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词中兴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中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兴于唐，盛于两宋，衰于元明的词，至清代又出现了复兴之势，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比较独特的现象。清词号称中兴，主要是针对宋代之后，元明两朝词坛不振的历史而言的。但客观地讲，元代去宋未远，旧调尚有流传，许多作者由宋入元后，还能继承宋词创作的余绪，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拓展。不过由于散曲的产生和流行，其新颖的形式很快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接受，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也随之转移，词便不再象过去那样受到世人的重视。所谓“曲兴而词亡”〔1〕， 说的就是这样一个现象。这种历史的持续，对刚刚走过一个创作高峰的词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面对着宋词成就的压力，一些人就要敛手填词，把精力转向其它方面。另一方面，新兴的散曲正在以唐人唱诗、宋人歌词那样新颖活泼的形式向社会化活动的规模发展，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作者。这对词的冲击力极大。元蒙统治中国的时间虽然只有一百多年，但却足以使一代文风发生彻底的改变。所以由元入明以后，在元代尚曾流传过的宋词词乐能保存下来的就已经寥寥无几了。到嘉靖年间，李开先《歇指调古今词序》中有如下记载：
唐宋以词专门名家，……在当时皆可歌咏，传至今日，祗知爱其语意，自《浪淘沙》、《风入松》外，无有能按其声词者。
另冯惟敏《李中麓归田》中也说：
宋曲见于今者，有辞无声，其仅存者，一二而止。
于是明人为了作词，便通过制定词谱的办法，由倚声填词变为亦步亦趋的按谱填词。词至此时，便彻底走向了衰亡。然而到清初，词坛却一改明代的消沉和不振，突然间百派流变，填词家纷纷云起，形成了振衰复兴的壮观之势。
一
清代词坛之所以能出现两宋以来的中兴局面，首先与明代词坛的长期沉寂和明末江浙词坛的开始崛起有关。明词的不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从朱元璋建国到明末，词坛上没有出现专门以词名家且可与唐宋词人争胜的作者。《明词综》所收的明代词人共390位， 这个数字既不逮宋，又不如清，而且除去晚明的几家外，大多数人都是在诗赋和戏曲创作之余偶尔涉足于词。这样就很难引起人们对这一濒临衰亡的文体的重视。对这种现象，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三）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他说：
金元工于小令套数而词亡。论词于明，并不逮金元，遑言两宋哉！盖明词无专门名家，一二才人如杨用修、王元美、汤义仍辈，皆以传奇手为之，宜乎词之不振也。
明词之所以缺乏专门名家的作者，究其原因，除了词乐大量失传而使倚声者无所依据外，还与文坛创作风气和思想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明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在戏曲和小说等通俗文学领域内。这一时期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市民人数急剧增加。新的生产关系和城市环境又引起了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系列变化，使其趋于复杂和多样化。这样不但为戏曲和小说等通俗文学提供了市场，而且也提供了素材，激起了它们的迅速发展。在长江中下游一些商业发达的地区如扬州、苏州和杭州等地，有大批商人聚集，他们往来于南北各地，见多识广，对于这两种新兴文学形式的普及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与传统的诗、词相比，戏曲和小说不但结构变化灵活，而且容量也大，反映生活的能力和深度都比诗词强，所以就很自然地吸引了多数文人的注意，致使词被冷落，因而作者寥寥。
另外，明代的正统诗文虽也不如戏曲和小说发达，但作为传统文人的一种基本修养，它们并未被遗忘。所以诗文创作上的成就尽管不是很突出，理论的探讨却很热烈。前后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大倡复古，力非宋人，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明人论词，多持轻视的态度，王世贞就认为词“不作则可，作则宁为大雅罪人”〔2〕。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一般人都不屑于以词名家， 所以曾在两宋结下累累硕果的词便很难有兴盛的机会。
