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的力量：后殖民主义对现代史学挑战的双重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殖民主义论文,悖论论文,史学论文,力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9］05—0005—08
与其同宗后现代主义一样，后殖民主义在一种悖论中诞生并成长：它既是现代西方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一种对之的批判性反击。如同后现代主义运用并依靠语言来重建历史真实，进而在方法论上有力地动摇了现代史学的基础一样，后殖民主义着眼于19世纪以来（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现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对民族史的书写和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提出了强烈挑战。然而，考虑到民族史这一范式的世界性影响，后殖民主义对现代史学的批评，同样受惠于现代时期按照西方模式在世界范围的形成各种专业学科，这或许真是一个悖论。许多后殖民主义的重要人物不仅接受了西方学术的基本训练，而且在各自研究领域出类拔萃，并藉此开始并确立了他们在西方学术世界的职业生涯。霍米·巴巴、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迪皮什·查克拉巴蒂以及爱德华·萨义德，这些后殖民主义重要的倡导者的例子都已为人所熟知。① 他们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浸淫多年，这对他们的职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与大多数西方学术界的同事相比，他们能够在多种文化传统之间自在游走，这有助于他们产生出一种新的视角，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具备别人身上少有的批判优势。
后殖民主义如此广受全球学术界关注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跨文化的效用。实际上，后殖民主义对现代西方，或西方现代性的有效批判，似乎主要来自那些既是“局内人”同时又是“局外人”的学者，且能同时提出主位（emic）和客位（etic）两种观点。尽管后殖民学者具有跨文化的聪颖，但他们在其对抗和挑战西方学术霸权的表面上看来英勇的行为中，却也陷入到一种理论困境之中。这种困境在后殖民主义对现代史学的批评，特别是驳斥现代时期盛行的民族史书写时，表现得最显著。下文将首先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讨论印度下层研究的起源，该研究在后殖民理论与研究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次探讨亚洲民族史书写的传播，以及它对今天这个看上去是“后民族主义”的世界的持久影响和与之明显重要的关系。最后，在文章的结尾，我将更为详细地解释，后殖民对民族主义史学的驳斥是怎样反过来又削弱了它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抵抗，而后一点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宣称其重要性和在全世界学术界发挥影响的关键领域。我将用多来自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例子，阐明我的论述和提出我的论点。②
后殖民主义在挑战当今世界既有的源自18世纪欧洲启蒙传统的学术话语时，从它与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中获益匪浅。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看到知识不仅是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可以生产知识，并帮助其传播和确立统治地位。后殖民学者写出了一些颇具洞见的著作，它们揭示了从18世纪开始，西方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是怎样帮助现代西方文化成为一种霸权，或一种文化标准，藉此其他文化才能受到通常是批判性的评价，并被诊断出它们不能拥抱现代世界的症结。与西方相比，大多数非西方文化的一个缺陷是，它们缺乏一种历史意识或历史思想（historical mindedness）。这种历史意识对于民族主义观念和建构像17世纪以来在欧洲出现的那种现代民族国家至关重要。它也有助于阐明，民族建构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并有助于将民族国家描绘成现代世界政治体制的普遍形式。③ 宣称历史意识为欧洲文化所独有当然是一种带有偏见的言论，因为对历史的感知在世界许多文化中都能发现，尽管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④ 因此，后殖民学者有理由与后现代思想家一起认为，以民族史书写为中心的现代史学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并合理化了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因为民族史的书写源自欧洲的历史文化经验，并以之作为自己的范型。后殖民批评家还正确地注意到，历史著作中对民族国家兴起的强调，偏向于从本质主义去形塑民族的过去，而这种历史表述方式所普遍采用的书面形式则表现出对西方的文化偏好。⑤
但是，我们应当无视历史研究的价值，并忽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持久影响的民族国家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无视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创了下层研究的印度学者的价值，这一点我在下文会作进一步探讨，正是他们在最近几十年催生出后殖民理论。
一
