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与通货膨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成本论文,社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货膨胀作为一个带普遍性的经济问题，其发生、发展有其内在的、十分复杂的运行机理，但从通货膨胀的发展历史看，在现代经济社会里，通货膨胀发生机率大多以经济转轨时为最高，规模也为最大，这一点几乎为世界上大多数经济转轨国家和正在实施转轨国家的实践所证实，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转轨的必然代价，关于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对于为什么在经济转轨时期，通货膨胀发生机率最高？规模也最大？经济转轨和通货膨胀之间是怎样联系的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至今还没有给出足够的实证分析和理论解释。基于此，本文在对中国经济转轨的实践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经济转轨国家普遍存在着成本累进型通货膨胀，而这种成本累进型通货膨胀不是传统经济理论所证实的，由于工资和生产要素成本增加造成的，而是由于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过高形成的，属于典型的经济转轨成本累进型通货膨胀。因此，研究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对于认识经济转轨时期较高的通货膨胀发生机率，更好地反通货膨胀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及其实现形式
在经济社会里，任何社会行为都要花一定的成本和费用。这种成本和费用，已不是纯粹的会计范畴，而是一个包括非经济的其他社会成本在内的、各类具有广泛内容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费用。降低这种成本和费用，确保社会行为的最佳实现，是社会行为组织者都十分重视的问题。经济转轨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也不例外，它的实现也必须花费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如何以较低的成本和费用，来促进经济转轨行为的顺利实现，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转轨和改革都刻意追求的目标，这一经济现象的理论概括，就是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问题。
但是，在各类社会经济行为中，经济转轨行为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的实现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成本和费用来保证和支持，因为经济转轨行为与其它社会经济行为比较起来，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它所花费的成本和代价也较大，如果这种行为成功实现了，其意义和效应都是其它任何社会经济行为无法比拟的。之所以要花费较大的成本和费用，是由实现经济转轨行为自身的难度所决定的。经济转轨的难度除了经济转轨本身的复杂性外，还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适应状况。国际经验表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转轨都遇有空前的难度，都不是完全顺利实现的，都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探索过程，一些国家为此还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甚至还酿成了经济、甚至社会制度的紊乱。在这一方面，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
经济转轨的实践表明，凡是实行经济转轨的国家，都是由于现存制度维持费用太高，难敷支出而不得已的变革行动，比如财政长期赤字、难以维持社会公共开支需要等，这就形成了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怪圈：一方面，维持现存制度框架的费用本来就不敷支出，另一方面，为了缓解这种支出拮据状况，必须进行经济转轨，又要花费一定的代价，这样一来，形成多套资金占用就更加剧了社会制度维持费用的短缺程度，使得社会经济运转起来相当困难，并产生三大不利的经济转轨陷阱：一是社会经济难以正常运转，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效率降低；二是由于社会维持费用拮据，经济转轨行为难以如期实现，甚至步履维艰；三是由于经济转轨行为的实行，增加了社会经济运转的成本，并大大超出了现存制度的供给能力，极易引起经济和社会不同程度的动荡，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由此可见，经济转轨对一国经济运行，乃至社会运转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现在讨论经济转轨的第三个陷阱，即：经济转轨行为的社会成本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推动通货膨胀发生的？人们如何来降低这种成本？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界定经济转轨的成本范围。大家知道，经济转轨是一个新旧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新陈代谢过程，从成本的角度看，它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破除旧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缮后费用，具体又包括很多内容，比如旧体制遗留下来的财政和企业累计未弥补赤字如何处理；职工的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问题如何解决；企业办社会的额外负担谁来承担；企业的财产、法律关系如何划分和界定等，这些都要花费相当大一笔安置性质的缮后费用。另一个是建立新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费用。它包括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方案的调查论证费用、试行实施费用、修改完善费用等。这两大费用范畴的总和就构成了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中，有的可以量化，我们称之为数量成本，有的则不能量化，只能定性描述和分析，我们称之为抽象成本。那么，经济转轨的成本又是从何而来或如何形成的呢？
