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式发展与本土经验——女性学学科建设的十年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跨越式发展论文,本土论文,性学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6)01-0033-08
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自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得到了长足发展。如果说，十年前中国的女性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基本上是复述国外的理论观点、引证西方的学术见解、评价他人的成果方法的话，那么，十年后的今天，正在走向成熟的中国女性学研究正在努力有所超越、有所创新，即超越国外女性学既有的发展尺度，创建对中国女性问题有阐释和解说能力的知识与理论，正在变“照着说”为“接着说”、变“别人说”为“自己说”、变“说别人”为“说自己”，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跨越：女性学进入高等教育序列
十年来，中国女性理论研究和女性学学科体系逐步成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课程与教材建设日臻完善，正在成为人文社会学科中一个新的综合交叉学科。
1.女性学硕士专业方向设立
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显著成果是女性学硕士专业方向的设立。1997年，北京大学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正式设立了“女性学”硕士专业方向，“女性学”赫然列入了北京大学1998年研究生招生目录。虽然当年招生名额不多，其开创性意义却十分重大。它表明，女性学学位教育正式进入了高等教育领域；同时表明，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获得了标志性成果。这是因为，女性研究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人才的培养，都需要通过学校的场所和教育的手段来完成，高校学科建设是其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起，北京大学以及其他一些高校已经先后开出了若干门女性研究课程，培养了相关专业的妇女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但是，由于没有作为独立学科的招生方向和实体性的科研机构，高校女性学教学研究力量难以形成整体实力。增设女性学硕士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专业的妇女研究人才，有利于形成持续性的学术梯队，有利于向社会输送高素质的妇女研究者和工作者，以更好地适应中国妇女运动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底，普通高校中设立女性学硕士方向的已有6所。随着首届女性学硕士生进入燕园，中国的女性学硕士培养方案正式实施。从2001年起，中国有了自己培养的女性研究专业人才，她们走出校门，或进入相关的妇女研究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发挥作用，或到美国、加拿大、香港的大学继续攻读女性学博士学位，成为女性研究的后备人才。
2.女性学学科体系逐步构建
高校女性学学位教育的设立，有力地推动了女性学理论体系和知识系统的深化和普及。
若从学科基本理论发展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的女性研究对象经历了从“运动”、“问题”到“人”的转变。中国的女性研究与妇女运动相伴而生，在上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女性研究的焦点是“妇女运动”。70年代后期，女性研究开始更多的关注“妇女问题”，即事实上的男女平等问题。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女性学”研究被广泛关注。学界普遍认为，女性学应从“人”的角度、即作为人的一半来研究女性及女性问题，女性学研究的对象是“女人”——“自觉的实践活动着的女人”的见解，已经成为研究界的一种共识。而女性学则是一门关于作为整体的女性的本质、特征、存在形态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当然，运动、问题和人，都在女性学研究视野之内，但从“人”切入揭示女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和有别于男性的自身特征，显然是女性研究和女性学的逻辑起点。
自20世纪80年代女性学在中国问世以来，女性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就被学界广泛关注，并在学术争鸣中不断细化和拓展。1995年以来的十年间，在中外妇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相互碰撞和有机融会中，女性学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如果说此前的女性学研究多侧重于概念、范畴等局部问题的探讨，那么这十年的研究则在学科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上有所推进；如果说此前学界对女性学理论架构的探究多侧重于借鉴和吸收，那么这十年的研究则在“综合创新”和“本土化”上有所前进；如果说此前学者对女性学研究方法的开掘多侧重于各既有学科内，那么这十年学者更注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与交叉，尤其是从既有学科的研究方法到女性学研究方法的“转换”。
目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中国女性学的理论根基和方法论指南的见解，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因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发展仍然是中国妇女运动与妇女理论研究关注的重心。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此同时，应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 也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处于独特的地位：既是重要的指导原则，又是重要的理论内容。”[2]
