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文化与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问题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这种文化的形成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成长，有着特殊的贡献。然而，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和波及面的广度远不及商文化、周文化，与之基本同时存在的还有先商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岳石文化……。那么，二里头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中有过哪些其他文化未曾起到的积极作用？原因何在？它又对商周时期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这些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
一、二里头文化的来源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考古学界的意见基本一致，即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更具体地说，是将分布于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或“煤山类型”作为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1]。从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部分文化内涵特征来看，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相同文化因素甚多，相同或相似的遗迹现象有：夯土建筑、连间排房式建筑、袋形灰坑、灰坑葬等；相近的生产工具有石铲、石斧、石刀、石镰等；相似的大量陶器中最常见的有中口夹砂罐、鼎、甑、浅腹平底盆、豆、瓦足皿、瓮、鼓腹鸡冠耳盆以及刻槽盆、觚形杯、盉、器盖等；陶器的纹饰都有篮纹、方格纹、绳纹。此外，炼铜技术、琢玉技术、卜骨等也是煤山类型和二里头文化共有的文化内容。由于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大面积重合，文化遗存特别是典型陶器形态传承关系明显，所以二里头文化应该是主要继承了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包括农业生产技术、炼铜和制陶等手工业技术、建筑技术、居住方式、饮食方式、宗教观念等诸多方面。
考古学界也注意到了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和晋南地区龙山文化的部分内容被二里头文化所吸收的情况。如邹衡先生指出“觚、爵、鸡彝、瓦足皿等四器”“大都来自东方，或者同东方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四器是夏文化中最主要的礼器，它们的存在，应该体现了夏朝的部分礼制。”“夏礼可能是继承虞礼而来的”[2]。李伯谦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的鬶、觚、豆、单耳杯、三足盘（瓦足皿）应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3]，东下冯类型中流行的鬲、甗、斝、蛋形瓮等明显是继承晋南地区龙山文化而来的因素[4]。纪仲庆先生在论及良渚文化的影响时特别提到“偃师二里头发现过一件玉琮”[5]，谷建祥、贺云翱两位认为“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品类繁多，有琮、钺、戈、圭、璋、戚壁、柄形饰、玦、锥形器等，与红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太湖良渚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器类比较接近良渚文化。”[6]上述陶器和玉器有不少是礼器，也有部分日常生活用具。可以看出，二里头文化的主人在生活习俗方面主要继承了当地的龙山文化传统，也融入了一些东方地区的习俗。而在宗教、礼仪活动中则较多地采用了东方地区、东南地区的器物和方式，在精神文化方面，受到较多来自东方、东南方的文化影响。
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文化与东方地区的文化有着长期的、频繁的往来，这种情况反映在文化遗存上，就表现为两个地区的文化因素源源不断地互相渗入。二里头文化所包含的东方地区文化因素，有些在龙山时代即已传入中原地区，如陶器中的瓦足皿就是这样。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由于大量吸收了周围地区文化的精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但在这一时期，从常见的文化遗物上却较少发现来自西北地区的文化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华夏族中已经形成了严格的“夷夏”观念，“这就从行动上阻止了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部民族的东进，从思想上限制了他们文化的传播”，“关于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对边地文化的排斥现象，从边地文化中常见中原文化的因素，而中原文化中少见边地文化的因素这一事实中即可看出。”[7]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常见的文化遗物上更难看出西北地区的文化影响。因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一般较少考虑西北边地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然而，二里头文化的部分重要文化因素虽然可能直接来源于河南龙山文化，但如果追溯其更早的渊源，就会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中原地区以外的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马的驯养和金属冶炼技术就应该属于这样的文化因素。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中有马的遗骸，研究者认为当时的马可能正处于驯养阶段，畜牧业还没有从狩猎经济中发展为一种主要生产部门[8]。
龙山时代的包头转龙藏遗址中也发现了马的骨骼[9]，从生态环境来看，今内蒙西部地区原是野马纵横驰骋的天地，当地的先民们有条件较早地对马进行驯养。北方地区的此种情况与《左传》昭公四年晋司马侯所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相符合。
年代同属龙山时代的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发现的家畜标本中也有马骨，虽然没有鉴定到种，但鉴定者估计其是家畜[10]。
