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占区文学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日占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0年代我做过沦陷区文学研究，后来出版了《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1995)。这里的“沦陷区文学”是指中国大陆被日本武力强占的地区的文学，起于“九一八”国难，其发生最早开启了中国抗战文学，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但日本武力强占的中国地区并不只是大陆沦陷区，还包括1895年割让的台湾、1941年底攻占的香港。这些地区，甚至日本强占的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存在着中文写作的抗日文学。它们之间的关系密切，可以统称为日占区文学。2006年，我在拙著《中国现当代文学(五四-1960年代)》①中列入《日占区文学》一章，将中国大陆沦陷区和日本占领时期的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乃至东南亚国家，作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空间，考察其中中国作家(此时期东南亚华侨大多也认同中国的国籍身份)和中文文学的生存发展。中国抗战时期文学是二次大战时期世界各国文学中成就卓著的存在(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成就高于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文学)，日占区文学的成就也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法西斯占领区文学(如法国被德国占领地区的文学)，其文学史意义不可忽视。 日占区作为日本殖民地存在的历史，是与中日战事、二次大战形势密切关联的，各日占区的时间长度差异很大，殖民化的程度自然不同，但都产生在东亚地区(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东亚地区在文化传统上联系密切。近代以来，东亚现代性一直跟其殖民性发生复杂纠结，其展开有着种种历史的曲折；日本侵略战争的一再进行，是东亚现代性严重受挫的集中体现，也使得反殖民文学成为东亚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日占区文学发生在日本殖民化环境中，其形态有其复杂性，但抗日的民族意识内在主导了日占区文学，这并非将日占区文学生态简化为异族侵略与本土反抗的二元对立，而是充分意识到殖民性环境中民族性文学创作的复杂性，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在地写作去充分揭示民族性的复杂内涵。 日占区文学的研究至今存在重要缺漏。例如，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至1945年8月香港光复，3年8个月，时间与上海全部沦陷时间相近，但至今的文学史，几乎没有论及此时期文学的，提及时往往以“文坛荒芜”一言蔽之。的确，香港沦陷，战前来港的文化界人士300余人纷纷撤回内地，香港本地作家也多避走大陆，极少数留港作家要从事文学创作已十分困难。少数留存报刊很难不屈从日本侵略者强力统治。香港失守初期，香港中文报刊由35种下降至12种，1942年6月起，日军当局强令香港报纸合并以便控制，最有影响的《星岛日报》与《华子日报》合并，并被强迫改名《香岛日报》；《华侨日报》与《大众日报》合为《华侨日报》，《循环日报》与《大光报》合为《东亚晚报》，汪伪集团的《南华日报》并吞《自由日报》、《天演日报》、《新晚报》；另有日本人主办的《香港日报》，整个香港“只剩下五家中文报纸”②，另有华人经营的杂志《大众周刊》、《香岛月报》等。这些报刊大多有文艺副刊或专栏，但报刊言论受控于日本总督部报道部，文学也处于沉寂中，戴望舒等留港作家中最具名望者在较长时间里都未发表文章③。 但香港沦陷时期文学又绝非空白，它甚至构成了香港文学传统形成中承前启后的一环。例如，1944年1月，《华侨日报》创办《文艺周刊》，叶灵凤、戴望舒是该刊的主要作者，也是该刊编者④。该刊创刊号所刊《给读者》指出，是“战争”造成了“文艺园地的荒芜”，而创办此刊，是因为香港“许多文艺爱好者”“不甘寂寞”，因此希望“但知耕耘，莫问收获，燕子来了的时候，他自会将我们的消息带给海外的友人，带给远方的古国”⑤。应该说，这篇“发刊词”将日本武力统治下言论的抵抗发挥到了可能的极致，由此可以想见该刊所刊作品的取向。《文艺周刊》篇幅量大，所刊作品，有“针对现实处境，在沉重的压抑下不吐不快”，甚至会“触动统治者的神经而招来祸端”的文字，更有“借用典故以明志”的文章；而众多译作，也或“暗寓对日军的反抗之意”⑥，或表达在日人统治下苦闷之情。可以说，《华侨日报·文艺周刊》代表了香港沦陷时期文学刊物所可能做出的反抗。 当然也有一些刊物，例如叶灵凤受日本总督部委任，主管或编辑的《大众周刊》、《新东亚月刊》、《大同画报》等，无法摆脱刊发侵略者当局指令的宣传文章的状态，作家“最痛苦的，同时也是最坏的，是自己所不想写而又不得不写的文章”⑦，成为香港沦陷时期一些作家生存的常态。叶灵凤1942年还出席了东京“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因而被视为“落水文人”。但实际上，叶灵凤此时出面和日本人合作，是以此为掩护，为重庆政府从事抗日情报工作。1989年，日本东京不二出版社公开发售当年香港日本宪兵队本部编印的《重庆中国国民党在香港秘密机关检举状况》复印本，叶灵凤被列为重庆“特别情报员”⑧，其他当事人也证实了这一点。香港文化人以刊物做掩护从事抗日活动，这些刊物也多“不涉及政治时事，多谈文艺及推介外国作品”，这成为“沦陷时期，香港报刊的文艺版特色”⑨。而即便如此，香港文学还是在曲折表达中潜行抵抗意识，保存民族气节，艺术上也得以锤炼。正是这种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在地写作，构成香港文学传统不可缺失的一环。 此时期创作最有价值的是戴望舒的诗歌。他1938年来港，担任《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主编，参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工作。