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历史学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地理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论文,历史学论文,中国论文,历史进程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K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110(2006)03—0163—06
引言：地理历史学的构想
整个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走过了一条这样的道路：原始的朦胧的综合→机械的简单化的分析→以分析为基础的综合和以综合为指导的分析。迄今，形成了数以千计的在众多非本学科的理论之间发生非线性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独立系统的交叉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之间、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和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所构成的边缘科学、横断科学和综合科学。它有利于综合性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
地理学与历史学是二个具有密切联系的学科，是可以交叉整合的学科。就地理学而言，历史地理学就是交叉整合出来的分支学科。历史地理学是以地理学为核心的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特别强调人类行为的直接或间接的地理效应，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学、历史经济地理学、区域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地图学等次一级分支学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实践价值。就历史学而言，可否构建交叉学科？
古今中外很多优秀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以及哲学家非常重视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地理基础即地理环境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作用问题① [1] [2] [3]——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班固《汉书·地理志》、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黑格尔《历史哲学》、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哈兴额《历史之地理基础》、汤因比《历史哲学》、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宁可《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张执中《地理环境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如何思考环境的制约问题》、杨其等《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几个问题》、严重奎《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仲伟民《地理环境：一个可变的量——论人类社会初期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张艳国《东方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发展》、何梓琨《地理环境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澄《不应该把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的命题简单化》、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刘修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原因》、王和《试论历史规律》、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和李桂海《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等等。我们也在拙著《中国北方文明的地理基础》、[4]《中国历史上农牧冲突的地理解释》、[5]《地理学基础》[6] 和《可持续发展原理》[7] 等中阐述了或同样或类似的思想。这些探索和论述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或理论预设是许多历史问题特别是历史进程问题的系统认识和客观阐释均少不了地理成分，而一些历史进程问题或重大历史事件又特别依赖地理条件。这样的认识，是一种历史观念。历史观念虽然不能替代具体的历史研究，但确在始终引导着具体的历史研究。
“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是贯穿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中的中轴线。历史的合目的性是指“当然”的——历史就是朝着一个目的在前进的，所以它不是满目的；历史的合规律性是指“实然”的——历史就是按照规律而展开的，所以它不是偶然的。[8] 地理环境对历史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或重大影响这种历史观念，同样也是符合历史和历史学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从地理环境作为一个重要要素去研究这些历史问题，可以得出颇尽人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答案的。所以，我们构想一门新学科——地理历史学。这门学科不是研究地理学的历史的学科，也不是研究地理环境演化历史的学科。
地理历史学主要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的集团的存在和发展的作用，包括稳定的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和变迁的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力求阐明人的集团的历史行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或统一性，以揭示出客观存在的“地理—历史”规律。这里所说的规律，与佘正荣所说的历史规律的含义是一致的。他认为，在大时空的宏观尺度背景下，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根本无法从社会系统本身来加以揭示，而必须由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即社会—自然巨系统来加以说明。[9] 这门属于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以哲学、系统科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等为基础支撑学科，可以分成普通地理历史学、专题地理历史学和区域地理历史学等次一级的分支学科。而区域地理历史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地理历史学”。中国地理历史学应主要研究受宇宙环境影响的中国现代自然地理环境对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作用问题，以揭示出“中国的地理—历史”规律。
