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密性和实用性：管理学研究双重目标的争论与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严密性论文,实用性论文,管理学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几年来，有关管理学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隔阂的讨论变得空前热烈，西方顶级管理学期刊纷纷载文加入了这场热烈的讨论。例如，《管理学会杂志》(AMJ)和《管理科学季刊》(ASQ)分别在2001年、2002年和2007年以专辑的形式载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大多数论文批评现在的管理学研究过分追求方法的严密性(rigor)，从而忽视了管理学研究的实用性(relevance)，即管理学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存在严重脱节的问题。
不仅国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议论纷纷，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张玉利，2008)。近几年来，我国的管理学研究也在逐步抛弃传统的描述性研究方法，转而追求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常用的实证方法。令人担忧的是，管理学研究与管理实践脱节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很多研究单纯追求方法的数量化，而不关心与实践的联系，学术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本文将对这场争论的历史背景、造成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进行全面的论述，以期能为我国管理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启示。
二、严密性与实用性之争的由来
管理学研究究竟应该追求方法的严密性还是结论的实用性这个问题，最早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当时，研究者们主要批评管理学院的研究过分关注实际问题，而忽视了研究的科学性和严密性。管理学院既然是设在大学里的一个学院，那么就应该为创造科学知识做出贡献，因此，西方各主要管理学院掀起了一股管理科学化的浪潮。管理学界开始提倡运用数量化、大样本和高度严密的研究方法，关注理论的信度和效度。于是，管理科学学派也成了管理学研究的主流，而管理学院也进入了Bennis所说的“科学模式”(scientific model)[1]时代，它们大量聘用接受过量化研究方法训练、但毫无管理经验的学者，并且以方法的科学性来衡量学术研究成果的价值。但是，这种科学模式在提高管理学科在大学里的学术地位的同时，也使得管理学研究成果与实践的相关性越来越弱。到了20世纪80年代，终于有学者开始质疑这种研究取向和教学模式。但直到21世纪初，这种质疑才逐步成为管理学界关注的热点。提出这种质疑的不仅有管理学者(旗手式的人物有Mintzberg、Bennis等)，而且也有管理实践者，甚至包括顶级管理学院的院长(如纽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Richard West、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Jeff Garten等)。提出质疑的学者最初仅停留在对管理学研究成果无法转化为管理实践这个问题的反思上，后来逐步扩大到对管理学院办学方针和管理学教育的反思。例如，Mintzberg(2004)明确指出，管理学院应该用以实务课程为主的培训项目来取代日益学院化的MBA教育；Bennis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指出，造成目前种种问题的原因就在于管理学院片面追求“科学模式”，因此必须以“职业模式”(professional model)来重构管理学教育。
我们认为，管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在严密性与实用性之间保持平衡。管理学理论应该源于实践，又超越实践，因此，在管理学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在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不仅是维系管理学研究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基础，而且也是管理学院在大学里占据一定学术地位的保证。但是，管理学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距离不能拉得太大，这是由管理学的学科属性所决定的。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或者是Hinings等所说的“政策性学科”[2]，在关注其理论科学价值的前提下，还必须兼顾其实践价值。管理学研究成果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们的理论贡献，而且还包括它们推动实践的作用。因此，西方管理学界从经验到科学化，再到目前强调管理学研究实用性的研究取向变化过程，是管理学研究的严密性与实用性未能取得平衡的结果。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我们在推进管理学研究科学化、规范化的同时还应该兼顾它的实用性。
