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在“无就业增长”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 （2006）06—0057—06
一、问题的提出与质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06年6月发布《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向亚太地区发出了警告：“在东亚的成功故事背后，隐藏着‘无就业增长’的挑战，年轻人与女性正经历着‘无就业增长’。”而该署驻华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毕儒博先生更是直言不讳：“事实上，‘无就业增长’在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表现非常严重，尤其是中国！”① 在2006年8～9月召开的第14届亚洲区域会议上，国际劳工局（ILO）在局长报告——《亚洲的体面劳动，对2001～2005年的报告》中， 也认为“东亚次区域”的就业弹性最低，只有0.12，与该区域快速的GDP 增长不匹配。显然，“东亚次区域”的主体是中国。
当国际组织与国内一部分学者批评中国的经济增长没能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时，我们却可以听到另一群体发出的完全相反的声音：企业家与地方政府官员的观点。河南省周口市是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农业地区，一直是劳动力的输出地。这里的一个建筑商告诉我们：“2002年，垒墙工的计件工资是每块砖2.2分，2006年8月，已经涨到6分了，2006年10月，又涨到了6.2分。”名义工资在4年内增长了182％，而近年来的物价一直是稳定的。这个建筑商感叹：“5年前，很容易雇到人， 工地上全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现在雇工越来越难了，工地上多大年龄的工人都有，40多岁，50多岁，甚至60多岁的也要。”东北是就业压力较大的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形势则更加严峻。2000年经人口普查，辽宁抚顺市的失业率达到32％。2005年10月，我们在抚顺市调研时，劳动部门的官员私下承认，普通工人也开始短缺了，最明显的是工资在迅速上涨，那些饭店女服务员的工资已经涨到700～800元了。
不光城市工资在上涨，农村的劳动工资也在上涨，虽然与城市工资有差距，但上升的幅度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门前有大量排队的求职者，厂商们是决不会提高工资水平的。从劳动力供求模型可以推断，工资水平提高意味着劳动力稀缺，至少劳动力不再像5年前那样要多少有多少了。按照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当城市高工资的现代部门持续不断增长时，最终会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淘干。当农村劳动者工资开始提高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
二、为什么有人相信“无就业增长”
对中国增长质量问题的批评并不是始于今日。Rawski（2001）就曾经以中国就业没有增长作为质疑经济增长速度真实性的理由。后来，蔡昉、王美艳（2004）从中国统计制度的特点出发，解释了中国就业在增长的问题。中国的就业统计有两套体系：第一是企业统计报表制度。现有企业定期向劳动部门报告用工状况，但这只能监测那些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而且报告的就业通常是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对象。第二是统计部门的城镇劳动力市场调查。由于直接调查城镇家庭，可以把就业的真实情况准确反映出来。两套统计体系产生的数据不相等，产生了著名的“分总不合”。差额部分就是非正规就业者。由于这个差额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拉大，一些学者以此判断，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非正规化。换句话说，中国的增长并不是伴随着“无就业”，只是新增就业中很大一部分进入了非正规就业岗位，而这个部分无法被传统的统计体系捕捉到。
一些人相信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是什么原因呢？第一，1998年以来下岗失业洪流给人们的印象。国有企业较大规模减员在1996年就开始发生，集体企业则更早。国有企业从1998年开始执行“三年脱困”政策，下岗失业现象迅速蔓延全国。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看出，1995～2002年，城镇单位职工由15301万人下降到10985万人，减少了4316万人。这期间，国有集体企业的实际下岗职工超过6000万。第二，中国产业结构的资本密集度在提高。从1996年开始，中国政府连续7次压低利率，垄断的银行体系把资金主要投放给了大企业。 面对被压低的利率，能得到资金信贷的企业便过量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出现了资本密集化，创造新就业机会的能力不强。由于资金利率长期被人为压低并导致产业结构扭曲，以至于不少学者误认为中国已不再是资本稀缺的国家，开始讨论“重工业化”、“高新技术产业”等（樊纲，2005）。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个基本事实：“重工业化”是压低利率的结果，是少数大企业的产品结构问题。绝大多数中小型企业难以从垄断的国有银行得到资金，只好长期保持低技术、低资本密集度。中小型企业在市场上的融资利率从未低于10％②。
大企业在过量使用廉价资金时，可能不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③，那些得不到资金支持的中小型企业因为被迫更长时间地保持低技术结构，却可能反而增加了就业。国有银行的歧视性待遇是否真的减少了就业，是个严肃的实证问题，需要深入讨论。缺少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必然会加重就业的非正规化。