基于这样的粗浅的理论观念，我们将在前辈学者的具体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从地理历史学的角度简要地探讨和阐述中国古典文明的诞生、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中国历史上的农牧冲突等三个问题。
一、中国古典文明的诞生
关于中国古典文明的诞生的研究，肇始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0] 和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1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2]《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13]《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14] 和《中国早期文明》[15] 等学术著作。这些研究或直接表明或深刻蕴涵着这样的观念：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是华夏文明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扩展并融合其他文明并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耦合体，中国古典文明是中国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以这种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所形成的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和特定的经济地理环境为基础的产物，这种地理环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古典文明的组成部分。
新生代以来，印度与欧亚板块碰撞改变了地表的海陆格局，亚洲水系的分布，随后高原的隆生影响了亚洲甚至全球气候的改变。随后，一系列古老数次抬生和西强东弱的垂直运动，使中国的地势由东高西低改变为西高东低的三大地势阶梯。季风环流系统的形成打破了原有的行星风系，产生冬季西伯利亚高压和夏季印度低压。中国形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自然区域：青藏高原高寒区、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16] 其中，东部季风区是我国古人类化石和遗迹最为集中的地区，也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人类发生和进化以及文明萌发和发展的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与东部季风区拥有比较适宜于人的集团满足最基本的生存和最原始的发展所必要的气候—生物—土壤条件有关。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和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所形成的最初级的经济地理环境条件和人文地理环境条件，为古典文明——农业文明、游牧—草原文明和山林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多元的、可以选择的、而并非“决定的”客观基础。这种基础作用的最主要的机制，就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人的集团的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形成了良性的正因果反馈关系和良性的负因果反馈关系。[17]
正如起源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发轫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和形成于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一样，中国的文明则选择了作为多元新石器文化分布区之一的“黄河—长江流域”，并以此崛起。就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比较而言，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的支干流交汇处)地区，则是文明起源和不断发展的比较早和比较集中的地区。从今天的地理环境而言，长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远比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优越，更适合相对原始的农业生产活动。那为什么中华古典文明的起源却以黄河流域为先？其原因在于，地理环境是演变的，古今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存在差异。大量的古地理和历史地理的研究表明，中国近10000余年来的地理环境是多变的，存在着冷暖交替和地域分异的变化。其中，距今8000～3000年前，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为气候最适宜期，处于相当于今天的亚热带湿润半湿润气候区域。这里的土壤也是疏松的和肥沃的，这里的地貌也有比较大范围的平坦的平原。所以，这里的温暖湿润的气候、肥沃疏松的土壤和相对平坦的地貌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基础。
距今5000年前，全球很多地区处于“气候最适宜期”。温暖的气候恩泽了新石器中晚期的文明，相继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产生了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哈拉帕文明和华夏文明。这些古代文明为农业文明，产生于大致相同的纬度带、大致相同的气候条件、大致相同的地貌条件和大致接近的时间，[18] ② 这样的事实，只有从“地理唯物论”——地理环境为文明的诞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可供选择的客观基础——的角度来认识才是客观的、唯物的。
不同的文明依赖着不同的地理环境基础：农业文明主要依赖于生活资料的积累和富足；工业文明主要依赖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充足。古代文明得利于温和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和靠近河流的地貌位置。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人们发展了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而发展(达)了的农业又促进了对这种地理环境和农业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二者之间形成了因果反馈关系并逐渐形成负因果反馈关系。这种正因果反馈机制的良性化，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比其它地区的文化能更快地远离最初的原始状态，逐渐崛起文明。正是这种良性的正因果反馈机制，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稍优越于其它地区的纯粹的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地理环境条件得到放大和强化，进而造成其不仅在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上而且在地理环境条件方面的区位优势。而这样的地理区位优势与农业文明之间也存在着正因果反馈关系——农业地理区位优势与农业文明的发展之间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样，黄河流域的文化则先于其它地区的文化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崛起了华夏文明。中国的文明历史便以此开始。
