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183;批判#183;对话：哲学的功能与哲学家的社会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家论文,哲学论文,功能论文,责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6-0018-07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人们经常谈论的“失语”或“自话自说”状态，创造性地回应实践的要求和时代的挑战，是当前学界异常关注、经常讨论和思考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关涉到究竟如何认识、界定哲学的功能与哲学家的社会责任。在我们已经跨入的这个日趋开放的当代社会，无论就哲学的本性、功能，还是就哲学家的社会责任而言，如若宣称只能存在一种唯一的答案，从而把这样一个维度、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引向僵化和教条化，最终只能把哲学研究推向独断论的极端，甚至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在这方面我们曾有过值得认真记取的严重的历史教训。今天开放社会的确立，已经使我们对哲学的功能与哲学家的社会责任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具有一种开放的胸怀和眼光。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所发生的深刻而巨大的变迁，也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探讨进入到更加合理的立场。由此而论，当代中国的哲学由于发挥着对现存世界的解释、批判、对话的不同社会功能，而应当具有多元的存在形态，与此相对应，哲学家也由于承担着对现存世界的解释者、批判者、对话者的不同目标选择，而可以扮演多元的社会角色。
一、内涵与功能：哲学是什么？哲学何为？
对“哲学是什么”与“哲学何为”问题的探讨，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不同民族发展的不同历史时代，规定了“哲学是什么”与“哲学何为”的根本不同的时代特征。显然，这是我们探讨哲学的内涵与功能问题的真正出发点。近30年来，国内哲学界对哲学的内涵与功能问题一直在探讨、研究和争论中，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观点。
(1)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早期教科书)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晚近教科书)
(2)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哲学的功用就在于使人成其为人。(冯友兰)
(3)哲学的主题是命运；是人(人类、民族、集团、个体)对自身的意识；哲学是在严格的自我意识支配之下的抽象思辨；哲学是科学加诗。(李泽厚)
(4)哲学从本性上讲是一种情感态度，是对智慧的爱，是对智慧深沉而又炽热的情感，是理性的激情或激情的理性；哲学所关注的人类理性包括科学性和人道性，在认识和实践的运动中构成辩证统一；体现着人文精神的社会文化理想是哲学的活的灵魂。(郭湛)
(5)哲学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人是能思想的存在，思想是人的本质规定和存在方式；哲学探讨的首要目标是认识自我；哲学思考是最为自由的学术探讨；哲学是美好生活的向导。(张军)
(6)哲学是对意识形态的意识，是旨在达到批判意识形态的自觉意识。意识形态是哲学史发展的理论结晶，是当代人普遍的自我意识。(俞吾金)
上述所列仅仅是国内哲学界有关哲学定义的冰山一角，也不是所列作者关于哲学定义的所有方面。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这里所论问题的实质。撇开第一种关于哲学的宏大、夸张、无边界、无限度的抽象定义不谈，就后几种哲学定义而言，它们主要围绕着人的生存问题这个轴心加以展开。如果说哲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存在方式、生存方式，哲学所关注的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使人成其为人，那么，人如何存在、如何生存、如何才能够使人成其为人的问题是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加现实、更加迫切的问题。在当代中国，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通过构建公平、正义与稳定的普遍法治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秩序，来真正有效地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自觉的哲学意识，以至我们的整个哲学问题的核心问题，很可能仍然要从对这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的探讨、研究和各种各样的尝试性的解答中，得到解释、理解和说明，并由此确立、赢得自己的生存根基和未来命运。“哲学是什么”与“哲学何为”，在本质上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如果哲学不是离开社会实践和时代要求的纯粹理论，那么，“哲学是什么”，归根到底就存在于哲学的何为之中，而哲学的何为，也就从根本上表明了哲学是什么。由于“哲学何为”集中表现了哲学发展的实践维度，而对“哲学何为”的探讨构成了哲学史发展的一个具有本质性的重要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结合哲学史上的已有成果，对中国当今时代的“哲学应当何为”问题做出探索性的说明。在这里，还是让我们提供有关哲学史的资料，对哲学究竟应当何为作出历史的、现实的论证。
就历史方面而论，作出深入、全面的历史性论证不是我们这里的任务。我们在这里仅通过哲学史个案加以简要说明。让我们以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政治理念为例。
康德历史—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是把以理性为基础、以普遍法治为保障的公民与国家的自由问题，视为大自然迫使人类必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最困难的问题”，并历史性地宣称它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最高任务”，[1] (P8-9)从而在这一基础上最终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黑格尔的历史—政治理念也是把世界历史看成是自由意识、自由精神的进展，把实现人的自由作为世界历史的根本目标和神圣使命。黑格尔的自由观由于有一个巨大的历史感和宏大的历史框架作为基本支撑而显得坚实有力，在他那里，自由在古代还是少数人的普遍原则，而作为世界历史之目的、本质的自由之所以在近代成为人人享有的普遍原则，是由于财产权在近代得到了普遍承认，并有现代国家的法治为它提供了根本保障。自康德、黑格尔以来，几近200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但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哲学研究，并未因为历史发展、时代变迁、社会进步而失去其基本意义，所能改变的仅仅是探讨这一问题的国情、境域、方式、语言等等的不同或转换。
