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地区实践*
丑则静 张仕荣
【提 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为新时代中国对外战略的集中体现，承担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艰巨任务。围绕这一任务主题，近年来中国相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并积极推进以“一带一路”、亚投行为代表的多边合作机制建设，注重在国际制度化建设与观念互动过程中，提升与拓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渐趋形成以影响力为核心思想逻辑，不同于传统西方以权力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制定与国际秩序构建路径。鉴于这些新理念、新机制，或直接面向周边，或在实践中积极与东亚合作进程相对接，在为议程设置、制度建构与观念塑造等地区合作领域释放出积极因素的同时，也成为以影响力为思想逻辑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地区的生动实践。
【关键词】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影响力 议程设置 制度构建 观念塑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在探索如何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外部条件、如何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引领，以倡导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为核心战略举措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昭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国家发展战略深刻变化的同时，也赋予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的时代定位。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集中体现，进入新时代，中国外交更加奋发有为，整体外交战略布局也不断清晰完善，呈现出明显不同于传统西方外交政策构建的思想逻辑与实践创新。东亚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托，是中国由“地区强国”向“世界强国”转变的主要试验场。以2013年10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国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为契机，周边外交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的首要。无论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还是推进“一带一路”、亚投行、新型国家关系建设，都反映出中国参与现有地区秩序并非因循权力制衡与强制的思想逻辑，而是透过议程设置、制度建构与观念塑造等多维度创新实践，着力提升并拓展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
以此方法先用模型进行每个实验日当日的锂离子电池的SOC,再将模型输出的SOC值与实际实验SOC值进行比较,部分实验日的两者的比较如图7所示。从图7可以看出SOC模型预测值与实际SOC值偏差基本很小。可见,本文所建立的锂离子电池SOC预测模型可靠适用。
一、从权力到影响力：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长期以来，“权力”便是现实主义理论理解和实践世界政治的核心与关键。鉴于权力现实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强势统领地位，众多国际关系学者围绕如何衡量权力与特定资源的关系、如何准确评估特定国家权力的大小，以及如何确定一国需要多少权力等问题，进行了长时段性的理论探索。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现实主义为国家外交政策制定与国家间秩序构建提供了迄今最为清晰的思想逻辑。这条思想逻辑可以概括为，权力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唯一出发点，国家的外交政策主要以实现权力制衡与强制为目标；国际秩序构建则基本因循两种路径，以权力均衡为主要特征的均势型国际秩序和以权力优势为基本标志的霸权型国际秩序。
但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演进却远超出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判断与预期。一方面美国霸权并没有进一步膨胀；另一方面美、欧、日、中、俄之间的权力制衡也没有出现，国际秩序在总体上呈现着一种稳定、合作和相互依赖的状态。[1]应该看到，背衬国际关系的发展，国家的肆意施展权力的冲动与无节制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由过去只能通过权力制衡或强制加以制约，变为在原有权力手段的基础上加入了国际制度、国际观念等干预变量与调节因素，在改变国际关系原有的权力面貌的同时，也使以权力为中心的传统外交模式局限性进一步凸显。
“你这些玉器阴气很重，我看多半是陪葬的冥器。”老道嘴上说着，手上也没停下，他灵巧地调整着那些便宜的玉石珠宝的摆放位置。“从款式上来看，也不像是‘九窍塞’，多半是墓主生前喜欢的器物，死后一起下葬了。大概是墓主死得不甘，内有蹊跷，才使得这批玉器沾染上了晦气啊。”
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奠基之作《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开篇即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而“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2]。同样的，也有学者将国际关系描述为，一个在有规律的进程中极其频繁地相互影响着的各种独立政治实体（国家）的集合。可以说，无论是国际行为体间广义的相互影响关系，还是一个国家可让其他国家做出符合该国意愿、政策能力的狭义影响力[3]实践都广泛存在。因此，并非强调权力的制衡与强制，而是以权力为基础，更多注重在国家制度化建设与观念互动过程中，提升与拓展国际影响力，进而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与认可，即以影响力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制定与国际秩序构建路径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背衬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演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承认国际地区秩序主要是基于特定时期内主要行为体的权力对比，不断提升自身综合国力的基础之上，更多地关注到国家间的制度化合作与共有利益、观念的塑造拓展，并在这个过程中积极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随着中国不断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逐步形成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议程引领，以推进“一带一路”为制度化探索，以积极倡导新型国际关系、正确义利观凝聚观念共识的整体战略布局，而这其中无论是议程设置，还是制度构建与观念塑造，都并非完全仅考虑权力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影响力已经逐渐取代权力，成为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思想逻辑。