提到下层研究群体的出现，许多人有确切的理由相信，他们中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西方教育和所受到的西方文化影响（如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决定了他们早期的职业生涯。⑥ 然而，在其形成阶段，下层研究是二战后第三世界带有明显民族主义情绪的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却鲜为人知，也很少有人表态（抑或很少有人承认？）。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中共领袖毛泽东（1893—1976）的影响。毛泽东通过发动贫苦农民，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于1949年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许多重大政治时刻，毛泽东都表达了他革命的历史观，强调了诸如“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样的观点。这一观点借助其许多作品，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中蜚声世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传播，而广为流传。作为中国的近邻，印度成为毛主义在知识分子和大学校园中发挥显著影响的几个著名地区之一。当时，印度学者和学生或许比世界上其他人民，都更热切地关注正在中国进行的文化大革命。⑦ 在大学学生中，出现了各种仿效中国的派别和组织，亦有类似于红卫兵这样的组织。红卫兵多由大学生和高中生组成，他们是最热烈地响应毛泽东思想的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当文革于60年代在中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大多数早期的下层研究学者开始了他们在印度的大学生活。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是个例外，因为他比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以及这个群体的其他成员明显年长。但是，考虑到古哈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同路人（他曾是印共党员），我们有理由想象，他对毛的著作是感兴趣的和接受的。在古哈为《下层研究选集》（此书由他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共同主编，萨义德作序）所写的导言中，他毫不费力地引用了毛的名言，表明他很熟悉毛的著作。⑧ 来自印度的中国研究学者杜赞奇，凭借其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和史学的知识，也注意到下层研究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一定养分。其他人则很少关注这种联系。⑨
印度知识分子普遍被毛泽东的著作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吸引，这是因为两个国家在近代历史发展中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它们都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建立了延续至今的政府形式，印度是在1947年，中国是在1949年，其标志是毛泽东对其民族主义对手的胜利。印度在独立之前，作为英国政府的直辖殖民地被英国人统治了三个世纪之久；而中国则在摇摇欲坠的清朝（1644—1912）和刚成立的民国（1912—）之下保持着其名义上的独立。获得独立后，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并没有遭受到中国国民党那样的惨败。然而，独立后长期的社会动荡和巨大的贫富悬殊，却使其统治的有效性和政府的合法性等问题凸显出来。而推动下层研究群体形成的一个重要问题正是，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或民族主义精英怎样和能否代表“印度”，以及如何遵照西方的模式，在以文化、语言和种族的多样性，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差异与分层著称的印度次大陆，建立起一个全面而支配性的民族国家。只需扫一眼《下层研究》系列里发表的重要作品，我们就可以发现，古哈和他同事们的研究集中在如下两个领域：1、揭示被民族精英和民族主义史学家所忽视或轻视的，多由农民组成的、被压迫及无声的下层集团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中的作用；2、通过对下层集团在印度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行为予以适当的关注和应有的信任，修正和调整在印度独立前后颇为盛行的以精英为主导的民族史书写。后一点逐渐引导这些学者去质疑印度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民族史书写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并暴露按照启蒙观念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时所遇到一些问题，这种观念相信进步的现代性及其普遍的感召力。⑩ 也就是说，下层研究学者在努力寻找一种替代性历史，或替代性历史书写方式，以代替现代世界所盛行的民族史书写范式。
下层研究学者著作中所表现出的这两个重点，明显地与激发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行历史大讨论与论战的那些主要问题一致。事实上，与下层研究群体相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有着更强烈的兴趣去探索民族主义史学的局限与错误，因为民族主义史学被认为是与他们实践并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立的。确实，自从共产主义革命被认为是胜过民族主义革命的更好的道路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有力地揭露中国民族主义内在的缺陷和谬误，在政治上竭力阐明他们革命的合法性。他们指责民族主义史学是精英主义的，因而在呼吁社会变革和进步中不能代表意见分歧的各个社会集团，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倡导的人民道路是背道而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尤其强调，民族主义史学家忽略并轻视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农民及农民起义在变革中国社会，使之朝更好的方向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保证在他们的著作中，关注百姓而不是精英。换句话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寻求一种替代性的历史撰述，以便允许他们，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为历史翻案”。(11) 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开始更新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书写方式，并为历史变迁和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和迥然不同的解释。