从大多数经济转轨国家的实践看，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来源，一般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自费改革。就是经济转轨所需要的全部费用，国家不拿专门的费用，由改革者自行筹集，并通过各级政府、企业和居民等渠道形成的，即羊毛出在羊身上，谁改革谁拿钱。选择这一成本路径后，政府一般要通过赤字预算、增发国债或强制国债、增加企业税赋、侵蚀居民收入等形式来分摊这部分成本费用，尽管这种资金来源十分有限，但推行的直接后果就是通货膨胀，所以说，在现存制度费用供给能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通货膨胀是政府通过这支“无形的手”向老百姓聚敛资财、侵蚀收入来筹集经济转轨费用的最隐晦、最便利的形式，并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通货膨胀是经济转轨的必然代价。关于这一点。许多国家自费经济转轨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专费改革。就是经济转轨的费用，在现存制度费用的供给能力内，中央和各级政府以改革基金形式纳入当期的、与公共开支费用相并列的财政预算。这部分改革基金专门用于预算项内的经济项目改革需要，一般由国家集中安排使用。从支付形式上看，一般有统一基金（用于各项经济转轨需要），专项基金（用于某一单项改革需要）等两种形式。在这方面，一些国家已有成功的偿试，如韩国、日本，它们在经济转轨中都拿出了专门的费用如结构调整基金、产业转换基金等。但是，这种专费改革的来源只能以现存制度费用供给能力为限，并且以压缩公共开支和投资为代价，既易引起经济衰退，又由于转轨费用有限，改革的进程慢，经济转轨一般都经历较长的过程。
第三，国际社会支持。就是经济转轨的费用由国际社会如一国、多国或国际经济组织的无偿援助性和有偿附加性的资金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93年设立体制转轨基金，以支持一些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在此之前还设立了强化结构贷款、扩大基金贷款、结构调整贷款等，支持CFA法郎区14个国家的经济转轨和改革。在这种成本来源渠道下，虽然转轨费用来自国外，表面上减轻了该国的转轨费用负担，但这笔费用，甚至是巨大的费用，进入国内改革实施项目后，必然要引起该国经济的失衡和通货膨胀。这方面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前苏联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支持下，实行“休克疗法”的经济转轨政策，便该国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陷入通货膨胀的沼泽之中，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000%。因此，随着经济转轨费用的外援性输入，通货膨胀也就随之输入了进来，这是任何一国在选择经济转轨成本路径必须防止和避免的。
所以，由于经济转轨的成本费用来源不同，对经济转轨本身的影响和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也不一样，一个国家经济转轨选择什么样的成本费用形式，要依各国各自的具体情况而定，但不管选择那种形式，都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花费一定的代价，而且不可避免。
二、中国经济转轨的成本和费用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转轨与其它国家经济转轨的情形一样，正在经历着一场极其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国从1978年开始，无论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城镇经济改革，或者是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都是以其“自费改革”为转轨的成本支付形式的。中国选择自费改革形式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体制背景。首先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和“自力更生”为主搞建设和改革的方针决定的；其次国家财力薄弱，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根本无钱来专门用于经济转轨和改革。三是一些发达国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强国富民之路，出于政治偏见和嫉妒害怕中国因此强大起来，不愿也不可能来无偿支援中国经济转轨改革。改革以来，虽然引进了大量外资，但因大多未用在改革项目上，而是用在建设上，不属于转轨的成本范围。在谁不改革就要落后和淘汰的压力下，那就意味着，被改革者被迫要自筹一笔相当大的转轨费用，以至于部分被改革者因无力承担这笔费用，就采取极其隐晦的形式，通过各种不正当渠道来转嫁这些费用，以求得自身改革的成本费用来源，来支持完成自己的改革任务，这样，在被改革者的无限责任由国家统负的情况下，就形成了若干个分利集团对整个社会利益的“瓜分豆剖”状态，谁占得多谁就有利，自身改革和转轨就快一些，得到的改革利益就要多一些，谁占得少或不占，其改革进程就相当的慢，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利益格局发生严重倾斜，造成整个国民收入超分配。包括改革和转轨成本费用需求在内的整个社会总需求也急剧膨胀，并大大超过总供给的承受能力。具体看，中国经济转轨的成本和费用主要是通过以下渠道来筹集和实现的。
