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派”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上半期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包括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三个主战场，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掀起巨澜。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乃是“总的论争的核心”①，得到后世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②。在目前通行的中国近现代史教材和相关著作中，对这一论战较为扼要而惯常的表述是：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一方以钱俊瑞、薛暮桥等人为代表，以《中国农村》为阵地，被称为“中国农村派”；另一方以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等人为代表，以《中国经济》为阵地，被称为“中国经济派”。争论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方法，二是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③本文限于主题与篇幅，不对论战作全面、专门的探讨，仅拟对论战一方——所谓的“中国经济派”做一些梳理与考辨工作。因为，以钱俊瑞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由于代表了论战中的“正方”以及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一直处于历史的前台，为世人所熟悉、颂扬；而有关“中国经济派”为数不多的论述，却常有混乱、误解，乃至错讹之处。考察“中国经济派”被确立以及不断被“塑造”的过程，有利于我们更为全面、贴切地认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理论界。
一、“中国经济派”概念的提出与辨正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派”这一概念并非在论战的过程中自动产生的，如自封或“被封”，而是有一个被后来人创立、塑造的过程。事实上，后人如能较为忠实、贴切地进行“冠名”和解释，亦无不可，但“中国经济派”概念的提出却并非如此。
1935年9月，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中国农村》编辑部即出版《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一书，以为总结。编者在序言中指出：“这次参加论战的作者，大概可以分为两大阵营：第一是王宜昌，张志澄，王毓铨，王景波，张志敏诸先生；第二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底几位朋友。”④可以说，这是对论战双方参与者的最具原生态的描述，没有将双方阵营的人与某一杂志或派别对号入座。在该书中，主编方收录代表己方意见的钱俊瑞等人的文章共7篇，放在前面，收入对手王宜昌、张志澄和王景波的文章共4篇，置于后面。从序言的介绍以及双方文章篇目的安排中，可以看到《中国农村》编辑部的良苦用心——虽话语含蓄，无任何主观判断，但褒贬已然分明。此书将双方的论战加以全景式的回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再版两次，大大提高了论战的知名度。
虽然《中国农村》编者在上书序言中划分了论战的两大阵营，却未推出“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以为对立的两极。做了这一工作的，是一年后出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中共党员何干之，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包括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评述性专著。何干之认为，在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参加论辩的份子，以《中国经济》和《中国农村》这两个单位为对抗的中心。在前一派中，有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等；在后一派中有钱俊瑞、陶直夫、薛暮桥、孙冶方、余霖、周彬、赵槑僧等……‘中国经济派’认定中国农业生产中是资本主义占着优势……‘中国农村派’认定帝国主义只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但农业依然停留在过渡时期。”⑤联系该书中的相关论述可知，何干之竖起“中国经济派”这个靶子，为的是找准敌人，增强论辩双方的对立色彩。不过，何干之此时或许无暇细读《中国经济》等刊物⑥，他将《中国农村》和《中国经济》作为论战中两个对抗的中心，并将《中国农村》同仁认为的对立阵营中的人都搬进了“中国经济派”，显然不妥。事实上，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主要阵地是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和《中国农村》，相较而言，《中国经济》在论战中处于次要地位。
