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扭曲与过度竞争：中国出口扩张的决定因素及其绩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绩效论文,中国出口论文,因素论文,竞争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6-0095-07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近三十年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通过以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提升，这种发展模式具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用强劲的出口需求替代萎靡的内需以支撑快速的经济增长。①但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在实际经济发展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如从出口产品升级来看，无论是出口产品的技术知识含量还是产品附加价值增值，都没有得到迅速的提升，反而有恶化的趋势。中国出口国际竞争力强的产业附加价值因国际竞争激烈一直在不断地下降，增加值率从1981年的0.48下降到2003年的0.3384（如初级资源、鞋类、服装、玩具、家具、消费类电子等传统的劳动密集的产业）。[1]从环境污染来看，有关FDI对我国污染的研究都表明了“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的成立，环境管制标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失效被认为是贸易冲击环境质量的重要原因。[2]从流动性过剩来看，大量的出口为我国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到2006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首位，存在流动性过剩和潜在通胀压力的风险。[3]从目前的实际经济情况来看，这种扩张出口的风险更加一览无遗：2007年以来，国际油价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带来出口利润骤减以及国际金融市场恶化带来的外需减速和信用风险等问题都使得我国出口行业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寒冬”。
因此，笔者认为十分有必要对我国出口贸易扩张的形成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提供政策依据。笔者提出出口扩张蕴含的经济风险问题，并不是要指责这种以出口推动发展的战略选择，而是就我国如何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进行思考。而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国现有的贸易扩张机制是如何形成的？第二，这种贸易扩张态势下的经济绩效如何？
二、文献综述
本文研究的问题涉及到国际贸易理论中最重要的三个问题之一，即“交易多少”的问题。目前的文献多从宏观的角度，利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我国的贸易现象。对我国贸易扩张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大主线：一是林毅夫等人所强调的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中国是初级要素特别是劳动资源丰富而资本要素稀缺的国家，因此，开放战略应该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初级要素的产品，利用比较优势使其出口具有国际竞争力。[4]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将我国的贸易增长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中考察，在全球化背景下，激烈的产业内竞争使跨国公司以两种形式进行对全球价值链的分解：一是由跨国企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来实现跨越国界的分离；二是通过原始装备制造、原始设计制造等方式进行外包来实现。而正是这两种全球价值链分工方式在我国的衍生，带来了我国贸易的扩张。[5]
其他的已有研究角度不一，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框架。如，江小娟(2002)认为中国出口的快速扩张与FDI的大量涌入密切相关，外商投资企业是推动中国出口扩张，影响中国对外经济行为与绩效的重要力量。[6]贺灿飞和魏后凯(2004)的结论也支持这类观点，其分析认为外资企业和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促进了外商制造企业的出口，尤其是亚洲投资者和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7]朱希伟和金祥荣(2005)从国内市场分割的角度解释我国出口扩张，分析认为中国出口企业行为之所以不同于经典国际贸易理论模型，是由于中国国内市场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这种市场分割现象直接导致国外市场进入成本低于本国外地市场进入成本，使得本土企业既无法依托国内市场发挥规模经济，同时又面临高昂的地区市场进入成本，从而出现了中国本土企业“宁出口不内销”的反常现象。[8]廖涵(2003)则将中国贸易量增长归结为跨国公司的推动，即跨国公司出于经营一体化和防止技术优势扩散之考虑，往往更多地从公司内部或母国采购中间品，同时由于我国国内企业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和畅通的融资渠道生产中间产品，国产中间品规格和质量不稳定，达不到出口品的生产要求，加上我国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偏向鼓励加工贸易中间品进口而不利于从本地采购等原因，使得我国加工贸易发展迅速，在外贸中所占比重较大。[9]谢建国(2005)从FDI和外汇汇率的角度研究了我国贸易增长问题。[10]钟昌标(2007)在纳入行业因素之后，考察了各种影响因素对电子行业出口的影响，其研究表明来自港澳台的FDI和规模经济对出口有正向作用，国有资本份额与出口负向相关，而资本密集度、研发和人力资本并不是影响中国电子行业出口的重要因素。[11]江小娟(2007)从出口商品结构的问题出发，讨论了诸如市场竞争、产能扩张、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12]杨汝岱(2008)则考察了诸如技术升级、所有制结构、贸易方式、行业发展前景、行业盈利能力和国际贸易形势等因素对出口增长的影响。[13]张杰、刘志彪和张少军(2008)则认为国内信用制度缺失是我国本土企业出口扩张的重要原因，相比国外市场的预付货款、付款及时、设备供应批量大且稳定等优势，国内市场的信用制度缺失致使我国本土企业“舍近求远”，放弃国内市场反而供货国外。[14]
