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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这一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已成历史定论，但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是新旧民主主义两种性质的革命同时并存、交互更替的时期。关于这种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次国共合作使旧民主主义革命得以延续
1922年，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遭到失败。不久，他毅然改组国民党，转而与共产党合作，揭开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序幕。
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这是公认的历史事实，问题在于如何客观地看待国民革命的性质。我以为，从某种角度来说，国民革命是孙中山捍卫共和反对北洋军阀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跟“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与“护法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带有浓厚的旧民主主义色彩。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论述，区分新旧民主革命的标志在于：（一）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二）革命的目的与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向社会主义过渡。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领导权，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直接决定着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
从领导权问题来看。国共合作后，资产阶级是否丧失了革命的领导能力和地位并“让位”给无产阶级了呢？回答是否定的。从主观上看，孙中山联共的目的在于借助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力量，壮大国民党势力，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在他看来，国民党“为国中唯一的革命党”和“有主义的党”，只有它才能担起完成国民革命建设中华民国的使命。因此，国民革命应以国民党为中心，一切革命分子都应集合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共同奋斗。孙中山需要联共，但他联共是以共产党人服从国民党为前提的，孙中山力主“党内合作”而不赞成党外合作，其用意就是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从客观上看，当时国民党仍有相当的影响和实力。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孙中山，在国内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他是共和的象征，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而国民党仍然是一面“通俗的革命旗帜”；它掌握着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控制着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以及广东中部地区；它的海内外成员号称30万。这是当时处于秘密状态下只有数百名成员的共产党所不能比的。
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成了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联盟”内并非四个阶级平分秋色，处于领导和支配地位的仍是原国民党员。国民党的领导核心依然是孙中山为首的包括廖仲恺、邓演达、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元老派和新骨干。共产党员虽然也参加领导工作，但并未掌握最主要的领导权。国民革命的重大斗争不外乎工农运动和军事斗争两个方面，工农运动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则是国民党领导的，尽管共产党在军事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整个军事斗争的领导权和指挥权都在国民党手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武装力量掌握在国民党手里，武装斗争由国民党发动和指挥，因此可以说，国民革命的主要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即资产阶级手里。
从国民革命所追求的前途来看。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从辛亥革命到护法运动，都是为了建立和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在于国共合作后孙中山的奋斗目标是一如既往还是有了变更？要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新三民主义”作一分析。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赋予“三民主义”以新的内容，突出了反帝反封，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把国民党政纲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国共合作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但是，新“三民主义”并不等于新民主主义。新“三民主义”仍未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纲的要求。反封建，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而在强敌入侵主权沦丧的国度内，反帝则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先决条件。尽管孙中山日益认识到工农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唤起民众”、“扶助农工”的口号，强调主权在民，并具有建立反帝反封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朦胧思想。但是，不可否认，他所规划的国体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个国家政权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可能是工农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9页、第2卷第676页）至于政体，孙中山虽然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弊端有了一定的认识，主张用“五权宪法”来代替三权分立，即在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的基础上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从而建立“超乎欧美之上”的政权形式。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只是“济代议政治之穷”、“矫选举制度之弊”，它与三权分立并无本质区别，并未跳出资产阶级议会政体的窠臼。国共合作时期成立的广东国民政府或武汉国民政府，都是试图按新“三民主义”建立起来的政权，但都不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它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资产阶级为主体。
由此可见，国民革命仍带有浓厚的旧民主主义色彩，它使旧民主主义革命得以延续。
第一次国共合作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
国共合作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显示了自己的威力。中国共产党成立，无产阶级实现了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勇敢地担起了领导革命的责任。第一次国共合作，则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得到了发展。
首先，第一次国共合作使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较前得到扩大。政治上影响孙中山，组织上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起组织、协调和管理作用，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权扩大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共合作前，共产党领导的影响所及不过是部分工农群众，国共合作后，则扩大到国民党民主派中。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国民党的决策，如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本身便是中共直接影响的结果。在国民革命各项重大决策和斗争中，也都渗透着中共的政治影响。如镇压商团叛乱是在中共的呼吁和敦促下进行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是中共提出的，北伐战争也是在中共的推动下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国民党“一大”时中委、监委共51人，其中共产党员10人，约占20%，国民党中央八部一处，部长、秘书共13人，共产党员有5人，占38%。国民党“二大”时中委、监委共80人，其中共产党员21人，占25%；部长、秘书21人，共产党员有17人，约占81%。这里把秘书也列入领导层中，是因为当时秘书也有一定的实权，起很大作用。至于国民党各省党部县党部中的共产党员，占的比例就更大了。在国民党“二大”上，由共产党员谭平山作会务报告，毛泽东作宣传报告，刘尔嵩作工运报告；共产党员吴玉章、董必武、刘伯垂、夏曦，宣中华等分别代表四川、湖北、汉口、湖南和浙江等省市党部作党务报告，足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作用之举足轻重。
