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政治”与苏联解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解体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政治和国际格局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十多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发生的原因进行研究和探讨，其中多数是从体制僵化、经济失败、军备竞赛、民族以及宗教矛盾、执政党官僚特权等方面来分析说明，而较少涉及生态环境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绿色政治”问题。实际上，在苏联动乱和解体的过程中，虽然“绿色政治”和生态因素不像其他因素那样作用直接而明显，但它的确是促使苏联瓦解的重要因素。
一
“绿色政治”是产生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保护自然生态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为根本出发点和核心内容，以建立一个非暴力的和平、民主、公正的生态社会为奋斗目标的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的统称。在绿党和绿色和平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西欧政治舞台上包括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传统政党为了争取群众，赢得民心，纷纷调整各自的政策，在选举和施政过程中高举生态和平主义的大旗，给自己的政治主张涂上或深或浅的绿色，有的政党甚至干脆放弃自己原来的整套思想主张，变成生态主义政党。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政治”是为西欧国家许多政党特别是绿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等中左翼政党所认同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理念。
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阶级政治的“新政治”，“绿色政治”以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为核心内容和根本出发点，其关注的焦点是全人类的整体生存安全和共同的最高利益，具有超阶级、超国家、超社会制度的性质。这是“绿色政治”的最大特点。在“绿色政治”的思想和理念当中，最容易为不同国家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所认同和接受的莫过于以下两项：一是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优先的原则；二是非暴力的和平主义原则。这两项原则也是“绿色政治”最重要的内容。
作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绿色政治”上述两项相互关联的思想原则难免带有一些空想的色彩和成分，但是其中所阐述的生态环境优先、人类整体安全、反战反核的和平主义三大观念以其超阶级、超国家、超社会制度的特性，很容易得到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下民众的认同，特别是在像苏联这样生态环境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更容易引起共鸣。当年，西方国家正是利用了“绿色政治”的这些特点，不断深化与苏联东欧国家的交流与联系。可以说，“绿色政治”在西方国家推动苏东和平演变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促使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
苏联的动乱和解体是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发生的，是苏联改革脱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的直接后果。苏联的改革之所以导致这样的历史悲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所谓“新思维”。尽管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新思维”的思想源自于列宁，但是如果对“新思维”进行综合考察即可以看出，“新思维”在许多方面与包括“绿色政治”思想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存在密切的联系。“新思维”和“绿色政治”之间的确存在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戈尔巴乔夫提出，社会主义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化”、“公开性”、保障人权是“新思维”指导国内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要求和根本途径。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能实现”，“除了民主化之外，就不可能有其他途径”[1](p31)。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新思维”的核心内容就是实现“整个社会生活的广泛民主化”。这种民主至上、抽象的、绝对的民主观，既是社会民主党民主观的翻版，又打上了绿党以全面、充分、自治为特征，以基层为指向的“基层民主”思想的烙印。如果说在民主问题上，“绿色政治”对“新思维”的影响和作用还不是十分突出的话，那么在人类和全球问题上，“绿色政治”对“新思维”的影响和作用则是非常显著的，二者的基本思想和主张不仅存在相近或相同之处，而且还有着渊源关系。
从政治基础看，“新思维”虽然承认“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但又特别强调，随着全球范围的生态恶化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人类正面临着生态危机与和平安全危机两大共同的生存问题。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1](pp184～185)。也就是说，“新思维”所关注的是超阶级、超国家的所谓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它与“绿色政治”一样，都以生态环境与和平安全为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把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反对战争和战争威胁特别是核战争和核威胁作为人类共同的目标和价值。