梳理中国女性学基本理论建构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关系，是女性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课题。在这里，科学对待社会性别理论是一个突破口。总体说来，中国学者普遍主张社会性别分析范畴要与其它分析范畴结合起来使用，要尽量避免从单一的女性角度来观察性别问题，而应从两性角度来思考女性发展与两性和谐问题。这既有助于中国女性学克服对西方女性理论的盲从，又有利于切实回答中国妇女发展的实际问题。
有学者肯定了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流行的积极意义，即“学术理论多元化”，“观察多视角”以及揭示“当今世界把男人塑造成男人把女人塑造成女人的社会文化有许多不合理之处”。同时，也提出社会性别理论的适用范围问题，提倡合理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克服其“忽视社会文化的合理成分而夸大其不合理性”的偏颇。[3] 有学者指出，“社会性别结构分析方法尽管填补了传统学术中性别批评话语的缺失，但现行的研究有一种将社会性别理论作用夸大化的倾向，研究中必称社会性别，以为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是性别视角缺失造成的，可能会导致妇女学研究与学科化的僵化。”[4]
创建中国本土的女性学理论框架，是学界一致关注的重要课题。有学者提出了“弱嵌入性”理论，[5] 认为“我们需要在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系统中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无论是思考问题、分析原因还是寻找对策，都不能脱离中国现实社会系统。”“我们需要分解这个大系统，发现其中的性别关系”，“又要将其‘嵌入’回这个系统中去发现联系和影响，寻找原因和对策。这样的研究才是真正‘本土’的研究。孤立地分析性别关系或将其他社会系统的理论研究简单化地翻译或套用的所谓‘本土化’的研究，常常只是理论游戏”。“所谓‘弱嵌入性’还提示我们关注社会系统中的性别关系需要注意的‘度’，既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现实孤立地讨论性别关系和性别问题，也不能将社会经济关系对性别关系和性别问题的影响绝对化，或理解成‘强嵌入性’。否则，性别关系就可能被埋没在社会经济关系之中。”[6]
3.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更加系统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门的打开，“外教”进入校园，教师被派到国外交流，一些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方法的讲座和专题课陆续开出。北京大学1984年由“外教”给本科生讲授“西方女性主义”专题课起，到“世妇会”的1995年，已经在外语系、中文系、历史系、心理系、社会学系等院系开出了女性研究本科选修课程12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女性学理论的不断深入与拓展，使女性研究课程走进了更多的大学校园。1997年西安交通大学开设全校本科生选修课“女性、素质与发展”，到1999年约350位学生选修。[7] 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向全校本科生开设基础性的“妇女研究”选修课程，几年内就有664名学生选修。[7] 复旦大学自1997年在社会学系开设了“妇女研究”限选课，在全校本科生中开设了“性别研究”通选课。[8]
这一时期女性研究课程建设在普通高校的发展，既体现在课程数量的增加上，也体现在课程质量的提升中。女性研究和女性学“限选课”和“通选课”，比起此前的“专题课”、“讲座课”，在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均有所进步：内容的系统性、理论性增强，并实施学生参与式教学法，实现了教与学的互动，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北京大学佟新教授在全校本科生中开设的通选课“社会性别研究”，每次都有100多名学生选修。首都师范大学啜大鹏教授开设的本科通选课“女性学”，1999年以来已经讲授了11个学期，应学生要求学时从18增加到36，报名选课人数最高达180人，“这是学校里最火的一门课程了”。上海教育工会的夏玲英主席说：“性别课程走进上海高校课堂已经两年了，很受学生欢迎，就拿上海大学选课来看，第一次选课人数为117人，第二次170人，第三次170人，其中约有30％是男同学。”
女性学硕士专业的设立，推动了女性学专业课程建设的步伐。从1999年起，北京大学开出了4门女性学专业课程：女性学研究——女性学概念、知识及其理论体系；女性发展史——女性发展史、妇女运动发展史、女性学说发展史；性别与发展——性别与经济发展、性别与社会发展、性别与人口发展；西方女性学名著选读——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东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院校也相继设立了具有本校专业特色的女性学硕士课程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到2005年，全国已经有35所院校先后开出了女性学和女性研究的相关课程。从高校目前开设的课程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像首都师范大学等院校那样主要在本科生中开设女性学通选课，讲授女性学的基本知识、概念与理论，提高学生的性别意识和平等理念；二是在学校的某些院系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与本学科相关的女性研究的限选课、选修课或专题课，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开设的女性教育的系列课程；三是如北京大学等院校，为女性学专业硕士生开出的系列专业课程。
除此之外，一些高校还进行了多方位的教学尝试。譬如，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2000年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启动了“发展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在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多所学校进行跨校际的女性学与女性研究课程试点，并于2004年11月牵头建成了“跨界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培训基地”。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致力于将性别研究课程向原有课程渗透，探索校区/社区互动的路子，开展“在高等教育中发展性别课程”研究，“整合女性主义视角进入大学课程和活动”，组织“支持性别研究的跨学科中心”。大连大学女子学院经过近十年的探索，课程设计思想历经“注重女性特色、引入性别观念、强调以人(女性)为本”三个阶段，现在它的女性/性别课程体系包括“女性/性别必修课程、女性/性别选修课程、女性系列专业课面向全校学生、女性/性别渗透课程”等四个层次。[9]