二、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封建社会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形态。中国的封建社会，如按“西周封建说”之断限，已有三千多年。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欧)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漫长，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其原因何在？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了十数种观点：范文澜的“生产力保有发展余地所致说”、翦伯赞的“土地被封建统治阶级瓜分，以及由此引起的封建剥削制度和保护这种制度的专制中央集权所致说”、郭晓棠的“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基本原因说”、王亚南和李文治的“地主经济制所致说”、樊树志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经济所致说”、傅衣凌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和乡族势力对于封建经济干涉所致说”、“封建经济结构坚韧性所致说”、刘昶的“中国始终没在完成封建化所致说”、刘修明、程洪、梁滨久的“中国封建社会充分封建化所致说”、金观涛、刘青峰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超稳定性系统所致说”、李桂海的“封建结构中惰性因素增加、活力因素得不到发展说”、武建国的“小农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之间的作用力的循环运动所致说”、许新吾的“小农经济生产结构的凝固性所致说”、孙进已的“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造成社会停滞原因说”、董楚平的“清政府推行锁国政策及战争太多太甚所致说”和一些学者的“地理环境是社会停滞的最根本因素或延续的一个原因说”。从学术史看，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引起了不仅仅限于历史学的大论战。其中，已有学者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中国的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影响问题。吕振羽先生、李达先生、李桂海先生和臧振先生以及潘玉君等阐述了相近似的观点——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有重要影响。这种历史观念始终在引导着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理论的、抽象的、甚至近乎哲学的思考。我们也试图构建出基于这样的历史观念的一种认识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的新的历史进程的范式。
社会形态是不断替代的，是社会形态的“范式革命”。替代封建社会形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最基本的特征是产品的专门化生产和商品的大量交换。商品交换是以劳动的社会分工和劳动的地域分工为基础的，而劳动的地域分工又是以产品或商品的经济效(利)益的最大化(或帕拖磊效应)为发展动力的，受运输费用和关税等影响。原苏联经济地理学家巴朗斯基给出通过经济利益而表现出来的劳动地域分工或产品地域分工的基本条件公式：[19]
C[，r]＞C[，p]+T
C[，r]——商品在销售地的价格，C[，p]——商品在生产地的价格，T——运费。而之所以存在这一公式的基础则是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特别是劳动地域分工雏形期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而劳动地域分工的完善则又与地理环境(自然的和人文的)及其差异之间存在着因果反馈关系。良好的正因果反馈关系不断强化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所构成的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不断强化着生产能力和生产潜力的地域分工。这样的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和劳动能力的地域分工，构成了产品和商品大量交换的重要基础。可见，大量的商品交换只有在一定地理环境存在地域差异和社会较大分工的基础上才能存在和发展。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中原地区为主要地理区域的。在当时不发达的交通条件下，人们彼此往来的地理区域并不大。而这个区域内的自然地域分异并不很明显。在比较相近似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以及经济地理条件下，劳动的社会分工很难发展成劳动的地域分工。交通运输条件不利，即使有运输的可能，那么因运费(T)太高，而很难确保C[，r]＞C[，p]+T的存在。所以，在中原地区很难形成持续稳定的大量的商品交换。中国版图内的诸多地域也就很难产生有较大势力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时，封建中国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导致其封闭性。在经济上很难产生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也少受外来的商品交换的影响。这样，域外资本主义很难由外部输入。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因此而长期延续。
三、中国历史上的农牧冲突
不同类型的文明共存于一个历史时期的时候，必然发生地理或地域上的联系：或冲突或融合。在欧亚大陆上诞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二大文明类型——农业(耕)文明与游牧—草原文明——具有鲜明的自然地理的地域性，构成了农业(耕)文明地域和游牧——草原文明地域。中国的版图恰在欧亚大陆二大文明地域的交界处，也因此不断发生着文明地域之间的冲突和融合。
中国自秦汉以来的2000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三次大的农牧冲突——牧业区对农业区的冲击。大约1万年前，农业开始出现。现代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渐形成不同的自然地理地域。而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区位优势与社会经济地理区位之间有因果反馈关系。在初期，二者以良性正因果反馈关系起主导作用。这样，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渐形成不同的专门化区域。在北半球的亚热带和暖温带湿润和半湿润地区，适宜的热量和充足的水分导致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专门化地域。这个地域由最初的黄河——长江流域、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所构成的农耕中心，逐渐向宜农地区扩展，最终绵亘于欧亚大陆东西两岸，呈偏南的长弧形地带。而在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半干旱地区，水分不足，形成了辽阔的大草原。大体上可以将东西绵延的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扎格罗斯山、高加索山、喀尔巴阡山一线作为两大世界的界线。而中国的农、牧区的划分是与欧亚大陆一致的，在《史记·殖货列传》中便被清晰地标识出来。所以，中国的农牧世界的形成是以现代自然地理环境的变暖和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为基础的，又是人类对这种客观存在的适应和选择及共同创造的结果。