相较之下，中国所推动构建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即中国在地区合作议程上的突出创新，最大限度地挖掘地区共同利益与观念共识，对地区各议题领域的突出问题给予了综合性的关注。在政治上，意图通过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摒弃地区范围内残存的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营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东亚国家交往新路；在安全上，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目前东亚地区范围内存在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在经济上，大力提升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朝着更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文化上，对地区文明多样性予以承认和尊重，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环境上，坚持环境友好，建立地区治理机制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与此同时，在设置并落实地区合作议程的手段方面，中国十分强调在利益互惠基础上借助非强制力的手段，进而不断提升中国在地区世界的影响力。目前中国在推动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在透过高层交往促进周边睦邻友好的基础上，注重以自身发展促进周边共同发展。[5]归纳起来，即通过培养利益与观念共识，进而促进共同行动，并最终实现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地区议程设置领域的主要尝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集中阐述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如何相处的指导思想，一方面，涵盖政治、安全、经济、环境等诸多领域，需要经历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等不同发展阶段；另一方面，涉及双边、地区、全球等不同层面，才能通往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美好前景，而将不同的问题领域、发展阶段与地区这一层面进行对接所形成的“周边命运共同体”[4]，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新时代中国参与东亚地区秩序变革转型的议程与手段，成为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主要来源。
二战结束后，鉴于美国在东亚压倒性的权力优势，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与秩序建构普遍遵循美国主导议程设置，地区国家响应参与的基本模式。不过美国作为东亚地区秩序的主导国，虽然为地区带来了以双边同盟为基础的安全关系，但其透过东亚双边同盟制度向地区国家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并不具有普惠性，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不能享受，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其威胁；加之，美国在推动东亚经济领域制度化建设方面政策立场反复迟疑，甚至一度成为地区经贸一体化深入发展的阻滞力量，遭来相当多地区国家的质疑与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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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相互尊重。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就通过对“求同存异”原则的大力倡导，推动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聚焦讨论亚非事务的万隆会议取得成功。半个世纪的时光流转，目前东亚地区在拥有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与市场形态的同时，也聚集了世界范围内最具差异性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地区大环境下，中国继续秉承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旗帜鲜明地强调将本着各国平等这一原则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积极倡导地区关系的民主化、法治化，获得地区国家的普遍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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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与亚投行：中国在地区制度构建过程中的创新举措
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推进，中国逐渐加快了融入国际制度的步伐。不过，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家实力相对有限，且对多边国际制度的运用尚欠圆熟，使得中国在国际制度实践中，呈现“国际制度后来者”的总基调。在东亚，中国的东亚制度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万隆会议，但直至冷战结束，地区形势与自身实力出现的一系列积极变化，才促使中国开始参与并积极投身于东亚制度建设，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完成从地区合作的被动观望者向主动参与者、制度创设者的角色转变。
式(1)中：L为航段长度，为航路1中第i类船舶数量，艘；为航路2中第j类船舶数量，艘；为船舶的相对速度，为对遇条件下船舶发生碰撞事故的概率，其计算为
2013年9、10月间，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拉开了中国主动引领地区制度创设的序幕。此后，“一带一路”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议程当中，通过党和政府多次会议不断完善规划部署，凝聚国内共识。与此同时，中国也发起成立亚投行、丝绸之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集中反映新时代中国国际制度建设思考的“一带一路”融资平台。
据报道，未分化的NSC可特异性表达巢蛋白，并且巢蛋白的表达随着细胞的成熟呈进行性下降［17］。体外培养的NSC可诱导分化为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两者分别特异性地表达NSE和GFAP。本研究用免疫荧光染色显示，在细胞核周围，巢蛋白免疫反应阳性的细胞＞90%，说明所制备的NSC纯度＞90%。另经维生素A诱导后，两者均呈阳性，表明所制备的NSC具有分化潜能，此细胞可应用于后续实验。
应该看到，“一带一路”并非作为一个制度实体存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虽然启动了机制化建设进程，但尚需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比较之下，亚投行的制度化特征更为明显，截至2019年7月，亚投行的成员数量增加至100个，如果从成员规模来看，亚投行成立两年来便已经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机构。而这主要得益于在亚投行建设过程中，在对地区特色进行强调的同时，也注意保持该机构的开放性。正是因为新时代中国在地区制度创设过程中坚持灵活渐进的基本思路，中国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地区共识与有效化解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中国并无意挑战现有东亚经济秩序，也无意迫使东亚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中美在东亚所进行的经济制度建设侧重领域有所不同，存在制度相容的可能性。
[2]【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页。