追溯论战实际发生的过程可知，1935年1月，王宜昌在《益世报》“农村周刊”上发表《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强调生产力研究的重要性，点名批评《中国农村》注重生产关系的研究方法，成为论战的导火索。两周后，时任《中国农村》编辑的薛暮桥在《益世报》上发文，逐条批驳了王宜昌的意见。⑦紧接着，钱俊瑞在《中国农村》第6期上发文，配合薛暮桥对王宜昌的观点进行批评⑧，该期最后还附有王宜昌、薛暮桥的上述两文，论战由此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王宜昌随即在《益世报》上刊发了对薛、钱上述两文的回应文章⑨，此文很快被转载于《中国农村》第7期。此后的一个月内，王毓铨和赵槑僧先后在《益世报》上发文，论战参与者的队伍逐步扩大，王毓铨对王宜昌的观点以肯定为主、辅有批评，赵槑僧则是“同意薛钱两君的观点的”。⑩这两篇文章加上薛暮桥对王宜昌回应文章的“再批评”文(11)共三文，刊载在《中国农村》第8期上，迫使王宜昌不得不撰写《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文再次回应，发表于《中国农村》第10期“读者园地”中。该期“读者园地”还发表了王景波的一篇文章。(12)同时，张志澄在《中国经济》上发文，声援王宜昌的观点。(13)至此，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主要人物均已亮相。随后，钱俊瑞和薛暮桥又在《中国农村》上对王宜昌、张志澄、王毓铨和王景波的观点，分别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评。(14)论战的高潮也随之过去。
可见，在这场论战中，《益世报》“农村周刊”和《中国农村》刊发了包括论辩各方的主要文章，成为最重要的两个阵地。那么，何干之为何会抛开《益世报》，将《中国经济》作为论战主战场呢？原因很可能是，《益世报》容纳了各方意见，倾向性和代表性并不明显。而王宜昌、张志澄、王毓铨三人此时确实是《中国经济》的重要作者，而且均发表了与此次论战相关的文章。论战前夕，王宜昌在《中国经济》上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表达他对农村经济的看法。(15)在论战的高潮阶段，王毓铨除了在《益世报》发文外，还在《中国经济》上发表一文(16)，而张志澄在《中国经济》上发文已如上述。他们三人在论战中也基本属于同一阵营。但是显然，代表王宜昌一方的论战文章主要发表在了《益世报》和《中国农村》“读者园地”里，收录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一书的代表“反方”观点的4篇文章，除了张志澄的文章来自《中国经济》外，其他3篇均发表于《益世报》和《中国农村》这一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样一来，何干之在他的专著中不免陷入了尴尬之境——一方面将王宜昌等人定义为“中国经济派”，突出了论辩的对立色彩，另一方面在引述王宜昌观点时，却几乎都来自他在《益世报》和《中国农村》上的发文，而非《中国经济》。(17)
1983年，薛暮桥再次回顾了这场论战，与何干之的表述有所不同：第一，未使用“中国经济派”和“中国农村派”的概念，并指出《益世报》也是王宜昌等人的阵地。第二，没有将确实未在《中国经济》上发表文章的王景波，列名于《中国经济》的作者群。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另一名成员冯和法也忆及，对手有《中国经济》和《益世报》“农村周刊”两个战场，还特别强调“王宜昌等的文章多数是登在‘农村周刊’上的”。(18)
不过，1987年由周子东等人编著的《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一书，虽然整理收录了对薛暮桥、冯和法等人的访谈，但仍然坚持一些明显不符合事实的论述。如《中国经济》“由邓飞黄主编。该刊的主要撰稿人王宜昌、张志澄、王毓铨、王景波等，都是托派观点的鼓吹者。在以后开展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中，由他们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经济派’。”(19)由于该书是改革开放以来较早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进行研究的专著，与何干之的相关表述也较为契合，所以，将王景波也纳入“中国经济派”，从中国农村性质论战失败一方(或者说代表托派一方)的角度定位《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派”，成为一种习惯性表述。本文开头所引的就是一例。还有学者或许认为该刊主编邓飞黄的地位应该得到“尊重”，所以也慷慨地将其纳入“中国经济派”。(20)
论述至此，可以发现，作为论战当事人的《中国农村》一方，并无意将自己或对方纳入某一派中，无论是在1935年论战刚刚结束之际，还是事隔半个世纪后。这说明薛暮桥等人对王宜昌诸人在《中国经济》、《益世报》的发文情况以及《中国经济》刊物本身较为熟悉，所以一直未将对手冠之以“中国经济派”；倒是没有身临其境的研究者，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发挥余地，所以何干之能果断地抛开《益世报》，引入王景波，塑造出以王宜昌为首的“中国经济派”，以便增强论战双方各占阵地的对立色彩。半个世纪后，《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一书的编著者，更无视附录中薛暮桥等人的回忆，将未在《中国经济》上发表一文的王景波也列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并增加了对《中国经济》刊物的相关表述，建立起“中国经济派”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密切关联。事实上，从《中国经济》的办刊情况看，以邓飞黄、范苑声、谢劲健为首的汪精卫系知识分子起了核心作用，并构成了主要作者群。王宜昌、王毓铨和张志澄等人虽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多集中在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和古代社会史研究领域，对该刊的影响力远逊于前者。无疑，从以个人名义参加论战的王宜昌、王毓铨、王景波诸人，到被冠名为“中国经济派”，再到从“中国经济派”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经济》，已经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
