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运动与人类理性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林匹克论文,理性论文,人类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909(2003)05-0015-04
圣火，五环旗，招贴画，纪念品，运动员的博击、腾跃、冲刺等竞技表演，竞技场内观众的呐喊、助威场景……，这一幕幕构成了现代奥运会极具神韵的美妙乐章，人们借助各种形式的象征物使奥运会尽显隆重、热烈的色彩。显然，四年一度的奥运确实成为了一个盛大的庆典。不同肤色、种族、不同地域、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在这个节日尽情感受或体味到了无穷的快乐。人们已习惯于把奥运村比作“地球村”。习惯于等待、分享四年一度奥运所带来的喜悦和欢笑。也许，当熊熊燃烧的火炬渐渐熄灭，快乐的人们重新回归原有生活的轨迹，只是在记忆中浮现逝去的一幕幕时，奥运会才仿佛变得那么遥远，化为一种期盼。
诚然，感性、直观的奥运会随时间的流逝终归会有谢幕的一天，但由此凝结起来的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精神、理想却世代相传，否则，我们将无法理喻：那起源于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人们在宙斯神像前祭典之后开始的竞技运动何以能延续1160多年、成功举办290多届？在现代文明昌盛、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欲求可以得到不同程度满足的今天，奥运会又何以能重新备受举世注目、规模日渐盛大？对此，可能仅仅从形式和象征意义上去探寻答案是不够的。我们认为，奥林匹克运动是因为其包融着深层的历史文化底蕴——人类理性精神才得以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当新一届奥运会即将在它的发祥地——希腊雅典召开之时，发掘这种精神更显得非常必要。
1 奥林匹克运动的源起，是神喻的古代人类理性精神的产物
古希腊曾经历过一个蛮荒（英雄争霸）时代，那时希腊城邦的大部分土地被蛮夷所占据，希腊人被限制在一个狭小地带，由于资源匮乏，土地不足，各族之间彼此视为永恒的仇敌，其中横行无阻的是强力的自然律，抢劫和侵犯经常发生，实际上他们之间的战争繁繁爆发。“他们彼此谋害，互相袭击”[1](P52)，强者甚至以被称为海盗为荣。战争导致恐慌、灾难、民不聊生。
是传说中神喻的力量使希腊人消弥仇恨。希腊人因对传说中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如宙斯、阿波罗、雅典娜……）的敬畏和崇拜而获得了消解战争的最佳方式——那就是通过体育竞技解决争端。公元前776年，有历史记载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诞生。当时，伊利斯国王等签订了奥运会期间“神圣休战”的协定，以提倡不用流血而用力量和智慧来评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协定明确规定：奥林匹克是和平圣地，不允许有任何武装。在奥运会期间，必须保证通往奥林匹克城邦的所有通道畅通无阻。所以，每当奥运会开幕前，就有三名竞技者在宙斯祭坛前点燃圣火，然后跑遍整个希腊，传谕停止一切战争。从此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成为了古希腊的一种风俗和传统，它同当时另一种运动会——皮托竞技会一样，每四年举办一次。这一传统给希腊人所带来是生活的福祉。当时著名的演说家伊索格拉底曾赞美说：在竞技过程中，无论是竞技者还是观众，“没有一个不热情，观众在看见竞技者为他们的缘故而卖力气的时候，竞技者在想念全世界的人都前来看他们的表演时候，都引以为荣”，人们在看较量速度和力量的竞赛中，“可以获得最忠实的友谊以及各种各样的交情”。[1](P55)
很显然，古希腊的奥运会有其明显目的性，它是人类理性求生的一种反映，这正如同伊索格拉底所言：“教化使我们想起这一切，并且把它们建立起来；教化教我们从事公共活动，教我们要对人和蔼……”[1](P56)。在运动会上，人们不是凭据野蛮的乱战征服对手，而是通过对规则的遵守和应用速度与力量去赢得胜利与尊敬。这正是人类对野蛮生存方式告别和理性精神萌发的标志。
翻开历史的长卷，我们可以看到，奥林匹克运动的源起，和古希腊文明从蛮荒（英雄）时代脱胎出来走向理性启蒙时代，在时间表上是大体一致的。正是在公元前7至6世纪，一批睿智的哲人（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了对世界存在的“逻各斯”加以探究，他们追求“努斯”（智慧）与和谐，发现美的存在。伊壁鸠鲁认为“凡是被判定为最好的行为，都是遵从理性正当地作成的”[2](P369)。而且，奥林匹克运动借助神喻组织竞技活动的特点也正好与此时的哲学家们依靠神性解读理性相契合。神通过各种预兆、神谕或其他被看作神传来的信息各种物体符合，把它的理性和权威传布给不懂理性的异教世界的人们。对“理性”的解析最富哲理的柏拉图就曾干脆说过：神“把理性放到灵魂里边去，把灵魂放到身体里边去”[3](P209)在他看来，人的大脑是理性的寓所，它高瞻远瞩，指挥全身。
神的理性开启了人的理性，从而使理性精神成为人类永不枯竭的力量之源。所以，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得出了“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著名论断。人能借助理性支配自己的行为、控制自己的欲望，使行为符合道德律令。据此，我们可看出这与古代奥运会肇始时人们的初衷也是吻合的。古代奥运会之所以能够在1160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召开290多届，可以说是当时人们高扬理性精神的结果。
亚里土多德在提出他的著名论断之后就曾进一步认为：对于人，符合于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因为理性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更为是人，因此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而且，他本人还是一个体育运动的力行者，他曾参加奥运会并把教学讲坛带到竞技场。这种由理性精神支配下所展开的理性行为，不仅成就了古代奥运会一千多年的辉煌，而且同时也缔造了古希腊文化灿烂的篇章，体育同文学、艺术、宗教活动等一起构成了古希腊对人类文明基石建设的重要内容。