笔者认为，之前的这些研究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关于出口增长的分析框架，多数分析更注重外部全球化带来的价值链分解或FDI，而没有将研究重点放在国内市场环境上。实际上，一旦一国出口商品结构被确定后，出口量则取决于国外的市场需求和国内市场供给两个方面（遵循“短边规则”），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拟构建一个包括市场需求、供给以及政府调控等因素的整体框架，以考察我国出口扩张的成因及其经济绩效。
三、决定中国出口扩张的经济因素分析
企业出口决策及其实现一定是受到供给、需求、动态演化和外部环境四方面的影响，因此笔者在控制行业、地区因素后，主要考察市场需求、供给以及政府政策影响这三类因素对出口扩展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静态价格竞争。江小娟(2007)认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会通过压缩超额利润率，迫使行业内企业倾向于寻求国外市场。[12]实际上市场竞争对出口促进还有另一渠道，经典的微观经济理论分析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其行业产出规模一定是最优的，而这从另一个侧面为出口扩张提供了支撑。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出口行业的激烈竞争正是以低价格、高产量为核心的，在国际市场上令对手恐慌的“中国价格”和令买家欣喜的“中国制造”正是我国出口行业处于低端竞争的表现。
静态产量竞争。无论是从国外还是从国内对出口行业的观测来看，出口行业都表现出强大的生产能力和规模效应，Antràs(2003)对美国出口企业的观察发现，出口企业的平均规模是非出口企业的4.8倍。[15]江小娟(2007)也认为出口比例确定时，产业规模对出口会产生正向作用，并认为在产业和技术成熟时，规模经济会持续对出口竞争力产生影响。[12]自告别短缺经济以来，我国任何有关经济过热的表现几乎都是来自于狂热的投资行为，同时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我国拥有几乎无限大的劳动力供给。当资本和劳动力结合到一起，对于处于全球化国际制造业重心转移趋势下的我国出口行业而言，其产能扩张必然是成就出口扩张的重要影响因素。
市场需求容量。在面临大容量的市场需求时，供给可以完全被容纳。我国出口扩张路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用出口需求替代萎靡的内需来支撑快速扩张。这与Krugman提出的“母市场效应”(HME)理论完全相悖，该理论认为一国出口的应是本国具有较大国内市场效应的产品，出口企业不仅在本国市场有销售行为，而且占领本国市场使企业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朱希伟等(2005)认为由于国内市场的分割导致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才使得HME效应没有在我国出现。[8]实际上不应简单地将问题归结于此。首先，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不仅是因为存在市场分割；其次，相比国内需求不足，强劲的国外需求对出口的影响更为重要。
从我国政府对外开放的政策来看，其“出口导向政策”主要体现为：鼓励外资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出口退税和降低行业中的国有资本比重，[16]所有政策最后形成的合力就是鼓励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以出口退税为例，自“汇改”以来，大幅度的扩大出口退税范围和提高退税率使得企业利润空间延伸，这种退税政策是“新重商主义”的重要特征。这种政策的支撑带来了大幅度的贸易扩张，但同时也使得出口模式自身成为一种扭曲行为。从过去日本和中国台湾的经验来看，由于未能及时调整汇率和贸易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进程，从而导致了1997年东亚危机的爆发，这种政策“支持”带来的过度进入局面是不可避免的。李玉红(2008)在对2000-2005年企业进入退出的研究中发现，企业净流入数量最高的三个行业——纺织业、普通设备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制造业（分别高达11832、10018和7279家，占制造业比重分别达到了9.4%、8%和7.1%）恰恰是出口重点行业。[17]
笔者将这些决定因素进行归纳，并按照能有效表达各因素的内涵和数据可以获得的原则，选择出若干代表性指标，结果如表1所示：
其中地区因素和行业因素为控制变量，无论是地区因素还是行业因素对我国出口均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从地区因素来看，2001年上海、江苏、广东和福建的出口总值占全国的62.31%，整个东部地区则占91.7%，这种集聚效应对出口的强化效应是明显的。从空间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看，集聚与出口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互动机制。出口行为会引发企业在区位选址上的一致性，同时通过信息共享、知识外溢等渠道集聚效应也会强化企业的出口行为。从行业因素来看，林毅夫所强调的比较优势也是我国出口贸易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江小娟(2007)的研究也证实了人均固定资产净值越低即劳动密集程度愈高，该产品的出口增长率就愈高。[12]但由于本文并不打算对这两类因素进行详细考察，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最后的回归方程。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文中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世界贸易组织网站、中国商务部网站和国研网网站。其中出口退税总额先按商品计算，按商品分类计算得到退税比例，再计算对应行业的退税比重。②年份跨度为1999-2006年，采取行业分组（剔除了统计口径不同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其他采矿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保留了17个出口重点制造行业）。③所有统计量描述见附录。