课程体系的不断建设与完善，带动女性学教材建设加快了步伐。2000年底，北京大学率先出版了第一本普通高校女性学教材——《女性学概论》(魏国英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其后，更多为普通高校教学使用的概论性和专题性教材陆续出版，据统计截止到2005年上半年约有8部：郑新蓉、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啜大鹏主编《女性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罗慧兰主编《女性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骆晓戈主编《女性学》(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邓伟志、夏玲英主编《女性与社会性别》(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韩贺南、张健主编《女性学导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刘霓著《西方女性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李银河著《女性主义》(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等。
为了更好地推动和交流女性学与女性研究的课程和教学，探讨教学教材教法的会议陆续在高校召开。1999年8月21-23日，中华女子学院召开“妇女学学科与课程建设研讨会”，多所普通高校和妇女干部学校开设和准备开设妇女学课程的专家学者和教师参加会议，共同研讨女性学学科的教学与教材。2001年北京大学召开“中国高校女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与会的24所高校代表共同探讨了学科理论、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并一致同意成立“高校女性学学科建设协作组”，以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会后，出版了《女性学：理论与方法》论文集。[10]
2002年和2004年暑期，东北师范大学和云南大学先后组织召开高校学科建设协作组第二次、第三次会议，研讨“高校女性学课程与教学”与“女性发展与女性学学科建设”等问题，数十所大学的与会代表各抒己见，并就一些问题形成了一定的共识。2002年10月，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举办了“女性学教学本土化——亚洲经验”国际研讨会，来自日本、菲律宾、印度以及中国大陆和香港的76所院校的代表出席会议，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妇女学教学本土化——亚洲经验》。[11]
十年间，妇女干部学校中女性学教学及课程建设也在向前推进。据不完全统计，到1999年已有28所妇女干部学校开设了女性学课程，编写出版了各类教材。[7]
4.研究机构与队伍不断壮大
若从研究机构和队伍建设来考察，近二十年来，中国妇女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已经形成了妇联、高校和社科院系统“三足鼎立”的局面。虽然它们隶属于不同的系统，但依其性质、任务和作用而言，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进入行政体制内的常设机构，主要进行妇女现实问题研究，为其所属上级单位提供实证性研究成果，如妇联系统的研究机构等；二是处于边缘状态的虚体机构，大多进行以拓展学术领域、注重学科建设为主的基础研究，如高校和一些科研院所的妇女研究中心等；三是以妇女研究为宗旨组建的社会团体，譬如一些协会、研究会等。近十年来，三个系统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均有较快增长。
1987年，郑州大学率先成立妇女学研究中心，1989年和1990年杭州大学与北京大学相继成立妇女研究中心。以筹备“世妇会”为契机，高校女性研究机构迅速增加，1993年至1995年5月由3家发展到22家；[12] 到2000年底又新成立了17家。[13] 新世纪以来，又有14家高校的女性研究机构先后成立。截至2004年底，在中国妇女研究会108个团体会员中，高校的妇女研究机构占44.4％。以上数字显示，在中国妇女研究机构中，高校的机构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一支力量。高校女性研究机构的增加，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研究力量的加强，无疑为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
高校53家女性研究机构，从领导体制上考察，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隶属于校方或校科研部(处)，主要负责人由校级领导兼任，如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院校；二是隶属于某个学院(系、所)，如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院校；三是隶属于工会等群团组织，如吉林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院校。若从功能作用的角度来考察，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女性研究教学和女性问题研究为主；二是以女性问题研究为主；三是以女性问题研究和女教职工权益保护为主。在建制上，多数高校仍停留在虚体建制阶段，但“三无”(无编制、无经费、无场地)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变，一些高校妇女中心有了自己固定的活动场所。据悉，有专职编制的高校妇女研究中心已有4家，它们是天津师大、延边大学、东北师大和中国传媒大学。
路径：立足本土的发展之途
近十年来中国女性学学科在本土上生长发展，形成了自身独有的一些特色，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各学科女性研究不断深入拓展，为女性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元素