但是，古代人类理性精神毕竟是形成于一个人们的视野并不开阔，生产、生活并不非常富足的时代，因而带有不可避免的封闭性、重神性的历史特质，这种原生的缺陷（把神性、神的启示量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最终成为了人的理性进一步开放的桎梏，从而泯灭了理性精神。所以，当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最后岁月，奥林匹克的圣火不再点燃时，就预示着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代——中世纪到来了。而在随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奥运会也就封尘在历史的记忆里了。
2 近代理性精神的张扬，启开了现代奥运会的序幕
从中世纪至文艺复兴再到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时代的终结，整个欧洲历史可谓是历经了一个从无理性到重感性再到张扬理性的过程。
在中世纪，理性精神的缺失使原本欢腾热闹的竞技场变得沉寂无声。这是一个人的心智全然由至高无上的神所统摄、主宰的世界，人的理性消失于无形，人的存在是为上帝的存在服务的，而上帝，则因为它的“全智全能”而设计好了尘世的一切，天、地、山、水、光……等等，但没有也不需要奥运会。唯有遵从上帝的旨意行事的臣民只能赎罪（因为人都犯有原罪），而不能追求属于人的幸福和欢乐。所以，漫长的中世纪黑暗岁月，奥运会被冷冷地抛弃在荒芜破败的竞技场之中是当然之事。
文艺复兴虽然冲破了神圣的番篱，唤醒了人类沉睡的自主意识，人性的解放和复归也使上帝的偶像摇摇欲坠。但是，理性精神并没有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主旋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进入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殖民主义者对征伐掠夺以实现财富的积聚，从而满足感性的欲望更感兴趣。因而，我们同样没有看到奥运会的圣火点燃。不过，伴随着野蛮的资本积累过程，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启蒙思想家以他们冷峻的目光洞察整个世界，着手构筑人类理性精神的基石。经过几个世纪的文化积淀，从英国的休谟、笛卡尔，到法国的孟德斯鸠、狄德罗等，再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理性精神逐渐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经过洗礼的近代人类理性精神，显然没有彻底脱御掉神性的外衣，却直接表现出人对自在之物、为我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其表现形式远比古希腊要精致而且系统的多，以人为本，倡导科学与法律规则是这一时期理性精神的主要特点。但是尽管如此，奥运会也没有即时召开，因为“采取某些典型的实际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4](P15)奥运会序幕的重新拉开，需要具备这种“能力和气质”的人。顾拜旦，这位深受近代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熏染的坚强战士，成为了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重要角色。
在顾拜旦的身上，体现了近代理性精神和个人能力、气质的完美结合，他是以组织奥运会的方式来实践和张扬近代理性精神的典范。
现代奥运会的召开，恰逢殖民主义扩张，野蛮的原始积累的过程即将结束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顾拜旦，倍感自幼以来所受到的理性教育与野蛮残酷的现实存在尖锐的对抗和冲突。一方面，理性教育要求尊重人的生活、重视人的价值实现。顾拜旦对近代英国的理性教育有着深入研究，他极为推崇英式教育中将古典文化、竞技运动和伦理道德培养综合起来实施的方式，他认为这是英国人的自信心和活力的基本来源。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当时殖民帝国中的头号强国——英国却不断地通过征伐掠夺他国的财富、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种种苦难。这种相互背反的现实促动顾拜旦要寻求最佳方式去解决矛盾，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则给了他启示，在他看来，古奥运会、艺术和品德高尚的公民是支撑古希腊文明的三大支柱，因此，组织发起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成了他生命的理想追求和目标，而他的个人精神和气质，则使他实现这个理想和目标有了不竭的动力之源。从他在1896年不顾各种艰难困苦，劝说希腊王储康士坦丁办奥运的过程中可以看出，顾拜旦具有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精神气质，即富有经济理性，注重经济核算，提倡诚实和信用，勤奋工作以完成自己的“天职”。当时，希腊政府因经费困难准备缓办第一届奥运会，顾拜旦得知消息后立即从巴黎奔赴雅典，用他的博学和不屈的精神感动了希腊王储，从而通过募捐运动，发行纪念邮票，筹措资金，最终第一届奥运会才得于成功举办。
