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第六届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如既往地承接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学术传统，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经过全国各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于2006年8月在南开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这一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打开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论域或理论空间，学者们从不同学术方向、角度和层面提出的问题和进行的研究，都为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宝贵的探索经验和思想智慧，这就是会议的重要收获。关注政治哲学可以看作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动向。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赵剑英在大会致辞中指出：本届论坛主题的确立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当代人类实践活动的趋势和方式呈现出新的特点，而政治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形态，对政治活动的价值原则、伦理机制以及法律和制度的理念基础进行哲学思考，是当代实践的要求。二是从当代中国现实看，我们面临的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发展，需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是实践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的重大任务，因此，我们既要深入发掘和阐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同时也要结合现实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新形态。回顾历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学术领域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的内在逻辑，这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是有重要价值的。
本次论坛很多学者都谈到了“哲学的政治学转向”，以及“政治哲学的复兴”。有学者指出，自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以来，政治哲学在今天几乎成为哲学中最突出同时也是最活跃的部分，哲学研究从关心“真理”转向关心“意见”。意见世界就是政治世界。考察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那些话语，如人权、技术、进步、发展、自由、平等、民主、开放社会、多元社会、文化身份以及女权主义、环境保护等等，可以看出，几乎所有问题都已经被政治化了。这说明，价值之争或者意见之争最终都表现为政治问题。也有学者认为，哲学在今天的政治学转向并非偶然形成，它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当人们放弃了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就必定会出现一个现代政治制度的设计问题。下面就本届论坛学术要点做一概述。
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及其当代建构
陈晏清教授主题发言的题目是：政治哲学的复兴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
陈教授详细描述了西方世界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以及两者的关联和不同的背景。他认为，在政治哲学复兴的思想潮流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必须予以积极的应对。基于社会的构成性存在，政治哲学就要为政治生活提供理念基础和构造原理；对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言，就是应当建构起自己的、适应于现实生活并能引导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哲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使命。
陈教授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设，应当从两条进路在其互相关联中分别地展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包含了理想性的和现实性的两个维度或两种进路。建构和发展一种基于现实的价值性与事实性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不意味着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已经过时，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就其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批判来说，它有着一种无可替代的作用。承续这一批判传统，发展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之维，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理论任务。
王南湜教授提出了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他认为，政治哲学可以一般地理解为对于政治生活的哲学反思。一方面是现今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对现实政治生活有一种积极的言说，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却又缺乏一个关于现实维度的政治哲学。关于构建一种现实性维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必要性问题，也就是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有无必要实现一种从理想性维度向现实性维度过渡的问题。他认为，对于一种有缺陷的社会进行某种有限的改造总是可能的，而要进行这种改造，便需要理想性目标的指引或范导，需要人们对现实社会的缺陷的认识，但在没有理想性维度作为参照的情况下，这些便都是不可能的。在此意义上，理想社会构成了有缺陷的现实社会的一种理念性补充，理想性政治哲学也构成了现实性政治哲学的一种补充。