一是以提高价格为成本进行价格体系改革和农业经济改革。价格体系不合理是传统经济体制的产物，这种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商品的价格，既不能反映其价值，又不反映其供求关系；不同产品的价格未拉开，就是同一产品内部的价格体系也不合理；价格是相对固定的，不能反映产品成本的变化，这些，相对于经济转轨来说，才是改革的对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国家先后不同程度的放开了商品价格的管制范围（现在国家直接管理的产品价格已相当的少），并在改革过程中，对扭曲的价格体系，先后几次对部分产品进行了较大规模和幅度的价格调整，企图进行“价格闯关”，结果在宏观上形成了轮番涨价的比价复归现象，价格体系仍不合理，并通过微观经济主体的搭车涨价、乱涨价的形式来各自进行弥合。为了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进行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经济改革，并在国家投入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先后三次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为其转轨的成本代价，现在我国绝大部分农副产品的价格已与国际市场的价格差不多，是改革前的1—3倍，这样，改革的结果必然推动整个社会经济运转的成本上升和价格上涨。所以，中国的价格管理体制改革和农业改革都是通过“涨价”的形式来筹集自己的改革成本费用的。
二是以增加赤字和公债为成本来进行财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财政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着，首先改革了全国吃一口“大锅饭”的财政体制，实行了利改税及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分级包干、差额补贴的办法，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各级地方财政大多囿于自己的局部利益考虑，加上各级政府的扩张冲动，经常突破包干计划，形成部分地方财政赤字，并给中央财政留下报请补助的硬缺口。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最终以“打空拳”的赤字形式去弥合地方财政赤字缺口，致使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到1994年末，中国财政实际赤字（名义赤字+债务收入）达1813亿元，比“六五”期末增加了1358亿元。所以，财政赤字从改革以来就呈加速积累态势，原因就在于此。其次，针对“分级财政包干”的体制缺陷，国家从1994年起实行了“分税制”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尽管这一改革正在实施和完善之中，但中央财政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在改革的头三年几乎难以见到明显成效，这就意味着，在财政收入减小、公共开支刚性增加的情况下，最后也只有以赤字的形式来“报帐”。第三，在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每年又以相当的规模大举公债，来缓和预算赤字，弥补公共投资的不足，从“七五”到“八五”前四年9年间，中国财政的债务收入达9992亿元，其中60%以上是通过发行国债募集的。这实际上是“拿老百姓的钱在搞改革”，由于债券期限长，效益很低，又不是指数化债券，相当于老百姓为国家进行财政体制改革所作的贡献和支付的“爱国成本”。所以，财政体制改革的成本主要是以赤字和举债的形式来筹集的。
三是以货币超量投放、存贷差急剧扩大为成本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是从1979年拉开序幕的，改革一开始，就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指示作为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和方向，以改变传统银行的财政出纳、会计附庸地位，成为国家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重要杠杆。为了实现金融体制的这一重大转轨，首先改革了金融机构，成立了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在试行企业化改革基础上，向商业银行方向改革，改革了信托机构和区域性、股份制银行，恢复和成立了城市合作金融组织，初步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其次是改革了信贷资金管理，先后进行三次大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一次是1985年实行信贷资金由国家统一计划管理向存贷差额包干、多存多贷的分层次差额信贷管理转化，将多年来计划和资金合一的体制改革为计划和资金分开、实贷实存的管理新体制；第二次是1994年中央银行支持下的限额管理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第三次是发展了以同业拆借为主体的金融市场。应当说金融组织体系、资金管理体制的重大变化，为整个金融的转轨提供了较好条件，但是，不管怎样改，专业银行吃中央银行“大锅饭”，专业银行内部下级银行吃上级银行资金“大锅饭”的状况却始终没有多大改善，一些金融机构为了改变自己的会计出纳地位，增加银行支持经济改革的份量，提高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利用“大锅饭”的便利，不惜进行超负荷经营，超规模发放贷款，致使国家信贷一直处于失控状态，而犹以1984、1988、1992年更为严重，致使银行的存贷差额急剧扩大。而当专业银行存款支付出现困难的时候，又通过与中央银行资金“大锅饭”的联系渠道，倒逼基础货币超量投放，这样来获取大量资金来支持经济发展，使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提高了，基本上改变了银行会计出纳形象，成了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杠杆，但是实行这一转轨过程所花费的代价都是十分高昂的，据统计，到1994年末，全国银行存贷差达3316亿元，其中：国有专业银行存贷差达4606亿元，比改革前扩大了3000亿元，货币超量投放累计达2000多亿元，已大大超过了银行自身的承受能力，并已经成为金融体制进一步改革的缁重。