年代稍晚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有马的遗骨，一般认为这是经过驯养的家畜所遗。马及其驯养技术，很可能就是由西北边地经过冀南豫北地区传入伊洛地区的。
在我国的农耕民族中，二里头文化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可能是较早使用马匹的民族。当时在东方地区、东南地区和南方地区，有些考古学文化分布也很广，影响也很大，但没有发现马的骨骼，这些地区的马一般出现在商代或更晚。由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比较接近西北地区的游牧族或半农半牧民族，所以理应较早地接受了来自西北方的某些文化影响。驯养马匹，可能就是所受影响之一。从新石器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发现的马的骨骼的遗址年代与地理位置，我们可以约略看到养马技术传播的大致路线。
不少二里头文化的研究者根据年代、分布、文化特征等情况与史籍中的有关记载相对照，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而根据先秦时期文献来看，夏人已经驯养了马。《尚书·甘誓》：“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礼记·明堂位》：“夏后氏骆马黑鬣。”都说明了这种情况。
与二里头文化长期并存的豫北冀南地区的另一种考古学文化，可能是先商文化。其分布地区包括了前述龙山时代的汤阴白营，由于该地区在龙山时代已经有了作为家畜的马，先商时期的居民能够养马也是顺理成章的。《世本·作篇》：“相士作乘马”，反映了夏代的商族也已掌握养马技术。从先商文化的分布方位判断，商族也应该是从西北地区的游牧族或半农半牧民族那里学习了这一技术的。
美国学者Erich IsAAc认为“北方塔尔潘马是蒙古马的祖先，它们后来被传入中国”，而人们对这种马驯化的最初尝试“大致发生在公元前三千年内”。“在公元前第二千年内，马和战车的传播远达……中国”[11]。关于马车的出土资料，年代最早的属商代，商代以前尚缺乏实物。对马车的起源我们暂置不论。不过，在我国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现过不少野马骨骼化石，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数见马骨标本。这说明在家畜饲养业已成为重要的辅助经济的龙山时代，中国西北地区、北方地区乃至中原地区，应该有条件对马进行驯化。开始时，马可能只是一种替代性驯化牲畜，在生产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显著。然而当马与车相结合，并且用于战争的时候，掌握了马和战车的民族就获得了军事技术、装备方面的优势。因此，由西北地区或北方地区传入中原地区的养马技术，对于中原地区国家政权的出现，应该起了催化的作用。
青铜器的产生与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关系尤为密切，因而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有不少研究者将青铜器作为中国古文明形成的标志之一。尽管个别青铜器的出现尚不足以说明青铜时代的产生，但其出现的时间总不会早于青铜时代的“序幕”阶段。而中国青铜时代的大量青铜兵器和礼器，无疑在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青铜器无论如何也应该是中国古文明的因素。青铜时代之前出现的个别青铜器是文明时代产生之前的文明因素，说明中国古代文明正在孕育之中。
从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青铜器似乎在西北地区出现较早：甘肃东乡林家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永登蒋家坪出土的青铜刀年代为公元前2300—公元前2000年[12]。中原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年代稍晚，其青铜冶铸技术有可能是自西北地区传入的。当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前后，分布在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也有着多种青铜器，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和秦魏家出土的青铜锥[13]；青海贵南尕马台25号墓出土的七角星纹青铜镜[14]等。看来，西北地区的青铜技术不仅产生较早，而且一直延续下来。只是，中原地区在青铜冶铸技术出现后，很快地经历了青铜时代的草创时期，在生产中迅速提高了技术水平，到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已经能够制造青铜兵器、乐器、工具、饰物等。中原地区开始成为当时青铜手工业的先进地区。
总之，在二里头文化诞生之前，东方地区、东南地区、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形形色色的文化内容逐渐向中原地区凝聚，与当地固有的文化融合为一。王湾三期或煤山类型文化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接受和转换来自邻境地区的文化因素，兼收并蓄，选择其他文化之所长为己所用。在前述外来文化因素之中，有的反映了礼制的出现，体现了礼制的内容，如部分源于东方地区和东南地区的陶器、玉器；有的预示了青铜时代即将到来的信息，如可能从西北地区传入的红铜冶炼技术。这些文明因素在中原地区汇合和发展的过程，正是中国古代文明在这一地区孕育过程的重要方面。至于本地区大量王湾三期文化或煤山类型的生产工具、日常生活用具，虽不能直接说明文明起源问题，但它们却是伴随着文明的孕育而发展演变的，因而也在文明的起源过程中产生过积极作用。至于马的驯养，意义主要表现在后来出现的车战中和使用马车发展交通等方面，可以说是即将作用于文明的一种潜在因素。
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历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容易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影响和文化信息。中原先民们在数千年中形成了善于选择和吸收其他地区先进文化成果的传统。从二里头文化的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的分析中，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二里头文化的各个来源，分别向中原地区提供了二里头文化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其中的文明因素汇集在一起，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逐渐形成。
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
