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波动：何时走出低谷（上）——兼论速度效益型增长规律的变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低谷论文,周期论文,效益论文,规律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四次周期波动。正在发生的1992年以来的第四次周期波动，表现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征。人们对宏观经济形势与微观经济质量的背离，对速度效益型增长规律的失效，对何时、如何走出低谷，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笔者认为，这些新情况的出现，主要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进入90年代后，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并由此要求我们有新的思路和对策，才能克服矛盾，走出困境。
一、速度效益型增长规律的失效原因
我国经济长期以来以“速度效益型”增长为重要特征。只要能找到投资，不管是拨款、外资还是贷款，都能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张而实现效益和增长。因为这其中存在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和基础：高度计划体制下的“短缺经济特征”，使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能实现，并具有效益。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因而千方百计为可批性报告而奋斗，为大上快上投资项目而拼搏。那时候，的确是有速度就有效益和增长。前三次周期波动中，凡投资和增长速度较高的地区和企业，都取得了好的效益并获得了较大发展。
然而，进入90年代的第四次周期波动却出现许多与此相悖的新特点。针对1992年经济过热而于1993年6月开始采取的旨在实现“软着陆”的适度从紧的财政金融政策执行两年以后，1995年，当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增长率平稳回落但仍保持国际公认的较高增长率10.2%的形势下，出现了效益大幅度滑坡、有速度无效益的新情况。1996年这种情况越加严重。1996年1～4月，增长率仍保持在10%的较高水平，经济效益却加速下滑。从行业看，全国煤碳、机械、轻工、纺织、军工、森工六个行业全行业亏损；从地区看，全国除天津、河北、山东三个省市有盈余、五个省市持平外，其余均为净亏；国有企业出现空前严峻的局面，出现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净亏损，全部国有企业的盈利减去亏损，净亏34亿，就连历来被认为不存在产权和机制困难的非国有经济也出现较大面积亏损。与此同时，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也极为严重，全国大约有700—1000万职工处于停产半停产之中。为此，中央采取了降息、提前使用3季度贷款等一系列紧急措施，情况也并无好转迹象，亏损继续增加，速度效益型增长规律终于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速度效益型增长规律存在并发生作用的基础——短缺经济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90年代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重要变化，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展到相当程度：（1）1992年10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的十四届三中、五中全会进一步具体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系列具体设计和16字方针（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以实现企业“四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和“两体”（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提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的思路；（2）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全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市场经济的成份大大增加，尤其是对全国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东南沿海，在实现经济起飞的同时，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企业等市场经济的主体得到了很大发展，市场经济基本确立。这些变化对经济周期的更迭特征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再生产周期进行分析时指出，当生产的盲目发展和供求矛盾的尖锐对立发展到相当程度从而爆发危机时，市场萎缩、企业倒闭、生产下降、失业剧增。经历一段时期后，供求矛盾逐步缓和，经济转入萧条时期，这时优等生产条件的企业生存下来，并同时进行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更新。随着供求状况的进一步变化甚至逆转，以及成本趋低和价格的逐步回升，生产者发现有利可图，整个社会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和投资高潮，使经济从萧条步入复苏并走向高涨阶段。在这种周期更迭中，从低谷走向繁荣的关键在于，低谷时期必然经历生产力的剧烈调整：破产、兼并、资产重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这种低谷时期生产力的剧烈调整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的短缺经济中对企业的冲击力大大减轻甚至失效，从而使增长表现出只要有投资有增长就有效益和发展的速度效益型规律。今天，“皇帝女儿不愁嫁”的短缺经济特征已为市场供应的充裕、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的激烈竞争、甚至产品的严重积压现象所取代。同时，80年代曾热烈讨论过的“软预算约束”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并非有投资有扩张就能实现效益和增长，关键还要看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否实现“惊险的跳跃”，能否有利润。虽然企业普遍感到资金短缺，但在使用贷款时已不像80年代那样把其看作“赠品”。今天，投资时必须为市场和利息进行权衡，没有市场把握的巨额贷款可以把一个企业拖垮，已成为许多企业的经验教训和共识，速度效益型增长规律不再发生作用，产销率、库存量、利润终于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并得到政府尤其是企业的重视。
二、产业结构调整与周期更迭
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对于走出低谷和启动下一次经济高涨具有巨大作用，马克思对此作了详尽精辟的分析。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更新，不是对原有生产条件的简单复制，而是在科学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消费结构和质量提高的基础上，找到了新的消费热点，出现了新的技术，有了新的产业群并推动其诞生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因为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每一次的周期更迭都使经济质量得到进步，呈螺旋式上升。
