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锡全[1]2001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试办托拉斯探析》文中研究表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是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采用 托拉斯的组织形式管理企业、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尝试。它是用经济办 法管理经济的一次有益实践，也是建国以来首次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的探索。 本文从试办托拉斯的背景、原因、过程及得失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历史的考察和 评析，以期为当今的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本文正文分叁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了组建托拉斯的设想得以提出并付诸实践的背景和原因。试 办托拉斯的提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有着密切的 联系。其一，试办托拉斯是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营管理经验来改革我国的工业 经济管理体制的结果；其二，刘少奇的积极倡导是组建托拉斯的设想得以付诸实践 的另一重要原因；其叁，试办托拉斯是中国工业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到20世 纪60年代中期的客观必然的要求。 第二部分，考察了试办托拉斯的历史过程。试办托拉斯的过程可分为叁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酝酿和初步实验阶段；第二阶段是大范围试办阶段；第叁阶段为试 办托拉斯的终结阶段。 第叁部分，对试办托拉斯进行客观的评析。试办托拉斯是我国工业经济管理 体制的一次有益的改革实践。同时，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下，组建托拉斯的工 作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在文章的结语部分，通过对试办托拉斯的回顾与思考，得出相应的认识，以期 为当今的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唐月云[2]2010年在《60年代试办托拉斯的历史回顾与当代思考》文中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为配合调整任务,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探索性的改革。针对在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工业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这是我国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史上具有创新意义的一次探索。本文将对试办托拉斯的历史背景、历史过程、成效进行系统的探究,并思考试办托拉斯对我国工业化和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所起的作用,为对今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央企业战略重组提供一些有益启示。本文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课题的提出、研究意义、国内对试办托拉斯的研究现状及相关概念的解释。第二部分主要叙述试办托拉斯的历史背景：建国后我国工业经济管理体制存在弊病、1957年和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两次对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失败、工业经济的发展为试办托拉斯创造了经济条件、中央对试办托拉斯的政策支持。第叁部分主要考察了试办托拉斯的历史过程,可分为酝酿规划、试办、调整与终结四个历史阶段。第四部分思考试办托拉对我国工业化进程及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所发挥的作用,最后提出几点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央企重组有益启示。
贾璐阳[3]2015年在《对20世纪60年代试办工业托拉斯的历史回顾——以上海地区为例》文中认为20世纪60年代我国在工业和交通领域试办托拉斯制,这是我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次短暂尝试,也是建国后第一次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工业。尽管试行时间不足五年,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期间,上海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自1965年起先后组建了烟草、医药、橡胶和纺织机械等4家全国性的托拉斯公司以及轻工业机械、标准紧固件和丝绸等3家地方性的工业托拉斯。受"文革"影响,从1966年底到1967年,上海试办工作托拉斯的工作逐渐停止。通过对相关档案资料的梳理分析可见,在试办工业托拉斯的两年时间内,这七家上海工业托拉斯对原有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托拉斯制取得较为显着的经济效果。同时,也确实存在许多比较严重的问题。但不能因为问题和不足,就忽略上海工业试行托拉斯制所取得的成绩。
吴金园[4]2009年在《工业管理体制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工业管理体制是指在一定社会制度下,一国或地区政府管理和调控工业发展的制度、方法、手段等的总称,它是一国或地区工业经济有效运行的制度保障。实现工业化,必须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工业管理体制。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发展历史显示,工业管理体制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的进程。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工业发展进程同样揭示,工业化进程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管理体制与其适应程度。比较研究不同国家工业管理体制及其对工业的促进作用,总结中国工业管理体制的历史演进及其存在的局限性,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能够积极推进工业化快速、协调、持续发展的工业管理体制,将促进和加快中国新型工业化的进程和步伐,同时也有助于丰富工业发展管理理论。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发展经济学理论、政府规制理论等为理论依据,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工业管理体制的特征及效率,探索适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步伐的工业管理体制模式和实现路径。首先,论文界定了工业管理体制的内涵,明确了工业管理体制的主体与客体,分析了工业管理体制的作用,尤其是工业管理体制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了政府管理工业的叁种途径,即宏观调控、政府规制及日常行政管理。其次,论文研究了工业管理体制的理论基础,探讨了西方各种经济流派与国家干预经济方式选择,分析了各种政府管制理论。再次,论文系统比较了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及其特征,从政府管理机构、民间管理组织、政府管理机制等方面,比较分析了各个国家的工业管理体制,寻找可资借鉴之处。然后,论文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工业管理体制的模式及其变迁,总结了政府工业管理结构的几次重大调整和职能转换,描述了工业行业协会的成长与发展,分析了七次大的宏观调控及成效,探讨了中国现行工业管理体制及其存在的问题。在上述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创新和完善中国工业管理体制的政策建议。最后,论文以汽车工业为例,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工业管理体制变革及其对中国汽车工业的促进作用,分析了制约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体制性因素,提出了完善汽车工业管理体制、促进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对策。