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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54(2002)04-0001-05
CLC number:G80-05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1-9154(2002)04-0001-05
体育是舶来品，有关的理论也在一个世纪以前陆续从西方传入。新中国成立后，体育理论被置换为当时苏联的样式，在封闭的状态下发展滞缓，基本停留在应付教学的狭窄领域和层面。20世纪60年代仅仅在训练领域总结了“三从一大”等经验，并未出现全面的理论研究。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体育才开始真正构建起自己的理论框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思想解放，体育界也就体育本身的理论问题展开大规模的讨论。出于对“文革”后新时期体育工作的内容和方向重新确认、以及对建立体育科学体系的迫切需要，80年代初学术空气持续升温，传统的体育理论分支为若干学科，并萌生出一些新兴学科。80年代后期受“文化热”的影响，体育理论研究进入较高层次，推进到与社会文化其他领域平等的层面。90年代中期，体育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地位得到承认，体育理论走向应用，迈向为实践服务的道路。[1]
中国体育的理论探索发展至今，按主导时间的先后顺序形成了三个叠加板块：
1 原理探索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体育界掀起了关于体育概念的大讨论，期望重新认识“体育是什么？”这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表明广大体育工作者迫切需要对自己所献身的事业进行更深刻的理性认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圆满的解答，说明当前中国体育仍然运行在一个快速变化的过程中。
当时科学界对现代科学体系的分类和属性等问题展开讨论，激起了体育科学工作者研究体育科学的属性及建立科学体系等问题的兴趣，他们在《体育报》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从人的身体到体育的生物学效果看，认为体育属于自然科学；有的从体育是文化产物和教育手段看，认为体育归属于社会科学；有的从体育研究涉及到自然和社会的各门学科看，认为体育属于综合性学科群。
体育拥有众多的彼此相互联系的学科群，构成体育科学体系。关于体育科学体系，学者们各自发表意见，如胡晓风认为体育科学大体上可分为体育社会学学科、基础学科和运动学学科。罗映清则把体育科学描绘成一株大树，自然科学类、人文科学类、社会科学类和管理科学类分别是其四大主干。白春育将体育科学分为体育的基础科学、体育的应用科学和未来体育学，其中体育的基础科学和体育的应用科学又各分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田雨普认为体育科学属于综合科学，可分为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以及专业技术等五大类。
关于体育的概念、术语、本质和功能的讨论交织在一起，在体育界掀起探索体育原理的浪潮。在讨论中，有的学者从国外资料上找出的体育术语的演变对我国体育概念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看法，令封闭了30多年的中国体育界耳目一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80年代中期，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再估价的文化研究热潮。理论界对人道主义、人性、现代新儒学、“西体中用”等问题讨论后，开放了视野和思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成为当时关注的主要问题。几乎所有的西方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都走马灯式地在中国演练一番。这种文化大讨论，促进了跨文化的研究，建立了开放的文化机制，体育理论界受益匪浅。受“文化热”的影响，体育界也掀起了体育文化研究的浪潮。学者们将体育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置入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教育学框架，从更广阔的领域、更高的层次来深入认识体育。
体育在改革开放提供的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与改革开放前的体育在内涵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开始把几乎所有与身体运动有关的社会现象都置于体育研究中，体育成为与教育、文化等相平行而又相关的社会概念。体育理论工作者对建国后形成的体育思想进行了全面反思，促进了我国体育思想观念的变革，突破了长期以来已成定论的僵化、狭隘的体育思想观念，使中国体育走向多元化格局。
这一时期的探索基本是纯理论的，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谈不上有效地指导实践。当然，这不单是体育界的现象，也存在于其他领域。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似乎一直缺乏系统的理论，“摸着石头过河”，证实了理论的滞后性，而最终出现的每次党中央全会的文件，却都是对辉煌实践的最好理论总结。
2 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使体育在迅猛发展过程中遇到许多新问题，需要积聚新知识去解答。这些新知识系统化规范化，就形成了新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传统的在课程意义上的“体育理论”彻底解体，分化为一门门新的学科。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渗透到体育中，形成应用型的分支，有力促进了体育新兴学科的建设，形成了庞大的学科群，为90年代中期体育学的确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其中，成都体育学院编辑的“现代体育科学丛书”发挥了重要作用，囊括了近20门新学科。