段忠桥教授详细介绍了科亨的政治哲学转向所针对的问题及其过程。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将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谴责基于一种自我所有原则，而这一原则也是自由至上主义所坚持的原则，因而，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容易受到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攻击，而且处境还十分尴尬。自由至上主义者坚持认为，一个人在用他的能力做什么的问题上应拥有最高权利，他不应在另一个人以对待奴隶的方式的命令下，或以占有他的全部或部分产品而不付报酬的情况下运用他的能力。因此，福利国家通过法律强制生产者纳税的做法就是非正义的，其作法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相同的。面对自由至上主义者这样的论证，马克思主义者会感到十分窘迫，因为如果他们继续坚持从自我所有原则出发谴责资本主义剥削，那就很难表明福利国家的做法是正义的而资本家的做法是非正义的，而要放弃这一原则，他们就必须表明其谴责资本主义剥削非正义的依据是什么。科亨说，正是这一情况促使他下决心转向政治哲学的研究，并认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果提不出他们自己所赞同的更为平等的分配正义理论，就很难反击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处于反动立场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挑战。段教授认为，无论我们是否同意科亨为其转向所做的解释，他的转向都可以给我们这样一种启示：当今世界的新变化使得原本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关注不够的平等、公平、正义等问题变得十分突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这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衣俊卿教授提出了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问题。他认为，推动政治哲学研究走向深化，可以有许多途径。问题不在于如何判定政治哲学当代复兴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把握这一复兴的深层意蕴，如何为政治哲学在当代哲学研究中进行定位。衣教授认为，我们应当在研究范式的层面上把握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深刻意义。为了把握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这一范式转换，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或者对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的概念加以简单的界定。传统的政治哲学，以及传统的史学、社会学等，都以宏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为主导。它们主要以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制度的安排，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威、权利、义务等基本的政治概念为对象，而忽略社会生活其他层面的边缘化的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微观的控制机制，或者将这些微观权力视作被宏观权力决定的，微不足道的附属物。宏观政治哲学致力于对中心化的宏观权力的宏观的、普遍化的思考和理性建构，它由于否认或忽略了多元差异的、分散化的微观权力同宏观权力之间的多元互动机制，而把理性权力和宏观政治建构为历史的普遍的、决定性的力量。这种意义上的宏观政治哲学成为现代性危机的集中的理论表征。如果我们依旧停留在宏观政治哲学的视野内，如果我们依旧受那种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统治，所谓拒斥宏大叙事或回归生活世界都只能是一种比较空泛的理论呼吁。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微观政治哲学范式的意义。衣教授提出了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微观政治哲学范式的问题，他同时总结了四种微观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其一，年鉴学派的新史学范式；其二，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其三，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学；其四，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王浩斌教授阐述了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自觉问题。他指出，当我们在西方政治哲学兴起的背景下来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多样性的理论形态与政治立场所构建起的“逻辑遮蔽性”应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在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更需要这样一种方法论的自省：我们究竟是在什么理论维度上复兴或建构政治哲学？他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维度，以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考量，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不能搁置的基本理论框架。
从深层次的学理层面上看，政治哲学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前提。首先，当代政治哲学所处的语境是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主导的世界；其次，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对特定的统治与被统治结构的理解，并且将由于不同的立场而对这种统治结构进行合法化的知识生产与意识形态动员；第三，当代政治哲学的焦点问题——阶级斗争、全球化、文化认同、日常生活政治等问题——其内部也仍然包含着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模式；第四，当代政治哲学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旨趣是公共性（或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中的善治理论以及世界范围内全球治理变革的兴起而更加凸现。他认为，倘若无视或回避这些问题，仅从西方政治哲学的视域中引申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问题域”，将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陷于一种“无根性”的境地之中。
