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划界：从清晰到模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糊论文,清晰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6］12—0015—04
一、科学划界问题的意义
科学划界问题一直是科学哲学界重视的问题，那么当下探讨科学分界意义何在呢？
首先，从理论的层面来说，自从人类有了科学，便开始了对科学的思考，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的本质是什么？这既是人类对其自身活动的理性反思，同时也是科学分界标准所要研究的对象。这种对科学本身的追问，使我们逐渐明晰了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核心内容；促使我们去探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帮助我们弄清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的界限。因此，从科学本身来看，科学划界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利于明确科学的知识特性，有效捍卫科学的尊严和社会形象；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把科学划界问题延伸到自然科学之外，在这个大科学时代，使人们明晰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何为科学、非科学和伪科学，这能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同时有利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其次，从现实的意义来看，科学划界问题的明晰和解决还具有重大的伦理、法律和政治意义。前苏联对摩尔根遗传理论的批判以及臭名昭著的“李森科事件”，我国“文革”时期对相对论和控制论的批判，“创世论”与“进化论”之争在当代的继续，“法轮功”对社会的危害等都为不明晰的“划界标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气功、特异功能、“水变油”、“心灵学”甚至巫术迷信被一些人誉为当代科学的伟大成就时，也凸显了划界问题的现实意义。
总之，在各种文化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为了维护科学的崇高形象，防止科学技术的误用而对人类文明造成损害，提高公民的科学意识和科学素养，使科学造福人类，把科学划界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在当代是非常必要的。
二、关于科学划界的不同标准
追溯科学哲学的理路，可以把科学划界理论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逻辑主义的一元标准、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科学划界的消解论和重建划界的多元标准。
（一）逻辑主义的一元标准
所谓逻辑主义是指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因为他们都奉行逻辑和理性。一元标准是指针对科学分界问题，前者的划界标准是“可证实性”，后者的标准是“可证伪性”。从石里克、卡尔纳普、亨普尔到波普尔，他们都承认科学和非科学有明确的一元标准，都相信经验绝对可靠，并认为科学与形而上学、伪科学之间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逻辑实证主义秉承了休谟以来的反形而上学传统，认为只有由经验（观察、实验）证实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科学知识。以石里克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者提出了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作为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标准。他们认为，科学理论是由有意义的命题组成的，而命题是否有意义，则在于是否能用逻辑分析和经验实证的方法确定其真假。如果一个命题能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加以证明，或者能被经验证实，该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根据这样的标准，形而上学因为不能被经验所证实，所以就没有认识意义，而被拒斥到科学之外。但是这种划界标准是有很大缺陷的，由于证实原则本质上属归纳逻辑，而在单称陈述的经验事实到有严格的普遍陈述形式的科学理论之间是没有必然逻辑通道的，这个缺陷为波普尔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波普尔认为，在科学中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分析语词的意义。他认为，实证主义的意义标准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种标准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把自然科学也拒之门外，所以基于全称陈述与单称陈述之间逻辑的不对称性，波普尔提出了“可证伪性”作为新的分界标准，他明确提出“应当把理论系统的可反驳性或可证伪性作为分界标准。”同时，他认为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还有“可检验度的问题”[1](p365)“一种理论愈是精确，愈易于遭到反驳”，但是“更易于检验”，因为“我们可以使检验更精确、更严格。”如果“它经受住了严格的检验，它将由这种检验更好地确证或更好地验证。”因此，“可确证性必将随着可检验性的提高而提高。”[1](p366) 波普尔的分界观点向我们表明，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是相对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互转化。
（二）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
历史主义的兴起，使科学划界的标准相对化。库恩认为，波普尔所讲的可检验性只有在科学发展的非常时期才可能出现，在通常的大量常规研究中，并无这种“根本性”的判决检验。因此，波普尔的标准不足以把科学同非科学区别开。相反，只有确立范式，才是科学成熟的标志，也才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或前科学的标准。因为范式本身包含着形而上学的信念和其他社会、心理、价值的因素，因而科学和形而上学、科学与非科学很难清晰划界。只有在常规科学时期的释疑活动中科学与非科学得以暂时的划分。而在“科学革命”时期，原有的界限被打乱，随着范式的更替，科学的标准也随之改变。而在每个具体历史时期，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主要依靠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认为科学而合理的东西，就是科学的和合理的。