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创新点如下:1.系统研究了英、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和韩、印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及工业管理体制特征,总结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即:正确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坚持政府主导;正确处理发展轻工业和重化工业的关系,坚持协调发展;强化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高度重视行业协会作用,实行同业民主自治;坚持科技为本,教育为先;坚持自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2.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工业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即:政府工业管理主体职责存在错位,政企不分依然存在;宏观调控过于青睐行政手段,调控政策缺乏前瞻性;行业协会行政色彩浓厚,职能定位不清;政府管制法规滞后,规制方式不尽合理等。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完善和创新工业管理体制的思路:(1)准确进行政府功能定位,合理设置政府工业管理部门;(2)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扩大内需与增加外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四大关系,创新宏观调控机制,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3)完善工业行业协会,改进行业管理;(4)健全规制法规,统一规制机构,强化社会性规制,实施激励性规制,纠正市场失灵等。3.以汽车工业行业为例,研究了工业管理体制的变革及其对汽车工业的影响,提出了加快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即:推进汽车产业战略重组,提高规模经济;加大政策扶植力度,提高民族汽车工业的竞争力;加快开拓与培育国内汽车消费市场,扩大汽车内需。
曹爱民[5]2014年在《民国时期新闻人黄天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围绕“新闻人”这一中心,梳理了黄天鹏的人生历程,系统探讨了黄天鹏的新闻实践活动、新闻学术活动和新闻思想观念,并希冀对民国新闻史研究有所补益,对中国当代新闻学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论文按照总-分-总的逻辑顺序展开,主要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即论文第一章,结合时代背景,以时间为经,以人物活动地点的变换为纬,对黄天鹏新闻人生历程进行总体概括。展示了他在普宁、汕头、厦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活动,着重揭示黄天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生追求和理想以及他人生之路选择的历史背景和内在原因。第二部分包括论文第二、叁和四章,主要是在横向上展开,分别从新闻实践、新闻学术和新闻思想观念叁个方面进行研究。在黄天鹏的新闻实践活动方面,重点阐释他在《时事新报》的业务改革以及负责《重庆各报联合版》出版和发行工作的情况,对黄天鹏离开《申报》赴日留学的原因进行考证和分析,概括黄天鹏主编期间《青光》副刊的内容特点,然后总结了他新闻实践活动的主要特征。黄天鹏不断革新新闻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发挥新闻事业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黄天鹏的新闻学术活动是他在中国新闻史上最为突出的贡献,也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他通过创建北京新闻学会,主编新闻学术刊物,写作和编撰大量新闻学着作,建立新闻学研究室,开展新闻学术史分期研究等活动,旨在追求实现“建设中国式的新闻学”的目标,推进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等开启的新闻学科建设事业,将新闻学科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黄天鹏的新闻思想观念是他一切新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章是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对前两章内容进行归纳和提升,主要从新闻内涵、新闻事业性质、新闻事业管理、新闻记者素质要求及新闻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对黄天鹏新闻思想观念的内涵、发展、演变过程及特征进行梳理和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黄天鹏试图改变当时中国新闻事业状况的努力和探索。第叁部分即论文的第五章,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和升华。本章认为黄天鹏新闻实践、新闻学术研究以及新闻思想观念的总体特征就是新闻专业主义,并从政治视角、专业视角、价值视角对黄天鹏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予以评价,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为当前新闻学科和新闻理论建设提出一些富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思考。
左华[6]2014年在《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生,即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民生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总基调。今天,在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改善民生更是成为第一要务。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把改善民生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在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有着深切的民生关怀。作为毛泽东的助手,同时又是亲临第一线的指挥者,刘少奇深知理论与实际的连接点与矛盾,对我国的民生建设作出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解读。他的民生理论与实践和毛泽东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的实际历史进程。本文按照“群众关切——刘少奇的思考和决策——群众实践效应”的解释模式,综合运用比较、制度主义等分析方法,分作四个阶段全面考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变化及其独特品性。这四个阶段为：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萌动和创生；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长和跨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失误；国民经济调整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功和挫折。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由受传统民本思想和近代民主思想的熏染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推翻旧统治的革命道路。他始终坚持,只有把争取和维护多数工农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革命才能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取得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奠定政治前提。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如何在政权未稳、百废待兴的基础上满足民众对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成为新中国领导者面临的巨大考验。刘少奇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发展纲领。