经过10余年的辛勤耕耘，体育界携丰硕的成果迈向国家学科评审机构，1996年，体育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成为一级学科；1997年在研究生专业层次上体育学(0403)下设4个二级学科，即体育人文社会学(040301)、运动人体科学(040302)、体育教育训练学(040303)、民族传统体育学(040304)。体育科学体系雏形已初见端倪。
2.1 体育人文社会学
思想解放的大门一打开，最早开始骚动并在后来产生最多分支学科的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科。该学科早期以体育教育学科为基础，把一门“体育理论”课分裂为体育史、学校体育学、运动训练学、群众体育学和体育概论，肇始于80年代初。后来逐渐向其他学科领域发展，辐射出体育社会学、奥林匹克运动、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美学……演化成完整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成为体育学的二级学科。
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相互关系基本规律的学科群，主要相关学科有哲学、史学、文化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用人文社会学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旨在从理论上做出阐释，为体育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向做出评判；实践中在体育决策、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说，解放后我国之所以经历这么多艰难曲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战略上出现了失误。[2]这足以说明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
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由原“体育理论”（或“体育概论”）派生出来的，分为有关体育的人文学科和有关体育的社会学科两类学科群。中国自古缺少与西方人文主义对等的参照系，体育界对其更为生疏。改革开放以前人文学科几乎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遭到封杀，几十年不了解国外动态，学术研究和知识积淀相当薄弱。因此，人文学科的发展远不如社会学科成熟。体育社会学及体育产业的持续研究热潮，也反映出新时期的社会需求。
改革开放使我国体育界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得到共同的发展，对中国体育的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入都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托。
2.2 运动人体科学
运动人体科学是研究体育运动与人的机体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的学科群。包括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保健康复及运动医学等学科。主要相关学科有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生物力学、生物化学等。
目前，运动人体科学研究中的热点是运动员科学选材、运动营养与补剂、竞技违禁药物检测、运动伤病防治和康复、消除运动性疲劳、运动心理、高原训练影响等领域。共有10余所体育院校和普通高校开设了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国家体育科研所和各省、区及部分市体育局设立的体育科研所，基本上都是从事于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服务的研究，是运动人体科学的主要科研机构。
这个学科的研究现状：
一是直接以竞技运动员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高水平竞技运动。针对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奥运会比赛项目，其目的为了提高运动成绩。这是体育生物学科群研究的突出特征。
二是相对于服务于高水平竞技运动的科技成果，而针对运动与大众健康的研究较少。对于群众体育和国民体质的研究相对薄弱的现象，9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得到改观。
三是新兴技术有力地促进了各学科的发展，力量和耐力训练、疲劳机理、合成代谢类固醇和运动对心脏的影响仍是研究热点。运动营养、激素的作用、兴奋剂检测和免疫机能等已形成活跃的领域。基因疗法等最新技术的运用，将对体育伦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相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自然科学其各学科之间“壁垒森严”，学科综合渗透相对较少。这使得各学科的研究“各自为政”，疏于对于整体方向的把握，微观上“细致”与宏观上的“粗疏”形成鲜明对比。运动人体科学长期专注于高水平运动训练和比赛，较少对全民健身和大众健康进行研究，正在面临着适当的趋向调整。把各项运动作为健身手段，面向各级学校的学生及社会上各种年龄层次的人群，系统地研究体育健身的理论体系与方法以及对人体的影响，理论研究、锻炼方法和实验相结合，提供科学的身体锻炼方法，建立符合中国人特点的体育健身体系，是运动人体科学在新时期的任务。
2.3 体育教育训练学
主要研究体育教学与训练所面临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并探索其本质和规律，以掌握教育特点，从而提高体育教学与训练工作的科学性，促进体育教学质量与运动训练水平的提高。
体育教育训练学在体育学中是一个人员最多、涉及面最大的学科，按性质分为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两大类。