历史主义另一个代表人物拉卡托斯不赞成库恩的划界标准，他认为库恩走向了极端，太强调非科学因素（主要指科学家个人的心理特点与“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特点，也包括信仰因素）对科学发展的作用。他认为，应该“把科学进步重建为竞争的研究纲领的增值及进步和退化问题的转化。”[2](p126) 这里的“研究纲领”就是拉卡托斯的划界单元，在这个划界单元的基础上，拉卡托斯将能不断预见新事实的理论看作是科学的，将不能预见新事实的理论看作是非科学的。在他看来，哥白尼的日心说之所以能取代中世纪托勒密的地心说，主要在于哥白尼的纲领能预测新的事实，是进步的纲领。[2](p256) 可以看出，拉卡托斯主张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分取决于理论是处在进化期还是退化期，但是，只有等到理论的生命期结束，才能确定其在进化期还是退化期，这实际上就否定了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的可能性。
（三）取消划界的消解论
如果说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是对科学划界的弱化，那么到了费伊阿本德这里，科学与非科学已经没有区别了，更无所谓划界标准了，他把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发展到了极致，推出了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他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离不仅是人为的，而且也不利于知识的进步。如果我们想理解自然，如果我们想主宰我们的自然环境”，那么，“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思想、一切方法而不是对它们作狭隘的挑选。”[3](p266)
与费氏的观点相似，劳丹发现，不同时期的科学就像不同时期的绘画一样，具有“认识异质性”，科学与非科学只有程度上的区别，并没有性质上的不同。经过分析，劳丹认为，不存在一个可以作为划界标准的认识常量。称为“认识论中心问题”的划界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4](p124)
在消解论之后，后现代主义和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也举起了消解科学与非科学划界的大旗，在这样浩大的声势下，科学划界问题逐渐走出了研究者的视野，仿佛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真的没有区别，这就给伪科学的泛滥留下了足够的天空。在此之后的学者，立足于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分，提出了科学划界的多元标准。
（四）重建划界的多元标准
把很难找到答案的问题取消确实是个痛快的办法，但是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相反，在科学哲学界，这个问题却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加拿大科学哲学家萨伽德和邦格力图通过多元标准来重建科学划界问题，并依此来揭露伪科学对于科学和文化的危害。
萨伽德认为，“科学哲学中最重要的规范问题之一就是划界。”[5](p157) 他反对历史上的逻辑实证主义、费伊阿本德和劳丹等人的划界标准。从逻辑、心理学和历史学相统一的角度给出一个科学与伪科学区分的多元划界标准：科学使用相互关联的思维方式，伪科学使用相似的思维方式；科学追求经验确证和否证，伪科学忽视经验因素；科学研究者关心理论的竞争，而伪科学对科学竞争不关心；科学采用一致并简单的理论，伪科学采用许多非简单的特设性假说；科学随着时代进步，伪科学则保守、停滞不前。[5](p170) 萨伽德进一步指出：“科学与伪科学的分界基于它们相对立的不同侧面，包含在这些不同侧面中的特征是一个松散的标准，它们不是充分必要的条件，而只是提供区别好坏的方法。”[5](p159)
邦格也主张科学划界是必须的，并认为划界标准应该是多元的。他说：“我们判断一块金属是不是真金，除了看颜色和光泽之外，还要考察许多其他属性。同样，判断一个知识领域是不是科学也要考察它的许多特征。”他把“知识领域”作为划界的单元，并把科学看作是一个特定的知识领域，这个领域应满足：E＝（C，S，D，G，F，B，P，K，A，M）。其中E为特定的知识领域；C为确定知识的共同体；S为承认C地位的社会；G为C的世界观；D为E的论域；F为E的形式背景（逻辑和数学工具）；B为特殊背景；P为问题组合；K为E所积累的特殊知识的储备；A为C在对E 提高上所抱的目的或目标；M为方法论体系或E中使用的方法。这些元素共有12个方面的特征，满足了这些条件的知识领域才是科学，而“任何不能满足上面所说的所有十二个条件的知识领域都将被称为非科学。神学和文学批评是典型的例子。任何一个尽管本身不是科学却自称是科学的知识领域都叫作假科学。”[6]
三、科学划界的现实困境与可能出路
回顾20世纪科学哲学界关于科学划界的理论，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标准”、波普尔的“证伪标准”提出了“非此即彼”的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当他们自以为解决了划界问题时，库恩、拉卡托斯等主张的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又对逻辑主义的一元标准的逻辑严密性和普遍性进行了批判，告诉人们试图建立一个超越一切历史、适合一切历史的泾渭分明的划界标准是不可能的，不考虑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不能提出一个合适的划界标准的，一切标准都是相对的、历史的。把历史主义的非理性因素发挥到极致，无政府主义、后现代主义和SSK 干脆就一劳永逸地取消了划界标准，彻底地宣布科学与非科学并无区别，科学划界问题被其直接投入火中。但是，伪科学的泛滥又呼唤人们重建新的划界标准，于是科学划界标准从一元到了多元，但是多元标准并不具备他们试图达到的可操作性，也没有真正解决划界问题，到这里，科学划界问题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主张划界的一方因为找不到一个超越一切的普适标准而不断弱化划界的标准，使划界标准从一元到多元，从清晰走向模糊；另一方面，主张取消划界的一方因为也不能找到一个清晰的、普适的、理性的划界标准，面对越来越模糊的划界问题，干脆就把科学看成是和非理性事业一样的对象，把科学与非科学，甚至和伪科学等同起来，直接将划界问题消解。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早期的清晰的、确定的划界标准得到了更多的批判，而后期的多元标准也显得苍白无力；消解论者“虽然放弃了科学哲学家作为‘科学庄园的卫士’的职责，但又不得不为了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而苦苦挣扎。”[2](p2) 于是，科学划界问题在当代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面对科学哲学界不能建立起一个普适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划界标准的事实，科学划界问题是否真正就能消解了呢？事实告诉我们并未如此，现实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伪科学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如果不理清科学与伪科学的关系，人们对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怀疑；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之间如果不作区分，那么科学的本质、范围也会受到质疑，各个学科的发展也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取消科学划界的做法是不恰当的。那么科学划界的出路又在哪里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一）做好“划界”的语义分析，认清科学划界的复杂性