三、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
管理学研究必须兼顾严密性诉求与实用性诉求。这两种诉求所指向的知识类型存在明显的差异(参见图1)。严密性诉求要求建立科学知识体系，而实用性诉求则要求根据实践者的个性化需求进行知识定制，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实践知识。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具有不同的特性。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可重复性、经大样本验证等特征，而实践知识则常常归实践者个人所有，且具有具体性、情境嵌入性等特征(参见图1)。可见，科学知识主要关注严密性，实践知识则主要关注实用性。这两类知识体系之间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科学知识的生产必须基于实践知识，而实践知识的生产除依赖个体经验的积累之外，还有赖于科学知识的有效传递。造成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正是管理学知识的生产和传递出了问题。[3]
图1 管理学研究要同时面对的严密性诉求与实用性诉求
(一)知识生产视角
从知识生产的视角来看，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是管理研究者没有有效地基于实践知识来发展科学知识。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发现主要有三个因素导致管理研究者没有将实践知识纳入科学知识的生产流程。
1.将实用性排斥在管理学研究目标之外。直至今日，研究者对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研究的定位仍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两类知识是截然相对的，并且边界清晰，因此管理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应有明确的分工。管理研究者的唯一责任就是创造科学知识。有研究者用食物链的概念来类比说明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管理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处于知识生产链的不同位置，两者之间的边界必须得到清晰的界定。按照这种观点，知识生产的社会分工必然导致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的隔阂，并且致使这种隔阂无法通过管理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之间的紧密合作来解决。如果管理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进行合作，那么必然会在定位、方法论方面产生各种矛盾，从而很难创造好的理论(Mckelvey等，2006)。显而易见，基于这种逻辑的管理学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距离必然会变得越来越远。
当然，也有研究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不应将实用性排斥在管理学研究的目标之外。比如，Tushman与O'Reilly Ⅲ(2007)从严密性(对基础问题的理解程度)和实用性两个维度对研究进行了分类(参见图2)，认为基础学科研究只需要关注严密性，纯应用学科研究只需要关注实用性，但管理学研究不同于基础学科和纯应用学科，必须兼顾严密性和实用性。[4]Van de Ven也认为，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两者之间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这样，尽管知识类型的不同会导致理论与实践的隔阂，但是两者之间的隔阂完全可以通过研究者与实践者的紧密合作来弥合。笔者也持这种观点，我们认为，管理学者的知识创造除了严密性之外，本身就包含了实用性的要求。造成目前管理学研究与管理实践脱节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管理研究者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忽视了实用性要求。因此，管理研究者要取得有用的研究成果，就必须与管理实践者进行紧密的互动，并与他们合作进行知识生产。事实上，实践知识是建构科学知识的基础；没有管理实践者的参与，管理研究者就很难提出操作性强、与实践紧密相关的研究课题。
资料来源：本文参考文献[4]。
图2 不同学科或研究主体的关注重点差异
2.片面强调实证主义范式的方法论。把生产科学知识作为管理学研究的唯一定位，必然会导致严密性成为衡量管理学研究成果的唯一标准。这在方法论上就表现为：管理学研究过分强调实证主义范式，贬低其他诸如建构主义等研究范式的价值。事实上，实际管理情境中的影响因素非常多，并且很多变量难以精确测量。管理研究者将难以度量的变量进行简化、操控之后再进行精细化研究，往往使得研究结论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进而减弱了其研究结论的实践价值。
3.缺少中间层次的知识建构。实用性被排除在管理学研究的目标之外，从而导致在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缺少中间层次的知识建构。事实上，各个行业的管理规律都有其特殊性，各种文化情境下的管理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缺乏对这种中间层次知识的探索，致使抽象的科学知识与十分具体的实践知识之间出现断层，因此，科学知识很难直接应用于实践活动。