其二，明词不振的第二个表现是作品质量普遍不高。对这种现象，王易在《词曲史·入病第八》中总结说：
以传奇手为词，自必至于好尽而失蕴藉：然明词之所短，犹不仅此。其属于形式者，为律格之疏讹；其属于精神者，则缺乏真切之感情与高尚之气格也。
王氏从形式（律格）与内容（感情、气格）两个方面对明词的缺点作了分析，很具法眼。前面讲过，因宋代词乐基本失传，明人只能按宋词作品的格律去填写，所以在声律的运用上就多有不严之处。后来为方便填词，避免失误，弘治年间王綎编定了《诗余图谱》一书。由于他对宋词的格律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加上书中所用的符号不清楚，此书仍然错误不少，不但没有方便大家，反倒使人以假当真，以讹传讹。但明词的缺陷并不仅在于声律方面，关键还与内容的贫乏有关，田同之批评其“陈言秽语，俗气薰入骨髓，殆不可医”〔4〕。 明人好用词作应酬，结果使作品缺乏真情实感，流于形式，显得空洞无物。用刘体仁的话说就是：“盖非不欲胜前人，而中实枵然，取给而已，与神味处，全未梦见。”〔5〕对于造成以上诸种不足的原因， 陈子龙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这是由于“钜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且南北九宫既盛，而绮袖红牙，不复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鲜工也”〔6〕。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明代末年才有一定的好转。
就其历史意义而言，明代词坛的衰疲和不足却使清代的继承者们保持了一种清醒的头脑，使他们在对前人的错误和失败进行批评与指责的同时，也认真系统地研究了词的各种作法，重新思考了词体的功能和价值，对创作产生了兴趣和信心，最后掀起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峰。同时经过词坛上一段时间的沉寂以后，清初词人也不象元明两朝那样直接感受着宋词成就的压力，流行一时的戏曲和小说这时又刚刚走过了一个高峰，更新的发展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所以人们又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被冷落已久的词，试图在这里重新找回施展才华的机会。
当然，有了可能还不等于必然，词坛由明代的沉寂状态发展到清代的中兴局面，中间还要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事实上，从明清两朝词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对于词体创作方法的研究，从明代中期以后就已开始了，王綖的《诗余图谱》肇端于前，嗣后天启年间程明善又著了《啸余谱》一书，继续从格律的运用方面探讨诗词的作法。而嘉靖时期陈霆的《渚山堂词话》、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俞彦的《爰园词话》和杨慎的《词品》等书，则通过对前代作品成败得失的分析总结，对词的用字、布局等技巧性问题作了许多研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规律。明人的这些研究尽管因为这样那样的不足而较受清代人的非议，但他们毕竟为词坛的复苏带来了一线曙光。所以到了崇祯年间，江南一带开始有人对词又慢慢地产生了兴趣。朱彝尊在回顾明代词坛的变化时曾说：“崇祯之季，江左渐有工之者，吾乡魏塘诸子和之，前曹学士子顾雄视其间。”〔7〕吴伟业在《评余怀秋雪词》一文中也说：“余少好填词， 每自恨香奁艳情，当升平游赏之日，不能渺思巧名以规模秦柳。”吴伟业出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那么他能填词最早也应到了天启年间，稍迟一点即入崇祯朝。可见词的创作至明末已开始有了回升的势头，就有明一代来看，这一段乃是明词发展的高峰，曾先后出现过好几位较有成就的词人。如：吴伟业、陈子龙、龚鼎孳、宋征舆等，其中除陈子龙在抗清过程中死节外，其余人都活到了清代。他们既作为一代新秀，为明词画上了一个较为醒目的句号，又作为前朝元老，开了清词创作的一代宗风。所以说，明末词坛的复苏是清词中兴的一个重要的逻辑环节。
二
晚明词坛的新迹象之所以能在清初被继承和发展，还与明季的历史现实有关。在中国历史上，明王朝的灭亡和赵宋有许多相似性。其过程都是先因异族入侵迫使政权南移，然后偏安江南的临时小朝廷被翦灭，由入侵者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取代。当然明朝与宋朝的历史并不尽相同。首先，明朝的灭亡主要与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有关。而北宋的灭亡则完全是因金人入侵造成的。其次，南明的灭亡比南宋要迅速得多。宋人南渡后偏安余杭曾长达一百多年。而南明政权建立的时候，农民军已占领了北方和江南的大部分地方，各地战火方炽，清兵又伺机而动，造成全国一片混乱。加上政权内部奸臣当道，不稳定的因素极多，所以这个短命的临时政府在刚满周岁的时候就夭折了。但尽管过程和形势不尽一样，它们最终相似的结局却使人完全有理由忽略细节上的差别，去留意具有共同性的地方。