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农民（他们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大众或无产阶级）和反对统治集团的农民起义上，并强调那些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是历史运动的真正动力。因此，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和起义是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相一致的。在这场共产主义革命中，农民不仅参与其中，而且扮演了首要角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注农民战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能从农民战争中获得有益的教训，并能够在过去的农民战争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之间进行深刻的类比。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的政权之后，对农民战争或农民起义的研究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广为盛行，受到了有着不同政治信念和教育背景的历史学家的巨大关注，成为那个时代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五朵金花”之一。并成为其中最受欢迎的一朵。(12)
虽然中国人对农民及农民起义的研究先于并可能激励了下层研究群体（毕竟两国在90年代之前，经济都以农业为基础，且农民人口巨大），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似乎同样会面对后来的下层研究学者在借助解读和阐释“反暴动的散文”，努力赋予沉默的下层民众以发声的能力时，所面临的类似的方法论和理论挑战。(13) 的确，与印度多由穷苦和没有文化的农民构成的下层群体一样，中国的农民也同样是不能发声的，并受到帝制时代中国史书的严重歪曲。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力图将农民和农民战争放在历史书写的中心位置，他们在恢复农民的声音和重建农民的行动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他们不仅要梳理现存的大部分历史作品，以找出任何可能有用的记录中的蛛丝马迹。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他们还需要在阅读和解释这些记录时，发挥一种聪明的技巧，因为这些记录中很少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要的，可以直接用来将农民描绘成“革命的”、将农民战争描绘成“英勇的和进步的”材料。为了完成第一项任务，中国的历史学家编辑了多种与农民起义相关的不同历史时期史料集，这对他们的研究和发表论文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也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争论解读和阐释这些史料的技巧，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如何成为历史变迁的动力。换句话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像下层研究学者那样，同样困惑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后来提出的那个尖锐问题：“下层民众能说话吗？”亦即，如果他们希望正确描绘农民起义的环境因素，以及正确解释有时是暴力和反叛性质的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他们就必须解决如何让农民发声的类似任务。(14)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研究农民与农民战争中的兴趣和着眼点与印度下层研究群体的相一致和重叠，这是因为他们都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起家（出于明显的原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比他们的印度同行更加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在对农民的研究上，如同杜赞奇意味深长地指出的那样，他们不得不注意到“成熟资本主义社会里正宗的马克思主义与殖民地社会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区别。在后一种情况下，历史的主体并非现代工业部门里羽翼未丰的工人阶级，而是广大的各种被压迫阶级或下层阶级。”(15) 在中国，尽管农民确实代表了帝制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但他们的行为和行动却明显不同于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描述和分析的工业社会里的无产阶级。所以，如何正确解释过去那些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并将之与农民参与共产主义革命让人信服地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关键的和棘手的问题。尽管许多王朝的统治都被农民起义推翻，但实际上那些起义者中几乎没人能够领导人民建立一个新政府，在为这一周期性的和让人困惑的现象提出一个可信的解释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尤为用心良苦。因此，如何在遵循毛主席关于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的“动力”这一教导的同时，又承认农民阶级内在的不足，并在过去的（贯穿了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和现在的（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起义之间作出区分，这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16) 直到今天，似乎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工作有待完成。
二
