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的不可解性及其联合生产模式--对经济长波的再解释_制度创新论文

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的不可分性及其联合生产模型——对经济长波的进一步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波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不可分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性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困扰东亚地区并波及欧美各国的经济波动,引出了经济学家对东亚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前景的不同预期。本文的重点不在于应该作出何种预期,而在于探讨预期的方法论基础。这是一项更为一般的研究,而不局限于当前的事实本身。

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制度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对此争论已久,但分歧似乎并未减少。此次经济波动再度引出了这一问题,我们倾向于把问题本身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界域中,讨论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的不可分性,进而解释经济长波的形成机理。

索洛假设在制度外生的条件下,存在线性的生产函数Y=F(K,L),并进一步假定经济增长存在一个稳态:y=nk/s,即人均产出y由人口自然增长率n、人均资本量k和储蓄率s决定,而这时Y的增长率由Y=yL可知由n决定。考虑到技术进步,将n改为n+gt即可,gt为技术进步率(索洛,1970)。诺斯则基于对经济史的研究,力图证明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制度变迁。他重新解释了产业革命发生的原因,强调制度变迁而非技术进步对产业革命的贡献(诺斯,1981)。他们的解释在各自设定的范围内都是成立的,但问题在于能否这样设定范围。在短期内将制度看成是外生因素(因而可假定为常量)而不予考虑,并不会太多地影响结论的真实性,但在长期,这个假定就很难成立。如果仅仅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于制度创新,而忽视技术创新的贡献,或者将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断然分开,视两者完全无关,这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实践中很难得到可靠的经验支持。导致索洛和诺斯陷于两种极端的原因之一,是他们都是倾向于将经济增长当作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从而将经济发展过程中多重目标和多重变量之间的关系不适当地简化了。这种简化与人类历史演进的实际情形相去甚远。我们在本文中对上述观点的可能的改进是:(1)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联合“生产”的结果(在马克思那里,这种联合“生产”的过程被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过程);(2)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在联合“生产”中存在着边际替代的可能;(3)常态经济波动对于推动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联合“生产”是有利的。

二、联合“生产”假说及其推演

在Y=F(K,L)中,考虑到K不过是物化的劳动,可将K和L合并为投入品X,即

Y=F(X)①

同时,制度(I)创新是有成本的,而制度成本亦可以用投入品X来度量,从而

I=I(X)②

X对Y和I的影响也存在边际效率递减的倾向。假设Y和I都是X的单调正值递增凹函数,即具有正的但递减的边际生产率(I>0,F>0,F′(X)>0,I′(X)>0,F″(X)<0,I″(X)<0)。所以①和②式可写成:

X[,1]=F[-1](Y) ③

X[,2]=I[-1](I) ④

于是有

X=X[,1]+X[,2]=F[-1](Y)+I[-1](I)=H(Y,I) ⑤

至此,我们看到,Y和I都是投入品的联合产品(詹姆斯,1991)。就是说,一定的投入品不但可以加工出一定量的最终产品,还“加工”出相应的制度(本文主要指经济生产结构)。反言之,不但生产Y这样的有形产品要支付成本,而且“生产”生产结构这样的无形产品也需要支付成本。

在非负的定义域内,由⑤式可得:X为Y和I的非负且严格拟凸函数;对于任一定的X[(n)]=H(Y,I),它表示了Y和I的“产品”转换曲线。图(1)包含了“产品”转换曲线族中的三条曲线。离原点越远的曲线,对应的X投入量越大,即X[(2)]>X[(1)]>X[(0)]。“产品”转换曲线上的点的切线斜率,表示不改变投入品时增加I的“生产”必须损失的Y的比例,反之亦是。而由转换曲线的拟凸性可以看出,这种比例是递减的。下面对⑤式和图(1)作出解释:

1.⑤式相当一约束方程,即X在某一时刻为外生变量,无论是K或是L,其效率水平取决于当时的技术知识水平,X曲线也就是此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它表示一个社会在特定时域内可以利用的资源。经济发展正是X曲线逐步向外扩张的过程。从人类历史的进程看,每一次文明的大进步都是以人类对资源占有和利用的大量增加为特征的。这种资源,既有劳动,也有土地和资本。由于气象知识和农业技术的积累,许多的原始部落由游牧转向农耕,因为农耕更有助于开发和利用土地,这不但使得食物(Y)稳定增长,也使人们由游牧转向定居(I),我们由此看到的是物质生产与制度创新合而为一的过程。在工业革命中,以蒸汽机为代表的一系列发明,使得人们占有的能源大大增加,海盗式贸易使资本增加,圈地运动使“劳动”增加,这些导致的结果不但是产品的种类丰富,也使旧式小生产结构土崩瓦解。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知识成为一种基础性的资源,知识存量和流量的增大,将成为经济增长与生产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