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人民群众迫切希望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刘少奇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发展纲领,并跨越到了社会主义道路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民生发展提供了新的场景。刘少奇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现民生改善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原则和方法。但是,由于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与民众生活之间的紧张缺乏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实践逐渐偏离了民生发展的轨道。刘少奇努力纠正其中的错误,并进行了大量富有创新性的思考。为克服严重的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刘少奇主抓这项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民生的改革举措。国民经济很快得以好转。随之,刘少奇和毛泽东对于民生改善的方法和路径分歧逐渐公开化,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之弦再次绷紧。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民生理论与实践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二者之间的纷争充分反映了我国民生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邓小平汲取刘少奇的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并实现了创新与超越,使民众的生活水平很快有了较大提高。刘少奇不同时期的民生理论与实践,揭示了改革开放前我国民生问题的内在矛盾和演绎逻辑,为新时期我国民生建设提供了许多重要借鉴和启示。
刘娟[7]2013年在《国务院机构变迁的新制度主义视角研究（1954-1966）》文中提出自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央政府机构历经多次调整与改革。如何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有效借鉴西方成果结合起来,是当前中国机构改革的关键任务。其中1954年至1966年间国务院机构的创建与变迁,是整个中国机构发展历程的起点,涉及党政权力的重新分配,政府职能的设定与转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渐次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定位等多重问题。如何由历史借鉴经验与教训、寻求从单纯行政变革向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转变,或是当前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意味着,改革不能仅在行政层次解读中国的政府体制问题,而是要将改革置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变迁中分析。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国国务院机构的建立与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的一个全新视角。国家宏大的制度背景决定了国务院最初建立的政治选择,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了国务院机构的变革与更新。各种相关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关系等因素与国务院机构变迁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致使国务院机构及其行政体制的调整与变革处于一种制度依赖路径当中,影响并制约着当今的机构改革。同时,政治制度与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也是推动国务院机构变迁的重要变量,党的领导人在决定政治经济结构方面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作用。”因此,本文亦将在研究国务院机构变迁的过程中引入政治领导人这一变量,探讨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挥的重要政治作用。就研究思路来看,本文试图以制度本身为核心分析变量,将中国国务院机构的早期变迁纳入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分析范式之中,借助利伯曼提出的历史制度主义的四种分析策略：即制度起源的策略、制度变迁的策略、外来震荡的策略和竞争性的原因策略这一分析框架,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视域内检视中国国务院机构的创立、维持和变迁的过程。同时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政治活动为线索,合理解释1954年至1966年间中国国务院机构的变迁,并尝试为当前国务院机构改革探索一种新的解释路径。就研究框架来看,首先提出问题,即“当前国务院为什么要进行机构改革,其机构设置特点和变迁过程遵循了怎样的制度路径?”,并尝试性地提出一个假设：“国家的制度环境和一系列的政治变量决定了中国国务院机构最初的制度选择与安排,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促使国务院机构不断更新与强化。制度与政治领导人的互动共同推动了国务院机构的改革。”为了验证假设,1954年至1966年间第一至第叁届国务院制度的建立和变迁、周恩来个人政治作用与制度的互动就成为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剖析了中国国务院机构与制度的现状,提出了未来改革的可能取向。就文章的内容结构来看,首先考察了周恩来与国务院制度的建立过程,讨论国务院的初创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和体制下被制定和实施的；对制度变迁的实施产生影响的重要变量有哪些,这些变量(如社会经济条件、各种政治组织和机构、政治领导人等)中哪些起决定作用。同时探讨了宪法秩序的改变对国务院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和国务院成立前后中国政府制度的变化。其次,分析了国务院机构变迁所受到的动力影响以及制度变迁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特征。讨论了国家制度巩固后对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影响。分析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国务院制度的首次内在渐进性转型,1954年至1966年间周恩来叁次组阁的路径依赖特征,和由于制度发展惯性致使原有政治制度逐渐显现负面缺陷等问题。最后,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对1954年至1966年国务院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概括出国务院机构变迁的维度取向与运行模式,阐明国务院机构变迁呈波浪式推进。国务院机构变迁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动和执政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制定的政策变化上。其中周恩来作为政治领导人的特殊变量,对整个国务院的制度变迁过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结论部分提出,当前的机构改革应需理性认识1954年至1966年机构变迁产生的正负效应,客观审视新制度安排的优势和问题所在,进而形成良性路径依赖。通过科学界定党政关系、健全法律制度、转变政府职能来推进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以图构建“制度政府”概念及内涵。