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说，“我们时代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现实是：产生了所谓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日益尖锐，它们对于人类文明的命运同样具有迫切的意义。这里说的是保护自然、环境、大气层和海洋的情况危急，地球上的传统资源原来并不是取之不尽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被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生活在同一星球上，使用它的资源，相互交换这些资源，我们知道，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的，应当保护它们，保护自然和我们周围的环境，这就是我们大家面对的现实”[1](p172)。他还说，“以前， 人的思想智慧不顾一切地致力于征服大自然的力量。现在，不事先考虑一切后果就闯入大自然的举动可能使大自然变成人类的死敌”[2](p220)。戈尔巴乔夫认为，要保护好全球资源环境，不使承载全人类的地球之舟毁灭和沉没，人类在反思与大自然关系的同时，各国必须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建立“有效的、在平等基础上的国际程序和机制，以保证合理利用世界资源这一全人类的财富”[1](p172)。
在和平与安全以及反战反核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说，“人类在进入把核能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便不再是永生的了”。“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1](p173)。“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1](p177)。因此，人类必须大规模裁减军备，特别是核军备，“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和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才能保障我们时代获得真正同等的安全……安全是不能用军事手段来保障的，无论使用武力，无论恫吓，无论怎样完善‘剑’和‘盾’，都不能保障安全。谋求军事优势的任何新企图都是可笑的和荒谬的……安全是不能分割的。安全只能是对大家都一样的，或者都没有”。“要使自己的安全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1](pp178～179)，只有这种非军事的整体安全观才能真正保障各国和人类的安全。
由此可见，“新思维”在人类未来和全球问题上的基本看法与“绿色政治”的主张具有明显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戈尔巴乔夫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保护生态环境和反战、反核的非军事和平安全观以及人类共同的最高利益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绿色政治”反复阐述的生态环境优先、非暴力的和平主义、人类整体安全等三大基本观点的体现。从这个角度讲，“新思维”与“绿色政治”一样，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阶级政治，而是跳出了阶级斗争旧框框的“新政治”。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跳出传统阶级政治，从生态环境、非暴力和人类整体安全的角度来思考国际关系和人类未来，进而提出与“绿色政治”惊人相似的“新思维”，决不是历史的偶然与巧合，而是80年代初以来欧洲广泛的群众性绿色和平运动不断推动的结果。随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苏冷战和军备竞赛的升级和加剧，西欧各国连续爆发了动辄百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战、反核示威游行（注：仅1983年，为反对美国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西欧各国就有400万人走上街头示威，德国在10月22日“全欧洲行动日”这一天，就有120万人参加示威。）。示威游行与生态要求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席卷各国、影响深远的绿色和平运动。由此，世界上一些主要政党组织、社会团体和著名政治家普遍注意到生态危机和战争危险对人类社会构成的威胁，进而形成了新的国际关系的共识。戈尔巴乔夫自然注意到了这样的变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伊始便开始推行以“民主化”、“公开性”为主要内容的国内改革，并在国际事务中高举反战、反核、裁军的旗帜，与世界上包括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及其领导人频繁接触，广泛会晤。同时，苏联的社会团体也经常同几十个各种各样的反战运动和其他运动的代表进行联系。戈尔巴乔夫每天接到几十封世界各地的政治家、科学家、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儿童的来信，呼吁他为人类的和平作出努力和贡献[3](p381)。广泛的反战反核运动直接推动了戈尔巴乔夫以绿色和平为指向的“新思维”的提出，成为苏共进行意识形态调整，实行绿色转向的巨大动力。
如果说绿色和平运动使戈尔巴乔夫充分认识到了苏共调整意识形态、进行绿色转向的必要性的话，那么，以荷兰共产党为代表的一些西欧国家共产党的绿色转型，则为戈尔巴乔夫树立了可资借鉴和效仿的榜样。正是荷共的思想和主张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路产生了重要影响。戈尔巴乔夫在正式提出“新思维”之前，多次与荷共领导人会晤，就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国际关系以及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讨论。戈尔巴乔夫的绿色转向也受到西欧其他一些主张绿化的共产党的赞赏，如法共成员勒波斯说，“我高兴地看到，戈尔巴乔夫在强调裁军之余，又把环境置于最优先的地位”[3](pp382～383)。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绿色政治”的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苏联解体后，失去了超级大国领导权的戈尔巴乔夫完全摆脱了传统政治的羁绊，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绿色政治”的社会活动家，全身心投入到国际绿色事业中。他积极奔走，筹备各种生态保护组织，并向联合国建议成立生态紧急救援中心和世界生态咨询委员会。1993年5月24日，经过戈尔巴乔夫的积极努力，“国际绿十字会”正式宣告成立，戈当选为第一任主席，并任职至今。