三、城镇就业增长迅速，逐渐淘干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蓄水池”
我国从来都是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而现在说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淘干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不说是个新问题，需要我们慎重对待。当农村不再有剩余劳动力，城镇劳动力市场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可以预期，农村的工资水平将会提高并接近于城镇工资水平，并且城乡工资会同时增长。
我们回顾一下经验事实：中国城镇就业最困难的时期为1998～2002年。2003年春，当东南沿海出现“缺工现象”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局部现象，只要“劳动力短缺”这个信号传递出去，中西部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会蜂拥而入。但后来发现，缺工现象并没有消失，反而蔓延到了全国大多数城市。无论是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地区的城市，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持续上升了。下面我们用多个层次的数据分析就业与工资的变化。
首先，观察人口普查数据，这是最权威的就业数据。我们将《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年）覆盖的660个城市与第四次、 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县市）数据结合起来分析。没有（因行政区划调整）发生显著人口变化并同时观察到1990年和2000年就业数量的城市共有576个④。1990年，这些城市的就业者共有2.24亿人，2000年增长到2.37亿人。从具体城市看，发生就业增长的城市344个，占60％， 而发生就业减少的城市共有232个，占40％。我们对这576个城市的增长速度与就业增长率之间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没有统计显著性。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在这10年间就业增长的确非常缓慢。这似乎证实了“有增长、无就业”的判断。
国企改革的加速始于1998年，就业冲击也是从这一年扩展到全国的，“单位就业”减少主要发生在两次人口普查间。比较城市就业数量在此期间的变化时，必须要把单位职工减少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换句话说，2000年的就业数量是在弥补了“单位职工”减少后的数值，即使表面上没有任何增加，其实已经创造了相当于所排斥职工数量的新增就业机会。
其次，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的结果。2001年，劳动部门开始在全国59个城市对劳动力市场供求进行监测，以后进行监测的城市逐渐增加，2004年增加到104个，2006年已达到119个。从劳动力供求变化中可以判断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态势。根据每季度对供求的监测看出，从2002年第四季度开始城镇就业形势就好转了。两个指标可以证实这一点：第一，求人倍率在稳步提高，从2001年第一季度的0.6提高到2002年第四季度的0.89，进一步提高到2006年第二季度的0.96；第二，新增用工需求占城市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的比例从2001年第一季度的约1％， 提高到2005年第三季度的4％，后面的三个季度虽有下降，2006年第二季度也达到3.5％。说明城镇劳动力市场新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多于2001年。
政府救助下岗失业者的基本方法为，再就业中心为下岗者提供3年的生活保障，如果到期末实现再就业，就要由中心转入失业救济体系，再救助2年。 对国有经济部门下岗职工的优待最多5年。可以说， 因国有企业改革遭受就业冲击的劳动者，现在继续享受下岗生活费和失业救济金的比例已经很少了，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么退出市场进入低保救助体系，要么再就业。2006年7月，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实际发放水平平均只有75元，绝大多数家庭都无法以此实现温饱，因此，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必须设法工作。城镇就业机会的增加，无疑会吸纳大部分遭受就业冲击的劳动者。
再次，“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数据。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来自各个城市劳动部门的上报与汇总，如果担心数据采集不够直接的话，我们可以考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近年来对企业层次和个人层次的调查数据⑤。2002年以来，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每年的春节前夕，在全国数十个城市抽取几千家企业，调查春节后的计划招工数量。2003年1月调查了2624家企业， 这些企业在春节后三个月内计划招工数量占现有职工数量的7.3％；2004年1月调查了2783家企业，这些企业春节后两个月内计划招工数量占企业现有职工数量的12.6 ％；2006年1月调查了3543家企业， 这些企业春节后两个月内计划招工的人数相当于现有职工数量的17.5％。
