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产业海外转移的新趋向与中国利用外资的对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用外资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对策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以及日本国内经济景气周期循环的变动,日本国内产业结构出现了加速重组的趋势,并由此导致了产业海外转移的规模和结构的巨大变化,这无疑会对中国利用外资和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的发展的调整时期,充分把握这一机遇,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将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一、日本产业海外转移的新趋向
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国内经济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是“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衰退和萧条之中,一些大公司及中小企业在国内经营利润大幅度下降,甚至亏损,导致投资者国内投资信心不足,纷纷将投资转移到海外,期望通过提高海外生产经营利润的比重,以弥补国内经营的利润下降和“亏损”。二是日元的大幅度升值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提高。1993年2月初,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为125∶1,之后,日元即开始了持续升值的高潮。至1995年4月19日创下79.75日元兑1美元的战后最高纪录。此后虽然开始回探,但目前日元兑美元的比率仍在117点左右的高位上盘桓,估计在较长时期内难有较大突破。日元汇率居高不下,不仅延缓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而且直接导致了国内生产成本的全面上升。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不仅增大了企业的亏损,而且严重削弱了日本出口产品的海外竞争力,迫使企业纷纷转产海外,扩大海外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基地。三是日本与欧美贸易摩擦和冲突加剧,迫使日本政府逐步放松其严格的产业保护政策,逐步消除进口限制,开放国内市场。产业“严护”政策的松动,对日本原有产业体系形成了全方位的大冲击,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产业因失去政府的产业保护而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不得不调整原有经营策略,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实行跨国经营。
日本国内经济的上述变化,加速了国内经济的结构重组,并导致了产业海外转移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和重组趋势。
1、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产业海外转移速度加快。
从1993年开始,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在日元汇率持续大幅度升值的推动和国内产业政策变动的影响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迅速增长的势头。1993年,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36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0多亿美元,1994年进一步增长到400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增长幅度达到10%。在这种回升趋势中,打算增加海外投资的企业明显增多,据日本进出口银行国际投资和发展研究所1994年9月对237个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调查,打算增加海外投资的跨国公司数已接近81%,比1992年的51%高出30个百分点。另据《日本经济新闻》对507家制造业厂商所作的调查;接受调查的厂商认为,今后5年日本的海外生产规模将猛增147.5%,而国内生产规模将只增长10.5%;在设备投资方面,在国外的投资将增长140%,而国内投资则可能下降10.7%。因此,预计近几年内,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将出现加速发展趋势。
2、对外投资和海外产业转变的“东亚化”趋势。
九十年代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和经济前景。使美国和西欧各国纷纷调整其在亚洲的策略,重视亚洲、特别是东亚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鼓励跨国公司涌入亚洲,以强化其在亚洲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面对美国和西欧对亚洲的争夺,日本为保持和扩大自己在东亚的经济势力,不得不加速调整其对外经贸战略,采取了“疏于美欧、回归亚洲”的新经贸战略。同时,随着日本的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不断扩大,日本谋求在世界政治大国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欧美已分别形成各自的区域集团,日本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与欧美两大集团力量抗衡。为抗衡欧美,进而取得更高的国际地位,日本需要借助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需要强化其在亚洲的影响和作用。基在此,九十年代以后,日本强化了其“亚洲战略”,扩大了对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投资与贸易。据统计,东亚占日本对外投资的比重,1990年为12.2%,1991年升至14.1%,1992年则急剧上升至18.1%。从贸易来看,1989—1993年,日本与东亚的贸易额由1513.04亿美元增至2287.5亿美元,增长了51.1%,东亚市场占日本贸易总额的比重从31.1%增至38.1%,而同期日本同美国的贸易额仅增长13.5%,美国市场所占比重从29.1%降至26.7%。从日本“亚洲战略”的国别重点来看,九十年代以后,日本有可能将其主要投资和经贸目标从亚洲“四小龙”更多地移向中国。据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数据资料显示,1983年至199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20.04%,超过同期日本对亚洲投资年平均增长率的19.8%。199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达16.9亿美元,比上年激增58%,所占比重已达4.69%,约为1991年的3倍。中日间的贸易额在90年代后也呈激增趋势。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日本则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据统计,1991—1993年,中日贸易增长率均在20%以上,其中1993年高达53.7%,1994年又增长22.6%,贸易额高达478.9亿美元。
3、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部门结构和技术结构出现新的变化趋势。
长期以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主要是采取以垂直式分工为特征的“雁行模式”,即以日本为头雁,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四小”为中雁,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东盟为尾雁,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对中国的投资,也主要局限于投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效益差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但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的扩张,对亚洲投资的部门结构和技术结构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一是对制造业的投资增加,二是投资的技术水平提高,向东亚与中国的产业转移逐步向高层次演进。这种变化在我国表现得较为明显。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已在中国兴建或计划兴建一大批技术先进、投资额较大的项目。如日本二菱物产在烟台市合资开办的投资1.15亿美元,年产量90万吨的水泥厂;以日本电源开发、二井矿山、兴山银行为主的20家企业已派团访华,探讨在华建设火力发电厂的可行性。1993年,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已达13.8亿美元,占其对世界直接投资的12.4%,机电制造等对华直接投资更是成倍增长。