尽管同样对农民感兴趣，但印度的下层研究更为关注最近时期，即从英国殖民统治中获得政治独立前后农民的状况和行动。这种差别使下层研究群体对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出了批评性考察，其意义之大，在世界范围都得到很好的反响。这一点也成为后殖民对普遍接受的现代性观念提出批评，以及它在今日世界产生范式性影响的一个关键部分。正如上文提到的，由于意图揭露民族主义者的谬误并对共产党的胜利作出解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敏锐地注意到民族主义者的一些缺点，后来的下层研究学者同样分析了这些缺点，其中包括民族主义者用以想象民族观念和建构民族国家的本质主义方法。下文中将解释为什么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下层研究学者更明确地将这种本质主义，视作民族主义领导人毫不关心下层民众利益和需要的主要原因。不过，中国和印度的学者都指责了民族主义领导人在促进社会变革时，忽视了动员农民的重要性，其结果是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事实上，下层研究学者所讨论和分析的印度独立后所面临的那些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华民国也可以看到，尽管民族主义者已经有效地结束了中国漫长的王朝统治。但区别在于，不像印度，在那里民族主义者直到今天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他们的政治权力，而中国在1949年发生了政权更迭，当时共产党把民族主义者从大陆驱逐到了台湾。在共产党领导下，由于重建中国是一项被优先考虑的任务，这需要新的政府制订与农民合作的新政策，所以历史学家要研究农民起义。换句话说，尽管印度学者要努力证明深嵌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主义和精英主义方法，在解决印度独立后所面临的问题时是不适用的和完全无效的，但在中国，这种不适用性已经被证明对民族主义者的事业是致命的，因为它致使民族主义者丧失了在大陆的政权。所以，现代中国和印度的知识分子在战后时期要应对不同的挑战，因为两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略有不同。
然而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府是一个“后民族主义”政府吗？中国的历史能够被部分或整个地视作接近于下层研究学者所探究和需要的那种替代性的历史吗？回答是相当没有把握的。因为乍看起来，共产主义确实代表了一种世界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希望，一旦共产主义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民族国家就将消亡。但是，看一下19世纪和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事实似乎并不是这样。共产主义在许多国家的发展——中国不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且还是典型的例子——并没有导致世界上民族国家的消亡。相反，共产主义的成功还从激发民族主义情感和驾驭民族主义浪潮中获益良多。
就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而言，它可以被追溯到五四时期（1919—1925），或一战结束后的时期，当时欧美列强制订的战后协议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次高潮，其目标是反对日本攫取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野心。反抗日本的民族主义不仅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使共产党能够在被国民党击败、且完成了随之进行的“长征”后，弥补自己的损失，并于30年代中期重新获得力量。由于日本在30年代初占领了东三省，这为普通民众敲响了警钟，也唤醒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因此现在是停止内战，团结起来共同保卫中华民族的时候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二战期间幸存下来，而且还发展壮大，因此它继续利用民族主义思想展开工作，并谴责它的对手即民族主义者政府在战争期间及战后与美帝政府合作，出卖国家利益。毫无疑问，这种民族主义政策对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政府依然有兴趣利用民族主义来团结人民，以支持其事业和加强他们的政权。共产党领导人在50年代和60年代发动的许多运动，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比如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的1958年“大跃进”，都追求一种提升中国的民族形象和增强民族力量的民族主义目标。总之，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一起改变了现代中国。
不过，我们上文所讨论的并不是想说，下层研究群体已经失去了发现和揭示民族主义局限的兴趣。下层研究学者探索和揭露的民族主义及其外延——民族主义史学——的这些局限，过去和现在确实存在。我也不会无视在运用民族主义这一近代早期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去获得欧洲大陆之外繁博的历史经验时的那种强加于人的特点。有大量的证据从反面证明了后殖民批评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关联。下文将讨论非西方知识分子在将民族主义引入他们祖国和尝试进行民族史学书写时，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民族主义向全世界的传播无疑是一个危险重重的过程。它在印度、波斯和中国这类国土广袤、经常被多民族和多语言的帝国统治的国家里，遇到了更多的挑战。相反，在日本列岛或欧洲在北美的殖民地，民族主义似乎更容易成功，这归因于它们相对同质的文化和种族构成。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和伊朗各自的王朝统治直到1912年和1925年才宣告终结，虽然伊朗卡加王朝（Qajar Dynasty,1794—1925）和中国清王朝（1644—1912）的统治者试图在王朝灭亡前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力度有限且愿望不强，没能挽救他们的统治。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两国政府都陷入到自相残杀的派系斗争的泥潭，无法看到将人民团结到一个国家之中的需要。其实，早在19世纪早期，西方列强开始侵略这两个国家时就给两国人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及接受民族主义思想的迫切感。然而，中国和伊朗两国种族和文化的混杂，传媒系统的不发达和帝国境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阻碍了包括文化和政治精英在内的人民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去理解在民族事项上他们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在印度，除了上面所提到的这些阻止民族主义发展的困难外，印度社会还被长期存在的种姓制度牢牢控制，这进一步分裂了人民，妨碍了民族主义者将人民转变成合格的公民的努力。在整个殖民统治期间，英国人采用了“分而治之”的政策，故而能够凭借不足几千人的统治机构实行对印度次大陆的控制。因此，在所有这三个古代文明中心，民族主义在发挥其影响时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更别说建立其支配地位了。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每个国家都拥有悠久、丰富和多元的传统，当西方入侵带来现代不幸时，它为人民提供了有用的资源去应对他们所看到的。当然，民族主义最终还是成功地渗透到这些国家之中。不过那还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进危机愈发激化，人民发现他们的文化资源中有着更多的缺陷，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发现了使民族主义有效地适应并融于本土传统的办法。