如果说敦促希腊雅典成功举办第一届奥运会是源于顾拜旦能力和气质，那么《奥林匹克宪章》的制定则得益于他内在理性精神和思想，今天我们看到的《宪章》是经过了好几代人的不断修正、补充、丰富和完善，然而其基本框架和原则精神则是顾拜旦亲自制定的。在《宪章》中，顾拜旦以奥林匹克主义为支点，寻求为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的有效方式。他称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精神形态——对奋斗、和谐的狂热崇拜，即表现为对自我超越、自我节制的追求”。进而规定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类尊严的、和平的社会”。[5]由此可见，顾拜旦所崇尚的正是近代思想史中众多思想家所阐发的理性哲学。他在《宪章》中弘扬的友爱、平等、尊重、理解、宽容无私和奉献等，这些理性地理解体育的思想显然已逾越了体育的范畴，恰恰反映了近代理性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的表现，烙上了近代理性精神的印迹。
至于顾拜旦亲自为讴歌体育运动而写作的《体育颂》，从表面上看是顾拜旦倾注对体育的奔放热情的反映，是法国人浪漫主义特质的表现，但细心体味，则可以看到《体育颂》更是闪耀着理性精神的光芒，表现了顾拜旦的理性情怀，对此，熊斗寅在其《〈体育颂〉启示录》一文中作了精辟的阐述，[6]而且，顾拜旦所阐发的理性显然已不是机械的、刻板的理性，而是具有浓重辨证色彩的理性，他在高度弘扬体育运动中所隐含的美丽、正义、勇气、荣誉、健康、进步与和平的同时，也鞭鞑着丑恶、卑鄙、自私、野蛮等与人类健康发展进步背道而驰的行径。
3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用开放理性构建历史的新篇章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其经历的100多年里，尽管其中蕴含的人类理性精神并非绝对地使奥运会一帆风顺地开展。相反，因为人类的某些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行为还使奥运会受到严重冲击或者陷于“危机”，如两次世界大战就曾中断了奥运会的正常进程，冷战期间奥运会曾倍受政治因素的纠葛，至于像兴奋剂事件、商业化运作诱发的腐败、暴力现象的发生等等都与奥林匹克的“团结、友谊、和平、进步”宗旨相违背，是对理性精神的反叛。但是，纵观百年奥运的历史，奥运会仍然在自己宗旨所规约的轨迹上运行着，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申办奥运会到奥运会的成功举办，都能令人充分地领略到人类理性精神之于奥运会的真正价值。
奥林匹克运动在不断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就这种目标的设定是旨在激发人类潜能的。显然，追求这一目标不是意味着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而是必须建立在人类的共同和平发展的前提基础之上。
在92年举行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我们看到了奥运家庭的大团圆，来自17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运动员都欢聚在五环旗下。可以说，这是人类在其发展历史上难于企求的场景，此时，人们可以忘却种族的区别，宗教信仰的不同，甚至可以淡忘处在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
巴塞罗那奥运会表达了人类共同追求和平的心声。而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则更是着眼于人类共同发展的愿望，虽然这次盛会留下了诸如门票销售刷新记录、14公里的“闪电之河”、屡破世界纪录等等令人回味无穷的镜头，但最令人铭记的是，悉尼奥运会提出了最独特的概念——“绿色奥运”，这毫无疑问是当代人类理性思考未来的结晶，符合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全球观念。规模宏大的奥运会结束之后，这个使人陶醉的地方迅速恢复其自然本色。通过办奥运，人类不仅获得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且还探索着人和自然的和谐。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获得成功，依靠的并不完全是参加申奥的陈述者们的激情，而是由于各方的理性行为才促成，一方面，国际奥委会理智地意识到，奥运需要中国，东方文明古国已经强大，有实力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另一方面，在整个申奥过程中，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振奋的民族精神，厚实的经济基础，所以，当我们以“新北京，新奥运”的形象，以办一届“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旗帜展现于世界时，最终赢得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当代理性形式是全新的、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的开放理性，它有着极其丰富的当代内涵，合理地屏弃任何“理性女神”，扬弃了传统理性绝对的、封闭的、自足的缺陷[7]，不再是企求简单的逻辑秩序和价值标准，它所追求的是一种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目标合乎理性的行动”[8](p41)，并此来作为衡量一切行动的基准，奥林匹克运动宗旨所规定的“团结、友谊、和平、进步”正是根据这个基准，合乎人类的根本愿望和未来走向。事实上，奥林匹克运动在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不同文化和国度参与其中是开历史之先河的。另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还借助批判的理性精神来不断修正与完善自己，它敢于摒弃自身内部的不合理因素和一些非理性行为，比如缩减奥运会的规模、清理腐败现象、加强反兴奋剂力度、打击暴力活动等等。国际奥委会和承办奥运会的国家以开放的心灵不断地寻求一种使奥林匹克运动既能满足人类走向“更高、更快、更强”的愿望，又能达到“团结、友谊、和平、进步”目标的有效途径，这正是奥林匹克运动所蕴涵的人类理性精神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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