2.对于给定的X而言,Y与I存在着一定的边际替代关系。在生产技术及管理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制度创新,或者超出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就会引起经济有效增长水平下降。如在极“左”年代里,在其他条件不变甚至恶化的条件下追求“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模式,严重损害了稀缺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这在图(1)中表现为由B点向C点的滑动(后果将证明,存在最佳的经济增长轨迹,并在X[(2)]上,B为最佳点)。对于D点,问题稍微复杂一些,因为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具有不可逆性,当经济处在B点时,对D点只能用机会成本的概念去考虑;因为制度创新需要成本,D点相对于B点省却了一部分成本,转而生产Y。

3.在经济向外扩张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表现为同向移动的过程。

根据上述模型,我们可以给出最佳经济发展轨迹。假定社会是由“理性人”组成的(在理论上,我们姑且不考虑人类行为的非理性行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个体的效用极大化,进而假定,社会行为作为各种利益关系的组合体,具有自己的“社会效用函数”,其效用水平由Y和I决定,并假定其为正则严格拟凹函数。国民收入Y可以理解为人们现时的消费,而生产制度的创新意在生产更多的国民收入,所以,效用函数中Y和I的边际替代关系可看作当前收入和未来收入的替代关系。所以U=U(Y,I)。由此,最佳经济发展轨迹的问题等价于:

MaxU=U(Y,I)

s.t.X=H(Y,I) ⑥

在式中,对于任意X,通过拉格朗日乘子法可以求得:

U[,y]/U[,x]=H[,y]/H[,I]⑦

在最佳点上,产品转换曲线X=H(Y,I)与社会效用函数相切,对于产品转换曲线族和社会效用函数曲线族,我们可以由它们的切点得到一条轨迹,其上任何一点都表示一定量的投入品所带来的极大化社会效用,或者说在其上任意一点,为达到相同的社会效用所用投入品数量极小。图(2)中的曲线L即是最佳的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在曲线上方,经济过热;在曲线下方,经济则陷入萧条。

三、对经济长波形成机理的解释

基于“最佳经济发展轨迹”的概念,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法解释经济长波的形成机理。

经济长波概念,首先是由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筱原三代平,1983)提出的,他宣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一个长达50年左右的长波周期,并成功地预测到了西方工业国家20年代下降波的出现,30年代的大危机就是这一下降波的低谷。但他没有给出长波存在的原因。此后,出现了熊彼特的“技术长波论”、罗斯托的“相对价格长波论”、冯丹因的“创新寿命周期长波论”以及所谓的“政治与心理周期长波论”等(赵涛,1987)。他们各自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和分析方法,至今仍然莫衷一是。我们认为:长波的形成和存在,乃是由于外部冲击(比如说技术革新,发现新能源等)使得人类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能力大大增强,即产品转换曲线向外扩张引起的。而这期间又隐含了经济体系的“惯性”和技术创新的“萧条触发机制”(门茨,1975)。由于惯性,当一个运动物体受到阻力时,它不是立即停下来,而是要继续向前运动一段距离。同理,经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也具有保持原有状态的特性,比如面对过热的经济,政府采取“降温”措施后,过热的状况仍会延续一段时间。所谓“萧条触发机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科学技术创新时提出的观点,其要旨是技术创新最有可能在经济萧条时发生。他们取得了许多实证材料,证明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性。

在图(2)中,假设经济增长的始点为A,而现在由于某项大的技术创新(如瓦特改进蒸汽机)使得生产可能性曲线由X[,0]跃迁到X[,2],短期内制度可能未发生明显变化,由于新技术的采用,X曲线向外扩张,这使(Y,I)的组合沿着ABC的路线运动,到B点时,与最佳发展轨迹相交。但此时经济系统的运行不会即刻停止,在经济系统惯性作用下,或者在X[,2]、X[,1]的占有和利用能力的支持下,经济继续沿着AB向上运动。到C点时,拉动能力已释放殆尽,在没有新技术进入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系统将无法再通过X曲线向外扩张而发展。社会作为一个人格化的复合体,在开放状态下也会象市场机制一样,产生自我修复、自我矫正的功能。换句话说,只要经济发展偏离最佳轨道,社会将自动产生一种“回复力”,使经济体系沿着最佳轨道,有节奏、有波动地发展。显然在C点不是最佳,效用增加的空间依然存在,沿X[,2]向下滑动可以增大效用。而沿着X[,2]向下滑动到D点时,由于惯性的存在,也不会就此停住,而是继续向前滑动到E点。A→B→C→D→E,经济完成了一个长波动周期。