(二)知识传递视角
从知识传递的视角来看，在理论发展具有足够信度和效度的假设前提下，造成理论与实践隔阂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管理研究者没有有效地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管理实践者可以具体运用的实践知识。Rynes等人(2007)曾谈论过当前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已得到普遍认可的三个结论[5]：(1)一般智力是绩效的最有力预测因素或者最有力的预测因素之一；(2)目标设置与反馈是有效的激励手段；(3)个性与绩效有关。然后，他们考察了2000-2005年间两本实务期刊①(《人力资源杂志》和《哈佛商业评论》)以及一本面向学术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期刊(《人力资源管理》)对这些结论的呼应程度，结果发现《人力资源杂志》没有刊登一篇涉及一般智力的文章，《哈佛商业评论》涉及这些结论的文章不到0.6％，而《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文献也不到1.2％(参见表1)。这说明学术研究在转化为管理实践者的信息资源方面相当失败。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管理研究者在撰写学术论文之余，还为管理实践者撰写普及学术成果的文章。笔者采用与Rynes相同的方法考察了我国人力资源领域某知名实务期刊2000-2007年刊发的2640篇文章，结果发现只有21篇文章涉及一般智力，40篇文章涉及个性测试，211篇文章涉及目标和反馈。可见，我国的实务期刊也没有非常有效地将实证研究结果传递给管理实践者。
造成学术成果不能有效地传递给管理实践者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1.管理研究者没有动力将学术论文转化成普及性文章。管理研究者没有动力将学术论文转换为普及性文章的根源有三个：(1)大学等研究机构对管理研究者实行的绩效考核体制以及晋升机制均主要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为基准，而研究者在实务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不被认定为研究成果，这就迫使研究者将主要精力放在撰写学术论文上；(2)与博士生训练有关，大多数院校鼓励博士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与学术研究者的资源约束有关，学术研究者把大量的时间用于教学，因而没有时间撰写普及性文章。
2.管理研究者没有能力将学术论文转化为普及性文章。管理研究者确实接受了很多理论研究的训练，掌握了学术语言，但是，由于通俗语言与学术语言完全不同，以及普及性文章的写作方法与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也完全不同，一些理论研究者可能不适应普及性文章的写作方法，因而干脆就不写普及性文章。
3.学术论文忽视对实践价值的阐述。学术论文通常把大量的篇幅用于描述方法和分析程序，而仅仅用很少的篇幅去讨论实践意义、政策建议，甚至根本就不探讨这些问题。[6]线性、结构化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语言也妨碍了管理实践者对学术论文的理解。某些学术论文缺乏可读性，迫使管理人员对它们敬而远之。Bartunek(2007)对《管理学会杂志》(AMJ)2006年刊发的59篇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只有38篇(64％)论文包含“实践启示部分”。在这38篇论文中，只有66％有小结，76％的文章对实践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大多数建议都比较平淡(参见表2)。[7]
笔者对我国某管理学权威期刊2007年刊载的64篇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只有27篇文章(42％)谈及“实践意义”、“管理启示”或“政策建议”等。在这27篇文章中，44％的论文仅用一句话简单带过，基本没有对实践指导意义进行深入分析；只有22％的论文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实践建议，并进行了简要分析；九篇(33％)论文开辟专门的节和目来探讨研究结论的实践意义，这九篇论文的结论部分篇幅较长，讨论也比较深入，并且提出了实践应用中的一些原则、步骤或者方法。总之，大多数论文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来阐述研究结论的实践价值。
4.管理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之间缺少正式的沟通渠道。知识传递需要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互动。唯有通过互动，研究者才能了解实践者的需求，实践者也才能知晓研究者的知识供给。但在现实中，管理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之间缺少互动和了解。管理实践者对管理研究者所做的研究不感兴趣，而管理研究者则闭门造车，双方的需求和供给很难契合，最终导致双方都对知识传递不感兴趣。
四、弥合理论与实践隔阂的方法