二、所谓的“中国经济派”是托派背景吗？
何干之虽然是所谓的“中国经济派”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但他批评“中国经济派”时认为他们机械地运用了唯物史观，并未将其与托派联系起来。不过198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几乎都认为所谓的“中国经济派”与托派有撇不清的关系。理由是，“中国经济派”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是资本主义性质，这与此前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严灵峰、任曙的意见颇为一致，由于严、任两人为托派分子，所以“中国经济派”所持的理论也就是托派理论。更有甚者，有人将王宜昌、张志澄、王毓铨都视为“托派分子”，《中国经济》也是“托派分子所编”(21)，不免有随意“扣帽”之嫌。
那么王宜昌等人到底是何背景呢？薛暮桥在1986年写给学者左用章的信中，谈到托派有三种：第一种是以陈独秀为首的托陈取消派；第二种是无党派组织的同情托派思想的文人，如王宜昌；第三种是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托派，如任曙、严灵峰等人。(22)可以说，薛暮桥将参加组织的托派与无组织关系的同情托派思想的文人区分开来，是必要的。薛将王宜昌纳入“同情托派思想的文人”之列，实际上已经为他部分“摘帽”。但事实上，王宜昌是否“同情托派思想”，仍需放到更广阔的历史场景中予以辨析。如在同时期上演的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的论争中，王宜昌是十分坚决的“有奴派”(即认为存在奴隶社会)。(23)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果说，王宜昌在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认为当时中国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与托派的意见接近，于是他就成了托派思想同情者的话，那么在奴隶社会是否存在的问题上，他与代表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意见的郭沫若、翦伯赞等人的观点一致，而与托派方面李季、陈独秀等人的观点相反，是否就可以认为他是中共干部派了呢？实际上，在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有很多无党派色彩的知识分子，甚至像王亚南这样的学者，一度也认为中国大体上为资本主义势力所支配，不承认还有封建制度存在。(24)如将所有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与托派持相似观点的人都视为“托派思想同情者”、“托派观点鼓吹者”，不免武断。
至于王景波，薛暮桥回忆中的相关论述简明而肯定：王景波即尹宽，“是陈独秀派的”，“坐过牢，后因生肝炎，大概是在1934年保释出来，也参加过论战。他的主张与其他托派稍有不同，说中国是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农民是外国资本家的外在的工人。他写了《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之试述》一文，署名王景波，投稿《中国农村》。”(25)托派核心人物郑超麟有关尹宽的回忆，也印证了薛暮桥的这一说法：在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代表托派立场的就是尹宽……尹宽通过蒋振东的一个什么关系认识了《中国农村》杂志的一个编辑(蒋振东说是薛暮桥，恐怕记错，似乎是王宜昌)。”(26)郑超麟回忆中的这一细节值得回味，蒋振东说尹宽通过他认识了薛暮桥，得以在《中国农村》上发文，郑超麟认为蒋振东记错了，但我们毋宁相信蒋振东没有记错。否则很难理解薛暮桥事隔半个世纪后还能对尹宽当年坐牢、得肝炎、被保释的种种境遇有如此真切的回忆。同时可以肯定的是，郑超麟认为“似乎是王宜昌”，显然有误，王宜昌从未担任《中国农村》的编辑，而且此时彼此正处于剑拔弩张的战斗状态。不过郑超麟的这一认识也恰恰表明，在他的脑海里，王宜昌“非我族类”，而是一个和《中国农村》接近的人，并不存在与托派成员的密切关系。
不管是论战的亲身参与者还是对论战予以评价的学者，以上各家都是站在《中国农村》一方的立场上来探讨论战双方的政治背景的，论述至此，还未见到来自托派的有关评判。且看郑超麟的相关回忆：社会史论战“是在尹宽以及我们这一案的人被国民党逮捕以后才开始的，我们自然无法参加……代表托派参加此论战的，是一些游离的分子，如任曙、严灵峰之类；刘仁静也参加，但那时他尚未加入组织。总之，这些参加的人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无领导的。这些人都未抓住论战的要点……社会史论战中所谓托派的言论，没有丝毫增加托派的光荣。”(27)在郑超麟看来，既然连任曙、严灵峰之类都是游离分子，那么王宜昌等人更不会是代表托派在发言了，所谓的“中国经济派”也自然和托派没什么瓜葛。无怪乎郑超麟认为只有尹宽代表托派参加了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并站在托派的立场上真正抓住了论战的中心。
可见，站在《中国农村》一方的诸学者构建起“中国经济派”，并将其作为托派理论的典型代表进行批判，而托派骨干，却不曾承认“中国经济派”代表了托派的思想。所以，以王宜昌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总是不断地充当着靶子出现在后人描述1930年代的历史中，却一直处于历史的边缘，无人深究其时代际遇与思想历程。
事实上，从王宜昌和王毓铨的个人经历看，他们在1930年代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时应是纯粹的学者身份。
