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话翻译语言”看傣族汉语的历史语音_官话论文

基于《百夷译语》的傣语汉语历史语音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语音论文,历史论文,百夷译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百夷译语》是明清时期由官方编辑的傣汉对译词汇资料的统称(傣族旧称“百夷”或“摆夷”、“摆彝”)。这些文献资料对研究云南傣语、汉语的近代历史有重要学术价值。

      目前存世的有乙种本《百夷译语》(明初永乐五年/1407年四夷馆编辑),丙种本《百夷译语》(明万历年间17世纪初会同馆编纂),丁种本《百夷译语》包括云南地区的《耿马译语》《镇康译语》《猛卯译语》《潞江译语》《南甸译语》《僰夷译语》《车里译语》《湾甸译语》《芒市译语》《猛麻译语》《孟连译语》《干崖译语》《猛缅译语》等十三种(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之后会同四译馆编辑)。其中乙种本、丙种本的各钞本大多散落于海外,只有丁种本完整保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各种《百夷译语》均按天文门、地理门等分类,分别收有约400~700词条。其中乙种本、丙种本的每一词条由傣文、汉语义、汉字注傣语读音三部分组成,丙种本的词条只由汉语义和汉字注傣语读音两部分组成。

      迄今利用《百夷译语》研究傣语、汉语历史语音的学者有日本学者山本达郎(1935)、泉井久之助(1945-1949)、西田龙雄(1960)、更科慎一(2003)、富田爱佳(2009)等,中国学者罗美珍(1983)、曾晓渝(2013)等。他们曾分别对乙种本、丙种本《百夷译语》或丁种本中的《干崖译语》《车里译语》进行过一些考证研究。将乙、丙、丁种本相互参照,结合现代傣语汉语方言的研究是笔者的尝试。

      二 明代乙种本、丙种本《百夷译语》的傣语基础方言考证

      明初乙种本《百夷译语》、明末丙种本《百夷译语》分别是在北京四夷馆、会同馆编辑的,这两种《百夷译语》是以哪一地区傣语为基础的,一直以来并不清楚,而弄清它们的傣语基础方言,是利用其研究傣语近代语音历史演变的重要前提条件。

      1.考证的基本思路方法

      选取丁种本“百夷译语”中具有地区代表性的译语,同时也参考现代傣语方言的分区及材料,与乙种本、丙种本《百夷译语》相比较,与之相近的可能就是其基础方言。

      现代傣语方言主要分为德宏、西双版纳、金平、红金四种方言,(周耀文、罗美珍2001:10-14)清代丁种本中13种译语材料的分布情况如下图(本文采用南开大学与天津信会网络技术服务中心合作研制的语言地图绘制软件System of Geolinguistics;文中傣语方言及其他侗台语材料主要参考引自周耀文、罗美珍2001,梁敏、张均如1996,Mahidol University &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1996,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85;莲山傣语方言引自罗常培、邢庆兰1950,后同)。

      

      上图显示,清代傣汉对译的13种译语全部分布于傣语德宏方言、西双版纳方言区域里,可见这个区域是傣语的主流区域,设想乙种本、丙种本所依据的傣语基础方言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因此,本文选取清代的《芒市译语》《孟连译语》《车里译语》分别对应芒市傣语(今德宏方言德宏土语代表点)、孟连傣语(今德宏方言孟耿土语代表点)、景洪傣语(今西双版纳方言代表点)进行比较。

      2.乙、丙、丁种本《百夷译语》词项比较分析

      为了避免主观性,这里按照乙种本《百夷译语》词汇分类顺序,将乙、丙、丁种本《百夷译语》均收有的词项一一对比,把交叉共有的99条词项列出来,同时与现代傣语芒市、孟连、景洪方言材料相对应。根据这99条词项的对比表(附于文末),作如下分析解释。

      首先,99条词项中,明清时期乙、丙、丁种本《百夷译语》核心语素的音义呈对应规律的有80条,占80%。如下表所示。

      

      其次,存在不一致现象的有19条。其中,乙、丙种本之间基本一致,主要差异在于与丁种本《车里译语》的不同,具体情况统计如下表。(表中空格表示无记录,后同)

      

      再次,根据前面的统计分析,99条词项中,乙、丙种本的一致性最强,且与清代丁种本中的《芒市译语》绝大部分对应一致。在有差别的19条词项里,主要是乙、丙种本与丁种本中《车里译语》的不同(占78%的比例)。明代的芒市司、车里宣慰司在清代分属永昌府芒市司和普洱府车里司。

      综上,明代乙、丙种本《百夷译语》是基于同一种傣语方言,即芒市傣语。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远藤光晓教授审阅了本文初稿后通信指出:“西田龙雄已经揭示了乙、丙种本《百夷译语》根据德宏傣语,7、8年前我去芒市请了当地民族出版社退休编辑对乙种本《百夷译语》和现代傣语进行比较,也就是因为如此。”(2014.10.24)本节的讨论结果确实证明了西田龙雄先生的观点。不过,由于论证材料和方式有所不同,所以依然保留以供读者参考。