（二）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集中于工业行业的出口扩张，利用17个行业在1999-2006年间的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笔者构建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三）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表2中，模型Ⅰ、Ⅱ和Ⅲ没有考虑政府政策变量(X7)，考虑到变量X4、X5和X6之间的共线性，我们分别采取三次估计考察；模型Ⅳ、Ⅴ和Ⅵ则包含了变量X7。六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达到了67%以上，Wald统计量也十分显著。笔者将估计结果总结如下。
(1)静态市场因素分析：利润率指标变量(X1)、产能扩张指标变量(X2)和市场需求指标变量(X3)的估计结果和江小娟(2007)、杨汝岱(2008)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X1与出口的显著负向关系（模型I除外）、X2和X3与出口之间的显著正向关系，都表明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大规模的产能和大容量的市场需求均是支撑我国出口扩张的重要因素。
(2)动态市场因素分析：无论是加入行政壁垒指标变量(X4)，还是其他指标X5、X6或X7，我们发现X1和X2的系数变得越来越显著了，而X3的显著性却下降了（如，模型Ⅰ、Ⅱ和Ⅲ中的X2系数T值分别为11.38、14.51和24.89）。这表明，政府的干预政策结果使得市场供给对出口行为的影响加大，而市场需求的影响在减弱。笔者认为这与政府的政策导向有关，政府的退税、吸引外资和培养私营经济政策都使得企业在出口行业内产生“过度进入”现象，激烈的竞争带来出口的扩张。
(3)政府因素分析：降低行业行政壁垒、扩大外资和私营经济比重对我国出口扩张起到了促进作用。退出行政壁垒指标变量(X4)、外资比重指标变量(x5)和私营经济比重指标变量(X6)的系数符号分别为负、正和正，并且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这表明，鼓励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鼓励外资和私营经济及其出口是我国出口行业扩张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出口退税指标变量(X7)从静态上表现对出口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也符合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从动态上来看，它对市场供给和需求因素的影响显著强于其他三类指标（模型Ⅳ、Ⅴ和Ⅵ中对X1、X2和X3的影响变化幅度更大）。
综上分析，笔者得出一个关于我国出口扩张形成路径的重要结论：政府政策通过强化市场供给、弱化市场需求对出口的影响来实现对我国出口的促进与支撑，其现实中的路径更依赖于“政策扭曲—过度进入—出口扩张”来实现。
五、对经济绩效的再考察
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由来已久，在“是否促进经济增长”问题上学者们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观点，但在“出口是否带来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问题上则观点不一。持否定观点的典型代表就是Krugman。Krugman(1994)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过度依赖高储蓄率支撑的投资而非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据此，Krugman预言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18]但近些年来很多学者对Krugman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其争论的核心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核算。而实际上，出口和TFP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目前所有对出口和生产率的研究表明仍有一些问题颇有争议：究竟是出口行为带来了生产率的提升，还是由于生产率提升引致出口行为的出现？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出口行为和生产率之间存在两种互动路径：一是自选择效应(Self-Selection Effect)，由于出口存在“冰山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关税等），因此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能承担这些成本并获得利润，所以出口企业必然比非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二是出口中学效应(Learning-by-Exporting)，即出口企业为了提高自身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会努力提高生产率。从已有的实证分析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这两类影响效应渠道不一，一般认为发达国家的出口企业中自选择效应强于出口中学效应，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学效应强于自选择效应。[19]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研究表明，TFP可以分解为物化的技术进步和非物化的技术效率变化。[20]笔者将考察我国目前出口模式下的TFP绩效问题，即这种出口模式是否带来了TFP增长？是通过技术进步还是技术效率？具体是哪些因素对技术进步或技术效率产生积极的作用？
（一）出口与生产率的Granger检验
笔者依据Malmquist指数计算17个制造业在1999-2006年的TFP变化率(TFPch)及其分解技术进步变化率(TECHch)和技术效率变化率(TEch)，④然后将考察TFP、劳动生产率与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