郁建兴教授强调了重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学术史自觉和方法论自觉的意义。
“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作为马克思学说的主题，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哲学就是政治哲学的有力证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超越性特点，不能理解为马克思对自由、民主、平等只存在一种批判性、否定性的关系，马克思在无产阶级作为最大多数人获得政治统治的意义上阐发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内涵，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的新民主概念，即无产阶级民主概念，因而在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之间就绝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郁教授指出，复兴了的政治哲学至少聚焦在以下六个领域：社会正义与福利权利理论、民主理论、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后现代主义、新社会运动与公民社会、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等。就左翼思想界而言，早在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国家理论的兴趣，并由此引发了战后国家理论的三次复兴。最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凸现为全球化时代的核心理论问题。研究政治哲学史特别是当代政治哲学史，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杰索普通过引入“策略”概念来统合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通过国家的策略理性把“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国家理论。杰索普提出“元治理”理论作为国家理论的当代出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当代水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样本，对我们重新思考国家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
任平教授认为，全球治理如何达到“善治”触及全球正义问题。科学阐明“全球正义”，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出发，对新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正义、公共领域与新市民社会、全球共识资源和机制等一系列政治哲学问题进行深刻反思，从而召唤马克思主义全球政治哲学的出场。在任教授看来，当代马克思主义虽然在认定“社会类型决定人们的道德和正义原则”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且也都认为正义原则具有差异性和多元化，但是，必须反对的是社群主义的后现代视野，即将社会仅仅看成是多元化、差异化，而正义也仅仅是多元化、差异化的，由此倒向相对主义和差异主义。他认为，不能抹杀全球化交往实践的整合性的存在，不能否认作为全球性交往共同体的规范性底板的存在，因而也不能否认全球性统一正义存在的未来前景。这一全球性正义，不过是全球性交往实践的暂时的规范和游戏规则。它必定随着交往共同体的嬗变而翻新。历史的特性不能不考虑，但是首先应当考虑全球性交往的整合性。交往实践造就的新全球化，正是“多元化”与“一体化”并存——这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正义论的方法论。
张盾教授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来建构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他指出，马克思对政治理论的重大介入乃是将政治问题从传统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通过揭示资本和财产权的压迫性质，发现经济的政治性质，开拓出政治理论的一个全新论域，这就是阶级斗争学说。他着重论述了马克思“无产阶级”范畴的建构性特征。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当成将人类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解放出来这一理想目标的政治力量，把无产阶级的解放确定为这一全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不仅是直接性的，而且是中介性的，它当然指称现实中的工人群体，但在理论的本质意义上却不能仅仅当作全部工人无产者的一个总名称，而更主要是用来表征马克思政治理想的一个理论规定；与此相应，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侧重点，也不在无产阶级反抗运动的具体方略，而是从理论上揭示现代社会政治对抗性的本质和形式。简言之，现代政治问题主要产生于经济领域的压迫，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因此，作为压迫和不平等之根源的资本权力的废除只能被表征为无产阶级的解放。
杨楹教授认为，寻求以多元价值为基础的差异政治价值观之间的协调路径，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重要使命。当差异政治观开启我们重新审视现实的政治生态时，“宽容”不仅成为现代政治的深刻内蕴，而且凸显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他批评了以洛克、康德、罗尔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宽容观，认为它是一种以“共识”为价值目标的整合思维方式，是一种消解差异性与多元性的一元宽容观，实质上是一种强权宽容观。他指出，为了共存与共善，需要的既不是对抗性的思维，也不是简单归整与化约；既不是离散极端的多元主义，也不是过于集中的一元整体主义“威权政治”，而是需要一种能整合多元、具有深厚包容精神、现代宽容价值理念的政治，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对现实着力加以批判与改造的目标之一。就政治生活价值维度而言，宽容是一种新型的政治生活价值观。