体育教学是把体育纳入教育学领域的研究，遵循体育教学的特点，探讨新的教育理论和新的教学方法，进行体育健身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体育教学主要涉及到学校体育，又分为针对普通学生的体育课教学与针对培养体育教师的体育专业教学两类。也可以说，它是应用教育学理论对学校体育的研究。
运动训练理论是在专项训练理论的基础上（如重复法、间歇法、单个动作训练法、组合动作训练法、负重训练法、模拟训练法、心理训练法等），吸纳其他基础理论学科（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力学、体育教育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心理学等）的知识，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但是，运动训练学一经诞生，就成为真正的体育领域自己创造的本体学科。
早在1964年，受到日本女排训练和军队训练（如郭兴福教学法等）的影响，国家体委明确地提出了“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简称为“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作为运动负荷理论的综合性创新，为各运动队的超负荷训练打下了基础。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各运动项目的训练在数量与质量等方面都有前所未有的提高。但运动负荷的大小该如何定量、针对不同的运动员多大的运动负荷最适当这些精细化的科学问题并没有解决。80年代初后，我国的教练员与科研工作者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运动员的实际情况，逐渐研究出了以血乳酸指标控制训练负荷的一套理论与方法，并在训练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1964年德国的哈雷博士主编第一本训练学教材《训练学》后，1983年中国运动训练学会出版了《运动训练学》，1987年，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组织编写了以过家兴主编的教材为底本的全国体院通用教材《运动训练学》，90年代以来，徐本力、董国珍、田麦久、延峰等人也相继出版了一批运动训练学和有关运动训练理论的专著与教材，从而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训练学体系。
政府体育部门的价值取向，决定了高水平竞技在中国的突出地位，对各项赛事中运动成绩的追求使运动训练成为极其重要的环节，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而获得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运动训练的需求促进了体育生物学科的发展。生物学科在运动实践的推动下得以蓬勃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运动训练和高水平竞技的发展。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使中国的运动训练的理论研究在世界上保持着一流水平。
2.4 民族传统体育学
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千年而不衰，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要成为一门学科，民族传统体育首先面临的是对其名称的解释。就国际流行的现代体育而言，中国的民族体育应该是在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开展的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体育活动的总称。[3]民族传统体育包括四个主要部分，即在中华大地上流传已久的武术、养身气功、民间体育、少数民族体育。但在学科目录上，只出现了“武术（含气功）”这样的表述。这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们仅仅是把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武术中的一小部分演练内容编成套路开展，民族体育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长达30年左右的断层。
改革开放以后，一花独放的武术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分为理论研究和技术研究两大部分。武术理论包括武术史学、武术哲理、武术技击、技术原理等，还包括武术伤科、武术礼仪与武德、武术教学与训练、武术竞赛、武术管理等。技术研究包括演练技术和对抗技术两部分，还有功法部分，以及传统拳种技术和健身防身技术。然而，民族体育其他领域的研究却没有什么像样的成果，以至民族传统体育几乎成了武术的代名词。
尽管体育院校很早就设立了“武术”专业，编写了教材，出版了许多的拳械演练书籍，成立了专业队，举行各类比赛，甚至在世界各地成立组织。养生、气功方面也出版了一些专著，但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门学科迄今为止仍然缺乏科学、系统、完整的理论和框架，使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和价值仍然受到质疑。
西方文明几个世纪以来是强势文化，其推动力主要是经济。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必要之举，民族体育的复兴也是必然之举。东方文化的复兴，是加速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契合的全球多元化整合的过程。传统体育文化是否能在现代社会制度和中国人的生活中确立价值，焕发生命力，需要理论的学术支撑。经过80年代的“文化热”，体育界认识到仅仅进行文化解释和空谈观念并不能解决创新问题，民族体育需要经过社会实践的选择过程。因此，1997年把它列为一个二级学科，设立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实乃罕见之举，足以显示中国对于弘扬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然而，如果不加强建设，民族传统体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仍然面临生存危机。