这里，看一下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仍然是有益的。在鸦片战争（1839—1842）中被英国人首次击败后，或许除了在军事技术领域，中国知识界或精英阶层中鲜有人士能看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相反，他们转向儒家传统中去寻找帮助，并在其丰富的历史传统中寻找应对危机的有用的历史智慧。人们在那个时候确实急需历史知识，因为它能够使人民可以重新看待过去。但是，知识界实际上并没有作出认真的尝试，即试验性地应用一种新型的历史书写，比如民族主义史学，去重塑他们的历史知识，知识界也没有看到世界正处于民族主义时代。相反，他们依旧沉醉于传统的世界观，痴迷于中国是“中央王国”或世界之中心的观念。直到19世纪末统治中国的清王朝被日本击溃后，他们才愿意接受民族主义，用之来改造中国的学校教育和历史书写，中国知识阶层中的一些人才开始发现民族主义的益处。他们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进化论吸引，因为它将国家之间的关系描述成为了生存而进行激烈的竞争。他们意识到，中国要经受这种生与死的斗争，就必须接受民族主义，将中国构想成诸多民族当中的一员，因此就要摒弃“中央王国”的自我形象。不过，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同样坚信，中国需要自我调整以适应现代，要忍受从一个帝国向一个民族国家的变形，因为这种进化论的思想已经由孔子在《春秋》这本儒家传统的神圣经典中所暗示。换句话说，进化论能在中国发挥其影响，是因为它具有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契合的可类比的特征。
不过，即便本国传统中没有可以接纳现代西方的类似观念，在由非西方学者发起的西化工程中，民族主义依旧赫然耸现。对民族史书写的实践即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印度和中国，民族主义史学家被引向民族史这一样式，主要是因为它在重组和重新发明他们的传统时，对他们最为有益。在民族主义情感的激励下，他们对自己丰富，尽管有些古雅的文化遗产表现出极大的自豪感，并希望通过采用民族主义历史书写，能够重振和复兴他们的文化传统，以便在此基础上可以建设一个新国家。换句话说，非西方的民族主义史学家在接受民族历史书写这种新样式的同时，并不打算为了拥抱和尊崇现代性而彻底根除和置换本国文化。相反，他们力求尽可能地保护本国文化和传统文化，尽管乍看上去，他们的努力很像是反传统的。
近代中国史学的变化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与日本相比，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在19世纪结束之前，对中国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一旦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民族主义在凝聚国家力量和抵抗外国列强侵略上提供了有益的和强大的武器时，他们就变得满腔热情和立场坚定了。他们被民族史学这一样式所吸引，欢呼它是真正的历史写作形式（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也作过类似评论）。某些中国民族主义史学家则走得更远，比如梁启超（1879—1927）。他声称，尽管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撰述传统，但它所产生的大部分是糟粕，因为它不能提升民族的自豪感，不能预示民族的演进。其他的历史学家则断然强调，没有（民族）历史，就不会有（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但是，当这些历史学家着手撰写中国的民族历史时，他们却深深地依赖于中国的史学传统。例如，在撰写其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同样是梁启超却从中国史学传统中举出许多例子，来阐述在史学方法论领域，中国过去的历史学家已经发展出堪与那些先进的现代西方历史学家相比的复杂和科学的技艺。另一位著名的反传统者胡适（1891—1962），在将其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约翰·杜威（1859—1952）的哲学引入中国时，起到了很大作用。他相信，人们在杜威的著作里，可以找到现代西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理论精要。但是，胡适也坚决认为，在科学方法发展方面，尽管研究目的和研究兴趣截然不同，但中国过去的学者并没有远远落后于他们的西方对手。20年代和30年代，胡适在发动“整理国故”运动中起到了领军作用，他的目标是“整理国故，再造（中国）文明”。(17) 我们不难发现，这个目标与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印度）所发动的众多类似的民族主义工程的目标是一致的。
三
胡适将“整理国故”运动的目的界定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不仅概括了中国民族主义史学家追求的主要兴趣，还描述了历史学家在接受民族史学样式时所面对的挑战。为了再造文明，或使之顺应时代以便能够赶上更先进的国家，他们需要重塑关于过去的知识，如果不是整个知识体系的话。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这有可能导致文化的置换，导致人们为了拥抱和尊崇新文化或外国文化而抛弃熟知的和传统的文化。对印度的历史书写而言，印度人不得不通过阅读多为欧洲学者所撰写的历史教科书，来学习本国的历史，因为民族的概念（或有着明确界线的“印度”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和民族历史的概念（通过描绘在不同历史时期曾经统治印度的各种政治强权来追溯印度的过去）当时对印度人来说是不熟悉的和外来的。(18)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编纂和保存史料的传统，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比过去的欧洲人更为认真。然而，为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从20世纪早期开始，中国史学家就不得不宣布抛弃甚至是谴责他们曾经自豪的部分文化传统，以便重写他们国家被民族史样式形塑的过去。特别是，他们不得不放弃纪传体——这种历史编纂方式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由来已久而备受尊崇——的使用，用叙事史学去描绘中华民族的演进。其结果是，直到今天，纪传体作为一种撰史风格几乎完全从中国历史编纂中消失。今天，从事历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很少有人用和纪传体创始人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7年），在两千多年前使用的同样或类似的方法撰写历史。然而，从司马迁时代到19世纪，期间纪传体无疑是帝制中国时期的历史学家最喜欢的形式。(19)