四是“减税、让利”为代价来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在改革之初，就把它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提了出来，针对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过细、过死的弊端和企业经营大量赤字的客观实际，国家选择了“简政、放权、让利”为特征的企业改革思路，并在财政、税收、计划、物资等很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措施，以增强企业活力。经过10多年来的改革，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给企业让了不少利，减收了不少税，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有了自己可支配的利润，一些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也有所创新，企业的总体面貌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尽管离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就是完成了这些改革也是花了相当大的成本代价的。由于减税让利政策的实施，使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占的所得份额比重提高了，就意味着各级财政在再分配中的比重下降了，因而出现了国有财政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减弱的不利状况，大致推算，在10多年的企业改革中，国家对国有企业财政收入减税让利额总计达5000多亿元，这可以视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和代价。
五是以人民币贬值和大量基础货币投入占压为成本进行外汇、外贸体制改革。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外汇、外贸进出口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后随着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外贸、外汇也进行了一些改变，外贸经营由集中统一改为工贸结合的代理制，外贸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的范围逐步缩小，外汇进出入境也适当放松了管制，特别是为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改革前国家对人民币汇率一直实行贬值的政策，改革以来进行了几次大的汇率调整，与美元的比值由1985年3.75∶1到1994年调整为8.4∶1，1994年国家对外贸，外汇管理体制又进行了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重大改革，实行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有管制的浮动汇率制度和与外贸经营单位进出口相适应的结售汇制度，从改革后的情况看，虽然总体运行良好，但仍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首先，国家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防止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规避汇率风险，不得不随时准备和拿出大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去投放和支撑，仅1994年人民银行外汇占款项下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占压达3000亿元左右，占1994年全年基础货币投放的70%，这部分基础货币占压过去很少，现在陡增了相当大的数量。二是国家外汇营运单位为了方便进出口清算，适应外贸经营企业的业务发展需要，不得不拿出大量人民币资金去结汇和准备相当的外汇用于售汇需要，这都要占压相当大的一笔人民币资金，据初步估计达100亿元左右。这两项的人民币资金占压达3100亿元，是一笔巨大的成本支出。
六是以增加生产经营成本的方式来进行社会保险、保障制度改革。健全、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经济顺利转轨的必要条件，又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企业、事业单位和职工的生存等无限责任由国家统一负担，不存在破产失业之虞。经济改革以来，逐步打破了传统的经济秩序，国家也不再完全承担企业的无限责任了，由企业自主经营，自担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建立健全包括失业、退休养老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行。但从中国社会保险、保障和退休养老等的改革情况看，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无力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基金，而实行国家统一政策，各单位、部门以提高生产经营成本的方式来自筹保障资金来源的办法，绝大多数保险、保障费用进入到生产经营总成本中去，这样，势必要提高整个社会的平均生产经营成本，这部分改革成本基本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谁改革，谁就自己掏钱，国家没有或很少有投入，是一项典型的自费改革。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成本在中国有极其特殊的实现形式。中国之所以选择“自费改革”的成本形式除前已述及的原因外，还在于它有广泛的群众和社会基础。