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较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方论文,差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说法是否成立?
虽然眼下书籍评论文章中类似“东西方文化差异”或“东西方价值观冲突”这样的概 念屡见不鲜，但实际对这种说法一直有批评和指责。怀疑类似概念的依据首先是这样的 概念太大、太不明确，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欧各国，都在文化上存在着鲜明的差异， 怎么能够用一个“亚洲价值”概念把东亚、北亚、南亚、西亚的诸多文化传统、宗教信 仰和民俗风习混为一谈?同样，英、法、德、荷、意、西班牙等国的文化各有千秋，又 如何可能让“西方文化”的概念以一持万?其次，这种说法忽视了人性相通的部分要大 于相异的特质，文化间相互合作的可能远比互相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再次，文化是一个 历史概念，许多传统是逐渐形成和消退的，这样的分析概念不仅忽略了文化的阶段性差 异，而且把文化看作是一个静止的现象、机械的现象；实际文化也是一种促进社会发展 的生产力，并且与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一起以复杂的互动方式左右社会的特征及变化 。
不过，“东西方文化差异”这样的概念既表达了人们今天依然具有的某些现实感受， 也是一个被历史认可的习惯用语。它们不会因为不够“准确”或“正确”而自行绝迹， 也只有在它们不再能表达任何意义时才会被人们淡忘。所以问题的必要性还在于如何确 定“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存在、特质和影响。
“亚洲”和“东方”(Asia,Oriental)对于西方文化祖先古代希腊人来说，是词汇表里 有了“欧洲”的之后才相应出现的一个词。十六世纪中叶当希腊人首次与波斯人交往后 ，他们开始用“亚洲人”(Asians)这个词指称他们，而由波斯王塞耳克塞统帅的170万 “东方大军”中有好几十个国家的兵士，包括腓基尼人、埃及人、西里西亚人和小亚细 亚各城邦的与希腊同种的爱奥尼亚人。他们攻打遥远的希腊，目的是想征服整个世界。 但发生在公元前472年的希腊人与波斯人的萨拉密斯(Salamis)之战，最后以波斯人的惨 败告终。由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完成的《波斯人》把这场战争描述成命运对凡人的 摆弄，由于天神在这次人间政治力量的较量中站在了希腊人一边，所以骄横狂妄的波斯 王最后目睹了万千将士的惨死，羞耻地撕碎了自己织金的王袍，郁闷地走在归途上。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埃斯库罗斯笔下，打响在萨拉密斯岛的东西方 文化大决战，就是一场东方专制制度与雅典民主制度的东西传统政治文化较量。从军队 的兵力和数量上讲，希腊绝不是波斯的对手，但希腊人利用了他们的理性和勇气，让天 神的立场站到了自己一边。一个自称是从雅典军中逃出来的士兵禀报波斯王说：希腊人 已经不想严守阵地，只想偷偷四处逃命。于是波斯的水军连夜进入了狭窄的海峡，等待 袭击“逃跑”的希腊船只。没想到一夜宁静，直到第二天破晓时萨拉密斯岛的崖石上清 晰地响起庄严的战歌，希腊人不是因为恐惧而逃跑，而是汹涌地冲出来接战。中了计的 波斯水军立即传染了害怕和惊惶失措的情绪，在一片混战中像金枪鱼和一网小鱼似地让 人家撞破船身、打击宰杀，呻吟与哀唤充塞了海面，直至黄昏才终于停止。
如果说今天的“东方人”大都是西方历史中“失败于萨拉密斯岛的亚洲人”后裔的话 ，就不难更清楚地看到西方早期艺术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被处置在怎样的悬殊之中 。比如波斯人是为一个帝王而被迫参战、为他人而惨死；希腊人则是为自己的祖国和信 仰而战、为自己而英勇。波斯军队是一人决策、万人绝对服从；希腊人是各自为战、各 个击破、充分发挥每个公民的战斗才华和大智大勇。波斯军队是悍然入侵的，希腊人是 清白无辜的；波斯军队的人马多得就像“海滩上的沙子”，希腊的兵士“穿上了精良的 铜甲，带着兵器跃下船来。”