      三 基于《百夷译语》的傣语近代历史音变探讨

      1.芒市傣语方言六百年来历史音变例析

      鉴于前述,明代乙、丙种本《百夷译语》的基础方言是芒市方言,那么,将其与清代的《芒市译语》及现代的芒市傣语进行纵向比较,就可以观察到600年来芒市傣语的历史演变轨迹。这里,选取几种现象举例分析。

      (1)芒市傣语n->l-的历史音变大致完成于清代前期

      周耀文、罗美珍(2001:21)指出现代芒市傣语里已经没有鼻音声母n-,原来的n-已经并入了l-。那么,芒市傣语的n->l-发生于什么时候呢?来看看下面的比较表。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芒市傣语在明代鼻边音声母分明,存在n-与l-两个对立的音位,不过,“穿(衣)”一词已经显露出n->l-的端倪;清代《芒市译语》显示,大部分鼻音已并入边音。因此,芒市傣语n->l-的时间可以认为在300多年前已经大致完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清代丁种本《干崖译语》中也与芒市傣语n->1-的情形相同。干崖即今盈江县,其傣语与芒市傣语同属于德宏方言德宏土语。罗常培、邢庆兰1944年记录整理了云南莲山(今盈江县辖区内)的傣语,后来出版的《莲山摆彝语文初探》(1950:Ⅰ)“罗序”中指出:“(莲山摆彝语)n-和l-在文字上有分别,发音人读拼音表时可以分得出来,可是在词汇对话里就常常换读。大致说起来,读l-的次数比读n-的次数多;在鼻音尾-n-m-η的前头往往读n-,在两字连读第一字也是鼻音尾时,这种可能性更大。”(见下页表5)

      

      由此推测,早在清代,芒市、干崖(盈江)傣语等德宏土语群已发生了n-≥l-的演变,而孟连傣语等孟耿土语群则不然,这种土语间的差异延续至今。

      

      

      上表说明:①芒市傣语的第6调往往与其他傣语的第1调对应,从原始声母的来源看,这部分第6调早期应是单数调。②“骨”一词乙种本《百夷译语》以鼻音声母的“奴”对应l-声母,似乎是音近误写。再查编乙种本《百夷译语》,以“奴”字注音的有以下词项(表中音译汉字旁所注为近代官话通用音):

      

      上表中,以“奴”对应n-声母的“鸟、鼠”是无误的,对应“骨、看、六”应该是对l-的音近误写;不过,“六”的对应情况比较特殊,可能另有来源*hr-(见下文表9、表10)。

      (3)明代芒市傣语完成了r->h-的演变

      泉井久之助(1946:209-210)通过列举台语不同语言间一些词声母r-与h-的对应现象,认为乙种本《百夷译语》中的“家(房)、石、头”这几个词的古音声母是*r-。西田龙雄(1960:8,24)再将《百夷译语》乙种本(A)与丙种本(B)作比较,认为这几个词的声母源自早期共同台语的*r-或*hr-,如下表(注:文中乙种本《百夷译语》参照引用泉井久之助先生的傣文转写,丙种本无傣文标注,故无转写,后同)(表中音译汉字旁所注为近代官话通用音)。

      

      日本学者早期的研究对我们很有启发。这里,我们再扩展视野,增加比较词项,加入丁种本《芒市译语》及其他现代台语材料进行对比,也参考Li(1977)和梁敏、张均如(1996)关于早期台语、侗台语的构拟,以观察相关词语声母的历史演变情况。

      

      另外,现代标准傣语(中部方言)与傣语北方方言、东北方言之间存在着声母r-与h-/l-的对应关系(林美妙2014:51)。笔者认为,这种共时差异反映了台语的相关历时演变序列r->h-/l-。

      综合以上表9等材料进行分析,注音汉字明初乙种本l-与丙、丁种本x-(来自古晓匣母)声母对应的词条,现代芒市傣语均是h-声母,其他亲属语言中却总有th-、r-、hl-声母的对应,而早期侗台语言的声母构拟多是复辅音*thr-、*hn-、*xr-。所以,“家(房)、石、头”等台语内部r-、h-声母相对应词的早期源头,笔者推测如下。

      

      根据明代两种《百夷译语》的记录,可以认为,从明初到明末,芒市傣语逐渐完成了上述各条历史演变序列末端r->h-的音变。

      (4)清代芒市傣语已大致完成kh->x-的音变

      这里用下表来说明这种音变现象(表中音译汉字旁所注为近代官话通用音)。

      

      根据上表分析几点:①明代芒市傣语基本保持kh-声母,到清代变成了x-;②迄今金平方言保持着早期的kh-声母;③西双版纳景洪傣语x与kh自由变读(周耀文、罗美珍2001:29),表明kh->x-音变正在进行;④“金”一词乙种本《百夷译语》里的傣文转写是[kham](西田龙雄1960:241),但注音汉字“罕x-”,而且今金平傣语也读擦音x-声母,可见此词是特例,可能是最早擦音化的。