在研讨中国古代文明问题时，由于研究者对“文明”概念认识的分岐和判别文明产生标准的不同，所得结论也多有出入。不过，从大多数互有区别的意见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某些共识，选择较为一致的、合理的判别标准。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一词有“文采光明”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始先民制造和使用的种种器物的精致化，从生活到生产方面对火的使用，都有着“文明之象”。这种意义上的“文明”的出现，当然比阶级社会的产生早得多。而现代人文科学中使用的“文明”一词，一般用来指城市或阶级和国家产生后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相当多的学者把文字、青铜器、战争等也作为文明时代的标志。这些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城市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发展的结果，在城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从事食品生产的，他们包括统治者和手工业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应该已经产生，国家则是同阶级社会一起产生的。战争和阶级一样与国家密切相关，如果承认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那么国家发动的战争也应该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专门武器说明国家和战争的存在，青铜礼器反映了礼制、社会等级制度的发展，因而早期的青铜武器和礼器也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标志。唯有文字的标准不易掌握，在已知的考古资料中，还没有看到文字与青铜器、城市、阶级、国家基本同时产生的证据。下面，我们根据除文字之外的几个标准来展开讨论。
二里头文化的内涵表明，文明时代正是随着该文化的形成而降临于中原地区的。
以考古学文化而论，在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前，豫西、晋南地区的周边，已经存在着一系列具有武装力量的文化或文化类型。这一地区西方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的石矛、骨镞、雕刻人骨等[15]，说明战争可能在西部地区出现。在北面邻境地区，曾发现过河南龙山文化中最大的城址——辉县孟庄龙山城址[16]。而南方地区，早在屈家岭文化中期就已出现包括夯土城墙、夯土台基、护城河的城址[17]。在东方，豫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址有着门卫房[18]，当时当地应该存在着防御守卫的武装。周围地区武装力量的存在发展，构成了对这一地区的威胁。
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后，出现了龙山时期各文化所未见的青铜兵器戈、戚、镞等。这些兵器的出现是战争的需要，反映了当时有了专门的武装力量。由于二里头文化地处中原，在战争中可以四面出击，也难免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其中西方和北方的戎、狄对于农业民族是很严重的威胁。因而，建立比周围的部落、国家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是二里头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军队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军队、国家乃至文明的诞生，既有着私有制和阶级关系发展的内部原因，也有着异族、异国压力造成的外部原因。美国学者哈·麦金德认为：“形成与仅仅是一群有人性的动物相对立的一个国家的各种观念，通常是在共同苦难的压力和抵抗外来力量的共同需要下才被接受的。英格兰的观念，是由丹麦和诺尔曼征服者打入赫普塔克人的头脑中的；法兰西的观念，是与匈奴人在夏龙的战争以及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被强加给互相对抗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基督教世界的观念产生于罗马人的迫害时期，到十字军运动中才成熟，只是由于经过长期的独立战争，合众国的观念才被接受和地区殖民者的爱国心才衰落消亡”，正是在外来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19]。这种意见对于我们研究的问题来说，是值得参考的。
在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前，中国古代各氏族部落之间掠夺与反掠夺、侵犯与报复的战争已经愈演愈烈，较早的大规模战争的战场似乎主要分布在偏北的地区。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北逐荤粥”、阪泉之战、涿鹿之战都发生在中原地区以北。初具规模的战争发生在北方地区，可能是因为这里较接近北方游牧族或半农半牧族，农耕民族为了保护自己的生产方式，在外界压力下组织起来，形成了军队的雏形。
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是文献记载中的夏代。在夏王朝建立前后，与夏族发生武装冲突的氏族部落有北方的共工氏、东方的东夷、南方的三苗等等。商族兴起之后，虽然在夏族的北方形成了一个农业民族与游牧族的缓冲地带，但商族本身又逐渐成为向夏王朝挑战的力量。巨大的外部压力，促使夏人的武装力量产生和发展，刺激了夏人发明和改进武器。很可能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的精良青铜兵器，应该是在外部压力甚重、对外战争频繁的严峻形势下产生的。二里头文化的创造者在改进了武器、发展了军队的同时，也建立和强化了国家。这就是中国古代文明虽然早在许多地区萌生，最后还是在二里头文化分布的中原地区形成了华夏文明中心的一个原因。
在文化内容的其他方面，二里头文化也比中原地区前一时期的龙山文化诸类型有了不少明显的进步，这些进步或成为文明时代诞生的标志，或为文明中心形成的原因。
在生产工具方面，二里头文化比河南龙山文化更普遍地使用了木耒、石铲和石镰[20]。青铜生产工具刀、锥、锛、凿和铜范的发现，证明青铜器已经使用于手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生产工具的进步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有了较高的发展，这就是文明诞生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和铜器中有一定数量的酒器，类别有盉、爵、斝、觚等，其中陶质酒器比较多见。大量酒器的出现不仅表明农业生产的发展达到空前水平，有条件提供酿酒所需谷物，而且也说明二里头文化的创造者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创造了包括声色芬华在内的物质文明。