最近，类似这种用“文明的西方”来和“野蛮的东方”比对的方式被赛义德先生称为 “东方主义”(Orientalism)，因为这种最初的描述和定性分析框定了今天西方人关于 东方之民主和专制关系的想像方式。自信的古希腊人认为：波斯在这场萨拉密斯战争中 深受雅典民主制影响。希腊人不仅发明了民主制度，打败了东方的蛮横，而且把“民主 ”、“个人”、“自由”等属于全人类的新思想传播到了亚洲。因为波斯的王权“已经 崩溃……埋葬在萨拉密斯岛上血红的泥沙里。”全亚细亚的人民不再遵守波斯的王法， 不再进贡和不再敬畏，“他们不再保持缄默，暴力的箍制既然松懈了，他们便会自由议 论。”美国学者多纳德·艾默生(Donald K.Emmerson)先生还指出：冷战后的西方世界 又一次因为前苏联的解体而感到了类似希腊人打败波斯人的胜利喜悦，并相信西方自由 民主制将进一步不可阻挡地被东方国家人民学习和接受。
但是埃斯库罗斯在写作《波斯人》时也保留了西方文化先辈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解释 。虽然希腊人称波斯人是“野蛮人”，但他们也清楚这些云集在自己国境内的将士不是 野蛮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他们的语言像歌声一样婉转，他们有轻飘的长袍和庄重的 仪容，他们对于宗教和人生的观点与希腊完全不同。塞克塞斯的母亲、国母阿托萨以哲 理化的思维想到：“两者之中哪一种更坏：有了财富没有男子，还是有了力量没有财富 ?”悲剧特意强调了波斯帝国崩溃前人们的焦虑和担忧，以及这场灾难性失败将给波斯 人带去的影响。不仅如信使所说：“这些波斯人正值少年勇敢，他们的门第很高贵，他 们对国王最是忠心，却很耻辱地死在那不光荣的命运之中。”就是骄蛮的国王塞克塞斯 也清楚：“恶运打击了我们，这打击要经过百世的沉痛啊!”
剧情结尾时，塞克塞斯父亲的阴魂被歌队的咏叹惊醒，一世的幽灵达勒俄斯(亦译大流 士)责备后人不该去打希腊，他预言了波斯的失败，并劝慰皇太后拿一套“合适的衣服 ”(指新的王袍)去迎接自己的儿子归来。他还提醒大家，不要轻视自己眼前所有的幸福 ，而去觊觎别人的财货，反而毁掉自己巨大的财富。阿托萨也说：“我的梦的确应验了 。不过现在让我们去做能够做的事情吧。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可是未来的事 情我们可以好好考虑。”换言之，睿智的埃斯库罗斯并不认为失败后的波斯人一定会接 受雅典的新人生观点，他们自己的“亚洲价值观”本身就有着足以拯救残局的知识和力 量。况且希腊人与波斯人也分享着许多相似的文化观念，比如达勒俄斯在回到地下的幽 暗里去之前，还说：“长老们，告别了，你们就在患难中也不要忘了朝朝行乐，到死后 黄金难买片刻欢。”
二、关于“亚洲价值观”的新加坡与美国论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加坡和美国人之间发生了令世人关注的有关“亚洲价值观 ”的公开论争。1994年，美国人米歇尔·菲(Michael Fay)在新加坡境内因为破坏公物 罪而受新加坡法院判定的四下鞭刑，因为亚洲价值观里有“严惩罪行”这一条。此事不 仅引起美国国内舆论大哗，而且当时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美国教授克里斯 托弗·林格(Christopher Lingle)指责这种“政治暴力”说：“亚洲缺乏保护个人自由 和权力的传统”，“亚洲人生活在难以忍受的政体下，这种政体以精心设计的制度压制 任何异议，这种政体依赖于惟命是从的法官和腐败的反对党。”但令美国学者感到困惑 的是：新加坡的确是依靠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习得的“独立司法”程序进行管理的。这 中间产生的不仅是讥讽，而且说明了彼此间的了解肯定存在失误。1995年的纽约时报登 载了威兼姆·萨樊(William Safair)的文章说：“新加坡政府表现出了欧洲独裁主义统 治的旧俗。”一个星期后，新加坡专门邀请萨樊去新加坡参加面对面的争论。而萨樊最 初拒绝的理由是：他要面对的亚洲本土众人，早已是地区性种族主义统治获胜的机构一 部分。对于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先生所说的亚洲价值就是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之前的说 法，萨樊说：这也就是说亚洲人更普遍地注定要过分服从，与此相类似的就只有种族主 义了。与此同时，李光耀父子还通过新加坡法院起诉英国记者费利浦·布朗宁(Philip Bowring)，要求罚款93万美元，因为他在一篇文章中称新加坡是“朝廷政治”。具有讽 刺性的是，布朗宁的文章中却认为亚洲的有些价值观的确比西方和其他地区更重要，比 如“家庭的稳定性”就是最重要的亚洲价值。在这一点上他同意李光耀所说的这是亚洲 社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在内的社会中最基础性的、独特的价值观。而在反 驳布朗宁的“朝廷”标签时，李光耀先生也曾同意：亚洲价值并不是都值得称道的，尤 其在不同的亚洲价值之间也有内在冲突，如当亲情与美德之间发生冲突时，儒家的标准 往往更占上风，即社会稳定高于个人自由，民族利益重于个体私利。而这些说法如果对 照一下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和文本，则又的确类似西方人曾经历过的“封建”及“旧俗” 。