香港沦陷，他留居香港，较长时间蛰伏辍笔，后来能发表的也只是关于纯然艺术问题的探讨，例如，1944年他发表《诗论零札》，强调“把不是‘诗’的成分从诗里放逐出去”的“纯诗”创作，提出“诗的韵律不应只有浮浅的存在。它不应存在于文字的音韵抑扬这表面，而应存在于诗情的抑扬顿挫这内里”⑩，这些主张延续了1930年代中国新诗的维护、发展诗质的传统，避免了战争年代诗质淡化的趋势。作为这种主张的实践，戴望舒完成了包括《我用残损的手掌》在内的一批诗歌，呈现了其诗作的又一座高峰。 《我用残损的手掌》是戴望舒的香港之作，也是香港沦陷时期文学的重要作品，它完成于1942年7月香港沦陷期间，但正式发表则是战后的1946年了。不过他此时期在香港也公开发表有多首诗作。《致萤火》(11)和《墓边口占》都有着死亡的体验，前者想象自己长眠于泥土下，呼唤萤火的照亮，轻婉的节奏和沉哀的记忆间艺术张力丰盈，生的留恋和死的永恒交织；后者写长途跋涉探望友人墓地，寥寥数语，生死两别的情意呈现现实处境：“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的闲话。”(12)对照此前他所写《狱中题壁》(1942)中的死亡体验，会更强烈感受到戴望舒在法西斯占领的死亡威胁下追求生命永恒的诗人情怀。而这些诗(尤其是《致萤火》一诗)写实和超现实体验的完美结合，印证了戴望舒后期创作的巅峰完成于沦陷时期的香港。 戴望舒此时期公开发表的还有一些散文，《记马德里的书市》，回忆留学欧洲时流连于书店的“闲情逸致”，讲述马德里书市的“迷人之处”：“新出版的诗文集是和羊皮或小牛皮封面的古本杂放在一起……圣女戴蕾沙的《居室》和共产主义诗人阿尔倍谛的诗集对立着，古代法典《七部》和《马德里卖淫业调查》并排着”，等待你从这杂乱中“发现出一部正是你所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书来”……这种“甚至在发生革命，街头枪声四起的时间，都是在书市的故纸堆里消磨了的”(13)闲情逸致此时深情写来，别有意味；《山居杂缀》写香港迁居后对旧居的怀念，“我要我自己的园地”(14)的希望闪烁，也流露出香港沦陷时期的特有心境。 与戴望舒同年来港的叶灵凤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也开启了海派小说创作。他此后再没有离开香港，其香港沦陷时期的写作也成为此时期香港文学的重要内容。叶灵凤战前在香港出版了散文集《忘忧草》(1940)，而香港沦陷时期的作品主要发表于他编辑的多种刊物上，但即便是发表于直接受控于日本驻港军部的刊物上，叶灵凤也会以读书人的智慧，曲笔寄意明志。发表于《新东亚》创刊号(1942年8月)的《吞旃随笔》将苏武出使匈奴、啮雪吞旃坚守气节之典镶入题目，篇首则引屈原《九歌》“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之句，而即便身处难言之地，文中却仍有敢言“直言”之内容。全文一写“伽利略的精神”，他在教会刑讯威胁下被迫取消自己的主张，但心里仍坚信“地球在转动”，而“胜利的到底是知识和真理”；二写“火线下的《火线下》”，香港战事，离家避难，家中藏书，“抗战大事记”、“丘吉尔言论集”……甚至“花了一年心血才译了一半的巴比塞的《火线下》”，“凡是有点那个的”，统统都被好心的邻人毁掉了，以免惹来不测之祸；三写“完璧的藏书票”，邻人相信，“对于征尘满面的士兵们”，唯一能打动他们的是“乡情”，于是在“善意的将我的一些原稿和书籍肃清之后”，郑重保留下“我”珍藏的日本藏书票，希望以此阻止可能闯入“我”家的日本士兵的暴行。三则记事，都有着读书人的情怀、喜好、思考，处于日军入城的险恶环境中仍未敢离弃，而读书人念念在心的历史、书籍、藏书票等等，恰恰成了叶灵凤明志的寄托。 在随后的第三期《新东亚》，叶灵凤又刊出长文《秋镫夜读抄》，讲述自己在“沉静得窒人呼吸”的环境中的读书生活：“许多年不曾写小说了”的“我”，打算“将那几位南渡君臣悲壮凄凉的末日，试写一篇历史小说”，于是“放任着自己的眼和手”，遨游于南宋末年史料中。浩瀚“史料”中，文章凸现“亡国君臣的受辱”和“作威作福的奴隶的嘴脸”，又全文抄录“神忠耿介”的文天祥“在湫塞潮湿，阴暗不见天日的牢狱中”传出的“金石之声”《正气歌》，而对辛弃疾“苍凉的词意”的体悟和为屈原立传的心愿都强化了对日本殖民统治下中华民族意识、气节的暗示。作者学识渊博，对历史、诗文都有自己的体悟，其“读抄”也意味丰富。例如，文中说“《离骚》诚不愧为百世辞章之祖，正如大自然，在任何时间，用任何心情去看，都有一种前所未见的新的发现”，随后作者一句句抄录屈原《离骚》，都提醒读者此时此地阅读的新发现，而当“抄录”至“朝吾将济于白水兮……哀高丘之无女”时，山风吹翻摊开的楚辞，“去年冬天，曾在一个学校里授《离骚》，差不多就讲到这附近，战争便发生了”，文章戛然而止，意味却会久留读者阅读中。叶灵凤其他文章，也每每将自己的情操、体验融入历史典故、地域掌故中，如《读独漉堂诗》以读明末抗清人士陈恭尹诗，“我的胸间却始终有一股热气在激荡着”的感受表达绝不屈从事敌的情志(15)；《乡愁》以“我之不常向旁人提起我的家乡”和屈原《九章》之“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之间的张力书写乡愁，表达“今日的南京，早已不是我记忆中的家乡了”(16)的遗憾。这些文章的知识性和现实性交融，而又提升着其思考、审美，不仅表达出香港沦陷时期读书人的抵抗深度，也开启了香港学者散文的写作。 叶灵凤的散文也开始了他身处香港的“在地写作”。与抗战时期来到香港的其它中国内地作家的“客居”心理不同，叶灵凤初到香港就有心用力收集香港历史方志，香港沦陷后，“不少稀有的书籍从深宅大院流落出来”，他“勤奋”地“收罗到这些书籍，视之为瑰宝，而且下了功夫在这些书籍里挖掘出他所需的东西”(17)。之后一直对香港的史地掌故进行了广泛的搜集、考证和研究。所以，与《忘忧草》相比较，他此时写景状物中的抒怀，对香港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忆江南》称得上忆旧的美文，“山川”、“草木”、“虫鱼”、“人物”各节，所写风物人情，都在叶灵凤空灵清淡的个人性情和温馨久远的回忆中得到调和，被表现得绝妙至美，与此时所处香港的山水人事构成微妙丰富的对照。如“草木”一节写江南万竿修竹、夹道垂柳所映现风、雨、光、水的情趣，在叶灵凤灵动洒脱的描绘中，成为“融合了乡村生活的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基础风景，不仅是乡土的，而且是历史的”，香港自然见不到让人“寄托一种风流潇洒，甚至轻淡的哀怨情怀”的竹林垂杨，但也尽有“刚直的红棉和秾腻的姜花”等“可爱的花木”，而“掺杂了日本南画和西洋画方法的晚近岭南画风，用淡绿和水墨染成的烟柳风景”，也颇能传达出垂柳飘逸多变的好处。