由于部分农民工在春节期间离开后可能不再返回原来的企业，新招工数量必须弥补这个减少数额后才是净增部分。我们计算出“回家探亲数量”与“计划返回数量”之间的差额，用招工数量减去这个差额，然后除以企业上年的员工数量，得到新增用工比例。经过调整，2003年、2004年和2006年新增用工的比例分别为4.5％、10％和14.6％。企业用工需求迅猛上升，2006年比2003年增长了2倍多（见表1）。
从这三次企业用工需求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小企业新增用工比例远远高于大企业。随着企业规模（以雇用数量表示）的增大，新增用工需求稳步下降。50人以下的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是1000人以上大企业的3～8倍。证实我们前文的推测是正确的。
从这三次企业用工需求调查数据还可以看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迅速上升：2002年，企业新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612元，2006年已经上升到951元。增长幅度超过了50％。即使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工资增长也同样显著，2006年的工资比2002年提高了约44％，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珠三角地区（29％）（见表2）。
数据来源：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3年、2004年和2006年的企业用工需求调查。2005年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
2006年1月16～23日， 与企业用工需求调查同时进行的还有对外出务工农民的抽样调查，调查地点为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第一批“劳务输出工作示范县”。从最终数据看，样本覆盖25个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对象为春节之前返乡过年的当地外出务工人员，每个县回收样本不少于100人，实际回收问卷5304份。在2005年外出务工1个月以上者5044人，有4963人回答了他们2005年的月工资， 平均达到了1045元。即使是那些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也超过了1000元。外出务工者自己报告的工资收入还略高于企业报告的数据。中西部地区一直是劳动力的输出地，那些留在本地打工的农村劳动者收入水平也在稳步提高。根据在中西部本地打工的劳动者报告，2005年，他们的平均工资达到929元，与东南沿海地区有130～210元的差额。需要强调的是，雇主欠薪一直是政府和媒体关注的热点，随着劳动力短缺局面的出现，雇主欠薪现象是否也有所改善呢？调查中有5003人回答了“这些工资都能拿到手吗？”的提问，有4023人回答“都拿到了”，占80.4％；926人回答“大部分拿到了”，占18.5％；41人回答“大部分没有拿到”，占0.82％；回答“没有拿到”者只有13人，占0.26％。由此看出，不仅工资在迅速上涨，而且“及时发放”问题也大为改善了⑥。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工资水平提高”。
从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迅速上升中，可以判断，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了，相对稀缺已经是个普遍现象，即使在中西部城市也是如此。 这证实了蔡昉（2006）关于“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的判断。
如果仅仅是用工需求出现了迅速增长，并不能轻易断言城镇就业困难局面已经结束，我们还必须结合劳动力供给变化来分析。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态势看，2006年是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最高点，为1250万人，2007年将迅速下降到956万人， 此后持续下降，到2010年只有821万，来自劳动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小。 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逐年下降与用工需求的持续增长相叠加，意味着如果不能保持足够快的城镇化速度，城镇劳动力就会总量上出现短缺（吴要武，李天国，2006）。
城镇就业困难的缓解，如果没有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并创造足够多的非农就业岗位，是不可想象的。当年，中央政府之所以敢下定“三年脱困”的决心，加大国企改革的步伐，允许国有集体企业把6000多万职工减下来，就是预见到高速增长能够为绝大多数下岗失业职工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有些人误认为中国就业增长速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下降了，其实，分别观察一下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就会发现，迅猛增长正是发生在1996年以后：1991～1995年，年均新增就业约为400万；1996～2005年，大多数年份新增就业超过了800万（见图1）。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就业数量反而上升了？ 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在就业困难时，劳动力会调整自己的预期，降低保留工资，接受那些以前不愿意接受的岗位，主要是非正规就业岗位。1996年以后，中国的非正规就业迅猛增加，下文会进一步讨论非正规就业。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
图1 历年城镇新增就业状况
四、对就业弹性的进一步考察