目前掌握的资料表明，王宜昌1910年生于四川长宁县，1920年代后期就读于国立成都大学，思想激进，擅于写文。由于抨击时政而触犯当局，被迫离开成都大学，于1930年抵达上海。(28)他旋即组织起“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并创办会刊，以“凌空”为笔名撰写创刊词和其他重要文章，联络旅居上海、处于彷徨无顾中的四川青年。(29)此时，他一边在民力大学求学，一边由共产党员、成都大学教师杨伯恺介绍到辛垦书店工作。辛垦书店由1928年“二·一六”惨案后离开成都的沙汀、任白戈等四川同乡创办，以译介马列理论书籍为主。(30)王宜昌在四川同乡聚集的活跃的理论阵地——辛垦书店中受到了怎样的熏陶，或是上海当时繁杂的思想文化环境给予他什么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显然深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熏染，阅读了这方面的大量著作，并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解。从1931年初开始，他就投入到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史短论》、《中国社会史论史》、《中国奴隶社会史》、《中国封建社会史》等四篇富有影响力的长文，完成了由青年学生到社会史专家的转变，他的声名也迅速确立起来。从他与《读书杂志》主编王礼锡的来往书信看，此时他的生活是艰苦的，但热衷于读书与写作，上述四文是在1931年春至1932年初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的。(31)1932年后王宜昌到过重庆、南京等地，主要以教书为生。(32)1935年初再度北上(33)，他在北平民国学院经济系教书的同时(34)，还在《文化批判》、《中国经济》、《食货》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活跃在社会性质大论战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舞台上。长达7万言的《渤海与中国奴隶社会》(35)，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一方面注意在更具体的时空中探讨历史分期，搜集了农业、商业和文化方面的大量史料，另一方面仍不脱社会史论战初期的关注主题，注重研究社会形态史的发展变化。这一学术发展理路，与以陶希圣师生为核心的“食货派”有着接近的地方。他在业余时间也与陶希圣等人继续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分期等问题。(36)
从1930年代王宜昌的活动看，他称得上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重要人物、时代宠儿。而给予王宜昌力量与指导的，正是马恩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1935年社会性质论战逐渐退潮之际，他坦陈：“历史科学底法则，主要是由马恩二氏发挥的。我们在理解和运用时，都是根据二氏的著作。我在运用此法则时，是系统地考究过文献；在引用文献时，也注意他所能证明的程度……如果刘兴唐君不能把马恩的历史科学系统理解以超过我的理解时，则四段论的‘王宜昌史观’，怕不会跑出唯物史观之外去吧。”(37)这段话自然有王宜昌自我标榜、打击对手的成分。但确如他所说，他的研究与参与论战，都是以马恩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武器的。(38)他的对手们，即论战的大多数参与者，也运用了这一法则。需要注意的是，王宜昌认为对马恩的“历史科学法则”予以系统理解和谨慎运用(主要是指结合中国具体历史和国情)的程度，可以成为区分他们之间水平高下与判定观点正误的标准。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大论战参与者们的思想时，也须运用这一标准，而不是主观地或人云亦云地将这些人先置于若干个派别之下，再开展细化研究。
所谓“中国经济派”中的另一名成员王毓铨(1910-2002)，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发生时尚在北大求学。此时他也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食货》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39)王毓铨于1936年毕业后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一生致力于秦汉史和明史的研究。
综上所述，从王宜昌和王毓铨两人(40)此时从事的研究领域及身份、活动来看，基本上可以认为他们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与托派并无组织上的联系。(41)他们在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所持的观点，虽与托派主张有接近之处，但并不完全一致(42)；而在同时期上演的“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等重要论争中，王宜昌的观点与托派意见截然相反。所以，王宜昌等到底是何种程度、何种领域内的“托派思想同情者”，恐怕需要具体的辨析和明确的界定，不可泛泛而论。退一步而言，王宜昌等人“托派分子”的帽子既需摘除，“托派理论同情者”的头衔也需严格界定，这本身就说明从“托派”角度定位与认识这些历史人物的不妥当。
以往的研究强调王宜昌等的言论与托派分子任曙、严灵峰在前一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主张的一致性，而未将他们的言论放在其自身的学术研究脉络和同样深受唯物史观影响的时代大背景中考察(43)，以至于日益构建出一个与《中国农村》同仁在政治立场上截然对立、在思想主张上壁垒分明的所谓的“中国经济派”，这无疑是主观地将学术主张附属于政治派系的做法。