多纳德·艾默生(Donald K.Emmerson)1995年发表在美国《民主杂志》上的论文《新加 坡与“亚洲价值观”论争》提出：上述争论的双方体现了两种过于明显的倾向，即“极 端东方主义”和“极端世界主义”。前者相信东西方的差别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也永远 不可能弥合这种裂缝。所以亚洲国家要努力地去向世界其他民族说明这些独特的价值是 什么。后者则认为有一个道德的世界模式，为此大家都必须超越民族和文化的差异，起 码承认这个终极目标的实现是有可能和必然的；由于我们正处于“世界道德”这个复杂 连续统一体完全实现的途中，所以各个国家现在应该放弃价值观的纯洁性，追求正确性 。
对于东西方文化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存在方式，多纳德·艾默生作了自己的 新观察。他的论文开篇以记录亲身经历的笔墨谈到自己在夜深人静乘机抵达新加坡后， 又乘出租车从机场去市中心。一路上车辆稀少，也不见警察身影。每当驾驶员可能超车 时，车的仪表板下就会发出甜美的编钟声，并且只有在车速慢下来后才会停止。这样的 装置在新加坡是每辆出租车必备的。于是就在这编钟声时起时伏之际，艾默生先生笑问 他的新加坡司机：在这样的路况下，为什么他从没有想到把这个提醒车速的音乐装置暂 时断开一会儿呢?这位异乡的驾驶员一脸严肃的回答：如果他这么做，其他驾驶员也可 能跟着这么做，很快每一辆车都会超速行驶，城市就会频发交通事故；而交通瘫痪时， 国家也会陷入无法无天的混乱。
从这段逸事中艾默生先生想到，在任何社会，都有一些个体看上去比其他人更重视秩 序或更担忧无序。在有的社会中，类似重秩序、贬无序的市民会比其他社会所占的比例 更高。如果这样，则在这两个社会中描述民主制与个体权力关系的方式也会不同。如果 选民们普遍注重个人权力，习惯于有序的社会，就不会在秩序与个人权力之间觉得有什 么矛盾或冲突，这个社会的民主制度就不会限制个人的自由；但如果选举人对此缺乏信 心，即怀疑像民主制一样的社会秩序有可能承受因个人自由权力增加而出现的冲突，这 个社会的民主制度就可能削弱个人自由。简言之，在同样称作“现代民主”的社会里， 东西方国家人民的价值取向既是完全重合的、也是鲜明区别的。一方面，重视社会秩序 并不是一种统一的或奇特的亚洲价值，因为在亚洲的每个具体社会环境中，人们对秩序 的方式仍是很不同的。另一方面，在“民主制”概念下，不同国家会以相异的方式强调 社会秩序与个人权力间的关系，如有的更强调个体自由、权力，有的则更重视社会秩序 和政府管制。这位新加坡驾驶员认同他的政府在他保证不超速的同时，也能够促使所有 其他司机遵守相同的纪法；所以他的价值取向是更倾向于有了政府管理才有社会和谐， 必须服从管理。而同时在艾默生先生家乡美国洛杉矶，与政府相关的个人自由地位就会 受到更多的关注。因此，以相对的方式看，民主制在东西方国家是会有不同变种的。
在中国一直向西方世界强调自己“中国特色”的同时，关于“亚洲价值观”的新加坡 与美国论辩，也明显促进了西方学者对所谓“文化冲突”和“文化与民主”等问题的重 新认识。东西方价值观都是从漫长历史中逐渐形成的，这些已有数千年的价值观仍在变 迁。当我们不能以有说服力的方式解释我们意识到的文化差异，当这种一般被称为“东 西方价值观”的差异正有可能破坏和谐的国际关系时，我们就还是要用这种古老的相对 方式进行必要的讨论，去复活往事、复兴传统，去探究问题之存在方式、内在本质和作 用形式，去照亮未来的文化交往大道。
三、调查、结果和坚持“亚洲价值观”的政治动因
出于“东西方价值观差异”的论争常常没有就相同的问题进行回答和论辩，而是更多 地谈它们是否存在、具体内容、以及对这两个问题涉及的方面进行政治性解说和行为方 式描述，所以由托奥芬纳斯(F.Trompenaars)主持的一项关于全球商务的调查，就设计 了让38个国家的人们回答同一个问题：有两个人正在讨论个体如何可能促进生活质量的 提升。A说：显然如果个人具有尽可能多的自由和机会去发展他自己，他们的生活质量 就一定能因此提升。B说：如果每个个体都能不断地关心他人的生存，虽然这有可能妨 碍个体自身的自由和发展，但每个人的生活就会因此得到改善。请问在你看来，哪一种 生活理性一般而言更好?