这些多少显出叶灵凤对香港情感的变化，使得他后来成为写香港最多且成就颇大的南来作家。 此时坚持写作、发表作品的不只是戴、叶两大家。陈君葆(1898-1982，祖籍广东香山)毕业于香港大学，1934年起任教于香港大学，香港沦陷时期竭尽全力保护香港珍贵文献，为此获英皇乔治六世1947年所颁勋衔。此期间陈君葆所发表的散文也成为香港沦陷时期抵抗文学的重要存在。陈君葆曾以“不谈女人，又谈些什么呢？”揭示日本军事占领下言论空间狭窄，香港作家难以明言的现实，而他的随笔在学者的谈天说地中潜行民族意识，表达抵抗意志。《猴子的悲哀》(18)拉远了历史的距离，在嘲讽猴子“在进化的长途中”，“迷失了”方向，“和人类分了手，以后自己便远远地落在后头”中隐伏“挖苦日本民族”的锋芒(19)。《上下》将时空更推至“无边又无际”的天体，遥想“无以名之”的宇宙“最远的角落那边，也许活着像我们一样的人们”，“他们”想象“我们”有如“我们”想象“他们”，“也许他们想象着以为我们这里所呼吸的，全是和平与秩序的空气，而他们那边啊，却只是永远无间断的战争！”(20)一种“自下而上”的玄想巧妙揭露现实，表达出反侵略战争的心愿。 还有黄鲁(1919-1951)，本是诗人，曾与鸥外鸥等合办《诗场》，出有诗集《赤道线上》。香港沦陷后留居香港，曾与戴望舒等开办“怀旧斋”旧书店，并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散文。他一度遭日军囚禁，其散文常在玄想中表达对生死、爱恨等的思考。《断想五则》思绪奔涌，回忆童年听老师讲述都德所写“冥想着外面的世界”的小羊与野狼搏斗，无望中仍坚持到黎明死去的故事，赞颂“惟有天真方有死在黎明中的勇气”，“把自己的血呈献给在新生的阳光下”；体验诗人勃洛克凄凉雪夜救助街头私娼的矛盾情绪，赞颂“在自己饥饿着人类的爱的时候，却毫不惜地把伟大的人间爱赐于众人”的境界。这些对于“黎明”、“新生”、“人类爱”的遐想，都表达出现实死亡压抑下的生命体验，在“一种肃穆的宗教的感情”中启示人们：“死就是生的春天”(21)。黄鲁散文虽多玄想，但也多引发于日常生活。《门》呈现一幅幅家宅门户紧闭的场景，以个人的牢狱感受，思考“门的紧闭将使一个人在生活上所应享受的自由完全失去”，更启示人们不要“被这一扇无形的门所羁牢了”(22)。《死的断想》写深夜被邻女丧夫的哭声惊动，又故意捉弄妻子而产生的断想，看似“忘却一个人的生死，忘却所有人的生死”的“冷漠”不只是出于对死亡的理性思考，也有着现实压抑下的沉重情感。黄鲁如此频繁地写“死亡”，真实保存了日本占领香港时期香港人的生存体验。 香港被日本人占领的时间较为短暂，日方尚未充分展开其殖民化计划，但日军对香港的管制是严厉的。而且，对于香港而言，经历的是二次殖民化的严峻事实。所以，对上述作家创作的关注，包含对双重殖民性问题的审视。留居香港的作家，无论是南来的，还是本港的，都经历了从英殖民统治到日法西斯专制的严峻生活，其双重殖民的体验深化了其文学表达。例如，戴望舒因抗战爆发流亡至香港，在英国殖民当局的监视下生存，他主编的《星座》是《星岛日报》接受当局特别检查组“检查”的唯一的目标。香港沦陷后，他又锒铛入狱，尝受另一殖民者的拷问。这种双重殖民生活的经历，使戴望舒出入于多个相异的政治、文化空间，将自己对祖国的思恋、凝望、追想，都凝聚在一张中国地图上，于是有了那首在超现实和写实性象征交融中呈现战时中国形象的《我用残损的手掌》，其中有艾吕雅、阿拉贡超现实主义的呈现，但更多的是战时生活视域中的“写实性象征”。在戴望舒的创作生涯中，《我用残损的手掌》是一种回归，也是一种发展，更是一种综合。在诗境的统一性上，它多少回到了《雨巷》那样的意与象在指向明晰中的和谐，复杂的情思中有着某种单纯。但同时，它又发展了《我的记忆》中那种“纯粹”的现代西方象征主义，意识的流动沟通着全诗，感觉的深化、跳跃形成大跨度的时空交织，意象纷至，突破了二维组合的平面性。纯粹的个人体验辐射出时代情绪，超现实世界充盈了现实的情感，“感觉的复合”达到了明晰和恍惚的统一，可以更深切地表达其被双殖民生涯中的复杂体验。《我用残损的手掌》达到了现代象征主义的成熟。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用残损的手掌》中有这样的“抚摸”：“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而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显然，这里的意象都出自戴望舒所处的香港，戴望舒是从香港生活的体验出发，想象着全中国的命运，也将香港被殖民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相连。 上述作品都彰显出沦陷时期的香港文坛并非荒芜，而且我们还要意识到，1937年后的香港文坛虽然蓬勃发展，但主导香港文坛的南来作家大多是要将香港建设成服务于中国内地抗战的文化中心，客居心理、“中原”心态制约着他们的创作，使其很少关注香港文学自身的推进；而上述作家都久居香港，大多之后也未离开香港，其香港在地创作跨越战前、战时时期，也延续至战后，与香港土地的联系开始密切。他们在香港沦陷时期的写作，不仅使沦陷时期香港文学避免了空白，也沟通了香港战前、战后文学的内在联系，从而成为香港文学传统形成中的重要一环。 香港沦陷时期能得以发表的主要还有市民艳情小说的创作。例如林沈(本名林国雄)在叶灵凤主编的《大众周刊》发表相当数量的文言艳情小说，相当受欢迎，其行文笔调，“直追昔日鸳鸯蝴蝶派之劲笔”，而其“既艳且谑而不淫”(23)的叙事开启了日后香港市民文学的一个流脉。这些至今尚未进入我们的文学史视野，而它对于香港文学的建构却是重要的。 日占区文学就如同此时期的香港文学，以其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在地写作，成为包括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等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抗战时期国统区文学中唯一坚持诗的知性追求，而又热情为抗战而歌的诗人群体(流派)是围绕桂林《诗》等刊物的左翼诗群，而其主要成员来自香港，包括被视为“现代中国最具艺术个性和前卫意识的诗人之一”(24)的香港诗人鸥外鸥等。这种情况开启了抗战时期文学流动性的格局，而这种流动性主要是由日占区文学生发的。 鸥外鸥流离到西南大后方，能写出《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新诗佳作，与他双重的殖民地体验是分不开的。他在香港有感于现代殖民文化影响下的种种异化，早早意识到二次大战实际上是人类进步文化和法西斯文化之间的搏斗。