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动力学的两种趋同——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的一个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两种论文,动力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7)03-0016-07
在科学动力学研究中，有两种趋同：一种是在上世纪中叶，西方科学哲学界对科学哲学的本性是科学动力学这一点有了普遍的认同，而俄(苏)自然科学哲学研究也几乎同步地发生了向科学动力学的重心转移，这可以称之为“趋同1”；另一种是在科学动力学中，新旧理论的一致性(consistency)或会聚(convergency，亦译作趋同)问题，不约而同地成为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共同的理论热点，这可以称之为“趋同2”。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遵循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趋同1”反映了二者的接近，“趋同2”则表现出二者的离异，这是比较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案例，饶有兴味。
20世纪50年代后，就西方而言，围绕对公认观点(received view)的清算，在科学哲学中形成了新的研究纲领。作为公认观点的逻辑实证主义，把知识看作是静态的累积，主张科学认识服从预设的逻辑图式。萨普(F.Suppe)指出，公认观点主张，“对理论的哲学分析，可以无视理论的发生要素，而只限于关注作为最终结果的理论”，“理论的重构能够在论证的上下文中、从而在认识论上处理问题。”后逻辑实证论批判了正统观点，主张知识是动态发展的社会的过程。1969年3月26—29日在美国厄巴那召开的科学理论结构讨论会上，普遍认同的结论是：“理论不是静态的本体，宁可说是经历着发展并被应用着的科学产品，它按照规则被评价、判断、接受、反驳或修订。只有在其应用、发展等等的上下文中，才有可能理解科学理论的本性，因而理解理论化(theorizing)、理论论证之类的动力学是至关重要的。”([1]，234)
库恩为代表的历史社会学派的创造性工作，彻底颠覆了正统解释的累积观(所谓“精神水桶理论”〔backet theory of mind〕)，确立了科学动力学的基本原则，使之成为当代科学哲学领域的基本共识。库恩承认他与波普尔一样，“我们都反对科学通过积累而进步的观点，都强调旧理论被一个与之不相容的新理论所抛弃、所取代的革命过程”([2]，2)。但与波普尔不同，库恩通过以“范式”为基础的元结构分析，揭示了科学发展中稳定和变革对立统一的张力机制。科恩(I.B.Cohen)对库恩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由于“在具有创新性的研究中，库恩并没有阐述一般的历史，而是根据库恩所说的‘常态科学’交替出现的一系列革命，阐述了科学变革的社会动力学”，所以“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看法。”([3]，28)新科学动力论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揭示了科学发展中连续和间断、收敛和发散、进化和革命的内在机制。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社会学派成了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大致同时，地球另一端的前苏联也发生了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转向。一批哲学上的改革派思想家——所谓“六十年代人”——把哲学的本质看作认识论，反对前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本体论范式，科学哲学研究在前苏联蓬勃兴起，科学动力论理所当然地成为核心主题。1997年，俄罗斯学者马姆丘尔(Е.А.Мамчур)等在总结这段历史时，特别强调了前苏联科学哲学的这一动向与西方的同步性，指出：“60年代国内哲学在研究科学知识的构成和结构时，开始积极地深入探究它的发生和发展问题。大致同时，在国外的科学哲学中，也初步完成了从研究既定的、‘现成的’知识向研究其发展的转折。”([4]，c.252)这就是说，在俄(苏)科学哲学中也提出了“趋同1”的研究主题。
库恩主义的科学发展过程论对前苏联学者说来是颇为亲切的。问题在于，渐进与突变相统一的科学发展模式，符合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正好是唯物辩证法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对前苏联学者说来，真是再现成不过了，这恰恰是他们谙熟的连续性与间断性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这种动力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传统，可以上溯到恩格斯1875年的《自然辩证法·导言》和1878年的《〈反杜林论〉旧序》。而这些辩证原理一直是俄(苏)科学动力学研究所遵循的基本纲领。拉贾波夫(У.А.