毫无疑问，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适有时也是痛苦的过程。在整个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家之间就是否遵照西方模式改造并使他们的历史知识现代化，以及是否有必要普遍引进西方现代文化而不断争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明白，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好的选择。对这一点，魏源（1794—1856）这位晚清时期具有改革思想的历史学家就颇有远见地指出：对付“夷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师夷治夷”。这里的“夷人”指的是当时迫近清朝国门和威胁清朝主权的欧洲人。这个词是汉族中心论的一个反映，也展现了那时中国知识界流行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欧洲人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做的这些事，也很难称得上是一种文明的使命，尽管他们中很多人相信，他们是在向世界传播“文明”。然而，不管情况如何，结果是由于输入了民族主义，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欧洲之外的国家将自身从欧洲人统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一个接一个地赢得政治上的独立，有效地结束了殖民主义时代，宣告了后殖民时代的到来。(20) 政治独立并不一定导致文化独立，这是后殖民学者提出的一个有力观点。后殖民研究倾向于揭示并呼吁人们适当注意如下事实，尽管殖民主义总体来说已经完结，其影响却广泛而持久。(21) 但是，对某些后殖民学者来说，为了清除殖民主义的残余影响而否认民族主义的遗产，就显得因噎废食，走过了头。实际上，尽管民族主义是从外部引进的，但对世界上许多国家（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来说，它已经成为它们文化遗产必要的组成部分了。同样，如果仅仅因为民族史样式（无疑是现代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形式）自身不能描绘一个特定国家的各种传统，或因为历史，尤其是具有线性观念的、对过去的特征作了删改的“大写历史”来自西方，以致受到非西方人民的抵制和摒弃，就呼吁弃用历史和宣判历史学科以死刑，这同样是不明智和不得体的。(22) 描述并谴责民族主义史学家对一种文化往昔的歪曲是一回事，排斥对历史研究的需要和放弃作为记住历史的重要方式之一种的历史编纂是另外一回事。后者不仅显得矫枉过正，而且正如迪皮什·查克拉巴蒂所敏锐地观察到的，也是不切实际的。(23)
正如迪皮什·查克拉巴蒂试图表明的，更大的问题是上文提到的那些尝试与后殖民学者即下层研究群体本来提出的最初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反。下层研究群体最初的努力是给下层阶级或下层群体以适当的和合法的声音，这样做能够有效地暴露民族主义史学的局限性，让我们看到各种形式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表现方式。可是，这种对替代性历史，或替代性地书写和重新表述历史方式的寻求，似乎被揭示民族主义史学实践中的不足与缺陷的计划所遮蔽。(24) 由于意义深远，批评民族主义史学的计划让后殖民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但是，这同样将下层研究群体的注意力从聚焦于下层研究上转移开来。从一些后殖民学者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兴趣的转移。查克拉巴蒂最初是一位社会史学家，这些年却关注于批评性地审视欧洲现代性在世界上的遗产。(25) 其他一些人已经决定离开下层研究群体。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苏米特·萨卡尔（Sumit Sarkar），由于其对社会史持久而卓越的研究，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印度历史学家之一。我不打算批评，也更无意斥责这些后殖民学者的转变，因为以他们的能力而言，他们已经完成的任务很有价值也非常重要。例如，霍米·巴巴通过阐释“混杂性”这一观念，完美而生动地描述了非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影响方式的吸收和挪用，进而展现并描绘了驱动世界许多地区民族主义工程发展的那种共同的契合之处。(26) （通过关注近代中国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合，本文试图考察一种相似的论点。）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审查西方文化统治地位和霸权的持久性上花得时间愈多，我们就会愈发远离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的下层研究的最初重要著作，这些著作试图发现一种描述和捍卫下层民众利益的有效办法。因此，后殖民研究的发展在绕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点。后殖民研究以试图挑战和消解西方霸权崛起，但却让人们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反而延长了它本来已经在走向衰竭的生命力。
