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社会民主党关系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党论文,冷战论文,中国论文,共产党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7，D1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9X(2008)03-0014-05
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杰出代表。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方社会民主党是推进民主社会主义及其政治运动的典型代表。社会民主党通过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及苏东剧变后的理论变革，使民主社会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因此，对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冷战主题下的全面对立
冷战是二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全面对立的一种现象。这种对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一切方面，其中“两制”的竞赛与较量是核心内容。在这个大的政治背景下，国际政坛上的一切政治关系都从属于冷战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由于分别从属于不同政治阵营，高度对立的阵营利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处于全面对立状态。
从中国共产党方面来看，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边倒”即全面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总方针。受“一边倒”这个基本政治立场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共产党身上。西方社会民主党由于从属于西方阵营，与中国共产党又有意识形态分歧，根本就不在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视阈之中。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愈益“左”转，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路线也愈益“左”转。中国共产党从虚构的促进世界革命的愿望出发，提出党对外交往的战略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到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支持各国的革命运动”。在没有对“修正主义”进行科学定义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盲目要求别的党接受自己“左”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观点，否则便将别的党划归“修正主义”一边，与之断绝关系。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各国党的感情，使中国共产党日益处于孤立状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更加不会与处在资本主义阵营的、“嫡传”的“修正主义”政党——西方社会民主党进行接触并建立联系。
从西方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看，二战后，美国推出了“马歇尔计划”。面对170亿美元经济援助的巨大诱惑，西方社会民主党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一计划，并完全接受了美国反苏反共的政治要求，全面倒向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带有明显的亲美反苏立场。《声明》的序言部分共有十三条，其中四条是专门批判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序言指出：“共产主义造成了国际劳工运动的分裂，并使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中的实现推迟了几十年。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社会主义传统。但事实上，它歪曲了这个传统，使它面目全非。它建立了一种僵硬的、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相符合的神学……共产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1]3从社会党国际成立至1976年社会党国际十三大之前，在社会党国际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各种文件中，反对共产主义的论调远远高于反对资本主义的论调。此间的西方社会民主党完全沦为美国反苏反共的工具。在这种基本政治立场下，西方社会民主党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共产党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对于中国共产党，西方社会民主党除了敌视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偏见，一种西方人对前殖民地国家的轻蔑态度。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民主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敌视与蔑视并存，其中敌视是主要的。因此，西方社会民主党不可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友好关系。
总之，由于冷战阵线的严紧和高度对立的阵营利益，分属于不同政治阵营的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根本就不存在发展友好关系的空间，双方的关系长期处于全面对立状态。
二、预示着未来趋势的有限接触
虽然在冷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处于全面对立状态，但是作为国际政坛上的两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二者不可能完全隔绝而互不来往，在全面对立的主要状态下，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也有极个别的接触。
从中国共产党来看，对于冲破冷战的铁幕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直接接触的极少数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采取了科学的态度。1954年，以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率领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团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接见了社会党国际代表团。在会见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你们到中国来看看是很好的。……你们问我们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2]338-339在会见中，毛泽东甚至还表达了希望西方社会民主党人能消除对苏联和苏共的敌视，从而缓和东西方关系以结束冷战的愿望。他说：“我认为，英国工党朋友对苏联的了解是不恰当的。英国是个大国，苏联也是大国，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搞不好，世界和平就成问题。问题不在于中国应和苏联离开，而是英国应该和苏联靠拢。我劝你们和苏联靠拢，这是我们的建议。为什么你们这样不喜欢苏联呢？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国彼此都靠拢些，观点不要一成不变，情况就可以改善。怎么样？再说一句，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2]34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代表团的这次直接接触，对西方社会民主党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蔑视和敌视态度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一部分西方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这次会见中对西方社会民主党所表达的愿望和所持的态度是积极的、具有前瞻性的。正是在这次接触后，1954年底，在中国还没有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时，北欧的瑞典、丹麦、挪威、芬兰以及瑞士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4国政府是由社会民主党领导和参加的。但值得一提的是，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不等于与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建立了党际关系。
冷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与日本社会党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友好合作关系。日本社会党在地域上虽然是亚洲地区的社会党，但是，日本社会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从政治主张和信奉的意识形态来看，它与西方社会民主党没有区别，属于西方社会民主党阵营。战后的日本社会党为了遏制美国在日本的势力，希望同中国、苏联等与美国有矛盾的国家建立联系，以维护日本的主权和独立。日本社会党对美国在日本和东亚地区的扩张多次表示抗议。因此，战后的日本社会党虽然在意识形态上追随了西方社会民主党，但是在政治利益上却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有差异。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利益上都与美国尖锐对立，中国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抵制，这与日本社会党的政治利益有共同点。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均很早就认识到这个共同点，并很早就在这个共同点的基础上进行了合作。1959年日本社会党派团访华。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北京发表演讲，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号召中国共产党与日本社会党合作，共同对付美国。浅沼稻次郎的演说，在日本国内和西方阵营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右翼分子对日本社会党的中国之行表示了反对，浅沼稻次郎在1960年遭到右翼分子的刺杀身亡。社会党国际也对日本社会党施加压力，要求日本社会党就与中国共产党交往问题“说明情况”，并做出遵守民主社会主义原则的“保证”。但所有这些都没有阻止中国共产党与日本社会党的关系朝友好与合作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党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1961年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天寿男来到中国，毛泽东接见了他，两人就浅沼稻次郎提出的“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一论点交流了意见。黑田寿男表示，浅沼稻次郎关于“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讲话是很好的，日本社会党将继承浅沼先生的精神并发扬他的精神。毛泽东也表示：“浅沼先生抓住了日本同美国关系的本质，也抓住了中国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和北美加拿大各民族的问题的本质。”[2]241中国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的这种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的坚决态度，是二者发展良好关系的重要思想保障。正是中国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虽然中国共产党对直接与自己接触的个别西方社会民主党采取了科学的态度，但在冷战背景下，由于西方社会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的机会很有限，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并不具有广泛的意义，也没有在国际社会产生应有的影响。