这种在更高形态上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在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中的表现也是极不显明的。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多为当时比较落后、工业基础比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并多采取了赶超型发展战略：用国家力量推进重化工业发展，主观上客观上都使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成为理论指导和实际结果。这样，不仅生产资料总是供不应求的，尤其是消费品在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下更是短缺。因此，改革初期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以日用消费品为轴心展开的，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以东南沿海为主力并通过引进国外的技术、产品、资金，发展乡镇企业，利用外资来实现的。由于刚刚从短缺中走过来的中国市场具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日用消费品市场，使东南沿海、非国有经济、轻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大大推进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相对于重化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要求而言，产业升级的技术要求不是太高，因此低谷期生产力剧烈调整对企业和经济造成的震荡也不是太尖锐。1995～1996年的低谷阶段，也必须经历一次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但要求已不一样，传统的日用消费基本上已经饱和，新三件也有了相当大的积压，据报载，1995年底，我国摩托车、彩电、电冰箱、洗衣机、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积压都相当严重。这种状况给企业带来两方面的竞争要求和调整要求：一方面要求企业扩大规模，重组资产，获得规模效益；另一方面要求企业和整个社会寻求和培植新的消费热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与前三次调整相比，这一次对科技的要求更高。然而，我们却存在两个方面的困难：从国际竞争看，当初我们从国外引进饼干、饮料、食品加工、服装等日用消费品技术以及家电等耐用消费品技术和产业时，可以充分发挥沿海人缘、血缘关系和国际上中小企业的力量，由于是日用消费品，国际上对我们的限制较少；从国内而言，乡镇企业、个体和私营经济虽然存在科技和产业层次上的劣势，但机制活力与引进产业的技术层次基本上是相适应的。遗憾的是，我们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工业和科技精华——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前一阶段的结构调整和产品、产业升级中，不仅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而且产品、技术落后，资产迅速贬值，积累的矛盾日益尖锐。今天，新的消费热点将不再是低技术的资产更新，而一定是高科技基础上的前进。国际上在高科技方面对我们的限制非常显明，例如目前已崭露头脚的消费热点——电脑，其芯片生产技术就难以引进国内；同时，我们面对的国际竞争也不是传统技术和中小企业，而是大型跨国公司，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帮助改革后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等民营经济迅速提高，另一方面要求必须尽快改变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局面，把我们几十年建设起来的工业和科技精华，尤其是装备尖端科技力量的大量军事国防工业的力量尽快充分动员起来，否则，经济就没有出路。就生产力的层面而言，与目前改革正处于最困难的攻坚阶段一样，产业升级和更高程度的工业化，也正在经历最艰难的催生阶段，低谷期的困难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如果不能解决上述挑战，我们的经济就很难真正摆脱困难，走出低谷。
三、优胜劣汰与国企困难，国有企业也是商品
低谷期生产力的剧烈调整对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极为痛苦而又必须面对的现实，没有这样的调整，该死的死不了，该活的活不了，整个经济就不可能真正走出困境，这种状况的出现无异于慢性自杀。我们过去的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经历危机阶段那种大量的破产、倒闭、失业发生，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笔者认为，现在对这种看法也值得探讨。实际上，每一次危机中的这种剧烈调整，都为生产力向更合理、更高层次的结构调整和布局调整创造了条件，为走向繁荣创造了条件，使经济呈现螺旋式发展的道路。
这里的关键和难点，在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对国有小企业的改革发展道路，虽然也有争论，但现在基本上得到了政府、企业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共同认同，在全国广大地区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改、转、租、卖、股、兼并、集团化、合资等多种形式的国有小企业改革和县级经济体制改革，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初步显示了其巨大的生产力潜力和可与农村当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媲美的巨大意义，应该说基本上已看到了走出困境的曙光。但对于大中型国有企业，却仍然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模糊认识，阻碍着国有企业的调整和成长。其中有三种颇具代表性的片面认识，危害最大。
一是用教条主义去诠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命根子，是无价的，反对对国有企业采取出售、股份制、合资的种种办法进行调整，并认为这些作法只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私有化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丧失。这种认识导致在实际操作中不按商品原则进行国有资产的产权交易，从而实质上使国有企业的调整和交易难以进行，使国有企业丧失了许多发展的机会。