马克思哲学自诞生以来，尽管由于其整体性的特征和黑格尔主义的渊源而遭遇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持续批判和严重挑战，但我们仍然有坚实的根据和充分的理由为马克思哲学的自由向度作出坚强有力的论证。马克思历史观从肯定、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劳动阶级的感性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的现实基础出发，终生都在追求劳动阶级的自由，同时断然拒绝现代资产阶级自由的阶级狭隘性，对其虚幻的普遍本质作了强有力的批判和揭露；马克思从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这个基点出发，直面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奴隶般的生存地位和生存境遇，立场鲜明地打出了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劳动解放的旗帜。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目标是人类的彻底解放：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真正摆脱了人的和物的依赖关系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尽管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在财产权、个体维度、普遍法治、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等等问题上存在着缺陷，但由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自由向度，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极大的误解和偏见。
就现实层面而言，如果说，西方的历史—政治哲学在这个关乎着人的生存命运、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的问题上，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话语表达、思想结构和意识形态，并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实践需要奠立了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的法治理念和制度原则，那么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当代中国历史—政治哲学在这个普遍交往的全球化时代中，如何才能创制出我们自己的、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基本的法治理念和根本的制度原则，以推动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恐怕很可能还要有一个充满着种种艰难挑战的、长久探索的理论—实践历程。时代要求和实践呼声仍然需要我们创生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哲学理念。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批判和告别了“文革”、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进一步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以人民的幸福与自由为核心价值观的哲学理想，宣示了马克思主义倾听时代呼声和实践要求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在探求它的哲学基础的道路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努力，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在与政治家通力合作和深入对话的基础上，不断作出创造性的解释、反思乃至论证，在哲学与现实的对话中推进这一伟大事业。
二、解释(者)、批判(者)、对话(者)：哲学的功能与哲学家的社会角色
如果说，康德和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的理性自由的理念做系统而全面的哲学论证，是赋予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所追求、所确立的社会政治理念和政治法律秩序以典型的哲学形态，从而高度自觉地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铺平道路，并为此凸显了哲学解释世界、理念与现实趋向调和(黑格尔语)的基本理论功能；① 那么，马克思哲学几乎从一开始就极其鲜明而强有力地突出了它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巨大而深刻的根本性的对立，清醒地解剖、批判和揭露了它那个时代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悲惨的生存地位和生存状况，设计和描画了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因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不再受剥削、压迫和奴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并高度自觉地宣示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意志的战斗性格，从而高度凸显了哲学批判世界、哲学与世界对立并革命性地变革现实世界的巨大实践功能。②
青年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P61)对现当代中国的哲学—思想界而言，这一革命性的话语所表征的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可以说是对哲学的功能和哲学家的社会责任的一种最有力的阐释，它曾经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中国的哲学世界，影响了现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实际上更事关重大的是，它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现当代中国的哲学学术层面，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政治理念、思想基础和实践行为的哲学灵魂。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长为现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生命力的革命党，并成长为现代世界舞台上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一支特别重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之所以领导了民族民主革命并获得辉煌胜利，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基地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了创造性的运用，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性发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民战争中发挥了批判性、革命性的巨大的思想动员、政治号召和社会激励功能。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性的历程，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是任何一个尊重、解读现代中国历史的人都不能否认的基本历史事实。
但历史发展的逻辑和道路并不是单面的和直线的。现代中国的历史也一再告示我们，必须注意和反思它曾经留给我们的那些严重教训。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存在着对批判性、革命性这一表征着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特性的哲学理念的教条主义理解，因此不仅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国、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世界都曾经长时间地造成了一种极“左”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式，一种独断性的、排他性的哲学论断：在哲学理念层面，我们曾长时间不能容忍对马克思的历史观和实践观的任何其他维度的解读和解释；在社会实践层面，则导致了对实践的地位和作用的极度夸张和教条主义的运用，以致导致了“左”倾专制主义的泛滥成灾，导致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普遍盛行，导致了哲学观念的极度封闭和思想方式的长期僵化，发生了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对科学家和学术权威的疯狂批判和无情讨伐，并最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与现代世界潮流相违背的倒退性的悲剧性事件。这是一个学术独断与政治独断强力联姻的历史时期。因此如何处理哲学学术和政治民主的相互关系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在这里，我们重温黑格尔曾经讲过的几句话仍然是有必要的：“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思想必须独立，必须达到自己的存在，……思想既是自由的，则它必须深入自身，达到自由的意识”，“如果我们说，哲学的出现属于自由的意识，则在哲学业已起始的民族里必须以自由原则作为它的根据。从实践方面来看，则现实的自由之花苞开花，必须与自由的意识相联系着”，“所以在历史上哲学的发生，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的时候”。[3] (P93-98)