在此期间，他经常发表演讲，著书立说，接受采访，利用各种场合进一步阐释他对生态问题和人类安全的思考，对“绿色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广泛进行宣传。1993年9月在东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他在谈到当代科学技术时说，“技术不仅不能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反而会加剧冲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文明危机，就是人类对自己拥有无限权力的幼稚认识的危机”，人类应当停止“向大自然进攻”[4]。对于“非暴力”这一“绿色政治”的根本理念，戈尔巴乔夫坚信不疑。他认为，迷恋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肯定是一条毁灭性的道路”，“如果丢掉偏见，仔细认真地看一看前苏联、南斯拉夫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不难相信：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5](p143)。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变为十足的“绿色政治”的活动家这一事实，反过来进一步说明，“绿色政治”既是“新思维”的理论来源，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奋斗目标。
凭实而论，从探索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角度看，“新思维”和“绿色政治”以关注人类共同生存安全为出发点，主张保护全球生态资源，倡导反战反核的非暴力的和平主义，是具有重要意义和进步作用的。作为苏联这一超级大国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高举人类共同生存安全与反战、反核的非暴力和平主义的大旗，无论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结束东西方对抗，还是为苏联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树立苏联良好的国际形象，都具有积极意义，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把绿色和平主义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国内具体政策（如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本身并无错误，但问题在于，绿色和平主义在戈尔巴乔夫的战略思维中绝不仅仅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也不仅仅是限于指导某项具体的国内政策。从戈尔巴乔夫在执掌苏联政权以及下台后的一系列有关言论看，他是把绿色和平主义同苏联改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如前所述，“绿色政治”的最大特点是以超阶级、超国家的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目的的，而人类社会的基本现实是阶级、国家、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以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严重对立，在冷战时代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否定阶级、国家利益的绿色和平主义思想整合到作为苏联改革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新思维”之中，使“新思维”更多地体现全人类的共同要求，淡化阶级、国家利益，淡化意识形态的对立，这无异于解除自己的思想武装，使党和人民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错觉和片面认识。就戈尔巴乔夫本人来说，他只看到了作为探索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生态主义的进步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作为指导思想层面上的生态主义对与西方严重对立的苏联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更没有看到生态主义以其超阶级超国家的特性，很容易被西方国家用来作为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此外，戈尔巴乔夫不仅过高地估计了生态主义通过反对以掠夺全球资源为特征的竞争性工业制度促使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本质发生改变的能力，而且还天真地认为，在生态环境、和平安全成为人类的共同问题后，意识形态的对立自然会消失，阶级利益、国家利益的观念必将淡化，从而放松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利用生态主义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的警惕性，最终导致了历史性的悲剧。简言之，戈尔巴乔夫不是从政治的高度和阶级、国家利益的角度对绿色和平主义进行观察和分析，对其思想观点也不是进行科学地扬弃，而是盲目吸收，以至酿成悲剧。
三
如果说作为与“绿色政治”有着重要渊源关系的“新思维”是促使苏联解体的思想根源的话，那么，苏联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在“绿色政治”影响和掩护下的基层生态民主民族运动则是苏联解体的直接推动力。
苏联由于长期推行以军事工业为先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超常规开采和使用自然资源，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到六七十年代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贝加尔湖、波罗的海、咸海、里海、亚速海等内海湖泊出现水面萎缩和污染，顿巴斯煤区严重污染，科拉半岛和中亚地区土地严重沙化，大片森林被毁等。到70年代，苏联政府不得不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予以重视，并采取措施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在所有工业领域建立环境监测制度；设立统一机构来负责水资源、大气、森林、土地等方面的环境管理和协调；1972年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第一次环境大会并于此后不久加入了有关国际组织。