从图(2)看出,在X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即A→B→C,要素投入的显性结果是经济增长,而制度创新并不明显。可能的解释是:大多数人并非具有居安思危本性,在经济保持增长时,人们会更多地接受现行制度,而这时要大幅度改变制度也很难得到广泛的支持,尽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财富不均衡分配会引起低收入阶层对某些制度因素的排斥。在由C→D→E的过程中,经济由衰退走向萧条,人们就开始寻求摆脱危机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萧条触发”。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制度结构开始大幅调整。而制度创新成本会抵消一部分经济增长因素,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到达E点以后,经济结构的调整基本完成,为新一轮的增长奠定了基础。“萧条触发”会同时带来技术创新的内在冲动,使人类对资源的占有能力由X[,2]跃迁到X[,3],并开始重复上面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条绕最佳增长轨迹L上下运动的曲线,如图3所示。L是X曲线向外扩张的结果,所以可以将L理解为时间T的函数。假设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X曲线扩张的速度加快,那么L与T正相关,将L和ABCDEF两条曲线由图(2)中以Y和I为座标转为Y和T为座标,可以得到图(3),这恰好是一条相对平稳的波动曲线,可以看成是所谓的经济长波。(注:关于周期性经济波动对经济发展的激发作用,石磊根据产业结构转换的一般进程作过更细致的研究,参见《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在推导长波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存量Y绝对下降的情况,但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实际经济波动常常表现为经济增长率的增减,即“增长波动”(栗树和,1988)。所以对模型应作的改进是,影响经济资源占有量X扩张的因素不是一个,而是一组,并且有先后顺序。在经济沿AB向上运行的过程中,到达B点后继续受到增大X的冲击;当经济偏离L后,社会效用函数则会偏离最佳轨道。这表明经济体系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一种是扩张的力量,一种是调整的力量,两股力量的综合,使得经济体系到达C点后并不沿着X[,1]向下调整,而是既有经济增长,又有结构调整。

从前面的推导过程可能看出,经济长波的形成乃是由于技术进步(包括知识赋存的调整与增加)的结果,因为技术进步使得人类对资源的占有能力大为提高。本文在这一问题上所持观点与熊彼特有所相似,但比之更为一般。实际上,只要是能够引起X向外大幅扩张的因素,都可以引起经济波动,这就不限于技术进步。比如教育投资和受教育范围的大幅度增加,使得劳动者素质提高,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但这只会在较长时期内才能表现出来。

四、有意思的例证

进入90年代,美国经济凯歌高奏,相反,日本经济却陷入了深深的泥潭。这同美国调整经济结构有关,果断放弃发展一些不具备长期潜力的所谓“夕阳产业”,转而支持新兴的“朝阳产业”(假如没有政府行为的引导,调整周期可能更长)。当美国在80年代所做的事情可以用图(2)上CDE段来表示,其投入品主要用于“生产”制度;而90年代则可以用EF段表示,由于信息技术的加速进步,其产品转换曲线或生产可能性曲线由X[(1)]扩张到X[(2)],从而引起了新一轮经济繁荣。以同样的逻辑判断日本,其80年代的情况可以用图(2)的ABC段来说明,90年代则可以用CDE段来说明。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国际环境不出现严重恶化,日本在完成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后也将迎来新的经济繁荣。

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现在也陷入了深深的危机。本文原则上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重投入轻创新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久的。按照本文的模型,X的扩张可以是投入品数量的扩张,也可以是投入品质量提高的扩张。在东亚模式中,只用一条腿走路即重数量轻质量的方式,显然有其天数的缺陷。但本文并不同意克鲁格曼对东亚模式的断然否定,而倾向于认为,任何经济和制度模式,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某一时期的危机可能正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东亚国家多年来的市场化努力和企业制度建设,毕竟打下了较好的微观基础,经过目前的恢复性调整和成长性调整,东亚模式将会获得新的生命力。与东亚模式有所相像的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要素扩张后,目前也到了一个制度结构调整的最为痛苦的阶段。但同样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经历大幅度的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调整后,也会进入新一轮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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