跟内地抗战诗歌较多关注于民族命运、国家战事不同，鸥外鸥诗中密集的意象往往孕蓄于对世界战争、人类灾难的审视中，《欧罗巴的狼鼠祸》(1937)将纳粹视作“狼与鼠的混血儿、私生子”。而其产生是因为“日耳曼没有文化了/图书馆完全储藏了《我的奋斗》！/数百万千万册藏书都是《我的奋斗》！/全个国家的印刷所疲倦地印刷着《我的奋斗》！/全个国家的书市场打着呵欠卖《我的奋斗》！”具有极大历史覆盖力的一个个场景叠合在一起，揭示了“纳粹进攻罗马尼亚”、“盗窃乌克兰”，决非“猫可以对付的狼鼠祸”，而是独裁文化要毁灭世界文明的巨大灾难。战争初期，鸥外鸥就敏感于二次大战作为人类进步文化和反动文化间大搏斗的实质，从而沟通了中华民族跟“乌克兰”、“罗马尼亚”，乃至“日耳曼”民族的命运，都系于两种文化的生死较量。到了《人类往何处去》(1940)作者的视野更是扫遍了全世界：“亚细亚”、“欧罗巴”、“波罗的海”、“斯堪的纳维亚”、“地中海”、“巴尔干”、“黑大陆”、“太平洋”、“北海”、“大西洋”……这一连串难免使一般中国人陌生的世界地理名词，涌动在一首诗中，呈现出“举着一步千里的长足”的战争和“放开了两条短笨的足”“仓皇失色”的“我们”之间的紧张对峙，“没有可以往的港口/没有可以登陆的码头”。甚至“车站”都“无可停车”，一切退路都已消失，“人类的文明成了残废/盲者/跛者/聋者”……这样决绝的呈现、将中华民族的战争灾难再次置于跟世界文明命运息息相通的境地，“人类死巷”的挣脱，才是中华民族生命的复苏。同时，尽管英、日处于二次大战的对峙阵营中，鸥外鸥也毫无疑义地支持反法西斯阵营，但他的诗作仍对英国殖民统治保持警觉、批判。《和平的础石》以街头英国殖民者雕像的呈现表达出和平的实现在于所有民族之间的平等；《文明人的天职》(1939)一诗嘲讽、指斥英国绅士阶层某些人士在中日战争上的“中立”立场，表明“四万万五千万的男和女老与少的生命”同样“有不可犯的生存自由！”，凸现“汝等反对虐待畜生”“何故不更反对虐待人类”的诗题。 《军港星加坡的墙——香港照相册》在日本人南侵和英国人防守的情节性对照中不无悬念地呈现了香港这座原本充满生命力的都市海港面临战争时变幻莫测的命运，而这种香港命运的不确定不仅来自“无赖汉的日本”的“南来”，也与“自伦敦来的失眠病工程师们”有关联，“营房与银行”、“军服与商贩”的奇异并容正是英国殖民地的景象，而英国殖民者很难如保卫自己国家那样地保卫香港。鸥外鸥正是从英国殖民地的体验出发，更深切地期望香港不要再遭受又一种更危险的殖民统治。 鸥外鸥经历了日军攻占香港，目睹日本殖民者迅速在香港建立包括文化管制在内的殖民统治，其文化意识更为自觉，诗歌创作则延续了其香港时期的知性追求。他流落到大陆西南地区时，桂林大自然林立的奇峰和城里随大批外来移民(尤其是包括香港资本家在内的逃难富人)到来而出现的“摩登”现象促使他创作了“文字图像诗”《被开垦的处女地》。此诗充分发挥象形文字的视觉性，又利用印刷铅字的大小、浓淡，从右到左地竖排，开始的“山”字，是大号字体，宛如东南西北联成的环壁，保护着桂林古城；然后用小号字体，写城里居民向外张望和外来陌生人进入的情景，而层层叠叠地排列的“山”，宛如“四面八方举起了一双双的手挡住”(黑体字、大字号原诗即有——引者)“外来的现代的一切陌生的来客”，然而，“举起的一个个的手指的山/也有指隙的啦/无隙不入的外来的现代的文明的文物/都在不自觉的隙缝中闪身进来了”；到了结尾，又以大字体排列，外来人员、资金蜂拥而入，无可阻挡，“山”失去了其屏障作用，那些渗入的东西，“黄得可爱的加州水果也有/黑得可怕的印度食物也有”，好坏善恶，难以区分。视觉的强烈冲击表达了诗人的切身感受，让人们在抗衡战争危机的同时也警惕现代文明的危机，这两者在当时恰恰是密切关联的。而鸥外鸥的警觉，正是其双重殖民地体验的深化。 鸥外鸥的创作揭示了日本武力的入侵、强占，迫使作家大批流亡，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由于政治原因而大规模流亡产生的文学。日占区作家的多向流徙尤其值得关注。首先是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作家，他们大都曾在伪满洲国的殖民环境中生活，也在那里开始了创作。他们开启的中国大陆抗日文学的先声，有着殖民地生存的体验，显然不同于关内作家的抗日创作。后来形成的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对他们的考察如果加入殖民地体验的角度，对其创作如何将一种地域文化提升为抗日时代精神，也会有更深入的把握。萧军创作落笔于东北民间历史和民间精神的发现，东北地区特有的“胡子”(土匪)现象、移民形态、“崇武”精神一一得以重新审视；端木蕻良从历史文化批判视角探寻东北悲剧的根源，在东北家庭、秩序、礼俗的流变中剖析原始的惰性制约和外来势力的冲击下东北社会的衰微；骆宾基小说呈现东北社会多民族对立交融的历史和现状，在闯关东者发家、衰败的命运中写出古朴而又危机四伏的民情习俗，沉潜至战争流亡激发的民族寻求的深处，体悟战争中民族性的重建；萧红作品交织民族的失土之痛和女性的生命之痛进而演化出痛切峻厉的文化批判……所有这些，都根植于他们对故乡被殖民地化的痛切体验。 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是由东北现地抗战文学转变为东北流亡抗日文学，东北被日本占领14年，其最重要的文学形态自然应该是东北现地抗战文学，就是始终坚持留在东北开展抗日活动的作家的在地创作，尽管这种抗日文学难以在东北存身，其作家也往往逃离东北，但它一直顽强生存着。我们的研究过去关注了北满左翼作家群、东北抗联的创作，他们在东北沦陷早期较为活跃，后来或殉身，如金剑啸；或流亡，如东北作家群成员；或因环境艰苦难以传播，由此沉寂。但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人士与国民政府加强了联系，重庆系统成为东北抗日组织的重要存在，这从日伪警务系统对东北抗日组织查缉的文件中就已经充分得到印证。一位当年坚持东北现地抗战的老者回忆自己为什么留在东北时述及了这样一件事：他就读英国教会资助的沈阳文会书院高二年级时，七七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对日本侵略再不‘不抵抗’，东北同胞忍辱偷生所期待的日子终于来临，同学们热血沸腾，都在想办法入关到内地去参加抗战”，这时，外籍教师中的丹麦人John Watt对求他帮助入关的学生激动地说，“年轻人，不要走！你们真正爱国，就不要走！”原来他是有感于他的祖国丹麦被德国占领后，“当地有钱财的、有学问的、有能力的都跑到北方去了”，结果使自己国家遭受更大损失。“在晚风飘动白发的黑夜里，他再恳切地说：‘假若你们真想救国家救民族，就要留在此地，和你们的同胞生活在一起，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为他们争取权利；如果你们有志气、有知识的人都走了，你们的敌人就更容易统治他们、奴役他们……’”(25)这种认识深刻影响了东北青年留在东北现地抗战，其中不少参加了重庆系统的敌占区抗日组织，而他们重要的抗日活动就是在地的文化、文学活动。 