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历史定位的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历史论文,勃列日涅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77年6月，勃列日涅夫 又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从1964年10月到1982年11月，是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政局比较稳定，也没有发生大规模镇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较快，综合国力在苏联存在的历史上最为强盛，以核武器为中心的军事力量膨胀，在全球范 围内与美国争霸，俨然不可一世。本文就有关著作中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历史上的定 位 问题，作一综述。
徐葵先生在《关于苏联74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一文中认为：勃列日涅 夫 时期是“发达社会主义旗号下的新斯大林主义”，是“苏联的停滞和衰落时期”。关于勃列 日涅夫其人，该文认为：“勃列日涅夫为人谨慎，秉性保守，文化理论素养不高，不爱读书 ，从不动笔写作，却爱好虚荣和阿谀奉承。他一无坚强的意志，二无宽广的经济视野，三无 长远的目标，而喜欢过轻松的日子。”该书结论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在思想理论方 面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重占上风；社会上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了一个居于各级领导地位的 利益集团或官僚特权阶层；干部队伍严重老化；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军事工业集团、军方势 力和影响大大膨胀；社会思想和社会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死气沉沉、一团死水的局面 进一步暴露和反映了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病。
周尚文等人在《苏联兴亡史》中评价道：“放慢改革步伐，经济发展趋于停滞；国内政局 稳定，保守气息浓重；国家实力加强。在国际社会中争夺霸权，气势汹汹。”该书认为：勃 列日涅夫刻意追求稳定，“许多社会矛盾被掩盖着，腐败现象在滋生，党和国家政权机构臃 肿，人浮于事，各级干部队伍严重老化，整个社会生活缺乏活力，处于一片保守、僵化的凝 重状态中。”
陈之骅主编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经济、社会政治、科技 军事、民族宗教、对外关系等各方面，作了全面的介绍和论述，该书提出：“在苏联74年的 历史中，勃列日涅夫时期往往被人们忽视，被认为是一段无所作为的被虚度的岁月。实际上 ，它是苏联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是理解90年代初苏联剧变的锁钥所在。尤其是它的 意识形态，不仅特点鲜明，而且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该书特别强调：勃 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最重要的是思想观念上的停滞，是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对社 会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30年代的水平上，把斯大林模式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无视变化了的时 代的要求。”
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定位，该书明确地说：“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时间很长，当 时的政局和社会形势最为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也较高，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探索和实行改 革开放。而且，当时苏联所感受到的时代精神最为强烈，而传统体制的弊病也暴露得更加严 重、更加明显，改革已经极为紧迫，已经时不我待。而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认识却极为迟 钝，根本不思改革，还比不上赫鲁晓夫。”该书的结论是：“苏联垮台的历史原因，主要不 在于几十年前建立的高度集权体制，而在于这种体制后来没有加以改革，多次错过了改革开 放的时机；而错过改革最后良机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
许新等著《超级大国的崩溃》一书认为：“苏联经济模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集中表现是长 期存在短缺性经济危机，并最后导致衰退性经济危机。”该书对苏联社会的短缺性经济危机 分析道：苏联社会的危机，和西方社会的经济危机的表现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 “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相比，如果说短缺性经济危机是苏联经济模式所特有的，那么衰退 性经济危机则是共有的，不过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是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发生的，衰退 是对过剩的缓解；而苏联的经济衰退是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发生的，衰退不是对短缺的缓解 而是加重。这就是说，衰退与短缺并存，将会形成衰退加重短缺，短缺使衰退难以摆脱的恶 性循环局面，加重危机的发展。”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正是短缺性危机与衰退性危 机交互作用，使经济危机变得更加难以自拔。
该书关于苏联经济模式的腐朽性（该书并未使用“腐朽性”一词，而是用“阻碍生产力发展 的集中表现”——编者）的论述，是值得重视的。感到不满足的是该书没有关于苏联经济模 式表现为长期存在短缺性经济危机的原因、根源的分析。
苏联剧变以后，俄国学者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历史的研究和评价，也值得重视。由历史 科学博士B.П.特米连柯主编的《20世纪俄国史》认为：“无论是性格或者才智，勃列日涅 夫都不具备实现社会革新所必需的大国领导人的品质。勃列日涅夫不是一个理论家，对国家 发展战略和前景缺乏深思熟虑。”该书认为，从70年代中期起，各级苏维埃对社会现实生活 已没有什么影响；苏共已丧失了社会精英的地位，苏共党员也失去了往昔曾经有过的作用。 “党代表大会越来越带有装饰门面的性质。代表们的发言归结为汇报自己的工作和颂扬‘忠 诚的列宁主义者’勃列日涅夫同志为首的政治局。”该书对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冲击下，苏 联科技人员的“空耗”，也作了评述。80年代初，具有高等和中等教育程度的专家占城市人 口 的32.7%，结果是工程技术职位僧多粥少，而工人劳动岗位却求告无人。劳动报酬的平均主 义，使科研机构里的大部分研究人员只是在工作岗位上“空耗”，结果是业务技能丧失，专 业人员蜕化。硬性分配专家制度也加剧了这一过程。各研究机构和企业都按“通知单”接受 高校或中专毕业生，无法保证他们有专业对口的工作。这样，“生产和科学研究相互支援的 需求甚少；企业没有向科学研究提出经常的需求；科研人员苦于没有对自己‘产品’的需求 ，而常常从事谁都不需要的课题研究。……在整个战后时期，苏联科研人员几乎是美国的两 倍，而苏联科学家获诺贝尔奖金的仅仅是美国的1/14。”
由O.B.茹拉夫廖主编的《俄国史——苏维埃社会》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看作是“ 大转变时期的社会”。该书认为在这个卓越期里，都市化加速；公民对自由的内在需求增强 ；公民社会萌芽；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专家治国要求强烈起来；军事工业成为国家的超级部 门。在这样的大转变面前，勃列日涅夫却固守斯大林社会主义旧阵地，从而使苏联走向不可 避免的悲哀。该书对勃列日涅夫的用人制度也作了评述：“新斯大林主义者成了政治上的活 跃分子，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对旧“秩序”的怀念。“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任何变动，无 论是向右或向‘左’，向前或向后，都怕得要命，其代表就是苏斯洛夫。他仿佛是个‘套中 人’——在任何政治气候中都穿着斯大林官员传统的‘外套、帽子和胶皮套鞋’。这位聪明 的经院哲学家和教条主义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常胜者不无理由地担心：斯大林建立的军事 动员制度，尽管其结构强暴而残忍（也许正因为如此），但不能作任何重大的改革。因为其中 任何构件的改变，尤其是重心的转移——设想一下，把金字塔翻过来——都有使这一制度完 全毁灭的危险。”该书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这类干部掌权，其结果是葬送了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