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对东亚与中国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日本对除亚洲“四小”之外的其它地区的投资多集中在少数几个技术水平低、效益差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且短期化行为十分明显,结构又不合理。九十年代以后,日本要提高其在亚洲的地位和作用,尽早实现其亚洲经济合作的构想,就必须改变其传统作法。二是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使日本单独一国维持的全方位的产业结构正趋势解体,日本不得不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向东亚进行产业移植,将原来在国内配套成形的产业体系扩大到东亚地区,以求在整个东亚地区重塑全方位的产业结构。
二、中国利用外资的对策分析
1996年—201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机。在这个时机,中国将面临着加速发展市场经济,大力改造传统农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和现代化,迅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下个世纪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打下扎实的基础的艰巨任务。而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海外转移格局的变动,则为中国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和有利的外部条件。为有效利用这一机遇,当前我们必须对这一问题有高度的认识,抓紧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尽快制订出相应的对策。
1.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对于吸引外来产业和投资而言,投资环境往往具有十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因为国际间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流向都有一种寻找“相仿”环境的倾向,如政治的稳定性,市场的大小与开放程度,人文地理条件,管理体制等;至于较高级的产业,对“软环境”的要求更为严格。发达国家之所以倾向于向次发达国家投资和转移产业,其重要原因便在于此。就中国来说,当前的投资环境还很不理想,对外资缺乏吸引力。因此,当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投资环境的改善;一是要尽可能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快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尽快消除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创造一个良好的“硬环境”;二是应加快体制改革,加大开放力度,尽快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迅速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化外商投资审批程序,放宽限制,提高办事效率,缩短审批时间;迅速健全和完善各项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大力培训各类外向型经济管理人才,为吸引外资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2、加快制定与实施产业优惠政策,逐步以产业优惠取代地区优惠。
长期以来,中国的外资引进政策基本上是以地区优惠政策为主,但地区优惠政策既不符合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特点,也不利于中国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中国应尽早放弃这种地区优惠政策,逐步用产业优惠政策取代地区优惠政策。并抓紧制订产业优惠政策,合理确定引进外资改造和重组产业结构的方向、目标、步骤和重点,避免引进外资的盲目化和低层次化。
在当前,制订中国的产业优惠政策,必须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充分发挥和利用中国资源丰富、劳动成本和土地价格低的优势,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在原材料供给、土地利用和劳动力利用等方面更多的优惠,扩大外资利用的资源优势。二是充分利用中国市场优势,实施“市场换技术、市场换外资”战略,扩大市场开放度。扩大市场优势,应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规划和战略,逐步放宽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和行业限制,有步骤、有条件地开放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和银行、保险、航空、商业通信等服务业,扩大对外资的吸引力。三是应根据国际惯例,加快外资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体制优势。中国应根据国际惯例和国家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迅速清理各类外资管理政策,提高外资政策的透明度,落实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对供水、供电、运输、外汇、资金等基本生产条件给予必要的保障,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完善的、高效率的配套服务。尽早建立和健全与外商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坚决制止不正常的行政干预,保障外商的合法权益,应尽量简化外汇管理手续,迅速发展外汇市场,使外资企业能较灵活地运用资金、解决经营性外汇失衡问题,防范外汇风险。
3、加快企业体制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充分利用外资改造和
嫁接现有企业,促进工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
现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是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最为艰巨、复杂、也是最为关键的任务,现有企业改造面临着两大困难和制约:一是体制僵化,机制不活;二是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要克服这两大困难,一是应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企业体制改革的步伐,加速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企业产权,尽快建立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促进产权交易,盘活国有资产,逐步实现存量资产结构的合理化。加速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按现代企业制度重构企业结构和经营机制,促进企业结构的改组和经营机制的转换。二是加速引进外资改造现有企业。利用外资改造现有企业不仅可以解决现有企业改造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问题,而且还可通过外资的引进和嫁接,引进先进的企业组织结构、管理制度和经营机制,加速企业制度的改革。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日资向中国大陆大规模流入的有利机遇,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吸引日资对中国现有企业进行改造和嫁接。首先,应加紧制定外商投资产业导向政策,加大对利用外资改造现有企业的政策倾斜力度。对外商投资我国现有企业的改造在产品内销比例、信贷资金、税收优惠、股份比例和注册资金比例、合营期限、土地使用、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给予更多的优惠。其次,改善外商投资改造现有企业的投资环境。对外商投资改造现有企业,在所有制结构、产权安排、富余人员安置、老企业债务以及外部经营环境等方面实行更为灵活和优惠的政策。再次,引进外资改造现有企业还应有利于促进企业规模结构的合理化和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提高规模效益。通过引进外资培植有竞争力和市场优势的拳头产品和骨干企业,并以这些拳头产品和骨干企业为龙头和依托,促进企业的兼并与联合,组建和发展一批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型企业集团。对于一批长期亏损的中小企业,可以采取优惠出租、出卖或外资控股等方式转让给外资企业经营。以此逐步改变中国工业组织结构“小而全”“小而散”、规模效益低、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高水平生产能力不足的不合理状况。最后,利用外商投资改造现有企业,必须重视技术进步,使外资引进与企业改造、产业结构转换和技术进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促进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和现代化。