农耕区和牧业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自具有愈加明显的特征。农业区稳定的生产建立起富裕的社会，对游牧区有很大的诱惑力。尽管游牧民族在经济实力、组织才能和人口数量等方面显逊于农业区域，然而，导源于地理环境条件下所形成的游牧民族特有的流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作战方面的机动能力则明显优势于农耕民族。这明显地抵消了因人口数量劣势而造成的后备兵员不足的弱点。所以，游牧世界的军事实力常常超过农业区。这便构成了有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长期而持久的威胁。一旦出现对抗力量的失衡，便出现冲突。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端，农耕区和游牧区之间仅有并不太高大的燕山和阴山，及黄土高原的空间阻隔。这样的环境界线很容易被游牧民族所冲破。所以，中国历史上农牧冲突是深受自然地理环境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必然事物。
约1万年前，全球气候急速回暖。这一时期，自然地理环境及其演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具有全局意义的因素，首先是气候及其波动。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从物候学角度系统地研究了我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给出了气温变化曲线。可以将这条气候波动曲线与中国的历史进程曲线特别是农牧冲突的时间曲线进行对比，进而得到一些最客观、最基本的认识。
公元初到600年前后，三国鼎立，北方少数民族乘虚而入，割占中原，此为第一次冲突。公元10世纪后期，五代十国大乱半个世纪，契丹和女真挥师南下，占据中原，此为第二次冲突。14世纪以后，明王朝的腐败统治诱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满清趁机入关，称主中原，这是第三次冲突。这三次大的农牧冲突的时间，分别对应了中国近2000年以来自然地理环境演变中的三次寒冷干旱期。难道这是巧合吗？如果是一次这样的情况，尚可以巧合而论，而这是一系列的吻合。所以，只要地理唯物论地去认识这个问题，就必须承认自然地理环境之气候波动与农牧冲突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或者说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因果决定论，或者说是后者对前者适应和选择。
任何一种文明都是由地理环境与深受其影响或决定或制约的以经济活动为主的人类活动所构成的系统。系统内部，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是它的两个子系统。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因果反馈关系。若以负因果反馈关系占优势，则系统稳定；若以正因果反馈关系占优势，则系统失稳，原离初始状态。气候是自然地理环境的重要子系统，是在大地理环境中起主要作用的。当制约气候的因素引起气候较大的波动时，自然地理环境便可能发生大的变迁或变化。这种变化超过这种文明所承受的阈值，势必严重影响到这种文明。历史上的农耕和牧业生产都是资源型的，深受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
在一定时期内，气候发生由温暖湿润向寒冷干旱的转变，则引起农业区和牧业区的自然生产潜力的极大下降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这种下降和灾害在农业文明地域则引起因食物来源匮减而引发的社会动荡和统治层内部矛盾的冲突。其结果之一是直接削弱了与牧业区对峙抗衡的军事力量，间接削弱了与牧业区对峙抗衡的经济实力。这种下降和灾害在牧业文明地域则引起因产草量急剧下降而引发的牧业生产和牧业经济的巨大危机。他们为了缓解和消除这些危机，必然选择了扩大生存地域空间即向农业文明地域进扰的策略。牧业区面对这种冲突则多以向农业区的进犯而获得生活资料的补充。同时，草原生态系统比农田生态系统稳定，有相对较强的抵抗气候变冷变旱的能力。这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形成的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综合力量的平衡被打破，而游牧在战争或军事上的优势得以显示。所以，这种吻合是必然的。
中国历史上的农牧冲突是许多自然和社会人文因素综合作用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可以确信，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这一历史的地理枢纽对农牧冲突及民族融合是有深刻的影响的，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农牧冲突也正是对这种历史的地理枢纽的适应或选择。
通过对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中华文明诞生在黄河流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中国历史上农牧冲突——的简要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认识：中国的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地域分异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地理环境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深刻影响的理论观念，可以促使我们更加重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地理基础。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或差异性，逐渐导致中国的人文地理环境和经济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势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全面发展。这种科学理性，已经在非常重视区域差异问题并力求区域均衡的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小康社会观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影响中国全面发展的地理基础，不仅包括中国本身的地理环境及其地域分异，而且包括中国发展的外部地理环境即周边国家的综合影响。如果有能力对这些进行更系统的科学分析，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得出有关的“地理—历史”规律。所以，我们尝试甚至幼稚地提出一门新的学科——地理历史学。
(初稿完成于1995年，修改稿完成于2006年。)
注释：
①潘玉君.关于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的文献综述.1995
②潘玉君.古典文明的地理基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