从前面各项改革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谁改革，谁先改革，谁就争取主动，谁就获得了利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自费改革”不是强制的而是被改革者自愿的，表面上看，说明了公众的社会集团对传统经济体制的利弊认识比较一致，反映了公众和社会集团尽快摆脱经济落后状态，通过改革来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迫切愿望。但是，良好的愿望虽然难能可贵，但深入地分析这些自费改革的深层原因，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却是极其严峻的，那就是，自费改革虽不是强制的，因为只有通过转轨，才能提高自己部门的地位和利益，但经济转轨的成本和费用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却可以通过通货膨胀形式来强制向未改革的部门和公众分摊，这在实质上构成了局部利益对全局利益的侵蚀，他们就是这样来取得改革收益的。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愿不惜代价改革，这样，各个社会经济集团都争相改革，都不惜增加自费改革成本，在这种机制激励下，每一项重大改革都伴随着大量的成本费用支出，必然酿成一轮高过一轮的一种新型的经济转轨成本累进型通货膨胀，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通货膨胀频频发生持续不断的重要原因，也就是中国每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都伴随着出现较大规模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也是对传统经济学关于成本推进通货膨胀理论的又一新的扩大和发展。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在总体上表现为经济转轨成本累进型通货膨胀，这一点，中国经济理论和学术界是缺乏足够认识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对此也是缺乏足够论证的。
三、降低和控制经济转轨的成本防范严重通货膨胀发生
前面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任何一项经济转轨行为都是花费了相当大的成本的，各项经济转轨成本的总和是构成社会总需求的膨胀和形成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减少和防范通货膨胀严重发生，经济转轨国家就必须努力降低和控制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和费用，力争以较低的成本费用去实现经济转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却是十分不容易的，它除了受旧经济体制、转轨策略等影响外，还受国际社会等一些不确性因素的影响。具体到一国来说，降低经济转轨的成本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准确科学地确定经济转轨的目标和方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转轨的实践都已证明，边转轨边摸索，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的转轨成本最高，因为大方向和路子一开始就不明确，靠在实践中来摸索，不可避免地出现盲目转轨行为，甚至转轨比不转轨的情形还更糟，有的还可能推倒重来，无效地支付了成本和费用。当然，确定经济转轨的目标和方向是十分困难的，这除了要得益于对国际国内情况的准确分析外，还取决于总设计师的胆识和预见力。中国的经济转轨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一个准确科学的经济转轨目标，不仅可以很快使经济转轨走向成功，而且还可节约很多的成本和费用。
其次，要选择确定合适的转轨实施策略。一个国家在经济转轨目标方向确定以后，选择一个合适的转轨策略，对降低转轨的成本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个问题，从迄今为止的所有经济转轨国家的实践看，有两种相反的实施策略：一种是突变式转变，如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另一种是渐进式转轨，如匈牙利、中国等，突变式转轨要冒很大的风险，一旦失效，将会导致一国经济体制紊乱甚至政治动乱，但一旦成功地实施了，它所花的成本也较低；渐进式转轨新旧体制磨合时间长、风险小，但却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和费用，尽管如此，经济转轨国家都以稳妥转轨和尽量减少经济转轨的震荡为出发点，大多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渐进式转轨策略，在这种转轨策略下，对于经济转轨的浩大工程来说，分别轻重缓急，前后衔接的原则，合理安排确定转轨项目的顺序，对降低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单项改革所花费的费用是相当高的，因为单向推进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受到与之相联系的其它经济体制的强力约束，并形成对它们利益侵蚀，相比之下，整体推进，配套性高的经济转轨就要低得多，因为它减少了相互之间利益侵蚀机会，从而降低转轨成本。比如，就中国来说，中国开始改革时，确定以增强企业的活力为先行转轨项目，在宏观经济体制没有改革和企业体制不变迁的情况下，来增强企业活力，就只有选择“减税、让利、放权”的政策思路，然而，在事实上，这一转轨经过10多年的探索才发现，靠侵蚀其他部门利益来增强企业活力只能是短暂的，从根本上持久地增强企业活力，必须要有一套与之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宏观经济体制，直到1994年才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转轨的目标和方向提出来，试想，如果当初我们对企业活力问题有深层的分析，并选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企业的活力状况恐不至于象现在这样，也许已经完成了企业的经济转轨。所以，中国经济转轨在初期它所以花费如此高昂的代价，除了有转轨总目标和方向捉摸不定的原因外，还有经济转轨顺序和搞单项推进过多，零敲碎打方面的问题，这一点还可以从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中得到佐证。