Раджабов)在《自然科学知识的动力学》一书中，把恩格斯关于科学动力学的基本观点概括为：科学革命是科学认识进步发展中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环节，它不是从外面带进科学中的，不是主观随意的产物；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材料难于适应陈旧的思想形式，对之进行系统化的必要性在自然科学中引起了革命；自然知识中的科学革命的重要特点是，它伴随着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的根本转折。([5]，c.258)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方向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俄(苏)科学哲学家，和库恩的范式论一样，也已经从科学认识的一般辩证性质的层面，深入到动力机制结构分析的层面，用马姆丘尔等人的话说就是，“寻求不同于理论的、分析知识的方法论单元，以便阐明知识的动力学方面”([4]，c.267)。
用句老话来说，这是“东西方”科学哲学的趋同演化，这种趋同绝不是偶然的。它透露出有关科学哲学的本性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层消息。当然，趋同并不是等同，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分别遵循不同的研究纲领，在解决同一主题时也显示出多方面的原则分歧，解读这些分歧可以超出西方科学哲学的单一向度，用另一种视角考察贯穿科学哲学历史的那些旷日持久的疑难(puzzle)。这就是说，开展比较科学哲学研究是极端重要的，对此笔者已撰文专论，这里要说的是，西方和俄(苏)科学动力学的研究正是比较科学哲学的典型案例。
上世纪中叶在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中发生的重心转移，无论在指向上，还是在立论上，确实显示出许多共同的特点：
1、科学哲学研究的本质与核心是科学动力学。斯台格缪勒(W.Stegmüller)认为这是当代科学哲学的主流观点，并把“非积累性的知识进步与理论动力学”或者“关于科学理论的发生、发展和抛弃的革命化观点”，称之为“当代哲学中的趋同倾向”([6]，684—685)。而这也正是俄(苏)科学哲学家普遍接受的观点。与西方历史社会学派的共识是，研究科学理论的本质必须立足于知识的发展，科学知识论其实就是科学动力学。1978年，格里雅兹诺夫(Б.С.Грязнов)和萨多夫斯基(В.Н.Садовский)的著作《科学的结构和发展》，和上述萨普的名著《科学理论的结构》是同时出版的，两位作者关于科学理论的提法和萨普一模一样：“理解科学理论只有通过建立科学知识的动力学结构才是可能的。”([7]，c.17)
2、科学知识的进步过程是连续性和间断性、渐进性和突变性、进化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后逻辑实证论的知识论是一种革命论，“科学的历史表明科学变化从根本上说是革命的。”([1]，136)但是，这并不排斥科学发展中存在某种传统相对稳定的时期，库恩不同意波普尔那种“即时理性”式的“不断革命论”，认为“‘不断推翻’的‘增长’这本身在语言学上就是一种怪论”，以致特别强调科学理论的韧性，从而提出常规科学的概念。对库恩来说，常规科学是其特征性概念，正如梅奥(Deborah G.Mayo)所说：“库恩指出，转化为科学的标志是能够实行‘常规科学’——他定义为放弃波普尔誉之为科学标志的那类检验的实践。”即所谓把“波普尔‘鸭’变成库恩‘兔’”。([8]，271—273)也许，库恩对科学动力学的突出贡献正在于，他明确揭示了科学理论发展中的渐进和突变的关系，前者属于科学发展的常规时期，后者则属于革命时期，并认为其认识机制是收敛性思维与发散性思维之间的张力。“科学传统的革命转换，相对说来还是罕见的，收敛式研究的持久时期正是这一转换所不可少的准备”。因此，科学发展是维护传统、打破传统并建立新传统的交替过程([9]，224)。如上所述，俄(苏)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知识发展的这种“必要的张力”恰恰是认识辩证法的深刻体现。拉贾波夫指出：“因此，如果透过‘间断性’和‘连续性’的哲学范畴的棱镜，就能更合理地再现科学革命的本性。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以这对范畴为基础，科学知识发展的模型、特别是科学革命的模型是如何可能的。”([5]，c.273)
3、科学动力学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对知识的结构学分析，首先是找到作为科学活动基础的前提性知识结构。库恩认为这种前提性知识结构是研究科学发展的“基本单位”([10]，10)，俄(苏)学者斯焦宾(В.С.Стёпин)则将其定义为“知识分析的方法论单元”或“科学认识的根据”([11]，c.11)。尽管东西方学者用各不相同的名称为这种前提性知识命名，诸如“自然秩序理想”、“研究纲领”、“形而上学蓝图”、“研究传统”、“超理论逻辑结构”、“理论思维原型”、“科学理论规范和理想”等等，对之所作的诠释也人言言殊，但从认识论上说，其本质规定是基本一致的。([12]，4)库恩认为常规科学是范式指导下的解难题活动，而革命科学则是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范式为科学活动塑型”([10]，99)。类似地，斯焦宾则把科学革命看作是“科学根据”亦即“科学研究的规范和理想”的根本变革。([13]，c.62)