当被调查的具体个人及所属国家以同意A的回答和多少排序时，其中十分之九的人是西 方人、欧洲人或其国家人口主要是欧洲后裔；同意B回答的则有十分之五是亚洲人。新 加坡与美国的对比尤为鲜明：79%的美国抽样赞成A(没有比这更极端的国家了)，只有50 %的新加坡被调查者认可A。但这个调查既不能证明极端东方主义，也不能支持极端世界 主义，因为在印度，重视个人自由和机会的人比在法国还多；在日本和在德国这个比例 却相同，在香港则比瑞士稍多一点。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国家，都有个人主义者和社区 主义者。
考虑到在重视权威的东方国家，直接询问人们的社会观点可能是相当敏感的，为此， 戴维·希契科克(D.Hitchcock)在1994年完成了一个题为“亚洲的价值观与美国，冲突 有多大?”的调查报告。他分别在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曼谷、北京、上海、汉城 和东京，私下采访了131个智囊团专家、公务员、学者、商人、记者、宗教和文化界人 士，让他们从一张列有东西方国家各种道德价值观的表格上进行14选6的选择，说明哪 些是他们认为在自己国家尤为重要的价值观。大多数亚洲人选取了在预想中的亚洲位置 ，即坚持认为社会的稳定在自己国家要比个人自由更重要。在涉及“有序社会”的价值 时，东西方国家的人们表现出较大的差异。71%的亚洲被调查者说这对他的同胞而言是 最重要的，而只有11%的美国人如此而已。在“重视学习”和“维护集体和谐”的重要 性上，亚洲人与美国人的选择分别是69%和15%、58%和7%；在“个人自由”问题上，亚 洲人不像美国人那么重视，差距达32%和82%。但这个问题认识的最大差别仍在新加坡和 美国之间，在11个新加坡被调查中没有一个人认为“个体权力”对他的国民而言是至关 重要的。 显然，调查证明亚洲人中间也存在许多差异，亚洲价值并不是铁板一块和绝对的，东 西方价值观同样也不是完全冲突和彼此对立的。希契科克调查中的泰国人的价值观念就 与美国人几乎一致。不仅如此，调查发现：在“公务员的责任感”和“多数人裁定”对 社会和社会成员十分重要的问题上，亚洲人与美国人的回答大体一致，差别率只有4%和 11%。从这个标准看，则亚洲人更多地把民主制看作是回应公共需求和选择的程序化体 系，而不是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力在社会秩序和集体和谐之上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解。如果 这个差别确实存在，则可以说：亚洲的多数民主制作为一个体系化的管理方式，将会比 自由民主制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在亚洲更有光明前途。所以多纳德·艾默生先生在引用了 希契科克的调查结果后认为：应该争论的将不再是亚洲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可称为民主 制，而是说这种民主制中的个人自由度最小可能是多少?他的这个设问再次说明西方学 者一方面开始承认“民主思想能在亚洲生根就会凭借完全不同的势力产生效果，而且很 可能与美国式民主完全不同的形式”(亨廷顿)，另一方面仍会按照西方自由民主制中最 重要的“政府与个体”关系来衡量甚至评判亚洲各国政府的政治价值观取向。不过他接 下来的疑问更有意思：
类似的价值观比较调查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被调查者都是匿名的，他们的回答很可能 是口是心非的，或者隐约地仍害怕事后会被追查，或者他们对自己周围的同胞也是不了 解的。比如新加坡也完全可能找到另一批观点不同的可调查对象，新加坡的精英与普通 大众的想法可能十分不同。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加坡精英也可能说：“个体自由和权 力”他们自己会行使，而一般民众则还不会负责任地运用这种神圣权力。不仅如此，即 使被调查者的回答可能更自由多样，由于上述民主之实践在各个社会的差异，而会使得 社会的管理精英倾向于低估其社会基本成员的民主素质和个人能力。由此，新加坡政府 有意强调自己与美国政府之间诸多不同的“亚洲价值观”就可能出于更内在的政治原因 。换言之：文化不仅是传统和习俗，不仅是环境和条件，而且是身份和尊严。