酒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而且在很多宗教仪式和礼仪活动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因此，随着酿造业的发展，人们的宗教观念、礼仪程序、生活习俗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铸造水平在同时期的各考古学文化中首屈一指，青铜器中的鼎、爵、斝、盉（角）、觚[21]形成了一个礼器体系。青铜礼器的产生和精致化，标志着青铜工业的提高和自我完善，以及礼制的日益繁复。这些礼器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中有一种窄刃小刀，为刻刀。以商代出现的甲骨刻刀来比较分析，二里头文化的刻刀可能是商代雕刻刀的前身，属文具刀。文具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但青铜文具初见于二里头文化。除刻刀外，尚有占卜所用钻、凿。这些青铜文具在文化发展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世界上文明古国的青铜时代的开端往往与统一局面形成的时间存在着一致性，而在铜石并用时代，则往往有若干小型国家并立。青铜时代与“统一”相联系。“统一”局面又与文明的产生大体同时。这些情况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新思路。
以尼罗河流域而言，在公元前4000年代初的铜石并用时代，存在着数十个名为“塞普”的小型国家。到了前3000年左右，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中王国时期，埃及进入青铜时代。
以两河流域而言，公元前4000年代，苏美尔人处于铜石并用时代，至前3000年代，苏美尔地区也形成一系列城市国家。约前2371年，阿卡德王国建立，至乌尔第三王朝（前2113—前2006年）两河流域进入青铜时代。
以印度河流域而言，前2500—前1500年间的哈拉帕文化各城市规划格式大体一致，并有着统一的度量衡。因而可能存在着统一的政权。而青铜农具、武器和生活用具证明当时的印度河流域也进入了青铜时代。
以希腊克里特岛的克里特文化而言，前2500年铜石并用时代开始，至前2000年出现一些小型国家，后来逐渐归并、统一，克里特也进入了青铜时代（其青铜器的出现可能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
我国黄河流域的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相仿。在龙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城堡、阶级分化现象、铜器等，但各地理单元之间文化面貌的差异相当大。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王湾三期文化远远没有成为当时各文化的首要者，而其他文化各有千秋，某些方面较王湾三期文化更先进。这一时期应该是氏族、部落林立，也可能出现了小型国家。二里头文化出现后，便在诸文化中总领群英，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原地区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心。中原地区一定规模的统一政权和青铜时代也就从此开始。
按照对于文明的不同理解和界说，对于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时间也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我们注意到任何文明总要有一定的规模和特征，是一个内容丰富、分布广阔，而且有相当长的延续时间的整体。尽管我们可以把文明的萌生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某种考古学文化，但一个遗址、几种遗存所反映的文明因素还不能称之为某某文明。比如，我们可以称埃及文明、中国古代文明而不能称埃及某“塞普”文明、西安半坡文明。一种古代文明往往包括了许多古城、古国的文明因子。而研究文明的整体和解析某种文明、研究具体的文明因素，都有助于了解文明中心产生的问题。只有当一种文明的中心形成时，该文明才能作为一个有独特风格、分布地域的整体，区别于时间或空间上不同的其他文明，这种文明的中心与一定范围内的统一政权往往是孪生姊妹。
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后，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也就出现了。与以前的王湾三期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在空间上的波及面扩大了。东到海滨、西至陕甘、南抵川鄂、北至辽东，均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这个影响的强度与广度虽不及以后的商、周文化，却也堪称空前。
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长期以来凝聚于中原地区的文明因素发挥了作用，没有哪一个同时期的文化象二里头文化有这样多的文明因素的来源；二是外部压力的作用。中国古代的农耕民族在保护种族存续和固有生产、生活方式时，总是需要有一个核心力量。从春秋时期的情况看，哪个诸侯国能够有力量抵抗异族，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即有成为霸主的资格。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情况与之有些相似，二里头文化的使用者应该就是农耕民族中抵抗异族的核心力量。
三、二里头文化的遗产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进步
二里头文化分布于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同时期文化，因而对其他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最深的当属它的北方近邻，豫北、冀南地区的先商文化。“二里头文化陶器中的花边罐、箍状堆纹罐、伞状纽器盖、大口尊、刻槽盆、捏沿罐，青铜器中的小刻刀、镞、锥在先商文化中均有发现，且可以排出一脉相承的演化谱系。”[22]
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受到二里头文化相当大的影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中的爵、鬶、盉等都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
东南方地区的斗鸡台文化中也有很多二里头文化因素，如陶器中的花边罐、鸡冠耳盆或甑、觚形杯、箍状堆纹鼎、盆形鼎、宽肩瓮，铜器中的单扉铃均属此种因素[23]。
此外，在中原地区以南的湖北、西南的四川、西北的甘肃境内，也发现过一些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器。