有研究者关注到台湾林海音的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的纪刚所著长篇小说《滚滚辽河》(26)，这部作者“公开直说……历史真实度在九十九个百分点之上”的小说手稿被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正是顾及到其历史性(27)。小说讲述的“东北抗战机构”就是“潜赴重庆请命与国民政府接通关系，再归沈阳组织‘东北抗战大联合’”的组织，“这个机构在青年、文化部门的工作成绩最为出色”(28)，其“东北通讯社出版《东北公论》杂志，而在东北各地设立的19个通讯部也都出版秘密刊物，如沈阳《拓光》、《公理》、《大地》，长春《新血轮》，哈尔滨《江流》，营口《渤海潮音》，吉林《南望》，齐齐哈尔《先锋》，通辽《驼铃》等，总部还编辑出版现地教材、抗战文库和‘文艺性质’的‘黑白丛书’。而抗战机构的督导人员携带这些刊物，分赴城镇乡村基层，宣传、组织群众”(29)。《滚滚辽河》第三章写到女子诗彦生活在小城泰城，能读到的只有“满洲国”出版的报纸和杂志，而恰恰是这些报刊上的文章唤醒了她的抗日、革命意识，她这样回忆自己的阅读：“季风的杂文，黑白分明，敢说敢写，读来痛快。呢喃燕的诗，感情丰富，篇篇都有爱国思想。《青年文化》里的文章，有时很敢说话。新时代出版社的忠义丛刊，虽然都是历史故事，可是都有现实感。”(30)这里提及的都实有其人其刊，而人“即为组织中人”，报刊也被“东北抗战机构”人员打人、掌握。这一遍及东北全境、人员众多的抗日组织“原是自动自发的一群，后来也与(重庆)政府发生联系取得名义”(31)，其东北现地抗战以“第二次辛亥自况”，实现“国民革命复兴”(32)，其领导成员罗大愚、高士嘉等在1949年后又去了台湾。正因为这一原因，他们的抗日文学活动在很长时间里难以进入我们的文学史视野。今天我们理当继续展开对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影响下的东北左翼文学的研究，也应该关注国民党在伪满洲国地区展开的抗日斗争中的文学活动、文学创作，让更多尘封的抗日历史浮现，让抗战这一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资源更深入地得到开掘。 《滚滚辽河》的作者纪刚当年就读于盛京医科大学，参加东北地下抗战工作，长期被敌伪通缉，1945年五二三事件中被捕入狱，遭受严刑，日本投降后出狱。他在东北沦陷时期的《新满洲》等刊物发表过《虹霓》、《出埃及外记》等寓有民族反抗意识的小说、剧本，1949年去台湾后，积23年写作的努力，完成《滚滚辽河》，让我们得以回望东北被日本强占时中华民族文学的存在。《滚滚辽河》让我们感受到，东北现地抗战得以坚持，东北在地写作得以展开，依靠的是中华民族的“群我”、“家国”意识，即“从个体人出发，向层层扩展的群体(社会、国家、民族、世界)人提升”(33)的人生观。整部《滚滚辽河》凸现了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力量打败了日本”(34)的历史，展现出“所有中国人抗战行为的动力，都是源于高阶层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党派主义与政治信仰次之”(35)的实践。这一揭示，是对整个东北沦陷时期文学认识的深化。 日本殖民东北十四年，又利用“满洲国”体制，其高压力、欺骗性都扭曲东北民众心理，也造成此时期东北文化、文学的复杂形态。而《滚滚辽河》让我们意识到，受过五四影响的中华文化传统恰恰是东北沦陷区文学复杂生态中最根本而最强韧的生命力。沦陷后期，“易滋是非”的中文报纸副刊被彻底取消，正表明它们曾为抗日人士所渗透所利用。而“不堪停笔之苦”的作家(包括一度加入伪职而自损形象，其后辞职的一些作家)自办刊物，作为“不便为文时”文化人的一种正当出路。东北沦陷区文学生存的这些主要方式本身就是极为复杂的。例如当时沈阳的《青年文化》(原名《青少年指导者》)本是敌伪协和会的机关刊物，但该刊物主编为原主编沈阳《新读者》的姜学潜，编辑中又有地下抗战组织打入的张辅三、王穆天等，所以所刊内容“时时使读者兴起故国情，民族爱，对当时青年影响颇巨”，当“日本宪兵队曾因此等文字，数度将其传讯”时，姜学潜却“均以日满协和精神与大东亚共荣理念相辩脱，故仍能安于其位”(36)。“使读者兴起故国情，民族爱”的抗日内容却能“以日满协和精神与大东亚共荣理念相辩脱”，其中的复杂性可想而知。我们既不可如过去那样将这种复杂性粗暴斥之为“汉奸”、“附逆”文学，也不宜简单套用后殖民理论分析成日本殖民文化的“移植”、“合流”。当年日本人，包括日本文化人，无视“满洲国”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感受和他们的追求，才会让唤起“故国情，民族爱”的写作能“以日满协和精神与大东亚共荣理念相辩脱”。现今，回到日占区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具体深入的研究仍是最重要的。 我在《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中曾介绍过哲非(吴诚之)的一篇文论：《文艺工作者之路》。据说，日本研究者将这篇文论看作“达到了在日本占领区中能达到的言论极限”(37)。这篇文章是从当时战争最激烈的欧洲国家德国、意大利、苏联的文坛现状谈起的，其中讲到德国诗人面对政治高压，写诗皆取材于古典主义和民间题材；在意大利，反法西斯作家“无立足之地”，亲法西斯作家也“不闻声息，民间流行通俗文学和古典文学”(38)。很显然，文章所言“民间”和“古典”是在法西斯文网中，作家力图“解脱政治心理的约束”，在战争风雨中保存和发展文学的一种努力，也是日占区文学的“言论极限”。还是如纪刚的“平心而论，其未直接参加地下作战的文艺工作者……透过种种环境上的限制，仍能写出许多被人争诵的作品来，有意无意地，在敌伪摧残消灭中国文化政策下，作了中华民族本位文化的守卫者，作了中国新文学的播种耕耘者，使东北青年，在殖民地的教育中，仍能接受纯正国语文的熏陶，这不能不说是他们最低的贡献”(39)，只是我们需要具体分析这种“民族意识”书写的复杂性。 日占区文学多向的流动还有很多，例如，台湾作家流亡到北平，成为华北沦陷区文学中维系台湾文学民族血脉的特殊存在；“京派”、“海派”作家流亡到西南大后方，融合起传统、现代的创作资源，完成着中国文学“历史综合”的任务；还有中国作家流亡到东南亚，促成了东南亚华文文学战前(1942年前)创作高潮。