哲学的功能和哲学家的社会责任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历史、政治、哲学、人生等等好多方面。就哲学的功能、哲学家的社会责任或哲学与世界的相互关系而言，可以有三种发挥作用的方式：解释、批判、对话。由此哲学家的社会角色也就可以相应地表现为三个方面：解释者、批判者、对话者。在这里，哲学发挥作用的每一种方式，都应当有它存在的地位、作用、价值和空间；哲学家扮演的每一种社会角色，作为哲学家个人的负责任的选择都应当得到尊重，作为哲学家个人的独立、自由的选择权利都应当受到保护。这在从事哲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一种生存方式的现时代尤其如此。
关于哲学的解释与批判功能，哲学界在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区别时已作了广泛的、多方面的阐述。就哲学的对话这一维度的功能而言，它同样包含着无限丰富的内容。哲学与政治的对话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论证现实世界的合理性又是哲学与世界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对执政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等等的建设性的建议，以及有判断力的、负责任的解释和宣扬。
这样，遵循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学术自由、提倡文明和理性的学术宽容，就成为我们所应当也必须坚持的基本前提。首先，在哲学研究与现存世界的相互关系上，不同的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可以也应当允许有不同的选择。解释、批判、对话这三种研究方式，解释者、批判者、对话者这三种社会角色，应当各有各的功能和作用，不能相互取代、相互指责，更不能把某一种方式或角色搞成独断而强加于人，强加给哲学界，甚至强加给社会。历史与哲学史、思想史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一旦出现独断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批判世界；无论是与世界对话，还是论证世界的合理性，都必须保障不违宪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为原创性哲学智慧的产生、生存和发展提供健康的思想—学术空间。
任何伟大的哲学都必然以自己的特定方式同政治发生某种关联。尽管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哲学(家)与政治(家)相互关系的悲剧性的案例而常常为人所诟(如海德格尔与纳粹法西斯，如斗争哲学与“文革”政治，等等)，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实际上，经验告诉我们，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学术与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家友好联姻而值得为我们今天认真借鉴的正面事例。
让我们以古希腊时代学术与政治的良性互动为例。大家知道，政治家伯里克里曾拜各式各样的学者为师：爱利亚学派的中坚人物芝诺是他的老师，大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是他的老师和密友，普罗泰哥拉曾与他彻夜讨论法律，雕塑家费底亚斯是他的挚友……。惨遭波希战争洗劫变得一片废墟的雅典城，之所以能够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被建设成为灿烂辉煌的欧洲文化中心，正是由于哲学家科学家(学术)与政治家伯里克里(政治)建立了健康的、建设性的、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和对话机制。还有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的友谊，是西方哲学史上永恒的佳话③)、黑格尔与普鲁士王国(作为“普鲁士的爱国者，国家的忠仆，大学里的政府全权代表”「罗素语」，黑格尔与政治的关系也并不仅仅是哲学史上的反面素材)、吉登斯与布莱尔(吉登斯作为布莱尔的精神领袖，同样是学术与政治联姻的优秀案例)等等亦如此……。这样的事例无论在古代哲学史、还是在近现代哲学中都不少见。
我们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除了解释、批判世界之外，在当代中国，哲学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哲学家与政治家的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对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对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建立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对培育当代中国的精神文明，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的国度，对重铸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灿烂辉煌，对中华民族在本世纪中叶的伟大复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承担起批判世界的重大使命，当然是哲学的功能和哲学家的社会责任。但承担起哲学解释世界、与世界对话的功能，对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建设和谐中国，对在我们这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建立和谐世界，意义是同样重大的。哲学的批判功能是哲学存在的基本理由之一，但如若无限夸大这一功能甚至把它仅仅强调为哲学的唯一一种使命，从而忽视哲学的解释、对话功能，只能在实际上弱化哲学的社会功能，推卸哲学家参与建设并推动历史进步的社会责任。
三、寻求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的理论资源：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使命与责任