2.5 其他学科
体育学下设的4个二级学科，并不能把体育的所有学科包含进去。一些发展较为成熟的学科，如体育信息技术学科、体育统计学科、体育建筑、体育仪器器材研究等，今后将在体育科学体系中找到更合适的位置。
3 走向应用
如果20世纪80年代不少体育理论工作者留恋于“形而上”的思索层面，那么90年代则是中国体育理论彻底走向实践应用、适应市场经济转轨改制的关键时期。体育概念、术语、属性、功能的大讨论增进了对体育的理性认识，学科体系的筹建和学科门类的划分促进了对体育的宏观整体把握，这些都对应用研究提供了支持。
应用研究中的突破口是体育发展战略研究。自1983年开始，体育战线就开展了对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研究。1984年在北京第一次召开了全国体育发展战略和体育改革会议，交流了关于体育发展战略和体育改革的调研成果，座谈《2000年的中国体育》规划，研究了当时体育改革的方向、原则、方针、步骤，酝酿了总体改革方案。1985年在青海省西宁市成立了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提出了体育向社会化发展的改革指导思想。1986年以后，体育战略研究由整体研究转入重点课题研究。同年，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分别召开了关于中国体育事业指标体系、我国学校体育发展战略和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三个课题研讨会。1987年在北京密云县召开了中国体育发展战略讨论会，提出了“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与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战略在实践中协调发展”的观点，在大会报告和讨论中，展示了中国体育指标体系、2000年中国学校体育发展战略、2000年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等30多个课题中已经完成的部分研究成果。1990年在河南省洛阳市召开的全国体育发展战略讨论会，认为体育的发展必然受到国家发展的总战略、体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国家对体育可能的投入水平的制约；体育的发展必须在其外部与经济建设和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等方面的发展相协调，在其内部实现群众体育发展与竞技体育发展相协调。
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作为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环节，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体育决策与管理的科学化，也推动了体育科学的发展。不过，当时的研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体育如何脱离对国家财政体制的依赖，思路仍然相当程度受到计划经济的惯性制约。此外，对发展目标的设定也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如80年代提出的“体育强国”口号，在体育理论工作者中引起了争论。一部分学者持不赞同态度，认为体育的发展水平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难以超前发展。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如果为了政治需求，发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威力，某些领域也可以超前发展。学者们对这些问题产生兴趣，也显示理论走向应用的倾向。
计划经济模式能够指令性调遣和垄断资源，不计成本地突出精华，营造局部优势。可以说，没有“举国体制”就没有中国高水平竞技的辉煌成绩。这就是80年代中国体育理论界不思考自身改革反而提出超前发展目标的依托。改革开放到90年代正式确立市场经济走向，意味着中国体育将失去计划经济这个依托，这不仅意味“强国梦”的警醒，还将面临可能失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所谓“举国体制”的危险。体育界通过立项研究的科学方法，对实践中急需解决的宏观理论问题采用建立课题组的形式进行探索，排除了视个人主观想法为经典的负面效应，大力启动和释放了群体的智慧。
体育软科学、社会科学课题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的体育理论研究走向成熟。其成果得到理论界的认同，对制订体育法、两个“计划”、体育产业等方面发挥了指导作用，应用在体育工作中产生了有益的推动作用。
相比之下，有些领域的理论研究是相对被动的。如群众体育理论与竞技体育比较，一度呈现被忽视的状况，但方针政策倾斜以后，群众体育的理论研究得到重视。80年代中期国家体委提出了“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战略协调发展”的方针，来协调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的发展关系，但由于运行机制的惯性，重竞技轻群体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90年代以后，中央多次明确指示要把体育的重心转到全民族的健康上来，体育界制订了“全民健身计划发展纲要”，群众体育的理论研究掀起热潮，以“体育社会学”为旗帜，成为体育人文社会学中的支柱学科。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中国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矛盾不时地显现出来，呼唤着理论的创新。随着中国体育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中国体育要真正投身到新时期的发展浪潮里，必须使理论建构与改革开放进行更深层次的契合。
收稿日期：200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