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大致经过了从既有学科的女性研究、跨学科的女性研究到独立的女性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路径。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女性研究比较多地侧重在既有学科内进行。改革开放以后，大多出现了以女性特质特征为出发点的分支研究，相继产生了女性生理学、女性心理学、妇女史学、女性文学与女性批评、女性教育学等分支学科。随着研究的推进，学界发现女性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综合交叉的领域，许多女性生存发展问题，很难在某一个既有学科内得到完满解答，需要跨学科的研究与探索。于是，90年代初，女性研究比较关注在若干既有学科中进行融合和交叉，譬如对“女性与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期中国妇女的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就是若干学科的女性研究者共同承担的。由此，女性研究进入了跨学科的发展阶段。90年代中后期，在既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女性研究进入了以建立独立的女性学学科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学界比较多地开始探讨女性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必要和依据，探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畴、方法以及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等问题。当然，这种描述只是有助于我们了解女性研究的一种直线型的发展进程，其实，女性研究在这三个领域——既有学科、跨学科和独立的女性学学科——的研究是紧密相连，互为补充的，只是在某一时间段、某一领域的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进展比较突出而已。’95世妇会之后，三个领域的女性研究互为依托，相互促进，进展很快。
可以说，中国的女性学学科建设是建立在既有学科的女性分支研究不断深入与拓展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各学科女性研究的丰硕成果和有效方法，为女性学提供了充分和必要的材料；女性学也正是在整合、转化和提升这些理论元素中存在和发展的。女性学既不能取代各学科的女性研究，也离不开它们的支撑。要建设科学的女性学，建设好各既有学科的女性研究是其必要条件；也只有在各学科的女性分支学科研究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女性学才能永葆活力。
近年来高校众多学科的女性研究成果颇丰。如：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兼女性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主编的《唐宋女性与社会》(上下册)论著，成为北京大学“985工程”重大项目“盛唐研究工程”第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吉林大学妇女研究会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子课题“社会主义社会男女不平等的性质、特点和原因分析”，该课题组在国内外公开发表与妇女和性别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50余篇。西安交通大学女性人口研究中心已完成女性人口、尤其是妇女参与发展等方面的科研项目50余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20余项，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00余篇。郑州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台湾女性文学史论”、全国妇联规划项目“城市女性非正规就业现状及对策研究”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8项。①
同时，各既有学科的女性研究在不断向学科主流推进。其中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学、人口学前进的步子更大。如，社会学学科已经有数所院校设置了女性社会学硕士方向，教材《女性社会学》也已问世。[14] 历史学学科，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联合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举办的“唐宋妇女史国际会议”取得成功，还进行了妇女史研究生跨校授课选课的探索；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裔昭印教授联合国内学者成功申报“世界妇女史”课题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2002)。教育学、人口学、文学、历史学有了女性研究的博士生培养方向。②
据不完全统计，2002-2004年间，以女性为主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有290余篇。一批优秀的博士论文出版，获得好评。如政治学领域的《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李英桃，2004)，经济学领域《基于社会性别的家庭时间配置研究》(许艳丽，2004)和高等教育学中《解读高等教育的性别符码——基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研究》(王珺，2005)等，就是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推动下的直接和间接成果，为中国女性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因子和方法借鉴。
2.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为女性学学科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1994年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中明确指出：“2000年前逐步在大学开设妇女学选修课。”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也明确提出：“要在课程、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改革中，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教师培训课程之中，在高等教育相关专业中开设妇女学、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社会性别与发展等课程，增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社会性别意识。”