4、前提性知识结构的核心是世界观，科学革命本质上是世界观的转换或更迭。萨普甚至因此把这种主流的动力学观点称之为“世界观分析”(Weltanschauungen Analyses)，因为库恩所代表的历史社会学派是把科学看作从某种世界观出发而工作的，世界观造成科学的旨趣，决定了对现象的看法和对理论的要求，并建立了理论可接受性的标准。“随着世界观的改变，某些旧的理论、定律和结论遭到反驳，而那些未被反驳的理论、定律和结论则在被结合到新世界观中去的时候，重新得到解释或者被修改。”([1]，136)而且，这种动力学过程是在科学社会文化语境中发生的，并为特定的社会语境所规定。萨普在谈到新科学哲学的基本特点时说：“科学被看作是正在发展的、与语言和方法论等等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事业。”([1]，125—126)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动力学纲领同样把科学史上的重大变革看作是自然观的根本转变，恩格斯认为19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革命是从形而上学自然观向辩证法的复归，而列宁则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最新自然科学革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去代替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遵循这一传统，俄(苏)科学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解读科学革命的世界观性质，如凯德洛夫(Б.М.Кедров)主张科学革命表现了人类认识自然的质上的不同阶段，奥密里扬诺夫斯基(М.Э.Омельяновский)主张科学革命与科学的逻辑基础的转折相关，卡丘金斯基(В.В.Казютинский)主张科学革命的本质是整个认识活动系统的质变，而萨契科夫(Ю.В.Сачков)则认为科学革命是科学思维方式的转换。根据唯物史观，世界观的变化当然是社会决定的。斯焦宾说：“科学革命是知识发展的特殊分岔点，在这个分岔点上，科学探索的战略改变了，未来科学发展的方向被确定了。在这个时期，文化似乎从科学未来发展的一些可能的路线中，优化选择出那些最符合其基本价值和世界观结构的路线。”([13]，c.76)
如果说在“趋同1”这个主题上，西方科学哲学和俄(苏)科学哲学虽然遵循不同的研究纲领，但却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那么，在解决“趋同2”这个主题时，以历史社会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话语，却与俄(苏)科学哲学大相径庭，正是在这里，深刻地表现了两种研究纲领的本质区别。
所谓“趋同2”是指科学知识发展中新旧理论的一致性(consistency)或会聚(趋同)，亦即理论的继承性，实质上是科学理论的逼真性(verisimilitude)或似真性(truthlikeness)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涉及科学的目标和本质，其核心是科学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问题。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科学哲学中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达到了高潮。
上世纪以后对逼真性命题最初的尖锐挑战恰恰来自后期的逻辑实证论，当时正统观点的一些代表人物已经转向理论的语境决定术语的意义这种约定论观点。卡尔纳普就说过：“术语是否有意义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它由以导出的假定，是无法解决的”([14]，419)1962年，库恩正式提出不同的科学范式不可通约的命题：“从一场科学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常规科学传统就不仅是不相容的(incompatible)，而且通常实际上同以前出现的传统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ability)。”([14]，421)放弃旧范式和接受新范式类似于信仰的“改宗”，所以说，“在科学中有权就是正确，就是进步”([10]，150)。库恩把任何明显的相似性排斥到无关紧要的地位，而把差别抬高到首要的位置，夏皮尔(D.Shapere)认为：“由于这种极端的不可通约性命题，比较不同的科学语境(无论是理论还是某种更普遍的东西)的问题就因此而成为科学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14]，421)
在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前驱理论和后继理论是否可以通约，是否存在理论的趋同演化，本质上是理论的进步是否趋近于真理的问题。库恩坚持不可通约性命题，实质上是主张科学的进步并不通向真理，“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自然界的真理，他们也没有愈来愈接近真理。”([9]，284)问题并不在于一般地否认真理，而在于罗蒂(R.Rorty)所说的反对“真的信念或真的陈述符合实在的内在本质”([15]，11)。1988年库恩在《历史科学中的可能世界》中已经明确宣称，必须放弃“真理的本性在于与独立于意识的世界相对应”的形而上学假设。否认真理的客观性是西方后现代哲学文化的主流话语，谢尔(Gila Sher)称之为真理的“通货紧缩主义”(deflationism)，其核心主张是：每一个命题都为真理的存在规定了条件；真理的论断仅只根据某种逻辑需要而存在；真理不能也不必是真正解释性的。([16]，5—6)可见，科学哲学的极端不可通约论是西方后现代哲学认识论的一个支脉。