四、新型国家关系：中国对地区观念塑造的突出贡献
建构主义学者普遍认为，“所有的地区都是社会建构的”，作为地区而存在的“东亚”概莫能外，且东亚的地区观念文化建构颇为复杂曲折。在东亚历史的发端，促进各国紧密联系的有力因素便是文化，而非经济。不过进入近代，东亚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地区意识也随即在动荡中走向解体。二战结束后，东亚国家在寻求民族独立与复兴发展的过程中，纷纷选择对自身的国家特性进行充分挖掘，而相对忽视具有普遍意义的地区观念建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东亚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东亚地区合作在危机中迅速壮大，东亚地区主义开始崛起。伴随着这一进程，原本只专注于本国现代化进程的东亚诸国，开始意识到东亚有条件也有必要提升本地区的一体化水平，而这也成为新时期塑造东亚观念共识的基础。
观念塑造的过程即一国国际影响力形成与发挥的过程，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开始接受“地区”的概念并致力于推动东亚地区合作与一体化发展。在过去中国曾将“伙伴关系”作为中国外交工作展开的主要抓手，并以此界定伙伴关系双方所应遵守的基本观念共识。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升华发展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新型”已逐渐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标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而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也由于突出反映了东亚的地区现状，回应了东亚国家的核心关切，正成为形成中的新型地区关系的认同基础。
以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为例，目前东亚安全领域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美国主导的军事安全同盟体系；东盟推动的系列安全对话机制；以香格里拉对话、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为代表的多边或双边机制框架。但显然，在东亚安全形势复杂、地区安全领域热点问题交织的背景下，地区现有的安全合作机制局限明显，不但难以有效化解相交织的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在个别情况下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促使危机升级。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提出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核心构成的“亚洲新安全观”，并积极推进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一方面，使中国能够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实现“主动谋划、积极进取”，成为地区安全议程设置国；另一方面，如何平衡处理与美国东亚安全联盟的关系，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环，打造周边安全共同体本身便是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战略竞争风险增大，以及中美关系恐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等问题与论调的否定回应。[6]中国围绕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的诸多努力与尝试，正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地区认知，即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未来不会以极端激烈的方式争夺地区与世界的霸权，极大地维护了东亚和平与稳定的同时，也提升了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水平。
二是公平正义。长久以来传统安全问题都在的安东亚全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且随着东亚权力结构变化以及地区非传统安全频发影响地区发展稳定，使得东亚安全领域传统、非传统安全热点交织，地区性安全治理体系缺位等问题逐渐暴露。很显然，在这种局面下，传统的以权力为核心，以对抗为特征寻求安全的手段，非但无助于周边各类安全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重地区所面临的各类安全困境。但中国所倡导并坚持的公平正义原则提供了一种理念与思路，以2014年亚信领导人上海峰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正积极推动围绕安全问题的地区共识的达成，即不能是一个或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其他、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去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应在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下，尊重和保障地区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形成一个共建共享的东亚安全格局。
注释
长期以来，虽然东盟占据东亚制度网络的中心、主导地位，但在地区权力结构中相对占优的域外国家美国、域内国家中日韩也同样寻求发挥影响力，这使得东亚制度建设在规则制定与议题引导方面带有明显的分散性，经常导致东亚地区合作陷入制度化僵局。[7]地区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有时可能会源自关键性外部事件的冲击，进而作为制度产生的关键节点，肇始于美国的2008年金融危机为建立新型制度提供了机会之窗。[8]一方面，面对金融危机过后美国严峻的经济形势，以及“后美国时代”的悲观论调，后危机时代上任的首位美国总统奥巴马将美国外交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在经济领域提出“开放性区域合作框架”——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但鉴于TPP所具有的高标准、高覆盖等特点，既无法有效关照东亚经济合作的差异性现实，又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区域内自由贸易协定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权力发生着明显的此消彼长变化，中国开始更加自信、主动地与域内主要经济体展开合作，创设制度平台，向地区或更广范围内的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强烈。
三是合作共赢。二战后，东亚各国对现代化的普遍认可与不懈追求成为地区认同的最初萌芽。而在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合作从启动到不断壮大发展，贯穿其中的重要地区性共识便是，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能够更好地为地区经济腾飞注入动力。东亚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正应和了中国新型国家关系的基本判断，即“在一个利益高度交融、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中，合作共赢是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基本价值观”。为更好地实现“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使合作共赢成为地区性共识，构建以发展为基本诉求的新型地区关系，中国大力推进地区经济外交，变中国发展为地区机遇。一方面致力于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代表的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谈判，提升域内经贸的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另一方面通过传统的经济援助与新型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多边合作倡议、金融机构，提升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发展型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积极向地区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