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规划和社科基金资助中加大了对女性学和女性研究的支持力度。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在“九五”教育科研中设立了“高校妇女学学科建设”课题，鼓励专门研究和论证高等院校建立女性学学科的必要性。[8] 教育部“十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中，历史学设立了“妇女史研究”，民族学设立了“国外性别问题理论”和“中国性别问题研究”，社会学设立了重点研究项目“妇女参与社会发展与妇女社会支持网络”。③ 据统计，近五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与妇女相关研究课题有28项，占0.5％，共涉及9个学科领域，相比上一个五年有很大突破。
中国妇女工作决策层也将学科建设视为妇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在“中国妇女50年理论研讨会”的讲话中指出：“近年来，在哲学、史学、文学、人类学、人口学等学科领域中，一些专家学者开始从妇女的角度来审视传统学科，试图补充、发展和完善人文学科，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一些学校开始了妇女学的学科建设。尽管对妇女学的对象、内容、认识还很不一致，但它的出现推动了妇女研究的深入发展。一种成熟完善的学科，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实践、学术争鸣和理论探讨才能形成，妇女学学科建设也是如此。我们应该以积极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妇女学学科建设，使妇女研究得到全面发展，这将有利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建设。”[15]
2004年12月15日，全国妇联与中国妇女研究会共同举办了“推动妇女研究进入社科研究和学科建设主流高层论坛”。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的有关领导分别就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做了重要讲话。与会者热烈探讨了进一步推动女性与性别课程进入学校教学体系、推动女性与性别研究进入学科建设和社科研究规划的政策建议。
国家政策与领导层的支持，使女性学学科建设赢得了良好的生长与发展环境。女性学以及既有学科中的妇女研究的兴起与蓬勃发展，适应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正成为新兴学术的一个增长点。
3.开放的研究机制，跨学科的研究队伍与立足校情的研究方向，为女性学多视阈的探索提供了便利
中国女性学学科具有开放性的研究机制，可以随时吸收来自各领域对女性学有研究兴趣的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形成宽松、活跃、吸纳、包容的学术氛围。因为大多数高校女性研究中心都不是实体，在人员编制上没有限制，也没有刻板的“进入”门槛，许多学者专家是因为对女性学的研究有兴趣而聚集在一起的，因此形成了一个研究领域广泛的学术兴趣群体，并使得女性学学科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女性学学者的专业背景是多样化的，她们多来自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法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这些学者将各自专业的最新理论信息和研究方法带入女性学的研究，加上女性学学科建设对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的渴求与吸纳，使得该学科有可能将所有能为女性学研究所用的资源集中起来，形成了跨学科的研究队伍。
各高校的女性研究依托本校学术资源，凭借所在学校的学科优势和学术传统来展开自身的研究，也是一个特点。从已有高校的女性学研究来看，大致可归为两种类型：一类以“专”见长，即擅长于某一领域的女性研究，如中央民族大学以少数民族妇女研究见长，中国传媒大学则侧重于媒体与女性的研究。另一类以“全”见优，即致力于跨学科多领域地研究女性问题。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女性研究，就是依靠所在大学的综合实力，在广泛的学科领域中展开，为女性学学科的建设提供了多视阈的探索。
4.自觉的实践视角和服务于中国女性发展的切实目标，是女性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女性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高校女性研究机构和学者在致力于理论探讨的同时，广泛参与国家、部门和地区性别研究项目与性别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关注女性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自觉将性别意识纳入影响所及的范围，促进全民性别意识的觉醒。例如，北京大学坚持开展妇女法律热线服务；中山大学主办性别教育网，将课程教学与社会干预活动相结合，开展了“白丝带”活动和为“黄静案”收集资料与证据等；云南民族大学组织民族地区学生回家乡开展社会性别培训活动，等等。十年来，各校研究机构在取得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取得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数据和成果，不仅为女性学学科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决策研究提供了有力依据和现实材料。
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推动社会发展。中国女性学研究始终把握中国女性的实际需要，服务于女性发展与男女和谐进步，推进了学术的繁荣与进展。比如，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过程中，女性学学者从女性作为“人”和“女人”的双重视角，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意见，很好地维护了女性的人身权利。
5.准确把握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是中国自己的女性学顺利生长的条件
