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文学理论体系哲学基础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理论体系论文,哲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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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犹如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活一样，是多姿多彩的，这就要求对文学的理论阐释也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古往今来的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如政治的、美学的、文化的等等）对文学的审视以及所产生的种种理论界说，就客观地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看，多姿多彩的文学与对其丰富多样的理论界说，又是以它们所处历史时代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哲学精神为灵魂，通过自身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彼此渗透所组成的结构整体，来把握文学的本质和规律的。这就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从总体上讲又应该是一个多样统一的整体。如果某种理论界说离开了与这个整体和这个整体中的其它部分的联系，只是单一地从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部分去规定文学的本质，那么这种理论充其量是一种“片面的真理”。如果进而把这种片面的认识扩大和膨胀为绝对，那么这种理论就很难完整、全面地反映出文学的本来面貌和客观实际，也很难把握住时代的基本精神。以往我国文学研究中曾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化的理论范式、新时期以来颇受人们关注的审美化的理论范式和近来理论界所讨论的文化化的理论范式，就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就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来说，文学与政治、审美、文化（狭义的文化）等诸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同处于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关系网络之中，文学正是通过这些关系获得并展现了自己的本质特性。而就文学自身的关系结构来讲，政治、审美和文化等又是作为文学结构的有机组成要素而存在的。在这里，它们获得了文学结构所赋予它们的新的性质、功能和作用，并通过其相互间的动态关系规定着文学的本质特性。可见，我们对文学的理论阐释，把握文学的本质和规律，实际上也就是在把握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到文学自身各种要素的关系，这样一个由多级多层关系所构成的关系结构，是在把握这个关系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运动过程。因此，那种单一的对文学的政治的、审美的或文化的研究和理论界说，虽然具有其理论意义和价值，但还只是一种对文学关系结构整体的某一个层面、某一个部分的个别地把握，还只是对文学整体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这种研究把文学的动态结构分解了开来，却没有再进行综合，静止了下来，却没有再向前运动。总之，没有把部分和整体、分析和综合、运动和静止，辩证地统一起来，以至出现了把文学的本质简单地规定为或是政治的本质、或是审美的本质、或是文化的本质的理论偏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似不必多说，它们绝不可简单地等同起来。而文学与审美和文化虽然有着更多的共通性，但也不能简单地等同划一。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自觉的社会活动，要比带有很大的自发性、非目的性的审美活动和文化活动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文学永远担承着反映时代精神的历史重任。
基于上述看法，我比较同意一些学者提出的“综合创新”的理论主张，即运用以辩证思维为主导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学理论范式和观点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以找到同历史进程和历史走向相一致、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从而建构一个为走向21世纪的文学理论奠定坚实基础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框架。显然，这里所说的综合，既不同于那种把各种理论学说和观点平面地、不分主次地组合、排列，而见不出概念和范畴辩证运动过程的综合；也不同于那种离开历史和时代的规定，离开对现实生活实践所提出的具体问题的回答，而缺乏现实社会生活及其时代精神的支撑和统摄的综合，而是要通过对以往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重新审视、辩识、转换和吸收，以从中提炼出能够借以回答所研究问题的理论观点。因此，“综合创新”在本质上是对学术本位和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是对文学理论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的重新选择，是一种新的文学理论观念的确立。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建设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理论结构，即一个新的当代形态文学理论的体系框架来得以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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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不少学者都已作了潜心的研究并取得了诸多富于启发性的成果。这既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吸收的学术营养，也给我们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就目前的理论现实看，有这样两种理论脱离实际的研究倾向似值得注意：一是在理论的设定上，试图创造一种超越历史与时空，放之古今中外文学而皆准的理论范式，找到一种永恒不变的人类共同的“文学精神”。持此论者或是不顾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把文学的具体内容抽象为孤立的概念，例如，把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抽象为超社会、超实践的“人性”，然后再以其为逻辑起点建构文学理论体系；或是不顾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混淆不同时代、不同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下的文学相互区别与联系的关系，把对传统文论的“抽象继承”和对西方现代文论的照搬和移植，作为发展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脚点。以上种种，如果说主要是在理论与历史的层面上所表现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研究倾向的话，那么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它则转化成了一种将文学理论的学术性与社会现实性机械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理论立场和学术态度。持此立场的学者试图为当代文学理论寻找到一个超脱于乃至独立于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诸领域所面临的各种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世外桃源”式的学科学术本位，并将这种“超然性”与“独立性”作为判定学术研究的真伪、优劣的标准。由此出发，这些学者一方面希求通过对中国古代和西方现当代文论的诠释所得到的抽象的“人文精神”，来替代由包括文学事业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所提供的时代精神，从而颠倒了文学及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源与流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津津乐道于文学理论的“边缘化”状态，用强调文学理论专门话语的特殊性，来疏离乃至摆脱全社会中心话语与它的关联性和对它的统摄性。从而在回避社会实践要求文学理论应该也必须回答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的同时，也否认了社会实践是最终判定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真伪、正误的唯一标准的这个基本原则。