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立场是与不可通约论针锋相对的。按波依德(R.N.Boyd)的定义，科学实在论肯定成熟科学的历史进步是一个逼近真理的过程，后继理论建立在先前理论体现的知识之上。([17]，810)而且应当承认，仍然有一些西方科学哲学家坚持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并以之为科学知识似真性的基础。当然，无论如何科学客观性都是不容回避的重大基本问题。前不久汉纳(Joseph F.Hanna)在《科学客观性的范围和界限》中指出：“一般认为，科学的一个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它的客观性。科学的范围是客观世界，科学的界限则是由形式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客观方法的界限决定的。”([18]，339)而这种得到相当普遍认同的客观性和传统唯物主义的理解是一致的，劳埃德(Elisabeth Lloyd)规定了科学客观性的基本特征：公正的，无私利的，无偏见的，非人的；公共的，普遍有效的，可观察的，或可理解的(至少在原则上)；独立地或离开我们而存在；真实存在的，真正实在的，实有的状况。([18]，340)
由于反实在论的挑战，科学实在论在解决理论和客观实在以及和经验的关系上，暴露出明显的理论弱点，这使许多实在论者离开原有的基本认识论基点，转而从语言—逻辑方法论上寻找出路。普特南(H.Putnam)和克里普克(S.Kripke)关于通过指称论来解决理论发展中的会聚问题的主张，就是后期科学实在论最有代表性的发展趋向。因为“不同理论中的概念可以指称同一事物”，没有哪一个应用于某一事物或事物类的术语对其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原则上所有这些术语从历史角度说，由于不适用于该事物或类而可以摒弃，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陈述——指称——同一事物。显然，如果这个学说是正确的，那么科学讨论的连续性就有了保证。([14]，424)
从逻辑方法论角度，尼尼罗托(I.Niiniluoto)把逼真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9]，1—29)：
第一个时期是从波普尔1960年在斯坦福第一届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上提出逼真性的定义开始的，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对此做了详尽的说明。波普尔声称自己坚持“关于符合事实意义上的真理观念”，但认为必须引进逐步趋近于真理的概念，其定义是：“假设两种理论t[，1]和t[，2]的内容是可比的，我们就可以说t[，2]比t[，1]更相似于真理或更符合于事实，当且仅当(a)t[，2]的真理内容而不是虚假内容超过t[，1]的；(b)t[，1]的虚假内容而不是真理内容超过t[，2]的。”([15]，334)
第二时期始于1974年，米勒(D.Miller)和蒂希(P.Tichy)揭露了波普尔定义中的逻辑矛盾，认为从中可以引申出“一个假理论可以比一个真理论更逼真”和“一个假理论可以比另一个假理论更逼真”的悖论。问题在于如何定义“相似”。1976年，希尔派南(R.Hilpinen)根据可能世界的类，把各个世界之间的类似作为初始概念，把现实世界作为一个定域集群系统的中心点，而一个陈述则是该系统的子集。于是，陈述h比陈述g更似真，当且仅当相关于最小和最大距离，h都比g更接近于现实世界。后来奥迪(G.Oddie)(1986年出版《似真》)和尼尼罗托(1987年出版《似真性》)又根据他们对可能世界的语义陈述，精确地制定了它们之间的距离的概念，从而实现了所有相关理论在似真性上的可比性。
第三个时期是1987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对逼真性的探索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舒尔兹(G.Schurz)等人试图通过对逼真性定义的修正，解决波普尔初始定义的困难，以“拯救波普尔”；凯珀斯(T.Kuipers)根据经验的可能集合构建“结构似真”，制定了理论的逼真性问题；还有许多学者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似真性理论。但是，正如尼尼罗托所说，这一时期“并没有太多明显的新意”，而似真性理论的主旨仍然在于理论与事实的符合关系。尼尼罗托认为似真性命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本质可以概括为：当假设h同证据事实e的距离Δ(h，e)充分小时，假设h就可以说相对于证据事实e是近似正确的。([19]，21—22)凯珀斯还援用科学实在论著名的成功命题来定义似真性，他规定说，如果理论Y至少像理论X一样接近真理，那么相对于正确的事实证据，Y至少像X一样成功。不过，这又提出了如何定义事实的问题，事实与客观实在是什么关系？事实是不是经验？于是事情又回到了出发点上，西方科学哲学的逼真性理论并没有走出困境。
