图式。这样一来，“即便在最自主的教育机构里，教师们也不可能全部保持百分之百的技术性，即使是最严密、最技术性的教师也绝对不可能对学生的社会特性无动于衷；因而，这种选拔倾向于将一大批在权力场域中占据各种不同原始位置的人引向在名牌大学场域中占据相应位置的教学机构，并由此将他们引到权力场域中与他们出身的位置相对应的位置上来”(P286)。
以1984—1985年社会招生的统计资料为依据，学生们在大学的分布结构与1968年以前的那个结构非常接近。像那个时代一样，学生家庭的职业分布比较准确地再生产了这些职业在社会空间的分布，一边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子女，另一边是工人的子女。这样就构成了支配阶层出身占绝对多数的学校，欧洲商校为76％，高等经贸学校为74.5％，国家行政学院第一批会考的学生中占72％。尽管经历了1968年的动荡，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主要的对立面得以维持，因为它远远没有引起高等教育机构场域结构的革命，却似乎促进了个人和团体的某些反应，使他们倾向于强化这些结构(P332)。
毫无疑问，因为会考的文化考试性质，进入名牌大学的往往是拥有资本优势特别是学业资本优势的人。而学业资本本身，“主要是通过继承所得的文化资本而与家庭的社会地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学业资本在进入场域的那一刻就在学业神化的某些象征中被具体化了，如中学毕业会考的评语和全国中学优等生会考提名奖，因此学业资本禁止那些被剥夺了这种资本的人进入名牌大学预备班，至少可以说禁止他们进入那些享有最高声誉的预备班，这几乎像法律一样严厉；学业资本还控制了各种会考的成功机会——学业标准对会考的支配越严，学业资本对会考的成功机会就控制得越全面”(P278)。可见，考试公平的背后至少还有学业资本似乎公平的问题。
(二)名牌大学的群体精神
名牌大学的群体精神，就是一种自爱精神，表现为“认同它自己的人”。比较分析会考中各学校的口试情况，就能初步理解这种“认同”的炼金术。比如，国家行政学院“盛大的口试”，要求的是把握复杂的社会场景的能力，它介于官方会晤、鸡尾酒会或者社交晚宴上的交际与行政事务报告之间；巴黎高师的口试则是宣读“课文”形式的书面文字，它最需要的是清晰与自信，而不是手腕方面的技巧与机智(P255)。
从名牌大学场域中表现出的习性看，他们不过是若干有差异的同质群体。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从其他任何一个人身上认出一位同类，一位在社会关系上与自己如此接近的邻人，以至于人们可能会把他当作另外一个自我而喜欢他。具备相同或者类似习性的同窗之间的持久的较量只能强化每个人的习性和已经达成的共识的价值准则，进而增强对自身价值的信心。社会公开设立的差别体系将杰出的学生建构成被分离的群体，进而又将他们建构成为在社会关系上得到认同的社会精英，这样一来，精英们必然要投身于差异意识下的某些实践，而这些实践又倾向于强化这种差异”(P314)。
“同窗之间的友情或者爱情，正是社会资本这一珍贵的资本类别在结构上呈现的一种最可靠、最隐秘的形式；这里的社会资本就是同学关系，就是‘同届学生’这个名称下所包含的同一年级同学之间所有交流和联系的永久之源。学业分类法通过自己生产的社会关系上具有同质性的同窗学友群体，更有利于同类人和同类人的接近，不仅如此，学业分类法尤其更倾向于排除各种‘不良往来’，而这些不良往来中往往包含着与地位低下的人联姻的危险；学校的学业选拔水平越低，就越有可能遭遇不良往来；因此，越是接近于最低水平的教育，不良往来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名牌大学在男女学生混校制方面取得的进步只能促进统一社会阶层的联姻”(P315-316)。
“当小学教员或大、中学教师的子女，出现在像国家行政学院和巴黎高等商学院这样对他们来说看似不大可能的学校里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从来不会像他们的大多数同窗一样出现在右派或者左派的中心，而是像他们在巴黎高师的‘同类人’一样，大多数处于极左派或者左派，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自称右派”(P318-319)。
总之，名牌大学场域“建立了客观上和主观上的鸿沟和距离，这些客观上和主观上的鸿沟和距离，首先位于负责构想和决策的管理者与负责执行的管理者和技术员之间，前者通过了名牌大学会考的这扇大门，至于后者，他们无论在文化领域还是在管理和经济领域都只具有二流学校的经历；其次，在精英群体内部的等级中，不同的位置之间也存在着鸿沟与距离，而不同的位置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彼此之间既相互补充而又无法相比的各种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性的多种等级化原则的存在，制约了权力场域内部人人与人人为敌的相互争夺，同时，也有利于一种补充性的竞争形式的出现——在霸权的分工中，这种竞争构成了一种真正的有机连带关系的基础”(P323)。
三、政府：权力场域的支配者和协调者
就其结构而言，“权力场域就是力量场域，它是由不同的权力形式或资本类别之间的力量决定的。与此同时，权力场域既是不同权力的持有者们为了争夺权力而展开斗争的场域，又是一个竞技的空间”(P459)。从结构上来理解权力场域，“一个极点分布着经济上或世俗上处于支配地位，文化上处于被支配的位置，另一个极点则分布着文化方面处于支配性，经济方面处于被支配性的位置。高等教育场域就属于这种情况，俗权的持有者们往往在知识方面得不到什么尊重，他们与得到认同的象征资本的持有者形成对立”(P466)。