但是，由于苏联当局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观念，特别是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作为污染源的大型国有企业只对设在莫斯科的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致使各共和国、各地方当局对各自管辖范围内的工厂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无能为力。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到70年代末，长期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已经使苏联不堪重负，加之国内经济又陷于停滞和衰退，苏联更是无力顾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再加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疏、惰等官僚主义作风，致使生态事故不断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件便是一例），使得本已十分严重的生态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件是苏联（特别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一场严重的生态灾难，对有关地区的环境、居民（特别是儿童）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要完全消除这场核灾难的影响最少需要800年”[6]。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是在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和民主化改革后不久发生的一起恶性生态事故，它深刻地影响了苏联的历史进程，直接点燃了苏联动乱和解体的导火线。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这次事故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我们业已开始的改革，直接打乱了全国的生活”[5](p348)。事故发生后的几年里，在“公开性”原则的鼓舞和推动下，国内外舆论围绕这次核事故和苏联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广泛报道和深入揭露，各种耸人听闻的环境噩耗潮水般涌来，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不满，特别是关于环境污染损害健康的报道更是引起人们的愤怒。“当我们各族人民的遗传基因受到威胁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悲痛与愤怒的浪潮席卷了全国”[5](p376)。更为严重的是，西方媒体借此大肆进行夸大其词的宣传报道，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乌克兰首府基辅“空无人烟”，遇难者“成千上万”，借机进行政治性煽动，矛头直指苏联党的领导和政治制度，各种政治势力也趁机大肆活动，逐渐汇成一股冲决传统政治束缚的巨大力量。
切尔诺贝利事故极大地增强了群众的环保意识，使苏联原有的以体制内活动为主体的生态运动发展为群众性的生态抗争，这对改革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早在50年代末，莫斯科大学就成立了保护自然的学生社团组织，其中，该校生物系的自然保护组织自称与沙皇时代的环保传统和20年代的环境保护主义有继承关系。到1979年，全苏主要大学中共有29个学生环保团体，约有3000名成员。70年代后，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苏联科学院及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等学术研究机构的科学家、环境专家也开始组织起来。这些以专家、学者和大学生等社会“精英”为主体的生态组织积极行动起来，为保护生态环境做了大量工作，如在赫鲁晓夫时期掀起反对土壤沼泽化和盐碱化的社会讨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通过报刊披露诸如贝加尔湖污染等尖锐的生态问题等。但不论怎样，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前，这些以“精英”为主体的生态运动始终在当局的有效掌控之下，“终归划有一条硬性的界线，绝对不许逾越雷池一步”[5](p375)。然而，在此次事故发生之后， 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的推动下，苏联的生态运动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一方面，在雨后春笋般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各类生态组织中，虽然由“精英”组成的生态组织迅速壮大（1990年，仅“学生自然保护协会”就有来自全苏的134个团体成员），但由于这类组织的成员一般都享有政府给予的特权而常为官方所御用（1988年12月成立的、主要由专家学者组成的“社会生态联盟”就是美苏环境自然保护合作协议的苏联官方代理人），因而未能在群众性的生态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发挥领导作用的是其他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生态组织。核事故发生后，各加盟共和国、各大城市先后成立了以防止核污染进一步扩散和反对核威胁为目的的各种生态组织，到1989年，仅列宁格勒一地，这样的组织就达300多个。
另一方面，群众的生态意识空前觉醒，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掀起了大规模的生态抗争活动，“‘绿色运动’得到有力的推动。百姓对大型工业项目的建设计划的反应变得强烈起来——对核电站、化学和冶金企业、机场的建设尤其如此”。对那些可能造成生态环境污染的企业提出质疑和抗议，“哪怕事情牵涉到紧缺药品和洗衣粉的生产”也不例外。强大的生态抗议活动迫使政府关闭了1300家企业。“这对经济来说自然并不轻松，也使改革大大复杂化了”。群众性生态抗争虽然有助于保护生态，但对于刚刚迈入改革道路的苏联来说却是破坏性的，它不仅使本已十分困难的苏联经济雪上加霜，而且使苏联改革一开始就陷入到由生态问题而引发的各种矛盾和争吵之中。须知在政府和企业中始终存在着一股反“绿色运动”的力量，“硬说‘绿色运动’会毁灭我们的经济”[5](pp376～377)。由于“绿色运动”与改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反对“绿色运动”很容易成为改革的阻力。可以说，绿色运动和反绿色运动对于苏联改革来说都不是建设性的力量。