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4] (P121)黑格尔也曾经说过，“哲学的任务是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5] (P12)我们今天生活在和平与发展、对话与合作的时代。中国已经初步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稳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战略在有效实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和政策也已经进入实践过程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谐社会之四位一体的新的文明观的全面确立，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确立了基本的理论理念和宏观的战略框架。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华民族在本世纪的伟大复兴。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期，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应当自觉地担当起自己的时代使命，从昔日对哲学的功能和哲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极端、片面、教条的抽象性、破坏性的封闭理解中，走向对话、多元、民主的具体性、建设性的开放结构的探讨。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简要谈一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存在形态与未来走向问题。我们知道，在传统教科书的解释框架中，历史唯物主义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与国家、社会矛盾与社会革命、人民群众及其历史作用等等这样一些关于“宏大叙事”的话语系统和思想体系，即便谈及人的自由，也仍然极为笼统和抽象；而它对使现代世界充满生机、富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对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自由的普遍法治，对保障社会秩序健康有序运行的民主政治的程序，对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之时代观问题上的重大转变等等问题，却几乎没有得到什么重视而几成空白。我们当然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个“宏大叙事”的结构系统和解释范式在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念、基本特征上曾发挥过巨大作用，它的确曾历史性地发挥过巨大的思想—政治—社会功能。我们不能非历史地、简单地对这一解释框架加以否定和抛弃。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如若我们仍然继续保存这个系统和结构，或仅仅在这个系统和结构的范围内做修补性的尝试，那么我们显然已经不能创造性地回应时代变迁和世界潮流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出的严重挑战。
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精神文明、和谐社会的改革道路和治国方略能够顺利推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通过哲学与政治、哲学与现实、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广泛的对话过程来倾听时代和实践的呼声，从而为健全和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精神文明、和谐社会的时代课题和历史任务，与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力领域、私人领域、公民社会进行广泛而多样性的对话，而且也有义务对这一时代课题和历史任务作出全新的、有价值的哲学论证。也就是说，在关于唯物史观的解释架构中曾经异常坚固、过分茂密的“宏大叙事”，应当在倾听今日的时代需要和实践要求的过程中作出根本性的理念转换和结构变革，确立起为现代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精神文明、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所要求的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哲学理念，从而为公民社会的建立、个性自由的成长、“微小叙事”的展开，开辟合理的生存空间和发展道路。“宏大叙事”与“微小叙事”应当学会对话和共存，建立起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相互开放的张力结构。
我们应当重视解释，我们应当学会对话。我们当然不能同意、而且必须高度警惕那种简单移植西方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政治理论的思想理念，我们所应当作出的正确的选择，是基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和现实要求，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但我们仍然应当提倡东方与西方两种文明的融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交往、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话，为中国文明在本世纪的复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提供新的哲学理念和精神资源。我们应当坚守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基本理念，通过普遍法治的范式来重构整体与个体、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结构性的创新和理念性的转换。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可能需要作出相关领域的大量的个案研究，以适应这种创新和转换的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趋加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和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着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应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些机遇和优势，同时尽可能消除各种挑战带来的风险？我们应如何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繁荣与幸福，为和谐世界的真正建立，探求和创设必要的哲学理念和思想资源？如何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这些世界性问题，实际上正在考验着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胸襟、力量和智慧。哲学研究在这里并不是无事可做，而应当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中国与世界的重大问题，时代的呼声和实践的要求，不断地提供着哲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源泉，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当然不可能超然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和时代之外。
时代与时代观的重大转变，要求我们对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国际问题的观念和态度也应随之发生相应的转换，即应清醒认识到在当代世界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际力量之间，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所需要的不再是对抗和你死我活，而是理性的对话、有规则的竞争、平等合作基础上的双赢、多赢和共赢。这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时代潮流，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战略。在我们看来，即便是对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价值观的那些极其严重的分歧和对立，国际社会也应当表现出足够的政治智慧、宽广的政治胸襟和明智的政治战略，建立和采取特殊形式的有效的沟通、对话渠道，以消除种种由于价值观、传统认同和利益分配等等的对立而造成的严重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争，而不是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如何缓和、化解国际社会的政治矛盾和文明冲突，就成为各国人民、尤其是各国政治家的重大责任。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清醒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应当自觉地担当起维护人类和平的重大使命。