4.充分利用外资,加速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改造传统农业,已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至为重要的环节。但传统农业的改造,同样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生产经营方式陈旧的巨大困难,因此引进外资便成为必然选择和关键出路。利用外资改造传统农业,关键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引进外资调整农产品的品种结构和贸易结构,开发和发展具有质量优势、市场竞争优势和出口创汇优势的拳头农产品,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和创汇农业。其次,引进外资促进和加强出口商品基地的建设,使农产品生产逐实现基地化、区域化、专业化、系列化和外向化。再次,引进外资改造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加工技术和加工深度,增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和竞争能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改造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应把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加工深度的提高,实现由粗加工向深加工、精加工方向的转化;二是提高加工工艺和技术,实现由传统工业向现代工艺的发展;二是促进农产品加工由单一加工向系列化、综合化加工方向发展,促进农产品综合利用,提高农产品开发利用价值。
5.充分利用产业政策,加强对引进外资的宏观调控。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很不合理,新兴产业弱小,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很难在短期内凑效。特别是在利用外资改造和重组中国产业结构时,产业政策更为必要和重要。为有效地运用产业政策,扩大和调控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加快产业结构改造。必须尽快制定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合作模式的选择。目前,国际经济合作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式分工的经济合作模式,一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型国际分工合作模式。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合作模式属于后者,日本有高科技和资本的优势,中国有自然资源,农副产品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日本需要大规模向外转移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中国则需大力改造和发展这两类产业。因此,中国与日本经济合作的基础和主要领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只能照搬日本与一部分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中采取的垂直式分工的“雁型”模式。因为,一方面,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具有多层次和不平衡性特征:即既有规模庞大但很不发达的农业,又有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既有较为落后的工业生产设备和技术,也有较为先进的工业生产设备和技术,甚至还有一部分较为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单一的经济合作模式显然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多层次的要求。另一方面,实行单一的垂分工型经济合作模式,也不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现代化,不利于促进技术进步,难以使中国摆脱技术落后和产业结构层次低的状况。因此,我们应尽量摆脱这种垂直分工式“雁行”模式的约束,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目标与要求,引导经济合作朝高起点、多层次化方向发展,逐步建立起一种以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为领头雁,以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合作为支柱,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合作为基础的多层次经济合作模式。
第二,产业政策既要有利于发挥中国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利用经济合作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又要有利于培育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现代化。现阶段,中国与日本经济合作的基础与主要领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当前需大力改造和发展的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当前中国应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采取灵活多样的经济合作形式,大规模引进日本投资,利用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加快发展轻工、食品、纺织、化工、医药、建筑材料及创汇型农业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基础产业落后,支柱产业不明显,这是中国产业结构的关键症结之一。因此,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合作还应有利于发展中国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我们应该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积极鼓励和引导外资投入中国的能源、交通、通讯、重要原材料的开发建设,引导外资投入目前基础较好、竞争力较强,产业关联效应大的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工工业、汽车工业、建筑材料及纺织业等,使这些产业迅速成为全国的支柱产业。加强与日本在上述领域的经济合作,不仅有助于发展中国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促进全国产业的升级,而且有利于加深和日本的经济合作,使经济合作朝着持久、纵深的方向发展。
就中国与日本经济的特征和互补性而言,高新技术产业的高层次合作不可能成为目前双方合作的重点和主要领域,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中国应积极地争取日资在这一领域的投资与合作,并使其随着双方经济合作的深化而不断扩大其规模,提高其层次。高新技术的引进,必须坚持高起点、严要求的原则,根据世界技术进步的趋势和中国产业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要求,瞄准世界最新技术和尖端技术,力争引进最先进和最关键的技术,以实现在高起点上发展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在最短的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高科技领域的差距。加强与日本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高层次合作,一是要加强宏观指导和组织协调,制订合理的技术开发和引进的指导性计划;二是要制订和落实各项优惠政策;三是应充分发挥现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大中型骨干企业的作用和优势。
第三,产业政策要有利于加强对外资引进的宏观调控。引进外资改造产业结构,既有其积极作用,也有其消极作用,如果利用不当,往往适得其反,因为,外资是一种逐利资本,它所考虑和追求的只是利润最大化。总体来说,中国目前外资利用结构是不合理的,一是引进外资的技术水平和产业档次低,二是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才重点不一致,外资引进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因此,中国应重视利用产业政策加强对外资引进的宏观调控,使外资引进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方向和重点相一致。当前在引进日本资本改造我国产业结构时,应特别注意两点:一是在增加引进外资的数量时,注意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二是应注意促进外商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对于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不利于发挥中国资源优势和经济优势的外资项目,应限制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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