一些学者对弥合理论与实践隔阂的方法进行了零散的论述。归纳起来，这些论述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是如何通过促进管理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之间的合作来创造既具严密性又能满足实际需求的知识；二是如何通过加强管理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之间的沟通来解决学术知识的转化和传递问题。
(一)创新知识生产方式：管理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的联合生产
1.通过管理教育为管理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创造互动的平台。管理研究者的日常活动包括学术研究和教学两个方面。由于管理学院教授所面对的学生是有工作经验的MBA学员，或者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教学就为大学教授与管理实践者的沟通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哈佛商学院Tushman等(2007)就认为，高管人员教育项目可以有效促进管理学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互动。大学教授可以利用高管人员教育项目向高管人员征求有关研究课题的意见，将自己的研究发现与高管人员沟通，并获得他们的反馈意见。这样的教学互动，不仅可以弥补严密性和实用性之间的隔阂，而且还能够有效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效果(参见图3)。
2.改变传统管理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理论与实践分离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去的研究过分强调实证主义认识论，因此现在管理学研究应采用多元研究范式，以取代片面的实证范式。比如，Raelin建议采取建构主义认识论。[8]Anderson(2007)倡导学术多元化，鼓励各种类型的研究，如纯理论研究(理论建构)、基础研究(元分析、综述等)、应用研究(经验研究)、行动研究(案例、干预研究)、咨询研究以及理论批判研究等。[9]
资料来源：本文参考文献[4]。
图3 通过教学来实现管理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的互动
除了认识论应该更新以外，具体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有所调整。除数量化的方法外，更应该提倡定性方法。只有改变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Mckelvey认为，目前管理学研究过分关注平均现象，而管理实践者关注的却是极端现象。管理研究者关注普遍规律，而管理实践者关注的是如何向那些做得最好的企业学习成功经验以及如何避免失败。因此，管理学研究方法应该有所变化。比如，管理学应该借鉴地震学的做法专门研究极端现象(Mckelvey，2006)。Hitt等人(2007)则主张采用多层次分析法来研究管理问题，因为大多数管理问题往往涉及多个层面，不是目前大多数管理学研究所采用的单层次研究方法所能涵盖的。[10]Tsui(2007)则认为，理论的固化导致研究方法与北美范式同化，而现实运作迫切需要多元化的研究路径对其做出呼应。[11]因此，我们应该加强管理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
3.将管理实践者纳入知识生产过程。严密性与实用性并非不可融合，过分强调两者之一都会陷入极端化的陷阱。过分强调某个方面，归根结底是宗派主义在作怪。[12]受过定量化训练的研究者会倾向于追求严密性，而在咨询、实践方面投入较多精力的研究者则会更强调实用性的价值。其实，我们应该回避偏废的态度，而采取兼顾的态度，将管理实践者纳入研究过程。比如，借助管理实践者的管理经验来确定研究课题；[13]与管理实践者一起开展理论探讨，探求理论与现象之间的真实逻辑关系；建立长效的管理实践者参与机制(包括学术社区网页、会议、共同审稿、管理实践者参与研究等等)，以促进管理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之间的合作。Van de Ven近期提出了提倡“密切配合的学术”(engaged scholarship)的观点，其基本思想就是研究者要与实践者紧密配合，共同创造出对理论与实践均有价值的知识。
4.开展循证管理合作。“循证”这个提法最早源于医疗领域，即医疗决策必须基于当前最佳实证依据。这个概念最近逐步被引入到管理领域。所谓循证管理(evidence-based management)就是将基于客观科学依据的管理学理论转化为管理实践(Rousseau，2006)。在现实中，开展循证管理面临两方面的障碍：一是管理实践者方面的障碍，比如陈旧的知识、过时的经验和专业技能、夸大的广告宣传、呆板的教条信念以及对业绩领先者的盲目模仿等，都会妨碍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收集和使用实证依据(Pfeffer和Sutton，2006)；二是外部因素，比如Lawler Ⅲ认为，目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没有出现循证管理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管理书籍缺乏实证依据，人力资源教育和培训比较缺乏，从业人员缺少专业知识，管理教育忽视人力资源，学术论文没有谈及实践启示，学术研究没有针对组织效果，选取的研究地点不合适，等等。[14]推行循证管理，需要各方的努力。但是，在推行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对现有最佳管理实践以及出版物的宣传作用持谨慎态度(Guest，2007)。
(二)促进学术知识向实务界传递