      傣语kh->x-的音变,德宏方言领先完成,西双版纳方言正在发生,金平方言最保守。李方桂(1983)构拟这类词的原始台语声母是*kh-。

      2.关于清代傣语的方言差异

      根据丁种本“百夷译语”系列中的三种译语《芒市译语》《孟连译语》《车里译语》之间的差异,可以认为,至迟在清代乾隆十三年(1748)始,傣语已经有了德宏(芒市)方言与西双版纳(车里)方言之间的差异,较明显的是声母方面。比如下表所列。

      

      上表显示,傣语方言间m-:f-、l-:t-、l-:n-等声母的对应差异,以及“茶”“裤”等的用词不同,早在清代已经存在。由此推测,如今傣语方言分布的基本格局在300年前已形成了。

      值得注意的是,上表中现代孟连傣语以ph-以对应其他方言的f-,可是在清代的《孟连译语》里,却不是以ph-声母字对应,而是以f-声母字对应。周耀文、罗美珍(2001:25)指出,现代孟连城关傣语里“声母ph可以自由变读为f,f还没有从ph中分化出来成为与ph对立的音位”。Li(1977:77-79)构拟早期台语声母“雨”*f-,“天”*v-,均是唇齿擦音。所以,推测现代孟连傣语的f->ph-是后起现象,其发生时间可能在清代之后。

      音变的方向性一般是重唇p(ph)-变轻唇f-,现代孟连傣语的f->ph-则是特殊反例。

      四 明清《百夷译语》所反映的汉语方音历史面貌

      1.明代《百夷译语》中音译汉字所反映的汉语方音

      这里,将明代反映芒市傣语的两种《百夷译语》的音译汉字与芒市傣语相对照,来观察到当时用以对译的汉语方音的某些特点。举例如下表。

      

      将上表中所观察到的汉语方音特点,相似于本悟《韵略易通》(1586)所记明代云南官话音系特点(参见沈建民、杨信川1995,张玉来1999:47-58,宁继福2009:190-196):全浊声母清化;分平翘,部分尖团音混,鼻边分明;-m>-n,前后鼻音an/aη、in/iη有混,无撮口呼;有阴、阳、上、去、入五个声调。

      但是,乙种本、丙种本《百夷译语》分别是在北京的四夷馆、会同馆由译官所翻译编辑的,有可能是用南京官话而不是云南官话对译的。不过,云南官话是因明代大规模南直隶军屯移民入滇而形成的,其源头是明代南京官话(曾晓渝2013a),所以,明代的云南官话与南京官话的基本特点是一致的。

      通过明清《百夷译语》中的对音汉字,可以反观对译汉语自身的语音特点,因此,《百夷译语》也是汉语史研究的十分珍贵的重要文献资料。

      2.丁种本系列“百夷译语”所反映的清代乾隆年间云南汉语方言

      根据《清实录》(一三)(卷324)“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上”(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52页)处记载,丁种本“百夷译语”是遵照乾隆皇帝谕旨在云南永昌府、普洱府所属的各地记录翻译再上报朝廷,因此,丁种本的十三种“百夷译语”可以确定是在云南当地采集记录的,其汉字读音真实反映了云南汉语官话方言的特点。

      这里,仅就丁种本中几种译语的材料初步分析如下(表中注音汉字旁所注的是中古音来源):

      

      上表分析呈现的清代乾隆年间的云南官话特点,基本上都延续至现代云南官话。在此基础上再说明如下几点。

      ①明代乙、丙种《百夷译语》多用入声字注入声音节,虽然塞音尾-p、-t、-k已消失,但可能还有喉塞音-

尾;而清代丁种本用不少阴声字注入声音节,说明喉塞尾-

已消失了。②由于傣语只有一个塞擦音声母ts-,所以,无法根据对音汉字分析出清代云南官话是否分平翘(今大部分云南官话分平翘)。③上表中显示芒市、车里(景洪)译语的音译汉字尖团音分明,但孟连译语的译音汉字却有以“结k-”注傣语“ts-”声母的现象,表明尖团音有混。杨时逢(1969[1940])《云南方言调查报告》(下)后附的第四图“尖团分混”显示,芒市汉语分尖团,孟连、景洪已尖团不分了。由此推测,300年前孟连汉语已尖团有混,随后是相隔不太远的景洪汉语。今滇西片云南官话基本能代表清前期云南官话的面貌。

      明清时期傣汉对译的《百夷译语》是研究600年来傣语方言、云南官话语音历史的宝贵资料,特别值得重视。本文的研究仅仅是局部的、初步的,尤其是丁种本中大多译语尚未涉及,今后还须做大量的文献考查、田野调查等工作,以把这方面的研究深入细致开展下去。

      谨此特别感谢远藤光晓先生为笔者提供了日本所藏的《百夷译语》钞本复印件、日本学者相关的研究资料并且对本文写作予以帮助。文中丁种本傣汉对译的系列译语资料为笔者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查阅抄录所得。本文初稿在“第47届国际汉藏语暨语言学会议”(2014年10月,云南昆明)上发表,承蒙与会的周庆生教授、杨光远教授、李锦芳教授、薄文泽教授提出宝贵意见,罗美珍教授还专门写信赐教,谨此一并向各位先生致以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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