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民营企业论文,产权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温州民营企业的二次创业
对于温州民营企业来说，在其初创阶段是以业主制的形式出现的，由于其融资条件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约，融资成本相对较高，因而依靠自身力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就显得特别重要。温州民营企业平均每家占有的固定资产，已从创办初期的43.4万元，增加到1998年的466.23万元，即增长10倍。它标志着温州民营企业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对于温州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至今仍没有完成原始积累，依然处于土生土长阶段：其所固有的家族式管理仍然没有超越企业家个人经验，始终未能上升到科学化、制度化阶段；企业的经营规模很小，经营地域狭窄；资本短缺并缺乏足够融资能力，产品技术更新困难，等等。这是新旧体制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
温州民营企业的第一次创业，是在国家政策调整的夹缝中进行的，具有相当程度的政策性投机。但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外资企业的大量引进，国家政策大调整基本上告一个段落，通过政策性投机获利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客观上要求必须从依靠政策性调整转入依靠制度创新。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或结构性矛盾，就会逐步暴露出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之所以相对滞缓，究其深层原因，就是伴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竞争日趋剧烈，客观上要求企业的经营规模必须不断扩大，产品品种、质量、档次必须升级，而其对于资金、技术、人才的需求，远远超越其现有体制的承受力。如果说，温州民营企业的第一次创业，是原始积累，那么，第二次创业则是结构性调整。其实质是弥补第一次原始积累过程中，因财富积累速度超越企业组织结构完善程度所造成的缺陷，最终把企业逐步改造成为具有竞争实力的充满活力的现代企业。
这就决定了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趋势是：从一元化的产权制度向多元化的产权制度过渡；从极不规范的融资向规范化的融资过渡；从单纯的生产经营向生产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过渡；从小老板向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过渡；从以经验为基础的传统管理向科学化、民主化的现代管理过渡；从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向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过渡，等等。
由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的转变，是产权制度的深刻变革。对民营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直接涉及到所有者的根本利益关系的调整。因而这个过程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完全自觉的过程，对温州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二、温州民营企业的产权问题
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在内的民营经济、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市场经济取向。民营经济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我国为什么要允许民营经济的存在呢，说到底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宏观经济还是国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时候，无论人们怎样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总是发展不起来，以往所有制的单一化、集中化，不仅表现在国有经济比重很大，个体私营经济不允许发展，而且表现在集体所有制经济也要受国家的严格控制，事实上其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剥夺了。只是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制，而实质上则变成了“二全民”。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经济自然而然发展不起来，温州之所以成为当今我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就在于非公有制经济在温州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高达85%以上。
但是，也应该看到，温州民营企业也存在着其所固有的特殊性，即它既不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又不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物。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过渡性的特殊企业形态。在尚未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州民营企业，其所有权和经营权往往是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产权关系中，由于权责利高度统一，其所形成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无须监督，曾经一度使民营企业表现出充满生机与活力。但是，这是一种低层次的刺激——反应关系，如同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对农民的刺激作用那样。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管理层级的增加，民营企业的更深层次的产权问题，便逐渐地暴露出来。长期以来，许多人之所以没有意识到“民营企业也存在产权问题”，就在于他们过于狭隘地理解产权的涵义。我们通常所说的产权明晰，不仅意味着确定终极所有权的归属，即资产是否最终落实到具体某个自然人身上，同时产权本身也存在着结构和层次问题。