布迪厄分析认为，“职员和小学教员倾向于将所有的投资集中于学业市场，家族实业家则不同，他们在社会方面的成功并不取决于学业方面同样程度的成功，因而他们在学习中投入的‘兴趣’与劳动不如前者多，他们的文化资本也就不能获得同样多的收益”。“对一个行动者或者一个群体来说，他的经济资本越丰厚，他的再生产对文化资本的依赖就越小；而且学业资本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在许多情况下都依赖社会资本(或者同样依赖于经济资本)，因为对于学业资本支配下的社会身份来说，学业资本是一张双面证书，只有社会资本才能够使它的价值显示出来”(P478)。
耐人寻味的是，“资产阶级的老板们通常将自己的成功，仅仅归属于自己在工作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和德行，这种意识，再加上他们对各种抽象的书本知识的怀疑，导致他们不太可能更看重学业称号和颁发这些称号的教学机构的价值。哀叹文凭高、能力低的现象，这是企业老板们喜爱的话题”(P490)。
人们已经从各种角度无数次地批判过这一类言论。“当问到文凭对于企业中的不同岗位所具有的价值时，企业领导人都认为，在企业在那些刚出校门的人中间招聘管理人员的时候，文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涉及领导岗位的时候，他们都把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和国家行政学院放在第一位；在涉及金融方面的岗位时，排在首位的是国家行政学院和巴黎高等商学院；商业方面的岗位则让给了巴黎高等商学院和高等经贸学院；生产方面的岗位属于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人事方面的岗位则留给了巴黎政治研究学院”。我们还知道，“企业所有管理人员的学业资本与他们的总经理们的学业资本具有密切的相关性；总经理的学历水平越高，他们身边持有文凭的人就越多，而且这些人的文凭与总经理们的文凭往往具有一致性”(P492)。
法国的国营企业家，“一般都出身于政府高级官员家庭，他们常常持有丰厚的学业资本和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往往来源于他们继承所得的社会关系，或者来源于他们在国家官僚权力部门或者在部长办公室积累起来的社会关系；他们的整个学业和职业生涯都置于国家徽志的保护下——国立的名牌公立中学、名牌大学、政府高级行政部门、国家精英群体以及国家级的大公司”(P527-528)。
政治斗争的焦点就是权力，通过操纵国家来实现经济权力场域的霸权就是政治斗争的关键所在(P566)。“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和巴黎政治研究院的毕业生几乎平分了法国25家最大公司的所有席位；大多数普通工程师学校、商校或者普通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总经理，以及那些甚至没有文凭的总经理，只能在相对来说最小的公司里任职”(P541)。资产阶级独自获取了形式极其特殊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种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与继承所得的经济资本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竞争中的优越条件，从而使这些资本的持有者能够战胜拥有相同文凭甚至更高文凭的竞争者(P561)。
精英群体中，“真正的选拔原则及其特权的实际论证是以现有权力的过去、历史和资格为基础的。会考，比如国家行政学院的会考，可以神化某些极其特殊的习性，而这些习性与想象中的工业企业家所应具备的习性相距甚远，与人们期待的研究人员和脑力劳动者应该具备的习性同样也不相及；然而，正是借助这样的会考，处于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边缘的所有社会类别，包括大企业主、政府高级官员、军中要员、大法官们，却占据了社会空间的首要位置；关于这一点，人们一直没有足够的认识”(P587)。本文为加深这种认识，概括一句话就是，会考是法国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关键机制。
“只有结构与结构、场域与场域之间的比较才是严谨的比较。无视结构，无视结构上的改变就会导致人们将任何的变化都简化为个体重大特性的改变”(P573)。布迪厄始终强调并提示读者，其主要观点是基于社会的“结构”而作的理性提升。借用“结构”这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总结上文认为，会考是法国各种资本角逐的中心与关键，是法国社会关系结构再生产的关键机制。
同时，在会考社会学问题上，布迪厄力图建构的恐怕是，面对各种社会阶层及其习性，面对各种资本力量斗争，民主政府当是各种权力的真正支配者与协调者，对会考的权力控制也不例外。我国当前的高考制度变革，同样也面临诸多与法国20世纪60年代—80年代相似或不相似的考试社会学问题，但无论怎样，变革不能以扩大社会阶层分化为代价，不能丢弃政府对各种力量的支配与协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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