应该说，上述两种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研究倾向，在客观上向我们提出了建设当代形态文学理论体系所面临的一系列急待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而其中最根本的则是如何确立该体系的思想基础和体系精神的问题。或者说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体系到底应以怎样的基本精神作为自己的灵魂，这种基本精神究竟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结果？还是存在于学科发展的历史传统之中，是人们仅仅靠对以往的学术资料进行理论归纳和逻辑推演的产物？显然，对这些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回答，是建设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对此，我想应从有关的哲学基础理论问题入手，以图寻找一条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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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思考和提出问题的方式，但文学理论的最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是哲学问题，是以哲学的方式对文学本质的追问。文学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特别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它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时，虽然也从客观世界的角度看人，但主要还是从人的角度看世界。在表现对象上，它主要不是表现物，而是表现人，就是在描写物的时候，也主要是通过物来表现人自身的生活，特别是人复杂的精神生活。在这个意义上，高尔基称“文学是人学”，人们也往往从“人学”的角度去探究文学存在的本体，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这里的问题是，文学所表现的“人”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文学的本体是否可以因此而归结为就是“人”？或进一步归结为就是“人性”？这就涉及到了文学研究的两大根本性问题：文学本体论和文学认识论的问题。而这两大问题，归根到底又都必须从哲学的层面去思考和解决。
我认为，倘离开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去解决这两大问题，就失去了正确理解人的存在和文学存在的基础，就无法正确解释人与客观外部世界和人与自身的复杂关系，当然也就难以全面、完整地把握文学的本质特征。抽象“人性论”和抽象“文学精神论”的文学理论学说，往往喜欢从“文学是人学”的角度谈问题，但它们恰恰是在对人的本质和文学的本质的认识上，在最根本的哲学认识论和文学认识论的问题上，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重蹈了历史上那些旧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覆辙。它们从不同的方面颠倒或混淆了文学所表现的人与外部世界和人自身的“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或是以“追求对感性生命的体验”为目的，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对立起来，通过否认人自身存在的同一性来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或是通过提出“呼唤永恒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精神”回归的口号，把存在统一于精神之中，用抽象空洞的客观或主观的精神去吞噬活生生的人和多彩多姿的现实生活，最后实现的是虚幻的精神自身与自己的同一，而不是思维与存在的现实的同一。显然，前者是对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文学本质和规律的怀疑和否定，从而企图以对个别、偶然的感性经验的描述去代替揭示文学发展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理论研究。应该说，这是造成当前文学理论“平面化”、“批评化”的一个重要思想理论根源。而后者则是妄图用纯粹的主体思维规律去吞并、进而取代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否认文学理论的客观规律性和现实性，这是造成当前文学理论愈来愈远离生活现实和文学现实，使自己日趋“孤立化”、“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天，在我们建设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进程中，这些历史的经验和发生在身边的事实及其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而这里最根本的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准确阐释和重新确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将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的问题。
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其它的如西方当代哲学作为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这里面固然有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但从学术研究的方面看，则是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形态的内在要求。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在各种文学因素、理论因素，以及各种对文学不同的理论界说的整合和互补中进行。而这里的整合互补，既不应该是各种不同理论观点的组合和混同，也不应该是它们相互间的排斥和否定，而应该是通过对它们的辩证否定而产生的一种包含着它们各自合理因素的新的理论结构形态。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人类哲学思想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迄今为止，真正是在各种不同哲学思想的整合互补中建立起来的、代表着人类哲学发展方向的哲学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地在对各种旧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其它各种不同的哲学理论的辩证否定中，在与它们不断的整合互补中，使自己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在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曾把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作为自己重要的理论来源，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内容。而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仍然可以把包括西方当代哲学在内的一切有益于自己发展的成果吸收过来，以不断丰富和拓展自己的理论视野。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理论品格和理论胸怀，是迄今为止的其它任何哲学理论都不能比拟和无法企及的。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体系只有建立在这个坚实的哲学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形成一个不同理论层次，不同理论观点互相协调，主旋律与多样化互相补充的理论格局，才能真正建成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这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文学理论哲学基础的根据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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