这些流动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学史经验。日占区文学的边缘存在，只有在一种流动的文学史视野中才能切实为我们把握。 纪刚《滚滚辽河》反映出文学史观照中一种特殊的“流动”：从日占区作家日后“流亡”的创作中“回望”当年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文学。这对于把握日占时期作家创作的观念、实践是必要的。 台湾是被日本殖民的时间最长的地区，日本殖民文化政策展开得最充分，作家创作的状态也最复杂。一些台湾作家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由于各种原因“流亡”到中国大陆日占区，如沦陷时期北平文坛的“台湾三剑客”张深切、张我军、洪炎秋，“逃亡”沈阳、后流落北平的钟理和等。他们不仅在大陆日占区有写作，战后再次回到台湾大多也有重要创作。流动中的“回望”，对他们日据时的文学活动会有更深入的了解，而在大陆与台湾对照中也会对日占区文学有更清晰的把握。 例如乡土文学思潮在日占时期的台湾、东北、华北都作为重要的文学思潮而出现，而张深切、钟理和等的乡土写作都延续到战后。其中钟理和1938年前往中国大陆，先后生活于沈阳、北平达九年之久，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45年在北平出版的小说集《夹竹桃》是他日占时期创作的一种总结，也是他乡土叙事的起点。他熟谙日文，又生活在日本人占领区，但从不用日文写作，写作中甚至要经过日文腹稿转译为中文的辛苦过程，中文本身就成为其反殖民的表达，其创作内容一直在大陆原乡和台湾故乡交织的叙事中开掘，事实上也呼应着台湾、东北、华北的乡土文学思潮。而从台湾的日本殖民统治，到东北“满洲国”、华北“自治政府”的殖民统治，钟理和经历了被日本殖民的多种体制，其体验是复杂的。他战后写作的《原乡人》被看作台湾乡土叙事的典范之作，恰恰是他在日占时期多重殖民体验的表达。小说叙述者“我”从小从祖母与父亲的谈话中得知原乡叫“中国”，“原乡人”就是“中国人”。六岁那年，私塾先生让“我”第一次接触了原乡人，觉得“他们都神奇、聪明、有本事”。但后来在公立学校日本老师口中，原乡“中国”变成了“支那”，“中国人”变成了“支那人”，并且总和衰老破败、自私怯懦联系在一起，让“我”困惑。而父亲不厌其烦讲述原乡老家的事情时，“那口吻就和一个人在叙述从前显赫而今没落的舅舅家一样，带了二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叹息。”“真正启发我对中国产生思想与感情的人，是我二哥。我这位二哥，少时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强烈倾向——倾慕祖国大陆。”日本殖民者的强力扭曲、祖父辈的血缘向往、原乡历史与现实的纠结等等，都呈现出殖民地环境中，台湾人的乡土情感中纠葛了原乡(中国性)、台湾(本土性)、日本(殖民性)等复杂因素，也纠缠着爱、怨等复杂感情。“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我”终于做出“回返原乡”的决定。《原乡人》的价值就在于写出了台湾人在被殖民过程中原乡(中国)情怀始终强韧存在的复杂性，原乡(中国)面目会被外力扭曲，原乡(中国)表达会趋于复杂，原乡(中国)认同却会深化。 相对于东北、华北日占区而言，台湾日据时期乡土文学思潮更为复杂，尤其是“七七”抗战之后，日本当局依据战时“国策”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迫台胞在语言文字、拜神祭祖、风俗习惯、饮食起居等方面加速日本化，使台湾乡土文学承受更大压力。例如日本殖民当局于1941年前后提出“地方文化新建设”政策，以图推进“日台融合”，协力政局，使得台湾习俗文化的书写面临被殖民化的危险。而从实际情况看，同样倡导台湾地域乡土色彩创作的《文艺台湾》(1940)和《台湾文学》(1941)成为潜在对峙的双方。前者以日人西川满为首，西川满较偏向浪漫主义创作，青睐“异国情调”，而他创办《文艺台湾》是希望台湾文艺能摆脱“中央(日本——笔者)文坛的亚流或附属”，创造出“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的“南方文艺”(40)。与此同时，岛田谨二提出“外地文学论”，他视台湾文学为迥异于日本本土(内地)文学的“外地文学”，这种外地文学包含了异国情调的乡土、乡愁和写实等因素(41)。这些思想，都是以殖民者的“内地人”的眼光、心态去表现作为殖民地的“外地”(台湾)风俗景观、“土著民族”“外地人”的生活形态等，追求以日人立场为本位的“异国情调”，其对台湾风土人情的乡土内容的关注，是要借助日本殖民扩张的力量，使台湾文学成为殖民文化同化政策的最好印证，后必然滑向国策性殖民立场。而《台湾文学》由张文环主编兼发行，以民族意识凝聚台湾作家，坚持台湾“本土文学”立场，隐含文化抵抗意识，“这份战时唯一的台湾人文学杂志”，“不仅提供了创作园地以延续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命脉”，更以“文化的民族立场，与甚嚣尘上的皇民化运动相抗衡”(42)。而张文环等的创作不得不使用日语，使得作者的民族属性、作品的内涵属性、作品的文字属性三者不再统一，而有着深层次的矛盾，即被殖民者使用殖民者属性的语言创作属于自己民族，甚至要批判殖民者民族的文学作品。这时所产生的台湾乡土想象确实是复杂的。而张文环等的创作成就恰恰是其以台湾(中国)人的立场、情怀展开台湾乡土风俗叙事的成果，《夜猿》《阉鸡》《山茶花》等小说中乡土气息浓厚的风情习俗叙事确确实实潜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与《文艺台湾》以日人立场为本位的台湾风俗叙事绝非同调。战后张文环还创作了被史家称为“台湾文学史上最丰硕的收获之一”(43)的《滚地郎》，小说所描述的台湾乡土情感依旧根植于“依靠土地，心无旁骛”(44)中。这种“回望”中，日占时期张文环赋予台湾土地以生生不息的生命和最终归宿的意味，细腻描绘台湾乡民与土地息息相关的原朴简单的生活愿望和方式的创作意味更易为我们感受，它确是抗衡包括殖民统治在内的外在压迫最有力的力量，“最后的胜利者乃是他们这些扎根于大地的人们：我们这古老的民族，不管是在大陆或台湾，在悠久的历史里，就是这样生生不息地繁衍下来，依靠大地，度过悲欢离合的一生。”(45) 我们可以从台湾“流动”审视东北，东北是除台湾外，日本统治时间最久的中文地区，其乡土文学思潮也会与殖民文学思潮发生复杂的纠缠，例如日本殖民当局的大陆开拓移民政策影响下，满洲日系作家的农民题材创作；“满洲国”统治者从其建国方略出发，对“乡土爱”的“国民意识”的宣传等等，都是对东北乡土文学思潮铺设下的陷阱。