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加强对中国古代史学主体二十四史的研究——20世纪《明史》研究成就巡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史论文,笔谈论文,史学论文,加强对论文,二十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史学史研究角度而言，《明史》作为二十四史之一，与其他正史相比，有两个特点：
一是该书的修撰用时最久。从清顺治二年(1645)开局诏修，到乾隆四年(1739)书成刊印，阅时达九十五年。撰修期间，凡四次开馆，五换监修，七易总裁，撰修官更进进出出，见于记载的将近百人，其写写停停，一波三折。史稿改动也较大，从编修人的底稿，到主编的删削增润，以及后续主编的再次加工改动，内容和体例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有人说，《明史》也是官修史书中最难产的一部。
二是该书是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其修撰时间距今最近。该书的底稿和涉及的资料保存至今的最多。《明史》的撰修，依据明实录等官方文献，也间采野史、笔记、文集、方志等，这些文献还有许多留存于今世，为人们对《明史》的撰修过程、体例设置、记事真伪等等做详细考察提供了条件。
因此，在清亡之后的20世纪初，对《明史》进行研究似乎已是一种学术上的迫切需要，也是学术发展的应有之义。
清亡之后，继承中国史学的兴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1914年即成立了清史馆。刘承幹于1915年编集刊刻《明史例案》，把当时可以找见的关乎《明史》纂修的文献，诸如诏书、上疏、信札、移文、凡例等，搜罗殆尽，本是为供清史馆借鉴之用，却为日后研究《明史》的撰修过程提供了集中的资料。
稍后，专门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明史》研究大致呈两个主要阶段，即20世纪30-40年代和80-90年代。
20世纪30年代初，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金陵学报》，1卷2期，1931年)和李晋华《〈明史〉纂修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二文发表，对《明史》的编纂过程作了详细考辨，标志着系统研究《明史》的开始。30、40年代的研究除着力理清《明史》的修撰过程、参修人员、组织结构、运作方式等问题，还集中研究了《明史》稿本及王鸿绪是否攘窃的问题，一时俊彦硕学纷纷就此问题发表意见，柳诒徵、孟森、吴晗、张须、侯仁之等大家，都在报刊发表了相关文章。这个讨论的余波，延及40年代。
1949年以后，《明史》研究在港台继续进行，包遵彭编辑的《〈明史〉考证抉微》(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和《〈明史〉编纂考》(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两本书，集中了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的主要研究论文，其于《明史》研究的贡献可与民国初年刘承幹刊刻《明史例案》相埒。
而在大陆，自1949年至文革结束前的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明史》研究陷于沉寂，几无力作问世。只有个别学人在私下坚持研究，如黄云眉《〈明史〉考证》一至八册，虽是在1979-1986年整理出版，但其初稿就写于文革以前。这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郑天挺先生主持下，由对《明史》素有研究的汤刚、付贵久等人完成了《明史》的标点和校勘，并于197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进入新时期以来，《明史》研究在大陆兴盛起来。在继续致力于编纂过程的梳理和稿本的辨证的同时，研究视野不断向纵深发展，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大，开始注意撰修者及其思想，注重对《明史》各组成部分(纪、志、表、传)进行个案研究。汤斌、徐元文等总裁官，姜宸英等撰修官，黄宗羲、顾炎武、钱谦益等与《明史》撰修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学者，皆被纳入研究视野；《明史》的《食货志》、《艺文志》、《刑法志》、《文苑传》、《道学传》等也被专门研究。
在历时百年的研究中，从史学角度看涉及的问题主要有：《明史》修撰的指导思想以及历史观；体例体裁的特点；编修进程的阶段划分；总裁、史官的分工、进退和贡献；各种志传稿本及其分撰诸人的作用；各种版本的流传与收藏，等等。从史料与史事考证看，有对《明史》记事内容的具体批评，也有对《明史》的标点、整理。十几部研究专著和近300篇论文的问世，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明史》、读懂《明史》、进而研究《明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明史》研究是深入的，成绩是辉煌的。这是经过几辈学者艰苦努力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当然，《明史》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对于《明史》史学思想和历史观的研究，有分量的文章还不多，不仅比不过对《史记》《汉书》的研究，甚至比不过《新五代史》等的研究；对《明史》诸志的研究也还刚刚起步，与《史记》等正史的有关研究也存在一定距离；《明史》作为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其在纪传体上的因循和创造，也未曾得到认真的总结。
进入21世纪以后，《明史》研究的脚步并未停歇。在新世纪之初，就有许多新著问世。研究范围明显扩展，如对《舆服志》《兵志》《礼志》《选举志》等的研究，扩大了对诸志的研究范围。但是，我们期待的新世纪的《明史》研究应该是更富有生气和活力的。即便是在继承传统的治学方法时，研究传统课题时，也应当展开新的视角。《明史》作为最后一部正史，负载的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索，我们应当跳出既有的思维模式，尝试从新的视角和范围去认识《明史》。比如，能否不再局限于对谁剽窃了谁的追究？《明史》的撰修本是由撰修官初拟、由总裁或其他学者受总裁之托审改的，一个环节也不可缺少，以往就欠缺了对初拟稿的关注，现在的《明史》哪些使用了初拟稿，哪些才是经总裁该定的？注意及此方可捕捉到史馆的思想与史官个人的思想的不同，才可以看出官方的思想倾向是什么。再如，能否不再就稿本谈稿本，怎样才能把《明史》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联系，通过研究《明史》了解清代的学术氛围和社会意识，这也是一个以前所忽视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史记》所关注的问题，未必应该是《明史》所关注的。透过对《明史》所记内容、取材视角的独特之处的分析，可以了解清代史家的关注点，了解清代史学的特色。
总之，新世纪的《明史》研究应该是百花齐放、色彩斑斓的，应该在继承传统学术的基础上走出新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