考虑到变量可能是非平稳的，在估计参数之前需要检验各变量的面板数据单位根，结果显示在1%显著水平下（Fisher,Combine Johansen统计量检验）拒绝了TFPch、Tech、TECHch、LPch和ln(EXP)均是平稳的原假设。但是，接受至少在一阶水平上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这意味着出口和各类绩效之间的确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附录）。以TFPch与出口之间Granger关系为例，检验模型如下：
（二）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检验发现：出口不是TFP变化的原因、出口不是技术水平变化的原因、技术效率变化不是出口的原因，以及劳动生产率变化不是出口的原因这五个假设被拒绝。这证实了我国出口行为对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存在“自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效应”，但是这是针对不同生产率而言的，因此，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1.我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是通过提高物化的技术进步来实现的。从通用的生产技术来看，我国各行业的物化生产技术通过内部企业的出口行为获得了与发达国家差距缩小的机会，笔者将其中的影响机制总结为三类：一是更多的出口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而努力提升生产技术；二是更多的出口企业是为了满足国外消费者迅速提高的近乎苛刻的技术、质量、安全与环保标准要求，努力提高创新能力；三是外资企业为出口而进入我国生产必然会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技术溢出效应。
2.出口并没有从逻辑上带来柔性的非物化技术升级，即技术效率的提升。出口企业在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更多的是通过技术、市场和人力资源来实现，而关于高效率的管理、丰富的生产经验、对员工劳动技能培训等非物化技术而言，出口企业并没有表现出高质量的提升。
3.无论是从事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的本土企业，在为进入出口市场之前为了承担可能的未来出口的“冰山成本”，必然会努力提升其要素生产率。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一般贸易类型中的企业一致选择提升其要素生产率而不是通过技术进步或其他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来降低成本以承担出口成本，是因为作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只面对国内市场时并没有好的渠道提升其技术水平，只有在进行出口从而进入国际市场之后，这些企业才开始放弃过去的升级路径，转而通过更为有效的升级渠道，即模仿和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来提升自身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基本结论有两点：第一，市场需求、供给以及政府出口政策是支撑一国出口的重要因素，政府政策通过扩大供给的影响而使得出口迅速扩张；第二，基于“政策扭曲—过度进入—出口扩张”模式下的出口行为只能通过技术升级而非技术效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政府政策的扭曲在于大量企业涌入之后，使得我国出口商品在目前国际市场上表现出低价和大容量贸易特点。但这种贸易大国的特征并没有促进我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出口行业利薄、附加值低、技术水平和效率提升动力不足使得我国的出口面临陷入“贫困化增长陷阱”的危险。
从长期看，这种模式只能将我国的出口生产模式压制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虽然可以通过技术升级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这些技术仍然是处于跨国公司或发达国家的控制之中。另外，出口企业不能有效的通过提升技术效率（如，管理经验、品牌优势以及人力资本等）扩大市场需求， “短边”市场供给支撑的出口扩张并不能让我国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给出如下几条政策建议：首先，针对国内出口市场的过度竞争局面，地方政府应鼓励企业间的兼并活动，以促进大规模企业的形成，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市场内的恶性竞争，还有利于我国出口产品的品牌建设，使其不至于被国际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俘获”。其次，从整体上调整退税的水平和范围。这从短期来看，虽然会给我国的出口行业带来不利局面；但从长期来看，对出口企业竞争力的培养是有好处的，一个不依赖出口退税而能跻身于世界品牌或以低价格闻名世界市场的出口企业，一定是通过不断的提升效率或降低成本以获取竞争优势的。最后，笔者建议，应尽快转变贸易模式，推进对外贸易和汇率机制的市场化，真正做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关键作用。
收稿日期：2009-03-12
注释：
①这种出口导向政策以政府对国内市场保护和低估本币的汇率实现对出口的推动，也被新经济理论称为“新重商主义”。
②食品加工和食品制造业2004年之前为5%，之后调整为13%；纺织业1999年为15%，2001-2004年为17%，之后为13%；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2004年之前为17%，之后为13%；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塑料制品业一直为11%；金属类行业2004年之前为13%，之后为8%；机电行业2004年之前为17%，之后为13%。
③选择的标准是出口量占行业产出比重较大、相关时期内出口数量变化明显、数据齐全可靠。17个行业分别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④基于文章篇幅限制，具体模型可参见郑京海(2005)的研究，计算结果参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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