明朝到了灭亡的时候，就像秋天里的树叶，已经因生命力的减退而变得萎黄、灰黯，所以禁不住北风的几阵摇撼，就纷纷地抖落了。由于这场历史灾难来势迅猛，使那些在华宴声色中享乐惯了的明朝君臣们几乎始料未及，所以许多人只能抱着他们的憾恨到入清后再去痛定思痛，进行反思。但这并不等于当时就没有人意识到历史将会怎样结束。如被永历政权封为晋王的李定国就是一个例子。据刘彬《晋王李定国传》载，永历六年（1652），李定国攻取桂林后，招兵部尚书刘远生在七星岩会饮，当酒喝到兴酣之时他吐露了自己的真言，对刘远生说：“方今之世，一宋末之局也，君艳羡文文山、陆秀夫、张世杰诸前哲乎？……文、陆、张诸公，其精忠浩气，固足以光昭青史，为天地生色，然吾侪之对于国家，窃不愿有此结果也。”说完之后，两人相对欷觑，不胜感伤。足见李定国是认识到了三个世纪前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那一幕正在重演。这种认识在入清后的许多文人中普遍存在。
清顺治八年，江西傅占衡作了一篇《陆伯嚭小传》，借宋末爱国伶人陆伯嚭当朝羞辱降元士大夫的事来讽刺那些仕清的明朝官员。这表明傅氏是把明末清初的这段历史同宋元之际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他看出了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此后，王士祯《蚕尾文集》卷六《霜皋先生墓志铭》中也说：“顺治末，客淮南，偶得《崇祯遗录》一书，读之，心疑其为宋遗民之流，久之乃知为霜皋先生作也。”他之所以会“心疑其为宋遗民之流”，说明他和李定国、傅占衡对明季历史和宋末历史存在着近似性的看法是一致的。
历史的相似性很容易激起承受者们的同情感，激起他们内心超越时空的共鸣。这种对历史的认同自然也包括对人文思想的肯定，文学作为这种思想的物质形态之一，最能反映当时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情感，所以也最引起后人的关注。南宋末年，大批爱国词人为了唤起民族的危亡意识，纷纷继承南渡词人辛弃疾的创作风格，用词来大声疾呼，抒发自己的爱国豪情和救亡之志，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其中著名的象刘克庄、刘辰翁、蒋捷、文天祥、汪元量等都写了大量充满着愤怒与抗争之情的作品。民族的不幸既激起了愤怒和不平，也在一些人心里留下了难忘的伤痛， 于是他们也用在当时流行的词来“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8〕，在极度缠绵的风格中，熔铸着他们的愤慨和凄惋之情，周密、王沂孙和张炎都是这类词人的代表。这些词人和他们的作品，使处在民族矛盾高潮中的清初文人受到了很大的感染。所以借词来写自己的家国之恨和身世之慨，在清初文人阶层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他们的作品中既有慷慨的壮歌，也有低沉的悲吟，更多的则是借花草美人和华宴声色来曲传自己内心的不平、无奈和追悔之情。于是相似的历史经验既在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们内心激发了同样的感慨，而同样的感慨又藉着同一种文体——“词”表达了出来，这是后人认同于前人的必然结果。
三
清词中兴，除了文学史方面的原因和历史原因外，还应当考虑到词体本身的因素。具体地说，清初的社会现实和词体特有的抒情功能之契合，是清词能振衰中兴的一个根本原因。
词在唐宋元明时期，一直被视为“艳科”“小道”。钱钟书曾指出“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9〕因为诗是严肃的东西，词则为诗之余事， 故不妨写得随便一些。这种观念直到明末清初才开始有了较大的改变，词体的地位也逐渐得到提高。但即使这样，诗词二者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除了格律上的不同外，主要还在于它们的抒情功能各有侧重。对此，清人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清初杭州的徐士俊在为曹尔堪等人的《南溪词》所写的小序中说：
盖三先生胸中各抱怀思，互相感叹，不托诸诗，而一一寓之于词，岂非以诗之谨严，反多豪放，词之妍秀，足耐幽寻者乎？〔10〕
徐士俊指出词是以妍秀之体来写幽曲之情——即词的特点是不直露而耐寻味，宜于传达人们内心深处不能或不愿明言的思想感情。对词这种独特的抒情功能，朱彝尊有一段更具体的分析，他在给陈纬云作的《红盐词序》中论道：
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钜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竹垞此段议论十分精彩，他以昔贤为例，点破了词有利于表达人们在诗中所难言的情感，所以特别适合于“不得志于时者”的需要。这为我们理解清初词人队伍不断扩大和作品数量不断增多的原因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清朝定鼎之初，全国各地的武装反抗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在一个很的时间内无法平息。面对着汉族强烈的反抗意识，满清统治者进行了极为残酷的镇压。为了彻底打消汉人的反抗心理，1645年占领南京后清政府颁布剃发令，大批地屠杀抗命者。此后随着统治的基本稳定，又先后于顺治十四年（1657）大兴南北两闱的“科场案”，于顺治十八年（1661）兴“奏销案”和“通海案”，重点打击反抗意识特别强的江南士绅和知识分子。这种风波迭起的酷烈镇压，使刚从战乱中定下心来的士人身心再次受到严重的摧残。由于文禁森严，为了避免动辄得咎，广大知识分子个个噤若寒蝉，不得不在言语行动上处处留神，生怕有所触犯。