笔者坚持国有企业也是商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一个物是不是商品，取决于这个物是否是劳动的产品，是否具有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一样，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经过不同的组合形成的一个要素集合体，是一种特殊商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把企业作为一个“物”来考察时，首先，企业是劳动的产品，具有价值。企业的生产资料是劳动的产品，这是显而易见的。商标、商誉、独特的产品设计和质量、优秀的管理和组织等，是对企业素质发生重大影响的无形资产，也是人们长期经营和劳动的结果。不同的劳动强度、不同的努力程度、不同的经营技能，可以使起点相同、外部条件相同的企业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具有极不相同的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劳动的这一属性使企业具有价值。其次，企业又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对人们有用，具有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可以生产各种不同的具体产品，满足消费者和社会的各种需要；另一方面，可以创造价值和利润，具有创利能力。后者是更重要、更特殊的使用价值，是资产经营和产权交易中评价企业价格的基础。企业的使用价值是企业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企业具有交换性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企业这种商品可以通过实际易手或合同、契约等形式，实现整体式、分割式、分期式、观念式、三权分离等形式的交换。企业可以具有不同的创利能力，生产不同的产品，提供不同的服务，但它们在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上却都可以表现为价格形态，用货币进行交换，具有交换价值，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劳动的产品，具有价值，可以进行比较。企业的交换价值是企业价值的表现形式。所以，企业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相统一的劳动产品，是商品。
企业商品的价值从质上看，是凝结其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它既包括人类创造生产资料的劳动，还包括人类不断作用于生产资料、改变生产资料的质量、组合、配置、用途等质和量的劳动。企业商品的价值从量上看，由生产和再生产企业这一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企业商品也有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分，决定企业商品价值的是后者而非前者。由于劳动力素质不同，生产资料素质不同，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组合和配置不同，市场状况不同等内外部条件的差异，具有相同名义资产的企业可能出现不同的创利能力，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具有相同创利能力的企业的劳动投入量会存在差异，但在企业商品市场上，仍然通行着商品经济的一般法则：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价值（或其转形）进行交换。企业商品的价值，由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一般生产条件的劳动耗费所决定。在企业商品市场上，具有相同创利能力的企业，不管其个别劳动投入和名义资产额如何，市场只承认他们具有相同的价值，只能按同一价格交易。例如，一个能创造1亿元利润的企业，尽管其名义资产额可能是8亿、10亿、15亿元等等，社会并不因某企业更高或更低的帐面资产而按更高或更低的价格交易，只能以同一的价格交易。这个同一价格的基础，就是社会一般生产条件下创造1亿元利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价值。如果10亿元资产额在当时是绝大多数企业的情况，则由其代表了社会一般生产条件，决定社会价值。个别价值和名义资产额高于这一社会价值的，会使资本成本上升，到某一点则会遭受损失甚至破产；个别价值和名义资产额低于这一社会价值的，会使资本成本下降，获得超额利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价值（或其转形），是企业商品价格决定的深层的根本的基础。在市场经济中，当企业进行联合、兼并、出售等交易而需要对资产评估时，存在收益法、成本法、市场法三种方法，以企业历史利润和未来预期利润为基础的收益法最明确地表现了企业是商品，其价值由社会价值决定的道理。买卖双方都只能以此为基础进行交易，哪一方吃亏的交易都不会成功。企业商品还不同于普通商品，还具有增值性、风险性、弹性使用价值、可三权分离出售等特点，使其价值和价格表现更为复杂。[①]
我们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若用商品的观点来评价，其价值究竟如何呢？许多企业存在机制、体制、产品、技术、市场的种种问题，创利能力与实有资产已非常不一致，亏损极为严重，但我们在合资、出售、交易中仍坚持按其帐面价值交易，不承认无形损耗，忽略社会价值决定价格的道理，结果，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贻误了许多改造和前进的好时机。东德在改革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非常客观。我们当时还不理解东德为什么许多有数千亿马克资产的工厂只标价1马克出售，其实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明智之举。关于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已有许多文章论及，笔者在这里想强调一点：国有资产最大的流失不是在出售、租赁、股份制、承包等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交易方面，相反，这些改革恰好是堵住流失的根本办法。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在于：（1）没有产权约束下某些经营者、业务员在工作中以权谋私、业务外流、利益外流造成的流失；（2）没有积极性、对资产收益不关心造成的流失；（3）投资决策失误（用别人的钱不心痛）造成的流失；（4）不流动造成的资产的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贬值，等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把企业交给职工和经营者，让其自我监督、互相监督、关心资产收益，是堵住流失的最好最根本办法。
第二种片面认识是从封闭的思维出发否定对外开放，把对外开放与发展民族工业对立起来。随着近年来三资企业在我国GDP中占的比重日益增大，尤其是随着许多大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和许多消费品市场上充斥洋货，一些人认为，利用外资损害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并在政策、法规、工作、感情上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利用外资进行改造设置各种障碍。成都无缝钢管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成都无缝钢管厂急需资金进行改造，经过多年努力达成与一个外商合资的协议，对方出资金10亿元，这对于成无厂本是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然而在有关部门和领导那里，却因为“绝对控股”“相对控股”的种种讨论、争执使项目因拖延时间而流产，使该厂再也难寻这样条件的合作，设备和产品的调整也错过了时机，企业越来越困难。这究竟是保护了国有企业还是相反？
（未完待续）
注释：
①笔者曾在《企业产权交易》一书中对企业商品和产权交易进行过系统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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