更为严重的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凸显的严重生态问题和引发的大规模生态运动使得苏联原来被压制的民主、人权、民族主义运动在生态保护的旗帜下迅速复苏和蔓延。早在50年代末，随着赫鲁晓夫“全民化国家”口号的提出和在政治领域采取一系列宽松措施，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在苏联出现，并提出了政治民主、保障人权等要求；同时，一些有着独特宗教传统或曾经是独立国家的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开始提出民族自治甚至独立的要求。但一直到80年代初，所有这些要求都被压制下去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公开性”的提出，民主、人权、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大行其道，特别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为这些运动的蓬勃开展并最终向苏共发难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这不仅是因为核事故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激愤和不满，更重要的是，核事故及其所暴露的生态环境问题虽然是苏联民众乃至世界所关注的焦点，但却不是敏感的政治性问题，利用这样的问题大作政治文章，对执政的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乃至政治制度进行责难，并与民主、人权、民族自治等要求联系起来，把政治要求寓于生态问题之中，用生态要求来包装政治目的，无疑会产生极大的威力和效果，而且还能避免受到当局的打击和迫害。可以说，生态问题不仅是他们向共产党发起进攻的有力武器，而且是其有效的护身符和挡箭牌。
因此，从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到1988年的两三年里，民主民族势力打着生态保护的旗号大肆进行政治煽动，矛头直指苏联党和政府。他们不仅对核事故和苏联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夸张性宣传，而且极力煽动群众对苏联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和不信任感，把生态环境问题同苏联党的领导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正如戈尔巴乔夫后来所说，他们“一些人从中发现了表明这个制度与生俱来的种种缺陷的新证据。另一些人则洞察了党政领导目光短浅、不负责任、屡犯错误的后果。大家全都更加猛烈地向政府发起攻击”[5](p377)。他们极力使群众相信，核事故和生态污染，从根本上讲，是由苏共的一党统治和政治上的不民主造成的，“一个自由选举的民主政府会立即解决所有的环境问题”[7](p172)。民族主义者，特别是深受核泄漏之害的乌克兰、白俄罗斯，还把核事故渲染为俄罗斯人对加盟共和国不负责任的行为和俄罗斯人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谴责俄罗斯人把持的联盟中央不顾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将高风险、高能耗、高污染工业转移到加盟共和国，并使之成为俄罗斯的经济附庸。
在进行政治煽动的同时，民主民族势力还大肆进行组织活动。在席卷全国的群众性生态运动中，他们或者把自身原有的不被官方所接受的政治性组织改头换面，在名称上冠以“绿色”、“生态”、“环境”等字眼，借以取得合法地位或者官方的默许，或者向单纯的生态团体渗透，使之成为符合自己政治目的的组织。此外，他们还加强与“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等国际组织的联系，定期在莫斯科举行活动。随着苏联“党禁”的开放，其中许多团体迅速演变为“绿党”、“生态党”等政党组织。
总之，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为标志，苏联的生态保护、民主、人权和民族主义运动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态运动在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民主民族势力的利用之下，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社会运动；而民主民族组织则打着生态保护的旗帜，在官方的默许下迅速发展壮大。这几大运动融为一体，汇成为群众性的生态民主民族运动。但是，对于民主民族势力而言，生态保护仅仅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旗帜，是其借以发展壮大的工具。随着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党代会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立为改革的指导方针，并开始在政治上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苏联的政治氛围进一步宽松，民主民族势力开始具有独立存在和活动的政治空间，所聚集的政治资源也越来越多。后来，这些民主民族势力逐渐抛弃生态保护的旗帜，向着各自独立的政治方向发展，而生态运动则越来越受到冷落而很快陷入低谷。
综上所述，苏联的改革之所以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放弃共产党领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指导思想上的绿色倾向。戈尔巴乔夫顽固坚持“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和“非暴力”的绿色“新思维”，他在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进攻面前，甚至是在1989年东欧已经剧变、苏联党和国家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时，仍然继续高唱“非暴力”的赞歌，表示“坚决反对用暴力方法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8](pp353～354)。另一方面， 生态问题和基层生态运动对于苏联的解体也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巴巴拉·扬卡所说，“人们几乎普遍地把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归因于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实验的失败。然而重要的是，并不是经济失败使成千上万的人民涌上街头……首先把人们带到街头的是环境状况，是人们认识到，他们的生活条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8](p158)。由此可以发现，一方面，苏联改革指导思想上的绿化导致生态运动恶性发展，并演变成为难以遏制的政治社会动乱；另一方面，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生态和平运动反过来又加剧了指导思想上的绿色倾向。这两者相互关联，互相影响，成为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