五、结论
国际关系纷繁复杂、曲折百转，受权力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为数众多的学者认为，从修昔底德到今天，在有关国际互动的讨论过程中，权力一直处于突出地位，权力是分析国家战略和国际关系的基点。[10]但目前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明显的霸权强制与结盟制衡战略，当前国际形势虽仍保有大国权力争夺的传统基因，但更多的是孕育着国家合作共治的新型特征。近年来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并积极推进以“一带一路”、亚投行为代表的多边合作机制建设。这些理念与机制，一方面成为中国在国际与地区议程设置、制度构建与观念塑造领域中的新贡献；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以影响力为核心思想逻辑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并非寻求权力的制衡与强制，而是更加注重在国际制度化建设与观念互动过程中，提升与拓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习近平曾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11]鉴于周边外交在当前整体外交布局中的首要地位，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倡导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与周边进行了充分对接，以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兼顾制度建设与观念互动等影响力因素的地区合作事项，不仅为中美实现“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共存”提供了互动空间与现实可能，也使东亚地区秩序变革有望跳出权力争夺的历史既有路径，朝着影响力合作共建的方向前进。
Java是一门面向对象编程语言，不仅吸收了C++语言的各种优点，还摒弃了C++里难以理解的多继承、指针等概念，因此Java语言具有功能强大和简单易用两个特征。Java语言作为静态面向对象编程语言的代表，极好地实现了面向对象理论，允许程序员以优雅的思维方式进行复杂的编程。
[1]【美】约翰·伊肯伯里：《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加之，相较于现有地区经济治理制度更多将关注力放在贸易、投资领域，“一带一路”意在向包括地区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瞄准东亚经济合作领域的薄弱环节，得到地区国家的普遍响应，已成为中国在“地区世界”发挥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曾指出：“‘一带一路’是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共同事业，中国将周边国家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9]目前，中国经济稳步增长，“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中国版地区合作机制的顺利推进，极大地提升着东亚发展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
[3]James W.Davis,Jr.,Threats and Promises: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1.
[4]习近平主席曾在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用“命运共同体”定位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9页。
[5]参见刘振民：《坚持合作共赢 携手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
[6]参见王缉思：《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目标、条件与构想》，《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1期；韩爱勇：《亚太安全困境与亚洲新安全观的启迪》，《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5期。
大年初一（Xi-nen）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清晨，家家户户燃放鞭炮、贴对联年画，清扫室内外卫生，以新的面貌迎接新年的到来。早上吃饺子前，一家人要给长辈请安磕头、祝愿长辈们在新的一年里健康、长寿、幸福。长辈们受礼的同时也要给晚辈们赐予吉祥的祝愿和积极向上的教诲话语。
[7]参见王明国：《制度实践与中国的亚太区域治理》，《当代亚太》2017年第4期。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原则上应归入苏联文学类目；1917年前沙俄时期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文学作品归入原加盟共和国独立以后的类号，也就是按现在的国家划分处理。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归入苏联文学要比归入乌克兰文学更合理。如果苏联作家的文学作品一律都按照现在的国家进行归类，势必会造成苏联文学类目下根本没有文献收入，这显然违背类目的文献保障原则，也有悖于《中图法》的分类规则。况且，苏联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执行文献分类时也不应抹杀其存在性，不应割断文学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8]Hidetaka Yoshimatsu, "Critical Junctures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Regional Cooperation on Free Trade and Food Security in East Asia",The Pacific Review ,Vol.29,No.5,2016,p.696.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97页。
[10]David Baldwin,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eds.,Th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Press,2002,p.177.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6页。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47（2019）09-0062-06
【DOI】 10.19632/j.cnki.11-3953/a.2019.09.010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优先论”冲击下的国际秩序对中国影响及其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9CGJ031）的阶段性科研成果。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李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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