中国古代文明有着广泛的来源，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如苏秉琦先生所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24]二里头文化形成以后，这种主次关系更加分明。在众多的考古学文化中，二里头文化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又与其他文化保持着许多共性，并且在文化交往中，不断输出自身的文化因子，将更高水平的文明因素回赠给邻境地区，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初步繁荣。
二里头文化还为商周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遗产。
在农业方面，二里头文化的农具多为商代沿用。重视农业的传统、基本耕作方法都对商代农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手工业方面，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为早商青铜工业全盘继承。礼器中的鼎、爵、斝，兵器中的戈、镞等器与早商早段的同类器物十分相象，后者显系由前者直接发展而来。文具中的刻刀、锥、凿，玉器中的琮、戈、版、玦、柄形饰，也是商文化同类器物的前身。陶器中的大口尊、鼎等器以及陶器上的部分纹饰后来成为商代陶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里头文化的宗庙建筑形式与格局，显然为商文化的同类建筑提供了效仿的模式。前庭后殿、周有廊庑的夯土高台建筑，为两种文化宗庙的共同特征，而后者进一步的发展，是文明进程中的自然结果。
由青铜礼器和玉质礼器的形制、种类、组合、宫室建筑形态、墓葬形制的相似性，又可以推测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的礼制内容及其反映的人的意识也有一个前后传承的关系。只是商代礼制的范围扩大，内容复杂和深化了。
以上文化特质中的大量遗传因子以商文化为载体，传留给以后的周文化。周代青铜器中的兵器、礼器、工具之最基本、最常用者，有不少可以溯源到二里头文化。以礼制而言，周礼是在商礼上有所损益而形成的，商礼则是在夏礼的基础上有所损益而形成的。尽管夏礼、商礼、周礼内容有很多不同，但“三代之达礼”是长存的。这说明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先民心理特征和许多观念长期保持着某些共性。
二里头文化时期发生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战争对于文明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战争和压力不仅造就了文明，而且促使文明进一步成长。商周时期战争规模扩大，除前述兵器之外，军队和战法也应有很多内容承自二里头文化。
在夏商周这个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并初步发展的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在发展中交流，在演进中传承。二里头文化的大量文化传统、文明因素被商文化继承，商文化因而有了更高的起点，以后的周文化则是二里头文化的间接受惠者。在文化的发展、交流、传承中，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进一步加强，民族与文明的兼容性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文明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
注释：
[1]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探索》，《文物》1978年9期；李仰松：《从河南龙山文化的几个类型谈夏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严文明：《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6期；赵芝荃：《关于二里头文化类型与分期的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2]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文中的夏文化即指二里头文化。
[3]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6期。
[4][22]李伯谦：《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中原文物》1991年1期。
[5]纪仲庆：《良渚文化的影响与古史传说》，《东南文化》1990年5期。
[6]谷建祥、贺云翱：《中国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体系中不同文化圈之形成与交融》，《东南文化》1990年5期。
[7]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8]西安半坡博物馆：《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文化遗存看母系氏族公社》，《文物》1975年12期。
[9]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1期。
[10]周本雄：《河南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的动物遗骸》，《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11]〔美〕埃里奇·伊萨克：《驯化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
[12]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3期。
[13][14]李京华：《中国早期冶铜技术初探》，《文物研究》第六辑，黄山书社，1990年。
[1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55—57年长安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10期。
[16]袁广阔：《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6日第一版。
[17]蒋迎春：《’92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揭晓》，《中国文物报》1993年1月17日，第一版。
[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19]〔美〕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
[2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5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年12期。
[23]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24]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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