回顾已有的各种划界标准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寻找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这个核心问题上，实际上大家已经承认了一个预设，即一定有一个或多个标准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标准。这里，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对划界这两个字的理解，这个词包括“划”和“界”两部分。其中的“划”无疑有划分之意，它向我们表明科学的划界主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科学发展到今天，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的整合和交叉趋势正在逐步加强，科学正从“小科学”走向“大科学”，因此要在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是十分困难的。即使存在着这样的分界标准，它也是历史的，会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变化，因此像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那样试图找到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永恒不变的划界标准的做法必然是徒劳的。不能划分一条清晰的界线，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与非科学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比如，就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来说，哲学研究对经验研究（近代以来主要是实证科学研究）的成果以及这种研究本身进行反思和反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承认科学所做出的成果及其积极意义，但也要看到哲学中还存在着科学无能为力的很多问题领域，因而仍然存在着与科学不同的、独特的特性，如哲学的思辨性、丰富性、难以检验性等。这些特性对科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具有开拓作用，恰当地在科学研究中应用哲学的方法无疑能推动科学的进步。总之，在划界问题上，既要看到确定性（科学与其他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也要看到相对性（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历史的，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变化的）。
（二）探讨划界特点，尝试新的研究方法
科学的划界问题具有历时性的特点，即历史的差异性和超越的贯通性。历数上述诸种划界标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历史和当代的各种划界学说所持的划界标准各不相同，有些甚至截然相反，这是与划界者所具有的知识背景和所处的时代有着必然联系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可以说是“不可通约”的。但是，在这些划界学说中，也有着相同之处，如科学的经验检验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各种划界标准又是“可通约”的。因此，这种划界学说的“可通约性”和“不可通约性”是多年来争论不休的科学划界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从科学与非科学内部来看，也是“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共存的。如果认为科学与非科学“不可通约”，那么非科学（如哲学）对科学的价值当作何解释？如果认为科学与非科学“可通约”，则在伪科学和反科学问题上，应必须划清科学与它们的界限。所以，无论在科学与非科学自身还是在科学划界标准内部都存在二重性，如果能看到这种二重性并且采用二重性的分析方法，这对科学划界问题来说不失一种新的研究角度。
在历史跨入现代后，科学逐渐成为了时代主旋律，科学家也成为了社会精英，科学的角色开始转变，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的关系日益复杂。而且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用自然科学理论、成果和方法来加强社会科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此，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情况下，对科学划界应主要立足于科学与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区分。因此，在未来的科学划界中，对科学本质的认识，采用单纯的静态的、孤立的、非此即彼的研究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反之，在研究方法中引入一种互补的观点将有利于对于划界问题的研究。具体来说，在研究主体上，应该实现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大众等的互补；在研究客体上，实现历史与现实的互补，将现代的划界研究与对古代非科学现象研究结合起来；在分界方法上，实现静态分析与动态发展的互补；在研究内容上，实现西方科学哲学的分界标准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互补。或许这样，对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会更加具有说服力。
（三）明确划分对象，建立新的划分方法
面对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这样复杂的划分对象，要想在它们之间做出区分，首先我们要明确划分的对象，就其对象来说可以分为内外两部分，对内要做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划界；对外要做好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对外的划分对象自不必说，之所以能将科学划界扩展到自然科学以外，是因为自1850年以来，“社会科学的成熟，使科学划界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围而伸展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科学划界成为了与对人类知识按对象划分（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叉的一种基本的分类形式。”[8](p15)
明确了划分对象，我们就可以根据划分对象的特点来探讨划分的方法，笔者认为可以将科学划界的方法分为两种，对科学与伪科学来说可以尝试“硬划界”的方法，对于伪科学的危害是必须要清除的，所以科学与伪科学必须是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这也是“硬划界”的应有之意。对于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可以尝试“软划界”的方法，对于这三者之间复杂的、模糊的关系，要想做出清晰的划分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划分对象，我国学者[9] 基于模糊数学建立一个模糊划界模型的方法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尝试，但是关于实际的操作模型和此类模型的可操作性还需我们做更多的实践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