二、关于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个案研究
莫伟民教授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阐发了福柯的微观政治哲学。
据莫教授的研究，福柯毕生关注主体这个根本问题，通过考察癫狂、医学、生物学、监狱、性史这些特殊的边缘的经验领域来重新梳理整个西方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化史，进而探讨我们如何在知识、实践和自身苦行这三个方面的真相游戏中成为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道德主体。政治哲学是福柯主体观的重要维度之一，福柯从精神病学、监狱等具体领域中汲取了新的政治想象力的灵感，阐发了以非本质主义权力观和实证主义辖治观为特征的微观政治哲学，开启了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宏观政治哲学的生物—政治哲学向度。
虽然福柯认为权力关系无处不在，无论在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往关系中，还是在恋爱、制度或经济关系中，一个人总是设法操控另一个人的行为，但福柯强调主体自由是权力关系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人完全受制于另一个人并成了另一个人的物品，成了另一个人能在其身上施加无限的和无边无际的暴力的对象，那就不存在权力关系了。而无处不在的自由也意味着自由主体针对权力关系的抵抗无处不在。可见，福柯并不是一位悲观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莫教授认为，尽管我们不应在相同的内涵和外延上来理解福柯与马克思的权力概念，尽管福柯把权力主要理解成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多重的力量关系，但是，福柯有着把权力概念泛化的理论倾向，他在过多关注社会之微观的、实证的、具体的政治生活方面的同时，也忽视了社会之宏观的、先验的、抽象的政治策略。
强乃社博士论述了哈贝马斯论交往权力与行政权力合法性问题。他认为，在政治哲学研究中，权力合法性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哈贝马斯对阿伦特的观点进行了发展，提出交往权力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重要的。他的观点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交往权力和政治权力，没有交往权力的支撑，政治权力就没有合法性；第二，交往权力和法律，如果法律不是以交往权力为基础制定的，那么法律本身以及以法律为基础的政治权力就没有了合法性；第三，从根本上说，公共领域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源泉，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没有被扭曲的社会活动领域提升这种合理性，使我们在政治领域能够获得合法性。哈贝马斯把权力基础定位在以理解为指向的话语性交往活动，政治权力由交往性权力和国家行政权力构成，交往权力应该作为国家和社会权力的支撑，以交往行为来保证人们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这个观点值得我们借鉴。
童世骏教授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通过哈贝马斯“商谈的民主理论”揭示了法治和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哈贝马斯认为，人们在进入现代多元的社会之后，他们的交往越出了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的范围，也无法依靠统一的传统的世界观来协调彼此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若要协调彼此的行动、解决彼此间的冲突，但既不想诉诸暴力，又不想停留在暂时的妥协，他们就只能通过交往或商谈。当现代人问“为什么我要受这个法律约束”的时候，别的回答他都不会满意，而只有这个回答他才可能满意：“那是你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参与制定自己要服从的法律，或反过来说，服从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这就是“民主”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哈贝马斯为什么说民主与法治之间具有内在关系。这种内在关系之为“内在”，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互为手段和目的，而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超出了手段—目的关系的范畴，而具有了意义关系的特点：在现代社会，“法治”这个概念自身就蕴含着“民主”的含义。根据哈贝马斯的设想，公民应该一方面委托他们的代表在立法机构参加正式的民主商谈，另一方面自己也在公共领域参加非正式的民主商谈。而且，在公共领域中非正式的民主商谈和立法机构中正式的民主商谈之间，要建立畅通的、不受行政力量非法干预和利益集团扭曲的沟通渠道。哈贝马斯认为，与这样的合法的民主程序相联，“正当性”才可能得自“合法律性”。哈贝马斯的这种民主观，叫做“商议民主理论”，与之相配合的法律理论，叫做“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
任剑涛教授对施米特、阿伦特革命解释的效度做了分析。由于国内频繁地引介施米特与阿伦特著作，使学术界高度关注两人提出的政治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当中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革命与制宪的关系。施米特论述对于自由民主宪政的质疑，与阿伦特关于共和主义的阐述，引申出一个自由民主论说的有效性问题，使论者得出自由民主宪政论说的软弱无力结论，并吁求修正自由民主宪政的基本安排。这些结论的前提，都依赖于两人革命与宪政解释的有效性。但是两人的解释恰恰都是不太可靠的。在政治、道德与法律的三元关系上，两人都掉以轻心了，都落入了将法律政治化或道德化的陷阱。因此，有必要重申革命解释时候的后革命状态、制宪情形，这样才可以看清自由主义关于现代性政治基本理念与制度安排的长期效应。