调查资料表明，在温州民营企业内部，企业主同管理人员有血缘关系的约占雇佣总人数74%。家族管理普遍存在于民营企业，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商业原则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人差序结构基础上的。但家族式管理，对于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温州民营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尚未确立，家族式管理自然而然承担起整合社会资源的作用。家族式管理的相对合理性表现在：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使家族成员能够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勤奋工作，这在创业初级阶段发挥重大作用；传统家族制度中的等级制度和“遵上”、“忠信”、“服从”观念，以及家族成员彼此高度的认同感和一体感，并且自然而然地在民营企业中形成这种家长制权威，这就有利于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减少企业内耗，增强企业凝聚力，降低管理控制难度和成本。
但是，一旦民营企业完成原始积累，依然过分依赖于传统家族制度来整合企业资源将会严重束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家族企业对外的封闭性制约了其更充分地利用外部资源。这种内外有别的差序结构天然地会对外产生一种排斥性，并且在内部形成一种板块式的结构，最终阻碍企业发展。
三、温州民营企业组织形式与制度创新
温州民营企业在起步阶段，选择与传统的家族制度相联系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也就是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
个人业主制是指个人出资兴办，完全归于个人所有和控制的企业制度。个人业主制是一种最早产生又最简单的企业形态，流行于小规模生产时期。个人业主制无论是财产权还是经营管理权，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然而，个人业主制企业又必须对企业的全部债务负无限责任。由于业主个人同家族与企业联系过于密切，业主个人和家庭的变动必然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与企业主同存亡。近年来温州不少民营企业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业主缺乏对项目的驾驭能力。温州民营企业之所以大多采取个人业主制，原因就在于规模小，比较容易控制。但是，个人业主制反过来又会限制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二者之间形成了特定的悖论关系。
合伙制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合伙制企业是业主制企业的放大。二者本质上是相同的。由于合伙人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连带责任，即要求有清偿债务能力的合伙人，对没有清偿能力的合伙人应负债务承担的连带责任。由此可见，业主制企业中个人与企业之间连带性所带来的弊端，在合伙制企业中不仅没有被消除，而且被放大了。任何主要合伙人的疾病、死亡以及家庭的变故，都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同时，由于每个合伙人都有参加管理的权利，每个合伙人皆能代表公司，对内对外都很容易产生意见分歧，影响决策效率。合伙制企业的筹措资金能力，仍然极为有限，无法满足企业大规模拓展的要求。这是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结构失衡。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资本社会化。与此相联系的，是产生了公司治理层的革命——经理革命和管理革命，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原始积累初期的社会结构矛盾。资本社会化不仅导致了企业管理的革命，而且带来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变革。资本社会化的具体实践就是股份制、公司制。公司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两种类型：股东以其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制克服了业主制和合伙制的诸多弊端，通过有限责任制，降低个人、家庭和公司的风险，使个人和家庭的变故，不致于影响公司的发展；相应地，公司的经营状况也不会直接影响个人和家庭生活。公司资产和个人资产分离所产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易于分离，从而克服了股东直接参与管理所造成的能力和素质的限制。
我国民营企业要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就必须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出发，从壮大自身的力量、强化自身的竞争力着眼，走股份和公司制的道路。这既是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新趋势，也是今后民营企业长远发展的方向。温州民营企业也不例外。实际调查资料表明，股份制是现行温州民营企业选择最多的一种企业所有制组织形式，约占温州民营企业数的54.8%。股份制又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形式，约占温州股份制企业的87.6%。1998年4月，据温州市工商部门统计，全市股份合作制企业和私营企业转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有12400家。80年代，温州民营企业组织形式是以个体和私营为主，同时有一部分个体、私营企业逐步转化为股份合作。股份合作制是一种不规范的企业组织形式。到90年代以后，随着姓“社”姓“资”问题的解决，有限责任公司便成为温州民营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当然，在实地调查中，也发现了不少有限责任公司是名不符实，只是将家族成员的出资或股份分割成几份，其内涵实质上是属于独资企业。由于目前温州大多数民营企业还处于初级阶段的低层次，保证其正常运行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决定着民营企业普遍推行股份制的条件尚不成熟。要想在民营企业中普遍推行股份制，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其所必然的条件是：有充裕的民间闲置资金；有较强的法制观念和契约观念；有发育程度较高的市场体系，等等。
四、温州民营企业管理权问题的两难选择