俄(苏)科学哲学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即使在后苏联时代这一传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对科学哲学的研究起着规范作用。如马姆丘尔所说，对整整一代苏联科学哲学家来说，唯物辩证法“与其说是作为认识的工具，不如说是作为方法论活动的背景——作为十分广阔的和普遍的、从而是科学认识研究的无可争议的前提”([4]，c.253)。就科学进步趋势的研究来说，趋真性演化的结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一结论体现了辩证认识论的两个基本原理：1、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初级本质到更深刻本质不断深化的过程；2、真理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列克托尔斯基指出：“知识发展的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是同以相对真理形式出现的绝对真理的成分的积累直接相关的，是同认识从客观实在的一个层次向另一个更深刻的层次的运动直接相关的。在一个阶段上被看作是‘终极本质’并作为现象多样性的解释原则出现的东西，在另一阶段上则是从更深层的本质中导出的，并且在更普遍的和更深刻的理论体系的上下文中得到了解释。”([20]，c.180)问题在于必须坚持真理的反映论，肯定真理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正确反映。拉贾波夫指出：“科学知识动力学的理论—系统模型应该包括三个功能成分：主体，客体和二者的相互作用。以前存在的各种立场的偏颇恰恰在于企图把其中一种模型成分排除掉。”([5]，c.277)一种做法是把主观方式和认识形式归结为物理现象的客观性质，反过来，另一种做法则是把物理现象的客观性质归结为对它们的主观认知方式。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俄(苏)科学哲学完全不能接受科学进步中新旧理论不可通约的命题。在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确证的科学理论，是对客观世界的(在一定程度上)正确的反映，它和新的后继理论的差别在于把握实在的深度、广度和精度不同。历史社会学派的不可通约论放弃了科学进步本质是人类不断深入地把握客观世界的过程，从而丢掉了前后相继、相互更迭的理论之间可比性的基础，相反站在工具主义的立场上，把理论变革看成是从主观价值需求出发的“纯形式”的选择。([5]，c.174)
与西方科学哲学反趋同论的不可通约论不同，俄(苏)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互补原则”——借用波尔在量子力学诠释中使用的特殊概念(“互补性”)，论证科学理论发展的连续性。这里所说的“互补”，是指新旧理论之间具有互补关系。在俄(苏)科学哲学中，互补原则有多种解释。互补原则的第一种解释是极限论，是库兹涅佐夫(И.В.Кузнецов)在《现代物理学中的互补原理及其哲学意义》一书中提出的。作者考察了不同的物理理论在历史发展中的互补关系，指出：“那些其正确性通过某些物理现象域在实验上确立起来的理论，并没有随着新的更普遍的理论的出现而被当作错误理论废弃，作为新理论的极限情况和特殊场合，它对以往的现象域仍然有其意义。在‘经典’理论还是正确的领域，新理论的结论就转换为经典理论的结论；新理论的数学机制包含某些特征参量，它的值在新旧现象域是不同的，如果引进相应的特征参量值，就转换为旧理论的数学机制。”([4]，c.183)第二种解释是具体论，伊拉里昂诺夫(С.В.Илларионов)说：“互补原则是新理论比旧理论更具体的结果。”([21]，c.97)新理论取代旧理论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所谓抽象指的是片面性、局域性、零散性；新理论是更普遍和更精确的，因而其规定更加具体，所传达的关于客观世界的信息量也就更多。这就是说，所解释的现象越广大越深刻，越要引进新的限制，做出更严格的规定。所以，他建议将互补原则称作“限制原则”。第三种解释是平行论，旧理论和新理论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具有平行性，表现为向新的现象域的扩展，例如从经典力学中三维空间的距离不变性，转换为相对论中四维连续统的间隔不变性；又如从传统的拉普拉斯决定论的适用域转换到量子统计原则的适用域。图尔松诺夫(А.Турсонов)认为，这种平行关系是新旧理论概念的发生学联系，和外推法(extrapolation)有关：“在理论知识发展中的这种继承性，表现为旧的概念向新的对象域的外推，它一般是科学概念的内涵开放性的直接结果。”([22]，c.166)可以看出，上述三种解释都立足于理论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关系，从而鲜明地显示出辩证唯物主义传统在解决逼真性问题上的理论优势。
