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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5年第2季度以来，物价涨势逐步回落。据国家统计局报告，1995年全年各月较上年同期平均提高14.8%，已落在年初规定的指标之内。根据这种情况，不少论者认为，原来过热的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目前的问题是：宏观经济形势很好，微观经济情况却很糟。由于银根紧缩，许多企业资金紧张，以至无法维持正常生产和发放工资。他们认为，针对这种情况，应当放松银根，以便支持增长，加强供给，防止速度滑坡。
在我看来，上述对宏观经济态势的判断可能与实际情况不太符合。
首先，所谓“宏观经济状况”，是由多种指标来表现的。1995年除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两个指标表现较好外，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包括效率、失业率等的情况都并不好。外贸情况全年平均成绩不错，但前高后低，也不是没有问题。而且，物价涨势回落也主要不是由于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对比状况有重大的改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用行政手段控制的结果，总量关系很难说已经协调：⑴货币供应的代表性指标——广义货币（M（，2））供应在继“八五”前4年年平均增长30%以后，1995 年再增29.5%，大大超过有效供给增长（充其量不过10%）。⑵企业存款继续大幅度增加，1995年再次增加30%。⑶投资规模和个人收入增长都不低。从投资看，目前在建规模过大，成千万甚至成亿的低效无效投资项目屡见不鲜，大干快上的势头方兴未艾。同时，虽然部分职工收入下降，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也已持续好几年。⑷数以千亿计游资在社会上游荡，兴风作浪。
2、说当前货币总量并不过紧， 当然并不意味着在国民经济的一切环节上资金都处于松弛状态。恰恰相反，目前的确有部分企业资金特别是流动资金十分紧缺，妨碍了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之所以发生这种一方面总量偏松，另一方面局部奇紧的矛盾状况，原因在于资本的存量和增量都有严重的结构问题，如部门结构上的七长八短、地区结构上的扬短避长，规模结构上的大量小而全企业存在等等。在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的情况下，即使总量偏大，在部分经济环节上也会由于另一些环节上的大量无效占用而导致严重紧缺。现在时常可以看到某些地区由于大量投资于“纪念碑”式的无效项目而造成的生产资金严重紧缺的情况。即使在一个企业里，由于挪用流动资金进行无效投资而使日常营运发生困难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3、结构扭曲的问题严重存在，使宏观经济决策陷于既不能松， 又不能紧的两难处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用放松货币总量，“大水漫灌”的办法来解除企业资金紧缺的困难，那么待到最紧缺环节的资金都已达到宽裕的程度时，货币供应总量肯定已经大大超过了限度，必定会引起物价的反弹。更何况目前许多地区和部门都制定了在“九五”期间大上项目的“宏伟规划”。全面放松银根，也许只是为那些不该上的项目添水加肥，把“盘子”扩得更大，到头来支持当前生产和技术改造的资金仍付阙如。因此，不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目前严重存在的结构问题上而想用全面放松银根这种最“不费事”的办法来克服眼下的困难，即使在短时期内促使增长回升和企业困难缓解，这也只是在升虚火而不是真正的鼓实劲。例如由于增加投资和“贷款启动”，虽然短期内会因名义需求扩张而使销售转畅、库存积压减少和企业财务状况改善，但这肯定不能持久的。因为当由于货币过量供应而使物价出现反弹时，政府为了维持稳定，必然再次采取严厉措施压住物价。这种松—紧交替的波动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效率提高是极为有害的。
4、主张全面放松货币总量控制的一个重要论据，是要“在适度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作出最佳选择”，用通货膨胀缓解失业。目前我国城乡都存在一定数量的失业和隐性失业人口。特别在农村地区，至少有几千万剩余劳动力需要在非农产业中就业。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必须努力加以解决。问题是放松银根并不能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首先，这种主张依据的是所谓失业与通胀存在确实的负相关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由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此消彼长、此长彼消，人们所能做的，只是沿着这条曲线选择一个通货膨胀和失业都可为人们承受的点。