在结论中，我想说的是，对后殖民学者来说，如果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民族主义史学和民族主义观念已经变得无关紧要的后民族主义世界的话，集中谴责民族史学书写样式和否认历史将更有意义和更加重要。但是，民族主义作为一股有力的政治和思想力量不仅仍然在当今世界许多地区发挥影响——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要更为明显，而且，即便是最近几十年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越来越为学术界所接受的发达国家——全球史的兴起就是一种寻求替代民族史的努力，民族主义的影响在政府的政策和人们的行为中同样清晰可见。(27) 在今天的欧洲，针对亚洲、非洲移民的仇外态度和行为的增加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美国，“9·11”袭击事件后，当时政府制定并为公众支持的大部分政策很明显都是民族主义性质的，甚至还有一些帝国主义利益的痕迹。显然，如果民族主义依然是塑造当今世界极其重要的力量的话——在今天的中国，它一直是推动这个国家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它表明，民族史书写不会被轻易废除，也不能被轻易地降低到只属于过往殖民时代的产物的位置。事实上，自从历史这门课程在许多国家被进行了民族主义的设计后（同样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明显），民族史的观念仍然是组织和表现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的最为重要的方式。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贬低后殖民学者在投身批判民族史学实践当中的重要性，也不是要质疑他们努力寻求一种欧洲历史观念替代方式的意义。但是，前者不应不让我们看到民族史学的重要性和生命力，正如后者不应下结论说替代历史书写的唯一方式就是非历史。
注释：
① Arif Dirlik,“The Postcolonial Aura: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Critical Inquiry,20:2(Winter,1994),328-356.萨义德为《下层研究选集》所写的序言，有助于西方学术界广泛关注下层研究这个群体。参见Ranajit Guha &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eds.,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v-x。（译注：Subaltern Studies有译庶民研究或贱民研究的，本文译下层研究。）
② 这里我想先作一个以防引起误解的说明，因为中国没有像印度和其他地区那样，成为任何西方大国的殖民地，但是中国的经历仍然与我们的讨论有关，原因在于，即便中国在近代保持了领土的完整，但它受到的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冲击，其严重和痛苦程度不亚于其他国家。而事实上，它也几次处在了崩溃和丧失政治独立的边缘。我想勾勒中国的经历，还是因为从20世纪早期开始，民族主义和民族史书写就在中国产生了显著影响，且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的生活。
③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黑格尔同时代的利奥波德·冯·兰克也指出，“印度和中国”只有“漫长的编年史”，这至多是一种“自然史”。引自Georg G.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Hanover and Londo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7,30.晚至20世纪中期，剑桥大学历史学家普鲁姆（J.H.Plumb）仍然在其著作《过去之死》（Death of the Past）中坚持认为，中国历史学家不能区分“过去”和“历史”之间的差别，因此也就不能展现真正的历史意识。有趣的是，普鲁姆的书最近得到再版，并由两位当代学者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作序，两人明显支持普鲁姆的观点。
④ 最近，学者们作出了一些努力，以介绍全球范围的历史撰述的发展。参见Kelly Boyd,ed.,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London:Fitzroy Dearborn,1999; Denial Woolf,ed.,A 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New York:Garland,1998；以及Georg G.Iggers and Q.Edward Wang,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London:Longman,2008.
⑤ 比如，迪皮什·查克拉巴蒂注意到，“为什么直到晚至18世纪，历史才成为当今所有国家，包括那些原本无需这样做也完全行得通的国家，现代人教育中义务性的一部分？……不用想象太多，我们就会明白，原因在于欧洲的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共同实现了民族国家这种最吸引人的政治共同体形式的普遍化。”参见Dipesh Chakrabarty,“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Who Speaks for‘Indian’Past?”,Representations,37(Winter 1992),p.19.
⑥ 相关的例子可参见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 and the Postcolonial(ed.,Vinayak Chaturvedi,London:Routledge,2000）一书的编者前言，以及Saurabh Dube,ed.,Postcolonial Passages:Cotemporary History-Writing on Indi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⑦ Mohan Ram,Maoism in India,Delhi:Vikas Publications,1971.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视角，参见Jayantanuja Bandyopadhyaya,Mao Tse-tung and Gandhi:Perspectives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Bombay:Allied Publications,1973。
⑧ 比如，古哈在《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写道：“只要百花齐放，即便有杂草我们也不会介意。”这句话就出自毛泽东。参见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p.49。
⑨ Prasenjit Duara,“Postcolonial History”,in Lloyd Kramer & Sarah Maza,eds.,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Malden,MA:Blackwell,2002,pp.417-431,especially p.419.