高压统治虽然限制了人们的言行，却无法平息其内心的愤慨。历史的剧变破坏了许多人走仕途经济的梦想，新的统治者又使他们感到畏惧和难以信任，这种进退失据的苦闷郁结在心头，使他们急于一吐为快。于是词这种“足耐幽寻”的文体就重新被派上了用场。由于有视词为“艳科”“小道”的传统思想作掩护，统治者就不易将词同抒写故国之思等严肃的政治内容联系起来。所以一些生非其时的文人学士就在在山水流连和声华裙妓中逸养其劫后余生的同时，于词中寻求消磨才华的机会，借以曲传他们的抑郁不平之气和故国兴亡之思。用叶恭绰《广箧中词》中的一段话说，就是：
清初词派，承明末余波，百家腾跃。虽其病为芜犷，为纤仄，而丧乱之余，家国文物之感，蕴发无端，笑啼非假。
所谓“笑啼非假”云云，实质上是就人们内心各有隐痛来说的，这是清词的独特之处，也是清初的历史现实与词体特有的抒情功能相契合的结果。
四
文体的兴盛与衰落，还与时代观念的转变有必然的联系。对于那些过去曾兴盛过的文体来说，它的兴衰与某一时期学术风气的变化往往有很直接的关系。清词的中兴，便是在清代学术风气发生彻底变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在中国学术史上，宋明两代是理学的天下。理学产生于宋代，它是隋唐以来儒佛之间长期斗争和融合的产物，其特点是把儒家的思想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带有相当浓厚的玄学色彩。虽然当时的几位理学大师除陆九渊兄弟外，朱熹、吕祖谦和陈亮等都不以谈玄为主，但在和佛教的长期斗争中，他们所信奉的理学已脱去了先秦儒学的朴素性，带有很强的思辨色彩。这种特点在明代得到继续发展，形成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
“心”学主张“心即理”，认为“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赅”〔11〕。所以人只要发明本心，便能无所不通。这种思想为当时沉闷的学术界注入了一股活力，但也把人导向喜尚空谈心性而无实际作为的空虚境界。由于明代实行八股取士制，一般士子们除了永乐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加上受了“心”学的影响，就更加不务实际。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末。据冯班的《钝吟杂录》卷三载：
余生于万历之季，当时士大夫子弟举业之外，不得通一技，触事面墙，往往可笑。
这种人一旦科举得中后在治国御敌方面一般难有建树，只能以空谈相高，在一些小事上争吵不休。明代末年席卷全国的党社之争就是缘此而起的，结果终于招来了亡国之祸。明亡以后，学术界痛定思痛，对这段历史作了深刻的反省。清初的著名学者如顾炎武、王夫之和李刚主等都有所总结，其中尤以李刚主所论最为深刻。他指出由于学术风气的影响，明代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是：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
其结果是造成“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12〕。经过这场总结和反思，清初学术界就开始改变了明代学术的空疏风气，由过去的主观冥想转向重客观的考察，由重空谈转向重实践。
在这种背景下，文坛上也不再高喊“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或为了某种理论而纠缠不休，而是把注意力重点放到了创作上，使整个风气彻底为之一变。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二即云：
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郭，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竟尚宋、元。
宋诗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以它的质朴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诗坛的这种变化也引起了人们对宋代另一种文学形式——“词”的重新重视。这从清初人对词体看法的改变中就能得到证实。《历代词话·词评（下）》引了梁冶湄回忆梁清标教育自己的一段话说：
叔父家法，自理学经济诸书外，稗官野史，不许子弟流览。然使其涉猎诗词者，所以发其兴观群怨，使知古来美人芳草，皆有寄托也。故得从间窃观《蕉林集》，凡乐章小今，必一一从纨素间志之。