林超超[8]2013年在《效率、动员与经济增长：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文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低下的经济效益,已经给后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很少能发现同时期国家在追求效率上做出的努力。为此,本文着重考察了1949年至1980年代初期国家为实现工业经济快速增长而展开的生产组织与生产动员,并将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在微观层面上的具体实践和制度安排,以及工业组织内部成员从管理层到一线工人的因应与行动,作为论述重点,以工业重镇——上海作为研究个案。正文部分计有六章：第一章,对1950年代初期国家在接管和改造城市工业中的现实境况与政策实践,以及引入苏联模式、从制度上确保生产效率所遭遇到的困境,做一背景上的概述。第二章,分述“大跃进”之前国家在推进计划经济制度化管理上的叁个基本方面举措(技术普及、组织管理、劳动激励)及其成效。第叁章,讨论“大跃进”中高指标的促成及随之出现的计划管理失序。第四章,概述1960年代中前期国家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调整及制度重建。第五章,阐述“叁五”、“四五”计划期间的工业生产组织状况及其与革命动员、上层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第六章,探讨1970年代末期的政治变动与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以及其间效率优先原则的确立。本文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是在短缺的社会资源基础上实现其工业化诉求的,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示了中国计划经济和劳动激励的独有效率。以生产指标构筑起来的指令体系和赏罚体系,是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器；对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式的生产动员方式的青睐,是国家常用的一种针对劳动者个人的激励办法。然而,这种激励机制在换来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是不可计量的效益流失。1970年代后半叶的政治变动,为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新的国家理论改变了产权规则和激励机制,新的利益分配方式肯定了此前讳莫如深的经济激励,企业的经营者因享有对剩余利润的占有权,而有了较强的主观动机去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使得中国的工业经济获得了新的增长。国家权力在退出部分经济领域的同时,也将这部分的经营成本和投资风险留给了企业。
罗红希[9]2014年在《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是近现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展,不仅政治上复杂,而且经济上也是繁荣与困境并存,内忧与外患同在。从南京临时政府到北京政府的更替,再到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研究各个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与制度,探索每个时期的进出口贸易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的行为与贸易发展的历程。对外贸易政策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本文通过考察民国历届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发展过程,揭示出了民国时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困境与艰难。本文在研究各个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首先,研究该时期政府制定的主要对外贸易政策；其次,结合该时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情况,探索该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再次,研究该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成效、地位和作用。本文分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对外贸易政策概念的界定、选题的意义、学术史回顾、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创新之处。正文部分按时间顺序包括七大章。第一章主要探讨了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形成的国内外环境。这个环境主要包括：对外贸易主权的丧失与洋行势力的垄断,中外贸易形势的新变化,晚清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对外贸易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等。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北洋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形成。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制订了一系列对外贸易发展的法令法规,拓展对外进出口的外贸政策初步确立,争取关税自主的基本格调逐步形成。最后,总结了北洋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特征与成效。第叁章主要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初步发展。主要包括：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国内外贸易环境,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体系初步构建,出口促进政策体系的逐渐形成,关税自主权的收回与关税自主政策的实施。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外贸易政策逐渐成熟。主要包括：关税自主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商检贸易政策框架大体搭建,金融货币政策体系基本构建,海关缉私政策体系初步确立,最后总结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外贸易政策的成熟性。第五章主要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艰难与困境。主要包括：抗日战争时期面临的国内外贸易环境,并以此为线索分析了以抗战为目标的叁项对外贸易政策：外汇及商品管制政策的强化；以抗战为目标的铁路物流运输建设；海关缉私政策进一步加强。最后总结了战时对外贸易统制政策逐渐形成,分析了抗战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特征,并总结出抗战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作用与影响。第六章主要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对外贸易政策逐渐衰落。主要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对外贸易的国内外环境,战后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消极因素逐渐增强的对外贸易政策,战后对外贸易畸形发展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反思。第七章主要总结了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经验与教训,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遗留的精神财富,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启示和借鉴等等。结语：在遵照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注定了难以有大作为的基本格调与态势的前提下,总结了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几个鲜明的特征,得出了一个不容忽略的历史事实——民国时期历届政府都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陈胜才[10]2001年在《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唯一正确道路。然而，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过程。毛泽东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者，也是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奠基人。