1.鼓励研究者撰写普及性文章。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做实证研究。[15]研究者自然应该将此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为了鼓励研究者将学术性成果转化成为实践知识，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建立激励机制，如可以设立学术成果转化奖、最佳实用奖，奖励那些已经产生或者将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15](2)改革大学的绩效评价体制，鼓励研究者撰写普及性文章；[16](3)把可操作性作为评价科研成果好坏的标准；[15](4)鼓励商业性期刊引用学术研究成果。[17]
2.向研究者提供有关学术知识转化方面的帮助。很多时候，研究者即便主观上愿意转化学术研究成果，但是也会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有效办法，就是构建一个关于理论如何向实践转化的基本理论框架，[15]这样很多研究者就可以参照这个框架来做转化工作。但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构建这样的框架。另外一种办法是为研究者撰写普及性文章提供帮助和资助，[18]比如实务期刊聘请一些专业编辑协助研究者将学术思想转化成普及性文章。第三种方法是为研究者提供有关普及性文章撰写技巧的培训，帮助他们成为“双语者”，即能同时掌握学术语言与通俗语言。[15]
3.在学术论文发表制度中规定转化的要求。学术论文原本的目标对象是学术同行，因此，这类论文基本上不花篇幅或者花很少的篇幅来阐述研究结果对实践的意义，从而导致没有受过这方面专业训练的实践者根本就不可能阅读它们。另外，由于很少有研究者撰写相关的普及性文章，因此，实践者很难接触到新的研究成果。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其学术性本身就有实践意义的内在要求，因此，可以采取一些制度化的措施来迫使学者关注其研究的实践价值。这些措施包括：(1)让实践者参与论文审定过程；[17,18](2)实证性强的学术论文必须包含探讨实践应用问题的内容，[17]对有些研究甚至应当要求其提出政策建议；[2](3)学术期刊允许实务期刊免费转引其论文(Cohen，2007)，以使实务期刊的编辑能够迅速把有关论文的学术思想传递给实务界；(4)管理学者撰写的教材不仅应该包括科学证据，而且也应该将管理实践者的洞见纳入其中。[18]
4.促进管理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之间的互动。增加管理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之间的互动，是解决研究与实践脱节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管理研究者应该主动与管理实践者进行互动，而且学术界和实务界也应该承担起促进管理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的互动、支持学术研究为实践服务的责任。[19]具体措施主要包括：(1)学术界可以举办一些工作坊或组织一些促进与实务界合作的活动，[18]积极邀请出版单位参加年会，邀请管理实践者参加研讨会甚至与实务界合办实务期刊。[17](2)实务界也应该鼓励研究者加入他们的社团，并且提供资助鼓励研究者撰写普及性文章，从而促进管理实践者与管理研究者之间的互动。(3)研究者应该主动接近实践者，[15]比如，在开始研究之前就研究课题征求实践者的意见，并在取得研究结果之后与实践者多沟通，进行多方验证；[17]也可以通过在私人企业或者公共部门任职来增进对管理实践的了解；还可以让管理人员和MBA学生参加研究项目，从而促进双方的有效互动。[15]
五、结语
斯坦福大学著名组织行为学教授费弗尔(Pfeffer)曾经说过，他个人对管理学这门学科有三个梦想：一是管理学能对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组织管理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二是管理学能和其他社会科学(尤其经济学)一样，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政策制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三是管理学院能像其他学院(如工程学院、教育学院、医学院等)一样，与我们的职业——管理——更具相关性。简言之，就是将“知”转变为“行”。[20]费弗尔说出了大多数研究者的心声：管理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须兼顾严密性和实用性，它也是大多数管理研究者的共识。然而，在西方管理学发展的历史中，管理学研究始终像一个钟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偏向了严密性：许多研究者开始主张管理学研究的数量化，片面追求严密性；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又偏向了实用性：很多研究者又开始主张管理学研究与实践的相关性，力图弥合理论与实践的隔阂。
西方目前关于管理学研究严密性与实用性的讨论带给我们很多启发。本文的目的也在于提醒我国管理学界在加强研究规范化的同时，应该警惕有可能导致的实用性弱化问题。我们应该在管理学知识的生产和把管理学知识传递给实务界方面有所作为，确保我国的管理学研究不再走西方管理学研究曾经走过的弯路。
注释：
①实务期刊是“practical journal”的意译，是相对于学术期刊而言的。学术期刊将其读者群定位于学术研究者，而实务期刊则将其读者群定位于经理人员等管理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