金融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但这一改革进程安排上，一直存在着“超前、同步、滞后”的争论，最后当局选择了同步改革的战略方案，经过10多年来零敲碎打的改革，现在看，金融改革非但象安排的那样同步，而是大大落后了，尽管花费很大的代价。因此，选择恰当的转轨策略和顺序安排，对降低转轨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次，严格控制传统经济体制的缮后费用支出。从世界各种典型的经济转轨成本的比较和分析看，缮后费用支出最大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他如自由市场经济转向国家干预和调控的市场经济的缮后成本相对说来就要小得多，这是由计划经济自身的特征和经济转轨跨度较大的实际所决定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包揽了社会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的各个方面，价格、利率、汇率、税率都是由国家牢牢控制的，几乎没有一点市场性可言，把这种经济改革为市场经济实质上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扬弃和另起炉灶，所以，它所花费的代价就大得多。中国是一个由典型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实施这一转轨，简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所遇到的困难甚至比第一次革命还要大得多，当然就要花费巨额成本。比如，金融体制转轨，要把一个长期按计划进行“出纳”和“会计”的银行改造成为一个严格按市场经济要求对信贷资金实行商品化经营的商业银行，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但是在转轨中，银行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必须要支持经济发展，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然而怎样才算支持经济发展？是不是靠货币超额供给、超负荷经营来支持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一点上，过去我们是犯了极大的错误的。在目前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资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日益下降，科学技术的贡献大幅度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技术进步的推动，再多的资金不仅难以发挥作用，而且还会酿成通货膨胀。所以，用资金去支持经济发展客观上也存在着一个度，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能够基本做到稳定币值，用好可分配的资金，就算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对经济的发展的最大支持和贡献了，就是做到这一点都很不容易，更不说还能用好超负荷经营的资金。再比如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方向改革，仅企业办社会包括退休职工养老、医院、学校等要由公共开支来支付，其缮后费用是相当大的，国家财政又是无力完全承受的，但可视改革进度来逐步支付，有些费用可通过严格执行政策来加以控制。由此可见，经济转轨中许多无谓的成本完全是可以避免和控制的，关键在于减少不必要的、甚至不正确的转轨观念和行动。
最后，尽量节约新经济体制的设计、试验等创新费用。在确定经济转轨的总目标和方向后，必须对新经济体制进行设计、试验、总结完善和推广，而这每一个过程要花一定的费用，这种费用在无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支付还相当大。比如中国，中国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目标，经济决策当局提出了一系列的转轨设计方案，并选点进行试验，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完善，又进行再试点，有些方案是被实践证明不适用的当然就否定了，而有的方案比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制等的试点就已取得了初步成功，其中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还作为中国农村的一项长期政策坚持了下来，这当中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当然也就花费了不少成本，其中有些设计、试验成本是可以节约和控制的。比如财政体制转轨，在中央地方财权和事权关系没理顺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实行“分灶吃饭”来缓解赤字本身就是一种形式，没有实质性变化，并应尽快放弃这种“改革”，实行事权与财权关系对应和清晰条件下的税制改革，但实际上未能得到及时纠正，一直拖到1994年才改“分灶吃饭”为“分税制”改革，其中徒增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这就说明，财政体制转轨的新体制设计是花费了巨额成本的，它的直接后果是中央财政赤字的增加和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持续下降，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并给其经济转轨垫了背。所以，在经济转轨中，对新体制的设计和构造必须要进行认真筛选和论证，不能匆忙付诸试点，更不能未经试点就大面积推开，这是很危险的，它必须要花巨额的代价和成本，这是所有经济转轨国家都要力求避免和注意克服的。
标签：经济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成本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经济学论文; 银行论文; 财政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