总之，将王宜昌等论战中的重要人物冠以“中国经济派”，并不妥恰；而过分渲染“中国经济派”与托派的联系，更是一种将学术见解与政治派别混为一谈的错误做法。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研究，大多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视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思想政治论争。(44)但我们若不存先入为主之见、仔细爬梳当年论战参与者的文本，可以发现，这场大论战更像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内部的大混战。论战参与者的政治倾向或有不同，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的水平或有高下，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均信奉唯物史观，并将此作为认识历史与现实的指导方法。故而，从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学术视角来考察这场大论战，较之单纯地从革命立场、政治派别出发来研究，当有更多的收获与启示。
注释：
①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5页。
②专著有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周子东等编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的部分章节；相关论文见左用章《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之论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雷颐《“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③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
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序》，新知书店1935年版。
⑤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123页。实际上，陶直夫和周彬为钱俊瑞的笔名，余霖为薛暮桥的笔名。
⑥1936年6月至1937年7月一年间，何干之撰写了7本著作，30多篇论文，可以想见他写作时间之紧迫。参见胡华、刘炼《何干之传》，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何干之还将王宜昌在《益世报》上的发难文章，误认为是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131页。
⑦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向转变》，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2月9日，第11版。
⑧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1卷第6期，1935年3月1日。
⑨王宜昌：《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5年3月16日，第11版。
⑩王毓铨：《关于农村经济研究之方向及任务的讨论》，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5年3月23日，第11版；赵槑僧：《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我见》，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5年4月13日，第11版。
(11)薛暮桥：《介绍并批评王宜昌先生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论著》，《中国农村》第1卷第8期，1935年5月1日。
(12)王景波：《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中国农村》第1卷第10期，1935年7月10日。
(13)张志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中国经济》第3卷第7期，1935年7月。
(14)陶直夫：《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薛暮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中国农村》第1卷第11期，1935年8月20日。
(15)王宜昌：《从农民上看中国农村经济》、《从土地来看中国农村经济》、《从农业来看中国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第2卷第12期、第3卷第1、2期，1934年12月、1935年1月、1935年2月。但在论战的高潮阶段，《中国经济》上连载的是王宜昌的《渤海与中国奴隶社会》一文。
(16)王毓铨：《论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方法》，《中国经济》第3卷第7期，1935年7月。
(17)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132、147页。
(18)《薛暮桥回忆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有关情况》、《冯和法谈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一些情况》，周子东等编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第124、129页。
(19)《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第149页。该书第76页也有类似表述。