从西方社会民主党来看，西方社会民主党是西方阵营中较早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重要政治力量。在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社会党国际完全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支持授予美国军队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并认为中朝两国军队将不堪一击，“联合国军”能在朝鲜战场上迅速击退中朝两国军队，取得彻底胜利。西方社会民主党人还指出，由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同“联合国军”进行对抗，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将“北京政府”作为中国唯一的“有效政府”进入联合国。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态度足以表明其对中国共产党所持的敌视感和蔑视感。但面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日益巩固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看法逐渐转变。1952年社会党国际二大指出，“不能将一个拥有几亿人的群体无限地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1]38，应当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1953年社会党国际理事会表示：“亚洲和平的恢复应允许同共产党中国建立起正常关系并解决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44朝鲜战争结束后，西方社会民主党积极主张，“在缔结停战条约之后接纳北京政府进入联合国”[1]45，并明确指出，“应让所有的国家，不论其政治制度如何，都可以成为联合国会员，那么在接纳成员国问题上就不应运用大国一致同意的意见”[1]60。这是在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西方社会民主党首次发表的影射美国的言论。在其后的会议中，社会党国际多次表示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并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的“有效政府”，具有代表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这表明，社会民主党人已演变成为西方阵营中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政治力量。中国拥有核武器后，西方社会民主党对中国共产党做出现实性和进步性判断的言论进一步增多。西方社会民主党对中国共产党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主张表示了赞赏，并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加入联合国，但实际上已经起到了限制超级大国的霸权、平衡国际力量的重要作用。1972年社会党国际十二大对中美建交做出了积极反应。大会指出：“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之间举行的两次最高级会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的会谈为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和平发展开辟了道路，并且有助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孤立。”[9]44
由于此时的西方社会民主党毕竟从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政治上主要还是追随美国，这影响了西方社会民主党对中国共产党做出彻底的现实性的判断，阻碍了西方社会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党际关系并展开实际有效的合作。
总之，在全面对立的主题下，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极个别接触，不具有党际交往的普遍意义，却为以后二者关系的改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体现出二者关系走向缓和与合作的潜在趋势。
三、党际关系的全面建立
20世纪70年代末，两极格局摇摇欲坠。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随着西欧经济实力的增长，西欧联合自强的趋势不断加强。在此背景下，西方社会民主党开始摆脱对美国的盲从和依附地位，谋求自身独立的政治利益。在1976年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十三大上，“新东方政策”成为社会党国际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对外交往总原则。“新东方政策”的“新”，是相对于战后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始终遵循的、与东方共产党阵营不相来往的旧式的“东方政策”而言的。“新东方政策”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歧同国际政治现实是不同的问题。由于在国际政治的现实需要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因此在国家关系和政党合作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不必也不应走到极端对立的地步。社会党国际十三大后，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彻底废除了过去“反共不交往”的禁令，在实践中对共产党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灵活态度，开始积极寻求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与合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必须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各种经济联系、政治联系和民间交往。西方社会民主党是西方的主要执政党之一，要打开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的渠道，中国共产党必须与西方社会民主党建立联系和发展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无论是从国际上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还是从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社会民主党全面发展关系已变得十分迫切和现实。
198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原则。由于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特殊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在与西方社会民主党发展关系时，必将有一定的特殊性。198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具体原则。中国共产党表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应当成为开拓新关系的唯一现实的抉择。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在与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命运攸关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上，有着许多共同点和相似点。这些共同点和相似点，就是彼此建立和发展党的关系、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基础。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不应该成为合作的障碍。维护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任务，单靠少数共产党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应该依靠一切主持正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政党的共同奋斗。中国共产党认为西方社会民主党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有利于人类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的解决，因此，中国共产党主张在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基础上，谋求与西方社会民主党合作。[3]
西方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新东方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对世界局势和国际政治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都表示要拓宽党际交往的范围，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党际合作。在冷战的铁幕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和突破传统的勇气，率先实现了二者关系的全面缓和与接触。
1980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联部提出的《关于对社会党开展工作的请示》，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就与社会民主党发展关系所作的专门指示。从此，中国共产党彻底改变了以前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建立和发展党际关系的传统做法，开始与西方社会民主党接触并建立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通过邀请在西方社会民主党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密特朗和勃兰特访华，向西方社会民主党阐明了双方发展关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原则。中国共产党也积极主动出访，广泛与西方社会民主党进行接触和建立联系。1983年后，日本社会党、英国工党、意大利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等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正式的党际关系。1985年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的联系与合作也密切起来，1986年社会党国际十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是唯一一家共产党的代表。社会党国际十七大后，时任社会党国际主席的韦内宁在访华期间表示，社会党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安全和国际裁军问题上存在许多共识，希望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挥作用并且与社会党国际继续合作；中国共产党参加会谈的领导人也表示了同样的愿望。
综上所述，通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路线调整和变革，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建立了正式的党际关系，开展了真正意义上的党际交往。但是，必须看到，意识形态的差异始终是影响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二者都表示要“超越意识形态差异”，但是在实践中如何把握“超越”的尺度，社会民主党人对此问题还缺乏成熟的研究。在国际局势的发展使西方社会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利益居多时，西方社会民主党人能本着实用主义原则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但是当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时，在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时，社会民主党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逆转当然也在意料之中，对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心态。从苏东剧变时起，社会民主党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大逆转，正印证了这一点。
收稿日期：2008-03-31
标签：西方社会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美国共产党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