对民众运动的领导较前广泛深入，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得以扩大的又一重要方面。国共合作前，中共已开始领导工农运动，但广度和深度都不够。国共合作后，共产党有了公开发动群众的有利条件，它走出了原来比较狭小的圈子，投身于广阔的天地，将自己的主要工作放在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上，很快掀起了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和全国农村革命大风暴。工农民众运动，从斗争形式上相对于武装斗争来说处于辅助地位，但从斗争的内容来说则与军事斗争居同等地位，它是国民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工农民众运动领导是中共实现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主要表现。
此外，开始从事军事工作并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扩大的一个方面。总之，历史事实表明，尽管中共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不完全，但比国共合作前对革命领导权的掌握，要扩大得多。
其次，第一次国共合作使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出了建立“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主张，追求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中共“二大”虽然提出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但它却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权利，还是不能获得完全解放”，资产阶级“必须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的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中共“三大”宣言和陈独秀在“三大”前后发表的文章中都曾指出国民党应当处于革命的领袖地位。国共合作后，随着革命的充分展开，各个阶级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作了充分的表演，无产阶级斗争的坚决性和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在斗争中充分显露，中共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深化。1925年1月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与此相适应，“四大”不再肯定民主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后，在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人通过分析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在进一步肯定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同时，否定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对革命具有矛盾态度的阶级，它要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革命前途只能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1927年5月中共“五大”通过的决议案中，正式肯定了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论断。
由上可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扩大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加深了共产党人对革命基本问题包括对革命前途的认识，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呈现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互更替的特征
上述两个观点，看起来好像矛盾，其实并不矛盾。两个观点的逻辑结论是：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并非单一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或旧民主主义性质，而是两者兼而有之。它既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最后一个浪峰，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个潮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呈现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互更替的特征。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力救国，同时在革命舞台上扮演主角，这是第一个特征。当时的情况是，资产阶级尚未退出中国革命的舞台，继续进行着有纲领有组织的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已经诞生并开始担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资产阶级仍习惯以时代的主角的身份，力图使其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斗争在政治生活中继续占首要地位，但是陈旧的主义与阶级的局限使他们在不断的失败中远离所希冀的目标，它需要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强有力的援助。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时代的真正主角崛起并以其远大的目标和英勇的斗争向中国人民指引了正确的方向，可是他们的力量有待于由小到大的发展，过于单薄的势力使他们不仅需要与农民结成联盟，还需要联合资产阶级一块战斗。当第二次“护法运动”夭折和“二七惨案”发生，再次证明当时任何一个阶级都不能独立担起革命重任之后，各革命阶级和革命党派便在爱国主义的驱动下形成空前强大的救国合力，国共合作便是这一合力的结晶。国民革命在国共两党的共同领导下和各革命阶级的合作下进行，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贯穿始终，这是第二个特征。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的过程，实质上是领导权的转换过程，领导权转换过程中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在与无产阶级合作时总是力图掌握整个革命的领导权，把革命纳入旧民主主义的轨道。无论是黄季陆等人的“制裁”案、邓泽如等人的“弹劾”案，还是戴季陶主义的出笼、“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抑或是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排挤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权。汪精卫有句话说得很明白：“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方向，除了赶去一个，便无他法。”（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6辑第90页）勿庸讳言，中共之加入国民党，目的之一便是为了在国民党内发挥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作用。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结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分子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具体运用这一原则，就以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入国民党开始”。虽然，无产阶级政党尚不成熟，对如何争取领导权还缺乏经验和强有力的措施，特别是忽略了对军事领导权的争取，但是，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毕竟为使自己成为“革命中心的元核”作了巨大的努力，毕竟实施和扩大了革命的领导权。
旧民主主义因素逐渐减弱，新民主主义因素迅速上升，这是第三个特征。国共合作前，国民党已经开始颓唐衰落，许多党员或斗志消沉或腐化蜕变。孙中山不止一次对宋庆龄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而加入我们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宋庆龄选集》第109页）为此，孙中山要改组国民党。他改组国民党的原则是：淘汰不纯分子，吸收革命分子。他吸收革命分子，容纳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使这个衰老的政党由于得到新鲜血液一度出现勃勃生机。但是，由于国民党肌体内对这些新鲜血液有一种天然的“排拒性”，加上孙中山未能淘汰也来不及淘汰那些不纯分子，以后又不断产生新的不纯分子，他们像癌细胞一样吞噬和危害着国民党的肌体。国民党终于“在堕落中死亡”——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工具。国民党的堕落，表明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衰败和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最终失落。与此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呈上升趋势。国共合作之初，共产党不过是只有数百人的小党，在很大程度上受国民党支配。国民革命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磨练，使它迅速成长为一个具有5.7万多名党员的群众性的大党，它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系远比大革命前广泛得多巩固得多，它的军事干部和武装力量也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它的威望蒸蒸日上，它的领袖地位逐步形成，因而在国民党彻底堕落时能独立地担负起革命的领导重任。
资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有一个从大到小的萎缩过程，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也有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两个过程同时出现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中，于是便呈现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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