⑩ 阿吉特·乔杜里在文章《寻找庶民列宁》中写道：“下层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下层阶级尤其是农民的意识。因此，其分析涉及占统治地位的结构是政治性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并涉及内在于支配／从属这一法则——这是下层研究模式的关键概念——中的种种关系。”参见Ajit K.Chaudhury,“In Search of Subaltern Lenin”,in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V.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37。这句话不仅说出了下层研究群体的主要兴趣，也点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他们著作的影响。这一主要兴趣也与中国对农民战争的研究相重合，因为两种研究都关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从属”关系。
(11) 参见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上海作家书屋1946年版。
(12) 这一时期出现了几种论文集，它表明中国人对农民及农民战争的研究在不同阶段都经历了很大的争论。刚开始，历史学家在这一领域的耕耘是对不同历史时期农民起义的研究，如李光璧：《中国农民起义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几年后，历史学家开始就中国农民起义的性质和特征进行热烈的理论争论，希望从中得出历史教训和作出历史比较。比如，可参见史绍宾主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对1949年后中国现代史学主要趋势有益而全面的考察，可参见王学典：《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尤见274－364页。
(13) 在其著名的论文《反暴动的表述》中，古哈讨论了对有关农民暴动和起义的历史记录进行解读和阐释的技巧。他也试着说明，农民的行动并不是那么“自发的”，它们在出现伊始时是无组织的。参见Ranajit Guha,“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in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pp.45-88。在中国人对农民战争的研究中，这一问题同样是中国历史学家所着力关注的。参见史绍宾主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
(14) 除了前引史绍宾的著作外，一些引人关注的文章还收入周康躞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版）。
(15) Prasenjit Duara,“Postcolonial History”,p.419.
(16) 更详尽的分析，参见Q.Edward Wang,“Interpret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Chineae and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Asia Thought and Society,XX:60(Sept.-Dec.,1995),pp.221-240.
(17) 关于梁启超、胡适以及他们后继者的更为详尽的论述，参见Q.Edward Wang,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
(18) 关于这一点，帕沙·查特吉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殖民地世界：一种派生性话语》（Partha Chatterjee,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asota Press,1993）最具启发性。
(19) 倪来恩（Brian Moloughney）在文章《民族、叙事与中国的新史学》（“Nation,Narrative,and China's New History”）中，详细讨论了叙事史在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民族主义思想史发展中的作用。参见Roy Starr,ed.,Asian Nationalism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London:Curzon Press,2001。近期对帝制时代中国史学史的全面介绍，可参见On-cho Ng & Q.Edward Wang,Mirroring the Past: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
(20) Robert Young,Postcolonialism: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London:Wiley,John & Sons Inc.,2001 and Prasenjit Duara,ed.,Decolonization:Perspectives from Now and Then,London:Routledge,2004.
(21) 在本文中，我用中国这个从没有在形式上被西方列强殖民的国家的例子，来具体探讨后殖民主义的重要性，是因为我想证明欧洲殖民主义对现代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22) 阿西斯·南迪写道：“历史意识的统治地位如今成为……一种文化和政治倾向。在一个拥有多种过去，其中也有许多痛苦的回忆和仇恨的文明里，借助欧洲的历史概念将这些记忆和仇恨绝对化，这是在攻击文明的组织原则。”Ashis Nandy,The Romance of the State:And the Fate of Dissent in the Tropics,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08-109.
(23) 迪皮什·查克拉巴蒂指出：“在大多数、甚至全部现代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部门里，欧洲的思想传统是唯一持续存在的一个传统。”他哀叹道，其结果是“那些曾经未曾中断的存在于梵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的思想传统，现在不过是绝大多数——也可能是全部——在这些部分工作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对象。在他们眼里，这些传统已经死了，成了历史。”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k 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5-6.
(24) 关于下层研究兴趣的转变，参见Dipesh Chakrabarty,“Subaltern Studies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ography”,Napantia:Views from Sounth,1:1,pp.9-32.
(25) 查克拉巴蒂第一本书的标题是《再思工人阶级的历史：孟加拉，1890—1940》（Rethinking Working-Class History:Bengal,1890-194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但是他因为第二本著作《地方化欧洲》而更为人所熟知。
(26) 参见Homi K.Bhabha,ed.,Nation and Narration,London:Routledge,1990。亦可参见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4。
(27) 一些对后殖民主义提出严厉批评的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愤怒地指责，由于后殖民学者只关注文化混杂性或采用一种文化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们就忽视和掩盖了“经济和政治领域里的不平等，将对发展问题的责难从统治者那里转移到被统治者身上”。Arif Dirlik,“Is There History after Eurocentrism?:Globalization,Postcolonialism,and the Disavowal of History”,Cultural Critique,42(Spring,1999),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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