国内外一些学者误解中国“无就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就业弹性”的错误理解与计算。他们通常用历年的就业增长速度除以经济增长速度，得到当年的就业弹性值。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总就业弹性值一直在2％～3％之间，人们认为就业弹性值较高；90年代以来，总就业弹性值一直徘徊在1％左右，比起80年代似乎下降了。但这种计算方法是非常粗心大意的。
应该看到一方面，中国的人口转型使90年代以来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低于80年代，总就业弹性必然下降；另一方面，中国是个高速工业化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城镇新增非农就业岗位不仅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把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吸纳到生产率更高的第二三产业。因此，中国即使在总就业弹性为0甚至为负的情况下，也能够创造出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第一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其实是第二三产业的“蓄水池”，当第二三产业吸纳就业较多时，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就会减少；当城镇第二三产业缺少就业机会时，户籍制度和相关的歧视性政策就会自动把“农民工”赶回第一产业。1991～1996年，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持续减少，但1997～2002年第一产业从业者数量反而增加，这正是城市就业困难时期。
因此，讨论中国的就业形势时，应该分析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如果分析总就业弹性，不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从图2看出， 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波动方向完全相反。1998～2002年期间，第二三产业就业弹性值不到0.2，这是因忽视“就业破坏”而被低估的数值，即使如此，也没有变为负值。 2003 ～2005年，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弹性迅速反弹，分别达到0.25、0.51和0.44，甚至超过了就业增长迅速的1993～1996年，是改革以来就业弹性最高的时期之一。这时，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急剧下降为负值，说明第一产业在向第二三产业快速转移劳动力。国际劳工局（2006）赞扬东南亚在“金融危机”前保持了高经济增长与高就业增长，就业弹性达到0.45。当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调整完成后，观察到的就业弹性也达到甚至超过了这个水平。我们采用更精确的计量分析方法，计算了1996～2002年期间16大行业的就业弹性，发现几乎所有的非农行业都有显著为正的弹性（吴要武，李天国，2006）。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
图2 中国分产业就业弹性的变化
从第二三产业弹性值变化中可知，“无就业增长”在改革后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些学者忽略了高速工业化带来的劳动力部门转移和劳动力市场调整对就业岗位的破坏，仅仅从“总就业弹性”低下这个表面现象出发，便得出了“无就业增长”的结论。
五、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
国企改革加速导致下岗失业涌现。随着离岗时间的延长，大多数下岗失业者在市场上找到了岗位，尽管刚失业时他们坚决拒绝进入这样的岗位。国企改革达到一定程度后，大规模的下岗失业现象不会再现，但非正规化的问题凸显出来了。“非正规就业”是与“体面就业”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就业岗位不稳定，缺少社会保障，收入低下。在转型时期，为了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打破市场上的制度性障碍，鼓励新兴部门发展壮大，允许非正规就业的出现与扩张是有积极意义的；当下岗失业增加，社会保障压力增大，鼓励下岗失业者进入非正规就业岗位也同样是必要的，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毕竟高于社会保障所能提供的救助水平。
我们从两个口径来估算一下非正规就业者的规模。首先采用2002年12月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所做的66城市家庭抽样调查数据。调查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采纳了国际劳工局（ILO）关于非正规就业的建议并兼顾中国转型过程中特殊的问题，在问卷中为“岗位特征”设计了较详尽的问题，这给推算全国城镇的非正规就业规模提供了可能。当年（2002年）全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的人数应该在1.07亿～1.24亿人之间，大约占城镇劳动者的43％～50％（吴要武，蔡昉，2006）。与大多数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比例接近（卡则斯等，2005；ILO，2006）。 在对劳动者进入当前工作岗位的时间进行分析后，发现问题很严峻：越是接近调查年份，入职者非正规就业的比例越高，在2002年入职的群体中，有85％的劳动者属于非正规就业，即使只分析那些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也在75％以上。