它所倡导的“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的政治哲学理念，是数千年来华夏文明所孜孜以求的“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当代阐释和当代表达。在当今时代，在消解不同社会阶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构建和谐中国的过程中，在治愈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由于文化认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等等不同而造成的种种对立和冲突的伤痛，在创造条件走向对话、合作和大同秩序而构建和谐世界的世界潮流中，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就哲学的对话功能而言，学术与政治的建设性的良性互动，只会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人民幸福有益，只会对我们的国家、时代和世界有益。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各种各样的思想库、智囊团与国家政权、执政党之间已经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建设性的良性互动的关系，并且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国际惯例。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世界潮流面前，如果我们仅仅执着于哲学的唯一一种功能、仅仅执着于哲学家的唯一一种社会角色，哲学研究的未来和前途恐怕就只会游离于生活和实践的要求之外，就只会游离于时代精神的要求之外，从而最终使哲学脱离、淡出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日趋多元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是哲学的解释、批判、对话等多种功能的有机结合，我们所需要的是哲学家的解释者、批判者、对话者等多种社会角色的协同作战，从而努力促成当代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以共同服务、建设、推动我们今天所生活在其中的、以现代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精神文明、和谐社会为基本框架的，正在日益走向正义、合作、效益和稳定的新时代。
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中国共产党政治领袖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是对学术与政治建立良性互动的建设性关系的一个强有力的巨大的政治推动。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理应对此作出积极的创造性的回应。这种学术与政治的建设性的对话对我们的政治生态、哲学生态和文明生态必将受益无穷。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需要多维度地介入现实，哲学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仍需要进一步创造性地加以理性建构，哲学与政治对话的道路、条件和机制仍需要哲学学者作出创造性的努力。如果说，哲学家能够不断地走上为高层政治家讲课的讲坛，打通哲学家与执政党、哲学家与政治家相互交流的桥梁和通道，深入而广泛地参与哲学与政治的经常性的对话，让哲学的理念、思想和智慧参与到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进程和伟大事业中，那么，孔子、孟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人类几千年来伟大哲人的哲学理想不是可以在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大放光彩，从而实现中华文明的再度辉煌和伟大复兴吗？
注释：
①用今日的话语来讲，康德、黑格尔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对话。黑格尔在他的著作中所一再宣称的“理念与现实的调和”，实际上正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自觉论证的典型哲学形态。这一观念启示我们：哲学(家)完全可以、也应当学会与政治(家)对话，创造性地建构、打通哲学与政治进行对话、合作的桥梁，以寻求“用理念建筑现实”(黑格尔语)的途径、机制和道路。
②科莱蒂认为，正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而不是同一性出发，马克思很早就摆脱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从事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研究，提出了异化这一重大课题。在某种意义上，异化这一社会现象的发现，倒过来确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9页)在对待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社会形态的态度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所以表现出批判与调和的深刻对立，从哲学观意义上说，是由于两者在思维与存在之相互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就黑格尔哲学的调和特点而言，国内有学者作了高度评价，认为“黑格尔所理解的现实，所肯定的普鲁士王国，是在经历了法国革命的冲击之后的现实。这是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可怕后果，雅各宾派的否定一切摧毁一切的狂暴有了切身体会之后才得出的结论。因此，它不是一个对普鲁士王国的简单维护或肯定，而是在总结了(否定了)法国革命之后的必然选择。并且，黑格尔对普鲁士王国的评论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不存在为之做辩护甚至献媚的情形。……他的折衷调和不是哲学体系的需要，而是当时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也是他对于人类历史的实际总结。……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社会历史变迁和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黑格尔哲学和法哲学这种保守性的合理性。”(张国清：《德性就是主观的法》，《道德哲学史讲义》译者序，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18-19页)黑格尔对普鲁士王国的理性态度，对我们理解哲学的多元功能与哲学家的多种社会角色颇有意义。
③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的师生情谊用墨颇多，可谓深情颂歌、一咏三叹：“在人类历史里，当一个亚历山大的教师，显然是一种光辉的命运；在这个宫廷里，亚里士多德充分享受了腓立(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之父)及后奥林比娅的恩宠和尊敬。……亚历山大的精神和事业的伟大以及他对他的先生的持久的友谊，就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最好的鉴定。……亚历山大的教养，有力地驳斥了关于思辨哲学对于实践无用的那种流行说法”。“在亚历山大的教育里面，那能够归功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教化的是：亚历山大的精神禀赋的特有的伟大、那自然的本性，得到了内在的解放，被提高到完满的、自觉的独立，而这乃是我们在他的目的和事业中所看到的。”(《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73、274页)黑格尔以这些充满了诗化般的语言，鲜明、有力、强烈地印证了哲学之于现实、之于政治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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