(20)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2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
(21)黄元起主编：《中国现代史》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6页。
(22)左用章：《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之论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18页。
(23)参阅王宜昌《为奴隶社会辩护》(《世界日报》1934年2月21日第10版)、《再为奴隶社会辩护》(《文化批判》第1卷第4、5期，1934年9月)、《渤海与中国奴隶社会》(《中国经济》第3卷第4—6期，1935年4—6月)等文。
(24)王亚南：《封建制度论》，《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1931年8月1日，第46页。
(25)《薛暮桥回忆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有关情况》(1983年5月)，《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第126页。
(26)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页。
(27)《郑超麟回忆录》上，第448—449页。
(28)周辅成：《少年奋发有为 老来笑看风云》，《南方都市报》(广州版)2007年6月20日，第B14—15版。
(29)《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会刊》第1期，1931年印行，国家图书馆藏，缩微号QK—001351。
(30)沙汀：《杨伯恺烈士在辛垦书店的情况回忆》，《杂记与回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81、83、88—89页。
(31)《通信十 王宜昌》，《读书杂志》第1卷第6期，1931年9月10日，第40页；王宜昌：《中国封建社会史》，《读书杂志》第3卷第3、4期合刊，1933年3月20日，第15页。
(32)王宜昌：《为奴隶社会辩护》，《世界日报》1934年2月21日，第10版；王宜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1934年9月，第1页。
(33)刘海鸥：《编辑的话》，《文化批判》第2卷第5期，1935年4月，第152页。
(34)《二十五年度各科教授一览》，《民国学院院刊》1936年第1期，1936年9月22日。王宜昌还于1936-1937年在该院院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1937年，民国学院出版了王宜昌主编的《北平庙会调查报告》一书。
(35)连载于《中国经济》第3卷第4、5、6期，1935年4、5、6月。
(36)马乘风：《中国社会史上的一个X问题》，《民国学院院刊》1936年第11期，1936年12月1日。
(37)王宜昌：《历史法则与其运用》，《文化批判》第2卷第5期，1935年4月，第8—9页。
(38)王宜昌在发表的第一篇论战文章中就指出：“我们所要考究的方法论上的问题，是早已不是要不要用Dialectical method(辩证法——引者注)和历史的唯物论的问题，而只是他们更具体的更复杂化的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1931年8月1日，第3页。
(39)王毓铨：《清末田赋与农民》、《北宋社会经济与政治》，《食货》第3卷第5期，第11、12期，1936年2月1日，5月1、16日。
(40)因张志澄的生平资料尚未查到，故暂不论述。
(41)笔者翻阅了唐宝林的《中国托派史》、刘平梅编的《中国托派党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年版)、《郑超麟回忆录》，亦访问了托派史研究专家唐宝林研究员，未获知有关王宜昌、王毓铨与托派组织有关的记录。不过王宜昌的相关档案目前仍封存在重庆市的××档案馆，相信历史学者将在它解密之时获得更多的信息。
(42)钱俊瑞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第1卷第11期，1935年8月20日)中批判了两种意见，一种是王宜昌、张志澄和王毓铨所持有的，认为中国的农村经济是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占优势，另一种是尹宽发表的，认为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同时又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另外，上文谈到，薛暮桥认为尹宽的观点与其他托派(暗指王宜昌等人)有所不同，这也恰恰表明尹宽代表了托派观点，而王宜昌等非托派分子仅是发表了与托派接近的观点。
(43)张志澄当时指出，双方使用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是《中国农村》一方机械地、半生不熟地运用了这一理论，再加上论战中的感情作用，导致了双方的根本分歧。张志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中国经济》第3卷第7期，1935年7月，第1页。关于此点，最近也有若干研究注意到，见陈峰《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定位再认识》，《山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44)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1-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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