目前学术界关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其中关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及其思想的研究相对薄弱，笔者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思想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 五十年代中期，面对“苏联模式”不断暴露出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开始了改革的探索，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引发了新中国经济史上第一次改革的起步。这场改革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各社会主义国家试图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社会主义改革运动蓬勃兴起，以及国内新的矛盾和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按本国国情进行建设要求的背景下展开的；同时也是毛泽东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在“以苏为鉴”、走自己建设道路的愿望促使下起步的。 从1956年到1965年这十年中，毛泽东对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思想。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他提出了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权限；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增强企业的独立性；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以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提出试办托拉斯、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思想。所有制改革方面，毛泽东针对叁人改造即将结束时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思想；针对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失误，提出了建立“二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新型所有制形式。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方面，毛泽东突破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在继承列宁和斯大林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商品经济提出了新的认识，并提出要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他还对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进行了探讨，初步提出了利益兼顾，坚持按劳分配等思想。 上述思想的提出为新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打开丁一个崭新的局面。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导致毛泽东的改革探索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提出的这些思想也未能在实践中坚持贯彻：首先，由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存在教条化的理解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过度追求，使得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比较偏颇；其次，不切实际的快速赴超发达国家的战略为改单的伯轨埋下了隐鼠 第叁，由于阶段斗争观念的影响，导致其害怕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囚而对促出的各种改革思想存有疑虑；第四，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加深了毛泽水的优患意识，攸其担心采取类似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措施会有导致修止主义的危险；第五，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中存在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而又缺乏有效制约等间题，使毛泽东在改单探索中出现的错以倾向未能得到有效防止，并导致长则的全局性的错误，使改单最终偏离了止确的oL息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虽然未能坚持，但它却为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单莫定了坚实的丛础。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认识的基础上，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促进经济体制改单、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中心环节，半富和发展了毛洋尔的企业改单、所有制改单、分配制度改革的思想；特别是在毛泽东对商品经济认识的基础上，深化、完舍了对巾场经济的认识，冲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禁区，明确了建立礼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单b标，实现了新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制度创新。 笔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力法，结合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女分知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回顾毛洋东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单所进行的不懈探索基册上，力求系统总结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客观地4i视与分析其思想术坚持的原囚，止确反映毛洋尔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单的关系，以地深sgde理解和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有利｝’扰n］对控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伟大事业进行新的探索。当然，毛泽东的经济体制改单思想十分半富、改革们轨的原因也相当复杂．本文只是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许多方面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试办托拉斯探析[D]. 田锡全. 河南大学. 2001
[2]. 60年代试办托拉斯的历史回顾与当代思考[D]. 唐月云. 西南交通大学. 2010
[3]. 对20世纪60年代试办工业托拉斯的历史回顾——以上海地区为例[J]. 贾璐阳. 上海经济研究. 2015
[4]. 工业管理体制比较研究[D]. 吴金园. 合肥工业大学. 2009
[5]. 民国时期新闻人黄天鹏研究[D]. 曹爱民.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6].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D]. 左华. 南开大学. 2014
[7]. 国务院机构变迁的新制度主义视角研究（1954-1966）[D]. 刘娟. 南开大学. 2013
[8]. 效率、动员与经济增长：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D]. 林超超. 复旦大学. 2013
[9]. 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研究[D]. 罗红希.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10]. 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探析[D]. 陈胜才. 广西师范大学.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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