由所有者直接经营管理的家族模式过渡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模式，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而寻求明晰产权关系的民营企业，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营管理权问题。究竟是采取投资者直接经营管理，还是采取委托代理，的确面临着“两难选择”。应当说，这种经营管理权的“两难选择”有其深刻的原因：
首先，必须支付高昂的监督成本。在实行委托代理的情况下，作为代理人的经理和所有者的目标函数通常是不相同的，存在着利益上的不一致和信息的非对称性。这必然导致监督成本的增加。委托代理制所固有的监督成本，即使在西方市场经济中也是同样存在的。不过在中国的现阶段，这种委托代理监督成本特别昂贵。因为委托人（所有者）与代理人（经理）既没有血缘、亲缘关系的维系，又没有与代理人相匹配的专业能力；既没有忠诚可以依赖，又没有足够的信息防止欺诈；既没有共同的一致性的利益目标，又没有完整的偏好上的志同道合，监督成本必然是很高的。最新的竞争理论认为，竞争是有效激励的源泉，只有借助于市场竞争，利润才能成为衡量经营者努力程度和经营绩效的激励指标；市场竞争越剧烈，努力工作的机会越成为经理人的最优选择。在缺乏竞争力度的市场中，利润与经理的努力程度并不一定呈正相关联的关系，因此也无法有效衡量经营的努力程度。虽然委托代理所面临的问题，广泛存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场合，但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高度发达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经理市场，对经理提供很强的激励和约束，迫使他们尽责尽力搞好经营。与此同时，公司还利用较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控制经营者，用巨额激励报酬激励经营者，从而使委托代理人之间的摩擦得到缓和。而在我国，产品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很不发达，产品市场和经理市场的竞争力度以及资本市场的接管功能，对经营者的威胁又不大。这就必然加大委托代理的监督成本。
其次，必须支付高昂的激励成本。由于经理总是根据自身期望值最大化（如报酬最大化和福利最大化）的原则来选择行动，因此所有者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就须设立一个激励机制，把经营成果在所有者和经理之间进行最优分配，由双方共同承担经营风险，使得经理效用最大化目标与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目标相一致，实现二者的激励相容，诱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理，作出符合所有者目标的选择。
现阶段，民营企业寻找管理代理人面临着极高的激励成本，即必须支付给代理人相对较高的报酬。这个报酬不仅包括代理人作为管理者的薪奉，更重要的是在制定报酬标准时，还必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即现阶段我国经理人才的流动机制，事实上是“双轨”的，一轨是行政机制，一轨是市场机制。国有企业的经理可以由行政机制来配置，民营企业的经理代理人则只能通过市场机制来选择，而其中许多又是从传统国有企业中吸引出来的，这些人才在传统体制中虽然货币工资报酬很低，但他们的社会保障很充分，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因而当他们放弃传统体制的低工资而进入市场体制时，不仅要求其货币工资要远高于以往，而且在其预期收入中，以往传统体制中享受的社会保险以及享有社会地位等，也都同时被货币化为报酬要求。
伴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者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直接支配了很大一部分资源，这就使得民营企业经营中的作用越来越倾向于与经营管理者分享权利和利润，用更有效的手段激励经营管理者。从目前实际情况看，温州大多数民营企业管理人员，并没有把企业视为自己的企业，对企业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样就会导致所有者和经营管理人员的目标的不一致性，以及经营管理人员过于频繁的“跳槽”现象。应当这样看，即通过一定形式，将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的贡献，转化为对企业的股权，使经营管理者的长远利益与企业的长期发展结合起来。一般地说，长期激励有利于经营管理者的长期行为和企业的长远发展，短期激励有利于激励经营管理者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但容易导致短期行为。因此，应当把经营管理者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有效的激励基础。
温州民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选择，也面临着缺乏经理市场的难题。温州市场经济发育的历史阶段性，使得温州的经理市场，极具发展中的不统一、不规范、不成熟的特征，其后果是通过市场寻找经理人的民营企业，缺乏有效的选择机制。即民营企业要想通过市场寻找、比较、更换代理人，面临着缺少市场渠道，往往是在很狭小范围内，通过很偶然的机会去发现并选择代理人，缺乏选择比较的社会性、程序性，因而也就难以保证选择代理人的适用性。与此相联系，由于缺乏竞争性的统一经理市场，也就缺乏公开市场对经理们的有效约束，因而难以迫使经理们尽责敬业，努力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无疑给温州民营企业选择代理人的有效性和可监督性，带来极大的困难。
目前温州民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变革，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企业的发展需要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另一方面这种分离又可能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应当认识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企业发展的潮流，大势所趋，而“内部人控制”则是发展过程出现的个别障碍，不能从根本上改革“管理革命”分析方向。出现“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是可以缓解的，可以通过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控制。对于刚刚处于转型时期的民营企业来说，增加控制成本会增加企业的管理费用，造成财政上的压力，但是，从发展趋势看，这些成本费用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变得微乎甚微。与此同时，通过民营企业产权结构进一步调整，使受托人和委托人的利益趋向一致，可以逐步消除由于利益的不一致性所导致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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