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早已证明，只有在一定的（不变的）体制、政策环境中和在经济行为者存在货币幻觉情况下，二者之间才存在这种关系；否则，就不会存在。因此，沿着一条固定的菲利普斯曲线去寻找最佳点的办法早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所否定，我们岂能重蹈战后初期部分国家运用这种用通胀缓解衰退最终造成停滞膨胀的覆辙？第二，持这种主张的人们还用“失业比通胀更有害”的说法来强化上述“通胀和失业可以互相代换”的理论。他们说，通胀虽然有害，但由于它对所有的人造成的损害是相同的，因此人们虽然会发发牢骚，但不会有人挑头闹事。失业则不同，它会造成社会不安定。因此，应当两害相权取其轻，用通货膨胀来缓解失业。于是“两位数的通胀不可怕，两位数的增长不过瘾”便成了自然而然的结论。且不说通胀和失业可以互相代换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所谓通货膨胀对所有人的损害是相同的说法，也是出自臆造。事实是明摆着的：通货膨胀是一种具有再分配功能的恶税，它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从手到口”的工薪阶层。只要对中国的现代历史不健忘，严重的通货膨胀会造成社会关系紧张和社会不安定，是不用证明的。最后，用放松银根来缓解失业这种政策主张的实际含义，是用贷款去支持经营不下去的国有企业发放工资和各种补贴。不通过改革搞活国有经济，失业只能缓解于一时，决非长久之计。何况这种办法只着眼于城市国有工商业，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连短期疗效也没有。中国失业问题的最严重方面或一般基础，在于农村中成千上万显性的和隐性的失业。而农村失业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归根到底又是由于城市工商业效率太低，不能为城市待业者创造足够多的工作机会。声称要解决失业问题而不及于此，恐怕只能引起人们对于解决问题的诚意的怀疑。更何况通货膨胀对于城乡失业者的影响，只能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5、大体保持目前宏观（总量）控制力度， 使广义货币供应（M（，2））较目前的高水平逐步有所下降，并不意味着应当主要依靠贷款额度控制、投资项目审批、规定最高限价（包括利率）乃至“物价大检查”等僵硬的行政办法稳住物价。采用这种办法的主要弊病，是会造成“金融抑制”状态，导致投资结构恶化和投资效率降低，而投资效率的降低又反过来促使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企业扩大投资规模，争拨款，争贷款，争项目，为下一轮通货膨胀打下基础。美国经济学家R·麦金农曾经深入分析过金融抑制造成的危害。他指出，在融资活动受到种种行政限制的条件下，资本不能通过以货币价格（利率）为导向在金融市场上的自由流动而实现优化配置，必然造成各个地区、部门乃至企业在自己的小天地内“自我融通”的现象，于是：⑴在小范围内选取项目，使这些项目不是最优而通常是低效率的；⑵小单位自我融资能力有限，往往不能实现规模经济的要求；⑶由于配套项目和配套流动资金不足，项目建成后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在投资效率下降的条件下，通常会出现投资总量上扩张和具体项目上投资不足两个极端相克相生、相辅相成的现象。所以各国反通货膨胀的历史经验显示：采用抑制金融的方法反通胀不但不能实现长期稳定，反而容易造成经济的衰退；只有在保持适度总量控制的同时用金融深化的办法，放开行政管制，建立和活跃金融市场，才能达到既稳定货币又促进增长的目标。
6、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结构不良。所谓结构问题，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是否适当，整体经济是否有效率的问题，也就是增长方式的问题。经济理论和各国的实践经验已经反复证明，经济结构的改善、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依存于经济体制的转变。因此，摆脱前述两难困境的出路在于认真推进改革。从目前情况看，1994年以来已取得某些突破的改革方面，如财税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成果尚待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还没有实现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的银行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亟需加快。1996年乃至整个“九五”期间我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取决于以上改革的推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