尹树广教授通过《友爱的政治学》和《马克思的幽灵》两部著作，考察了德里达呼唤马克思的精神的政治意义。据尹教授的研究，德里达晚年不但重读了马克思的部分文本，还深入到欧洲古典政治哲学史和当代政治哲学之中，解构式地阅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蒙田、康德、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布朗肖、阿伦特、施米特等人的政治哲学著述。这些阅读的意图不在于政治组织、制度、民族国家体制和政治实践策略问题，而是直指政治学的基本范畴，例如民主、平等、法律、正义、责任、博爱、友谊、谎言、他者、弥塞亚精神、新国际的共产主义，超出技术主义、现实主义政治学的制度设计框架，询问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民主和人的关系。他的立意无疑是政治哲学的或者是伦理政治的。
德里达认为，自由民主制并不是人类的福音和历史的终结，选举式民主和政治代议制危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经济战、贫富国家之间的贸易矛盾、贫富分化、战争、失业、军事霸权等问题（德里达从十个方面概括了新世界秩序的灾难）表明政治没有终结，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并非如此完善和有效，不平等、奴役和饥饿仍然是现实。人权话语是抽象的，仍然有历史上从没有过的那么多人遭受暴力、不平等、排斥和经济压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民主制在冷战结束之后，并没有消灭政治，仍然从敌对出发重新构造自己的敌人，支持种族冲突，发动小规模战争。血缘、种族、性别、民族、国家、暴力的法律、战争仍然构成自由民主政治概念的谱系并发挥现实作用。因此，政治还没有终结，《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是正在到来的威胁，至少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进行了质疑。正是针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现实和理想的判断，德里达呼唤马克思的精神，要求人们去认识不同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理想、正义、民主、新国际，并且走向“重新政治化”。
夏莹博士论述了拉克劳与墨菲的领导权理论的语言学本质。她指出，拉克劳与墨菲在其代表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提出了一种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激进民主策略，以试图在迎合当代社会多样化发展背景的同时，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研究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即从文化批判转向“现实政治”策略的建构。然而，在拉克劳与巴特勒、齐泽克的对话集中，他们却指出这一政治策略建构的基础乃是语言学：该书不仅建立了安东尼·葛兰西霸权（领导权的另一种译法）观念的新方向，而且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后结构理论的转向，此种转向把语言问题变为阐明反极权主义的、激进的民主规划的必要基础。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一政治策略的时候会发现，这种语言学本质是他们用以建构领导权的主要工具，但从中显现出来的是领导权理论的非现实性纬度，进而彰显了激进民主策略的非激进性。夏莹从索绪尔、拉康的语言学理论入手，对拉克劳、墨菲的领导权理论做了系统考察，通过对话语、非缝合、对抗、同等逻辑等基本概念的重点分析，揭示了其激进民主策略的语言学本质。这一策略的激进性，实质上是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激进。从马克思哲学的视域看，拉克劳、墨菲领导权理论乃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而非改造，激进民主策略实质上是向现实的一种妥协。这种对现实的妥协不仅表现在领导权理论对于解释世界的热衷，更重要的在于，领导权建构的语言学本质使得这一革命理论最终变成了一种话语革命。
从大会发言和提交会议的七十多篇论文看，内容丰富，涉猎广泛。不少文章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视野”或“哲学的政治意蕴”来表达各种学术见解以及与现实有关的问题。但什么是“政治哲学的视野”？什么是“哲学的政治意蕴”？应该说，还缺少一种规范化的澄清，特别是前提与边界的批判性考察。在这里，所谓规范化的研究和批判性的考察，就是要使立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就是反思和审视政治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专属于本学科的学术语言、基本术语的准确定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理论建构模式、理论与实践的联结方式以及发展目标等。没有这个基础，就会因为概念的宽泛以至杂乱，而不能从严格的意义上或理论逻辑的深处推动政治哲学的学科发展。这也是“什么是政治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样的问题在本届论坛的主题下依然被不断提出来的原因。还有就是从现代性以及全球化视域提出和考虑问题，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讨论问题的宏大背景。另一类比较多的论文是技术性地解析，概念考证，文本解读，线索梳理，开启了什么，有什么借鉴价值，尽管从引用的文献来看，对西方政治哲学的主要人物和主要观点都堪称是熟知的，但事实上我们关于政治哲学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虽然有很多研究已不再拘泥于马克思的文本，更多地参照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评论和研究方式，从学术视野看无疑是更开阔了，但往往真正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建构这一实质性问题时就止步不前了，这当然会降低西方文本研究和借鉴的意义。另一方面，只有经受起自由和公开考验的理论资源，才能赢得理性给予的真诚尊敬，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态度。
就本届论坛的主题而言，关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明晰的框架、边界和思路，而且还没有自觉到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政治哲学，包括中国政治经验的哲学概括、研究构架、路径，以及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等，为解决中国的政治难题和推进政治改革提供学术资源和理论支撑。看来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还得继续上下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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