经常代表新加坡发言的许通美大使在1995年春的斯坦福大学著名的“佩恩讲座”中谈 到：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居高临下地看待亚洲和其他非西方国家。西方认为自己在经济 、文化和道德上都高于亚洲，亚洲国家也默认了自己的从属地位。近来，东亚开始反驳 。东亚国家反驳西方的理由主要是：第一，几百年来第一次，东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赶上了西方，它们在同一等级上斗法。所以它们已不再认为自己低西方一等。它们 要求能从西方那里得到平等的对待。第二，正如考希坎指出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 平民化意识越来越强烈。它们更愿意把自身经济上的成功归因于特殊的传统和制度。” 第三，东亚国家觉得它们应该有权利做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安排，与它们的历史、文化和 特殊情况相适应。它们并不期待西方认可这些安排，但的确要求西方认识到它们有权利 寻找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第四，正像美国前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所说：“今天的美 国在号召全民下定决心去解决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时表现出的无能或者说不情愿，腐蚀 了它有效行使其国际领导权的能力。”
由此不难发现，尽管托奥芬纳斯和戴维·希契科克的调查报告都显示，东西方国家人 民分享着许多相同的价值观和民主意识，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相似部分明显大于相斥部 分；尽管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经济日益融合、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大环境之中，人们的 各种思想和观念都随着商业、情报和技术的跨国交流而积极互动；尽管东西方的社会发 展方向都是更大程度的相互靠拢而不是彼此冲突，但是，我们还是会必然地面对类似“ 极端亚洲主义”和“极端世界主义”的言论和论争。新加坡政府之所以自九十年代以来 ，不怕国内大众被新闻披露的国外攻击言辞混淆了是非，而有意到国际对话舞台上公开 与欧美学者、记者进行一场场论战，有意强调亚洲价值的确是一种现实而非想象，就是 因为他们对亚洲价值的捍卫不仅是一场学术争论，更是关于未来新加坡政权合法性的政 治斗争。
一个新加坡的出租车驾驶员认为其他人可能会犯规，这个想法并不是来自现实经验而 是出自想象，而像他一样想象的人越多，个体对个体就越不信任，就都只能更相信政府 、更重视权威和等级、更认同社会共有意识。而一个美国洛杉矶市的驾驶员不仅比一个 新加坡司机更相信个人的自由，也更能想象其他的个体与他一样是遵纪守法的公民，所 以他会把社会和谐的希望主要放在个体权力之上而不是政府的管理之上，他们就会对政 府始终抱怀疑态度和警戒心理，就会是独立性特别强的现代公民。许多调查都发现，在 这一点上，即使是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与美国的这种政治文化保持着较大的差异 。而所有民主制社会中的公民所具有的这样或那样的想象方式和价值取向都是扎根于特 定的国家历史、民族文化传统之中的。作为新加坡政府，它必须要不断加强其公民的“ 那种”价值取向和思考方式，从而有效促进国民的合适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而不是、 也不可能移植美国式的公民教育和政治文化。越来越频繁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学习会使东 西方国家在求同存异中合作，但也不会使东西方文化完全靠拢或不分彼此。
总之，如同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对波斯人的描述和当代新加坡出租车驾驶员对社 会稳定的理解一样，每一种文化与其社会成员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具有一种“价值取向” 关系和相互作用关系，每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与其所依赖的政治文化之间都具有相当程 度的集体潜意识和非理性联系。所以，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尤其是不同政治 文化间的主动输出和相互接受，是谁都无法一厢情愿地预先设定目标的。“东西方文化 的差异”或“亚洲价值观”的说法在现在和今后都仍将被人们使用，这样的概念不仅拥 有悠久的东西方历史文化根源，而且也是当代亚洲各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政治对话、 理论较量和权力斗争的一种基本话语模式。我们唯一必须密切关注的问题是：在人们要 运用这种话语方式进行国际间政治对话的时候，不应该是为了表达彼此间的敌意，而应 该是为了强调各自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最佳实践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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