同时，与西方科学实在论的逼真论不同，俄(苏)科学哲学在解决逼真性问题时，辩证地解决了理论和经验的关系问题，并以实践论为基础建立理论证实的标准，突破了科学实在论的理论困境。趋同实在论是以其本体论的承诺为基础的，其核心命题是：“承认一个理论有解释力和不可约性(irreducible)，就合理地包含着承认这个理论所假定的那些实体”([23]，5)，或者更一般地说，有恰当的理由坚持一个理论，就是有恰当的理由坚持认为理论假设的实体是存在的。但是反实在论者如范·弗拉森却深刻揭露了这种实在论辩护的致命弱点。所谓“解释力”或“恰当的理由”，并不会使我们形成关于不可观察的实体的信念，因为“有恰当的理由”所说的那个“理由”，或者如传统实在论一样，跳过认识的经验阶段，求诸独断论或先验论；否则就不得不求诸可证实性原则，退回到经验论，从而面对“经验上等价”的理论困境。前述尼尼罗托所说的第三时期逼真理论关于“证据事实”的诉求，其实是回到经验—归纳真理观的立场上。
问题的实质在于认识的辩证法，即如何以实践为基础正确解决经验和理论、个别和一般的辩证关系。在这方面，俄(苏)学者完全突破了西方科学认识论的怪圈，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优势。什维廖夫(В.С.Швырёв)指出，经验和理论在科学认识中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功能，二者在实际的科学认识中又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经验层次是把理论手段运用于经验材料的认识活动，旨在建立科学的理解机制与观念以外的实在的联系；理论层次则是发展科学理解机制的概念手段以使之完善化和精确化的活动，是建构“特殊理论世界”的活动。他一方面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同意经验荷载理论的命题；另一方面，又反对后逻辑实证主义使理论脱离经验基础的观点。什维列夫的这一理论立场是一贯的，直到2003年，他仍然继续深化这一立场，指出：“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纯粹的经验命题’，因为所有的经验表达，亦即人同现实的直接接触，都在语言中找到了概念—语义中介。但可能也应该区分科学知识的经验层次，它是对作为经验研究结果而得出的信息的思考和说明。换言之，经验标准不是脱离概念的理论解释——这是不可能的，而是思想指向经验的结果，它与概念—理论内部的思想运动是不同的。”([24]，c.94)这就要求制定科学认识的经验成分和理论成分的辩证的类型学(типология，typology)。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后逻辑实证主义使理论脱离经验基础的观点，实在论离开经验基础讨论理论客体的实在性问题，只能陷入纯粹的思辨。
但是，经验的可证实性或范·弗拉森所说的“经验上的适合”又如何保证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呢？得到经验检验的理论是否反映客观实在呢？这也是西方科学哲学众多流派困惑、回避或者否定的问题。理论的真理性检验归根结底要通过经验进行，而经验又荷载理论，这就是理论经验检验的怪圈(порочный круг)。俄(苏)科学哲学的普遍共识是，“在认识过程内部，是不能冲破这个怪圈的。要确定理论的真理性，必须超出认识的界限，进入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的范围，进入理论的技术应用的领域。”([4]，c.259)这番话是1997年马姆丘尔等人对以前苏联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总结，而这里所肯定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实证科学既不同于数学，也不同于人文文化，它要通过建构真理性理论把握客观实在。伊里因(В.В.Ильин)主张，数学知识的检验标准是无矛盾性、完全性和独立性要求；人文科学知识的检验标准是一般社会学的可重复性和人类学的适合性；而自然科学知识的检验标准则是外在的证实性和内在的完备性。而这种检验的通道则是经验认识，在实践中通过经验直接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以此为基础实现对理论的证实。什维列夫指出，理论概念和思想对象不能自我封闭，应当有一个通向独立于人的世界的出口。“理论‘结构’系统应该有一个同这个真实实在的可逆联系通道。经验研究方式就是这种通道，它获取信息，打破科学概念机制的自我封闭性。”([4]，c.265)1989年，苏联解体前夕出版的弗罗洛夫主编的教科书《哲学导论》，提出了一个基本认识公式，其形式是：客体——对象—实践活动——主体，其中对象—实践活动是基本环节。([25]，c.353)而苏联科学哲学家在研究科学知识的检验时，也始终坚持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斯焦宾在为格雷厄姆(Loren R.Graham)的《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和人的行为科学》一书俄文版所写的“跋”《分析苏联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在谈到前苏联学者的理论知识类型分析和20世纪科学规范结构变化分析时，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所有这些研究提供了基础，这些原理是，客体从来不是以静观的形式、而是以实践的形式给予认识主体的(马克思)，实践包括在认识过程中，也包括在客体的规定中(列宁)。”([26]，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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