但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对土地和农耕的讴歌，在法西斯时代，只能为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泛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并由此作出“无论是日系的大陆开拓文学，还是满系的乡土文学，以满洲的乡土和农民为题材”，都是“从民族沙文主义立场出发讴歌故乡、土地”，“传达的是殖民地的理想主义和精神信仰”的结论那样，是需要作学术的慎重思考的。将国策政治作简化的对照，对少数文本作简单的分析，无法顾及“满洲”乡土文学丰富复杂的历史内涵，也难以作出真正具有历史概括力的判断。“日系大陆开拓文学”和“满系乡土文学”都写“故乡、土地、农民”等题材，而他们的分界线就在于各自乡土写作的立场、情怀。敌伪当年确“曾想用政治力量”，把“在满的日本文化人的文化活动”和“中国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捏合起来，共同创造‘满洲文学’”，但即便是古丁等那样与日本文化界交往密切的艺文志派成员的回应也是“走向文学的故乡”“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通过各民族各自的文化传统，大家都站住各自民族文化文化本位上，才有合作提携的具体性”，“日本文学”和“满洲文学”，一是“大和民族的后裔”文学，一是“黄帝的子孙”文学，各有“祖先的光荣”，“满系文学家”“是继承东北地区先驱文学者的重任，而不是日本文学的一个支流”，“只有以历史的中华文学中发展出来的，才是满洲文学”(46)。这样的回应显然毫不含糊地区分了日本殖民统治背景下，依然存在的“日本文学”和“满洲(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界限，而当年日本殖民统治者恰恰是无视这种界限的存在。倒是一些日本文化人士从现实感受出发，意识到“满洲作家”的心理，和“他们心目中所要求的‘协和精神’完全不同”，例如1944年日本作家大内隆雄的《满洲文学二十年》、1993年日人尾崎秀树的《殖民地文学研究》等，都承认了这一事实。日占区中文文学中民族精神的多元表现，同其乡土文学中归乡意识的多角度开掘是复杂呼应的，需要做具体细致的分析，但整体上“乡土”所指向的“民族”是抵抗殖民同化、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 “满洲”乡土文学的种种问题，在台湾几乎都发生过，有的表现得更充分、深入。不要做简单的对照，但从日本殖民文化政策的一贯性、殖民地文学的共同课题等方面，台湾日占时期乡土文学的研究还是会对“满洲”乡土文学的历史考察有积极的对照作用。日占区文学研究就是要“打通”不同现实政治格局(台湾日本总督府统治、东北伪满洲国体制、华北伪自治政府、南京汪伪政权、香港日本军部统治等)、地域文化、乃至文学传统的多个地区文学，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上展开研究。这种研究会进入一种流动的文学史视野，从而获得文学史的新发现，例如“跨越1949年”的现代文学传统的离散。不少有意味的现代文学传统离散现象，恰恰是这些文学史现象跨越“1949”，沟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在联系。这里，不妨简单谈三个事例。第一个事例是1950年代台湾的现代诗运动，汇合了大陆赴台诗人延续、丰富大陆五四后现代诗的传统和台湾省籍诗人继承、发展台湾日据时期现代诗的传统，成就了中国新诗史上的全面现代化，而这一现代诗运动最重要的倡导者是19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以“诗领土社”聚合南北沦陷区诗坛力量开展现代诗运动的纪弦(路易士)，这一现代诗运动意味着1930年代“京海”对峙消淡，诗人深入诗的本体寻求。如果没有纪弦延续其上海沦陷时期的新诗道路，汇合在台湾的两个诗歌传统而展开现代诗运动，五六十年代台湾新诗恐怕难以取得现今文学史承认的成就。第二个事例是《文艺新潮》是1950年代香港第一份大力倡导现代主义的文学刊物，同时也保存了19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多种传统，这些都“绝对大大‘超前’海峡两岸当时‘政治挂帅’的封闭”(47)，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没有《文艺新潮》，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未必能承当开放接纳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重任。而《文艺新潮》的创办者正是抗战后期在上海，以开放的左翼文学姿态，主编《文潮》这一上海沦陷时期重要刊物的马博良(马朗)。第三个事例是张爱玲在1940年代后期至1950年代前期的10年时间中经历了日占区、国统区、共和国、英殖香港，乃至异域美国的不同人生，以长篇小说、电影剧本、翻译等多方面创作成果，延续其“日常中国性”的创作追求，给予海外华文文学重大影响。三个事例都出发于日占时期的上海，三位作家创作追求各异，却有交往、交集(例如，沦陷时期张爱玲对纪弦诗作就赞赏有加)，而他们带着日占区时期文学创作的种子，在离散中开辟出台湾、香港、海外三条路径。这些路径的细致辨析当另有专门的论述，但这些路径无疑都跨越“1949”，沟通了原本血脉相承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联系。 ①参见黄万华《中国现当代文学第1卷(五四-1960年代)》，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②谢永光：《香港战后风云录》，香港：明报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③戴望舒：《我的辩白》，《收获》，1999年第6期。 ④卢玮銮：《灾难的里程碑——戴望舒在香港的日子》，《香港文纵》，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191页。 ⑤《给读者》，《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44年1月30日第1期。 ⑥张咏梅：《香港沦陷时期文艺副刊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香港教育学院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合编《都市蜃楼：香港文学论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8—132页。 ⑦灵凤：《跌下来的菓子》，《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45年1月21日第51期。 ⑧方宽烈：《叶灵凤是特务》，《作家》，2001年10月第12期。 ⑨卢玮銮：《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第190页。 ⑩戴望舒《诗论零札》，《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44年2月6日。 (11)望舒《致萤火》，《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44年1月30日第1期。 (12)戴望舒《墓边口占》，《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44年9月10日第33期。 (13)戴望舒《记马德里的书市》，《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45年3月11日第58期。 (14)戴望舒《山居杂缀》，《香岛日报·日曜文艺》，1945年7月8日。 (15)叶灵凤《读独漉堂诗》，《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45年2月25日第56期。 (16)叶灵凤《乡愁》，《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44年3月19日第8期。 (17)冯亦代：《读叶灵凤〈读书随笔〉》，《读书》，1988年第8期。 (18)陈君葆：《猴子的悲哀》，《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44年7月30日第27期。 (19)陈君葆：《水云楼随笔·关于日本》，《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45年12月9日第97期。 (20)陈君葆：《水云楼随笔·上下》，《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45年8月25日第82期。 (21)黄鲁：《断想五则》，《香港日报·香港艺文》，1945年2月8日。 (22)黄鲁：《门》，《华侨日报·文艺周刊》，1944年12月24日第47期。 (23)黄仲鸣：《既艳且谑而不淫——林沈与高雄笔下的男女色相》，《文学研究》(香港)，2006年9月第3期。 (24)严家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50页。 (25)纪刚：《元始天尊们》，《中央日报》副刊，1982年6月16日。 (26)黄一：《传统的力量——从〈滚滚辽河〉重新考察东北抗日救亡文学》，论文打印稿。 (27)纪刚：《话说从头——〈滚滚辽河〉手稿哈佛珍藏记》，纪刚《滚滚辽河》，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643页。 (28)纪刚：《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的文学活动》，《滚滚辽河》，第627-629页。 (29)黄一：《传统的力量——从〈滚滚辽河〉重新考察东北抗日救亡文学》。 (30)纪刚：《滚滚辽河》，第43页。 (31)纪刚：《话说从头——〈滚滚辽河〉手稿哈佛珍藏记》，《滚滚辽河》，第646页。 (32)纪刚：《歌中历史》，《联合报》副刊，1978年7月4日。 (33)纪刚：《给日本青年》，《中央日报》副刊，1983年8月29日。 (34)黄一：《传统的力量——从〈滚滚辽河〉重新考察东北抗日救亡文学》。 (35)纪刚：《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的文学活动》，《滚滚辽河》，第627页。 (36)同上，第629页。 (37)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2页。 (38)哲非：《文艺工作者之路》，《杂志》，1942年第2期。 (39)纪刚：《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的文学活动》，《滚滚辽河》，第632页。 (40)西川满：《台湾文艺界的展望》，林巾力译，原载1939年1月《台湾时报》230号，收入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篇·第2册》，台南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第343、344页。 (41)岛田谨二：《台湾的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叶笛译，原载1941年5月《文艺台湾》第2卷第2期，收入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篇·第3册》，台南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第343页。 (42)张建隆：《生息于斯的“滚地郎”》，《台湾文学全集·张文环集》，台北：远景出版社，1991年，第259页。 (43)叶石涛：《论张文环的〈爬在地上的人〉》，《民众日报》，1978年12月13日。 (44)张文环：《爬在地上的人》，陈千武译，《张文环全集卷5·小说集(五)》，台中县立文化中心，2002年，第273页。 (45)叶石涛：《论张文环的〈爬在地上的人〉》。 (46)纪刚：《面从腹背一古丁》，《中华副刊》，1981年10月21日。 (47)郑树森等：《香港文学年表(1950-1969)·三人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25页。标签：文学论文; 戴望舒论文; 华侨日报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东北文化论文; 我用残损的手掌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香港沦陷论文; 我的奋斗论文; 战争论文; 叶灵凤论文; 星岛日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