梁清标是清初著名词人，有《棠村词》传世。他完全抛弃了视词为艳科小道的传统偏见，认为词和诗一样，都是抒情言志的手段，都能起到“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所以用它和诗一起教育子弟。这反映了三百年来，人们对词体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至此，清词中兴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
五
在分析了上述的各种客观条件以后，我们也不能忽视创作主体——作家方面的因素。在清初词坛上，作家群体的形成和壮大，对于提高作品质量，形成创作风气，迎来词的中兴起了决定作用。
纵观顺康两朝的词人队伍，基本上是由两批人组成的。第一批是由明入清的文坛耆旧，如吴伟业、龚鼎孽、梁清标、曹溶、宋征舆等人，由于他们在文坛上的名望和地位都比较高，所以在倡导风气和扶植后进方面功不可没。这些人虽然并不专门以词名家，但都有一定数量的作品问世，他们以词来抒发易代之际的粟离之悲，和旧巢已倾、新枝难栖的内心彷徨，所以作品多显得慷慨而多气，志深而笔长，对于扭转明代词坛的颓风和开创充实生新的清词新局面起到了别开生面的引导作用。继他们之后，从顺治末年开始，第二批词人开始崛起，他们以王士祯、彭孙遹、顾贞观、曹尔堪、曹贞吉、吴绮、董以宁、邹祗谟、陈维崧、朱彝尊和纳兰性德等人为代表，在第一批词人所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向前拓进，将其不断地加宽延长，并且还出现了以专门填词而著名的“清初三大家”。创作队伍的形成和扩大，营造了按谱填词的时代风气，使清词的中兴终于由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随着创作风气的日渐浓厚，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以血缘、地域和师承、交游等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各种创作团体。就顺康两朝的情形看，这些团体除了北方的北京有一批人外，其余大部分都分布在江南。这与江南自宋代南渡后一直为元明清三代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和词向来就南盛于北的传统有关。当时分布在江南的创作团体主要集中在扬州、上海和杭州等地。上海从明末就出现了以陈子龙、宋征舆和李雯为首的“云间词派”，入清后其余韵流响仍然未绝，在离云间（今上海松江市）不远的浙江嘉善（今嘉兴市）又出现了以曹尔堪为首的“柳州词派”。杭州则有以沈谦、毛先舒为代表的“西泠十子”，他们在清初词坛上也十分活跃。另外从顺治十六年王士祯出任扬州通判起，扬州也成了一个创作中心，清初词坛上许多有成就的词人都参加过这里的集会和唱合活动。去此不远，在扬州东边以如皋冒襄家的“水绘园”为中心，此时也以冒氏父子和陈维崧为主体形成了一个创作圈子。此外，在江南各地还有许多不太著名的词人，他们虽未参加过什么团体，但却和这些团体中的人保持着一定联系。这种人员的流通对于交流创作经验、提高写作水平和鼓励创作热情均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与之同时，随着作者队伍扩大和作品数量的增多，这一时期还刊行了一批词集。如顺治十七年（1660），邹祗谟和王士祯合选了《倚声初集》。从康熙三年（1664）起到康熙十六年（1677），孙墨陆续刻成了《国朝名家诗余》四十卷。康熙二十五年（1686），蒋景祁又选刻了《瑶华集》。除了这三部大的词集外，当时还有顾贞观与纳兰性德合编的《今词初集》、佟世南的《东白堂词选》、聂先和曾王孙的《名家词钞》等。这些集子的出现，大大地方便了作品的传播和各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为扩大清初词人的影响和鼓励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后学者提供了学习的范本。这样因作家团体的壮大和词集的大量刊行，清词终于出现了中兴局面。
综上所述，清词的中兴是由多方面的因素相互撞击，共同触发，后经有声望者的提倡推动而形成的。对这一复杂的运动过程，顾贞观在《论词书》中有如下分析：
自国初辇毂诸公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香严、倦圃领袖一时。唯时戴笠故交，登担才子，并与宴游之席。渔洋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二三同志，功亦难泯。〔12〕
这一过程直到康熙中期“浙西词派”出现而达到了高潮。
注释：
〔1〕王世贞《艺苑卮言·词之正宗与变体》。
〔2〕徐师曾《文体明辨·论诗余》。
〔3〕《西圃词说》。
〔4〕《七颂堂词绎》。
〔5〕《幽兰草词序》。
〔6〕《椅寓匏振雅堂词序》。
〔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山中白云提要》。
〔8〕《宋词选注·序》。
〔9〕见《十六家词》。
〔10〕《传习录》（《王文成公全书》）。
〔11〕《怒谷集·书明刘户郭墓表后》。
〔12〕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