毋庸置疑，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的十年发展，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是极其重要的外在推动力，而这十年间，中西方女性理论的交流与碰撞也是不可或缺的加速器。值得庆幸的是，近三十多年来蓬勃发展的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性学的观念、理论与方法以及累积的学术成果，为我们的女性学研究提供了多方位的参照视角、分析工具和运作策略。学习、借鉴、吸纳和转化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为我们的女性学研究减少了许多起步的艰难与困惑。但是，中国的女性学学者清楚，吸收他人的优长，目的是开创符合本国国情的女性学学科。我们不但要搞清楚别人在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做，把别人的“经验”拿来；更要清楚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做，拿出我们的“经验”和见解，因此，中国的女性学，已基本走出了自己的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概括起来就是：
如果说，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女性学更多的带有女权运动的色彩，对当代学术具有很强的批判力度的话，那么，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女性学，则带有更多的构建男女和谐发展的意愿，既符合国情，又对学科的繁荣与进步具有很强的建设性。
如果说，西方的女性学与女性主义是“从一向多”发展，即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研究向多种族、多阶级、多地域、多民族的女性研究发展，从女性主义向多学科女性研究发展的话，那么，中国的女性学则是“从多向一”发展，即从多学科的女性研究到独立的女性学学科建设，从具体的分布在各地域、各阶层、各民族的女性研究逐步进入对一般的整体的女性的研究。
前瞻：女性学研究任重而道远
回顾中国女性学十年历程，可以说既有巨大进步，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女性学仍处于边缘学科的地位，“三无”体制以及不稳定的专业队伍，仍是制约女性学学科发展的重要障碍
五十余所高校的女性研究机构基本上是“三无”的虚体建制：没有固定的编制，没有专职人员，全部是兼职，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兼职人员都要在完成自身繁重的本职工作任务之余，抽出时间和精力从事女性学的研究和教学，因此，困难重重；没有固定的经费，很多项目的实施因此受到束缚，只能局限于较小的范围内，或者依靠热爱女性学的“志愿者”的志愿投入；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和设施，对内和对外的学术交流都没有独立的空间可以利用，研究人员组织松散，给各项活动的开展造成了限制。即使是不同学科老师共同开设的女性学课程，几位老师也多是“自说自话”，彼此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缺乏统一严整的理论体系。在科研上，多以实体机构为单位申请项目、课题并独自完成，少有跨学科的合作，研究结果在学科之间也少有交流。这些都制约了女性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发展，使很多妇女研究机构与研究课题处于尴尬的境地。
2.女性学学科体系建设仍不够规范，概念、理论和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综观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十年的发展，可以看到我们的基本理论建设还不够充实完善，学科体系还不够规范，某些概念和方法还不够谨严。这是制约学科发展的主要问题。
十年来，不少高校开设了女性学和女性研究课程，但由于理论和术语的含混，使得课程的质量参差不齐，直接影响了教育的效果和人才的培养。高校妇女研究机构近十年来所从事的学术活动，经验研究多，理论提升少。在女性学界，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和普适性的实证研究缺乏，一些比较陈旧、重复、老套和“学舌”的出版物仍嫌过多。一些高校妇女研究学者参与了众多的科研项目和课题，形成了不少研究报告，这些都是女性学研究中取得的重要成果。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很多项目进行到调研报告问世便停止了，还缺乏理论层次上的升华。从总体上说，中国女性学学科还处于建设之中，还需要下大工夫和下大气力，还需要给予格外的扶植和培育。
尽管存在如上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但女性学学科建设取得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可以预见到，今后一段时间，女性学的学科建设必然会继续取得新的进展：女性学跨学科的特点将会在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取得更多的影响；开放、活跃的研究氛围，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事女性学研究；而这也将促进研究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并初步形成一个女性学教学、科研的网络；对外交流合作范围的扩大，也将会在引进西方新近理论的同时，更促使本土的、多样化的中国女性学理论与知识体系的成熟；女性学基本理论，将会因越来越丰富的女性研究成果而得到提升，形成更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学理论体系。
注释：
①资料来源：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靳诺在“2005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暨‘北京+10’论坛”上的发言——“高度重视妇女和性别研究 推动妇女学研究上一个新台阶”。
②据了解，北京师范大学的郑新蓉教授、南开大学的谭琳教授、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裔昭印教授，分别招收女性教育学、女性人口学、女性文学、妇女史学的博士生。
③资料来源：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靳诺在“2005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暨‘北京+10’论坛”上的发言——“高度重视妇女和性别研究推动妇女学研究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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