其次，我们采用政府统计部门公布数据，根据统计特点推算出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和变化趋势。虽然不如抽样调查数据那样严格定义，但其优势在于能够给出时间变化趋势（见图3）。可以看出，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呈持续上升势头， 占城镇就业的比例在2002年达到峰值为39％，低于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的数值。2003年后，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出现下降，到2005年已经降到了36％。从非正规就业者的绝对数量看，到2004年，非正规就业者达到峰值，10024万人，2005年已经下降到9870万人，减少了154万人。这意味着“体面就业”机会在迅速增加。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
图3 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所占的比例
将非正规就业变化趋势与全国就业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不难发现，非正规就业的下降与全国就业形势的好转是完全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正规部门”也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⑦，现在看来，位于城镇地区的这个“蓄水池”也开始减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开始降低非正规化程度，解决非正规化问题出现了曙光。国外学者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就业问题研究时，结论较为悲观，不相信非正规就业者未来能够走向正规化（Francie Lund,Jillian Nicholson,2003）。这些发展中国家常常缺少中国这样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在解决非正规化方面与中国不具有可比性。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采用多个层次的数据，发现一个共同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不仅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把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逐渐淘干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而且城镇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非正规部门，也开始减少。近年来，劳动者工资水平在迅速上升，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从刘易斯所假定的水平的“古典区域”转变为向右上方倾斜的“新古典区域”。
应该说，“无就业增长”是个主观臆断的结论。
从政策含义上看，如果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处于相对平衡状态，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转折点已经到来，这是过去28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依靠廉价劳动力投入的高速增长模式将不会持续下去，因而，与增长模式相关的政策必然做出重大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将会加快，对劳动者的培训投入也会迅速增加。当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时，曾经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外资将会减少，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应对的问题。从有利的一面看，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劳动条件、保障水平等也会相应提高，解决非正规就业的条件也会逐渐具备，换句话说，非正规就业问题的最终解决仍然依赖于进一步的高速增长。
收稿日期：2006—11—10
注释
① 参见7月10日《中国经济周刊》。
② 2006年10月，我们在河南、河北调研时发现，河南一些城市的市场利率为12％；河北农村的利率达到15％。
③ 大量的经验分析文献证实，提高资本密集度通常是高技术劳动者的互补品，却是低技术劳动者的替代品（Borjas，2000）。大企业进一步提高资本密集度后，只能创造少量的高级岗位。
④ 在纳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统计范围的城市中，1990—2000年期间， 因行政区划调整导致人口骤然增多者41座，减少者23座，为了比较两次普查时的就业变化，我们在此排除了这64座城市。
⑤ 三次调查时间分别为2003年1月10日—15日；2003年12月29日—2004年1月5日；2006年1月16日～23日。其中2006年对企业的调查与对农民工的调查同时进行。
⑥ 由于国有银行很少为中小型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条极其紧张。正是民营企业雇用了大量的农民工。从对民营企业的调查中得知，“欠薪”是大多数企业主缓解资金紧张的一种手段，相当于农民工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信贷。大多数欠薪不一定完全是雇主的“恶意”，金融政策对他们的歧视应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⑦ 在Harris与Todarao（1970）的文献中，非正规部门是为正规部门前排队等待者提供过夜帐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