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城市知识阶层收入状况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层论文,初期论文,状况论文,收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D08）06－0069－09
20世纪初期城市知识阶层是随着城市的近代化而产生的。由于城市工商业不断增长，市政建设日益完善，新闻、出版、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有了新的发展，许多城市知识分子的职业也有了新变化。他们当中有的受雇于政府、企业，成为公务员、职员、经理、工程技术人员；有的受雇于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医疗机构，成为教师、编辑、记者、医生，还有许多自由职业者，如中医医生、挂牌律师、经纪人、自由撰稿人、画家等。
城市知识阶层作为社会雇员阶层，与其他劳动者一样，需要占有和消费一定的生活资料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他们的收入由他们所从事的脑力劳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知识阶层的劳动不仅消耗一定体力，还要付出大量脑力。从事这种劳动事先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知识学习和专门训练，在劳动过程中还要不断充实和更新知识，因此城市知识阶层为充实及更新知识而用于报刊书籍方面的开支也较多。由于他们的劳动往往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他们的收入报酬要比一般劳动者高出许多。本文通过对20世纪初期城市知识阶层收入状况的研究，探讨该时期知识阶层能够为城市近代化所做的贡献。
一、编辑、记者群体的收入状况
我们考察20世纪初期城市知识阶层收入时发现，在清末，报刊主笔、出版社编辑群体的收入仍然较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群体的收入有了较大提高，其中一部分人的收入已经接近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这一时期科教群体的收入较高，但到了北洋政府后期，由于国家财政匮乏，教师工薪经常欠发，实际所得收入并不高，城市科教群体往往通过兼职或从事业余著述取得了较高额外收入，这是该时期知识阶层收入情况中的特有现象。
在20世纪初年，尽管编辑和记者被称为“无冕皇帝”，但他们的收入并不很高，其工薪只能够维持个人和全家的生活开支。1907年，《申报》总主笔月薪不过40余元，编辑月薪只有28元。而其他各家报馆编辑的收入还要较《申报》差许多。曹聚仁回忆录中曾经引用《申报》编辑部主要人物雷缙的记述，很能说明问题，雷氏说：
吾辈起居办事之室，方广不逾寻丈，光线甚暗。而寝处饮食便溺，悉在其中。冬则寒风砭骨，夏则炽热如炉。最难堪者，臭虫生殖之繁，到处蠕蠕，大堪惊异，往往终夜被扰，不能睡眠。薪水按西历发给，至半月不过银币四十元，余则以次递降，最低之数，只有十余元。而饭食、茗点、茶水、洗衣、剃发与夫笔墨等等，无不取给于中，生涯之落寞，盖无有甚于此者①。
商务印书馆是上海最大的出版机构，这里的编译人员收入各不相同，1916年，沈雁冰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该部有邝富灼、周越然、黄访书、平海澜、周由廑、胡雄才等人，他在回忆录中曾介绍了各位同事的收入情况：
胡雄才同我年龄不相上下，他只读完中学，做过学徒。他的薪水只有每月十八元，而我的，是二十四元；据他说，这是“编译”一级最低的工资。照例，工作一二年，可以加薪，五元为度，如此递加，最高可达六十元。也有一进来就享受五十元以上高薪待遇的，那都是已在社会上做过事，薪水高，但这又要看介绍人的来头。例如周由廑，他是周越然的哥哥，而周越然在英文部势力极大，除了部长就数他，而况他又是创办“函授学校”的建议人，为商务印书馆开辟一条新的生财之道，宣传之路，此时风头正健。周由廑本人呢，在湖州的湖郡女校任教多年，本来薪水每月百元。平海澜情况相同。黄访书已来了多年，又是部长介绍的，此时亦不过四十元一月而已②。
1921年，胡适曾应邀在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改革事宜，他对当时商务编译所编辑的收入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除部长、所长及有特别情形者外，其余职员所得薪水非常之少。生活不宽裕，身体上大受影响。商务编译所计一百六十九人，我今天试将他们的月薪作一表如下：三百元及以上2人，二百五十元以上1人，二百元以上4人，百五十元以上8人，百二十元以上17人，百元以上5人，一百元以上共计37人。七十元以上14人，五十元以上17人，三十元以上46人，三十元以下（连学生8人）62人，共计五十元以下的108人③。
尽管编辑群体的工薪收入不高，但这种收入水平与城市劳动者阶层相比较却有不小的差别。1911年，在上海一些技术工人的月薪最低工资分别为：司机12元，漆工15元，木工15元，锯工12元，钳工22元④。
在城市编辑和主笔群体中，有一些高级的编辑和记者收入已达到了中等阶层的水平。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时月薪100元，1903年夏瑞芳以月薪350元聘请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深受感动，于是把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到书籍出版工作上来⑤。
1906年，包天笑到《时报》任职时，《时报》总经理狄楚青见面时就谈到他的任职收入，据包天笑回忆当时的情况：
他初次见面，好像我已答应他到报馆里来了，便和我当面讲条件了。他的条件，是每月要我写论说六篇，其余还是写小说，每月送我薪水八十元。以上海当时的报界文章的价值而言：大概论说每篇是五元，小说每千字两元。以此分配，论说方面占三十元，小说方面占五十元。不过并没有这样明白分配，只举其成数而已。这个薪水的数目，不算菲薄⑥。
由于收入有保障，包天笑一到《时报》任职，就能将小家庭由苏州迁沪，在租界租一间石库门厢房安身。为了维持每月生活支出，他还兼为《小说林》看稿、改稿。
沈雁冰从1919年开始，月薪增加到50元，而他向《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学生杂志》等刊投稿的收入平均每月40元⑦；1920年，沈雁冰月薪升至60元，逐步向中等阶层生活迈进。为了接母亲和妻子来上海共同生活，他开始在上海找房子。他的赁屋条件是：1、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附近；2、除灶间、亭子间外，必须有三间正房。他最后选中一幢一楼一底带过街楼的石库门。1921年，当全家迁入新居时，沈雁冰已成为《小说月报》主编，月薪百元，他特地到荐头店雇用了一个年轻俊俏的女仆，专管洗衣买菜，母亲下厨，妻子进学校读书，生活十分惬意⑧。
到20世纪20年代，各大报馆主笔和主编都已进入到中产阶层，据戈公振20年代统计，当时上海各个报馆高级编辑、主笔的收入如下：
总理为一馆之领袖，故宜知编辑、营业、印刷三方面之真相，尤贵在知人善任，以全力尽思于其职务。其月薪约在三百元左右。总编辑亦称总主笔，为编辑部之领袖。其职务在平日似甚简单，惟有时定大计，决大疑，其无形之责任期滋重也。总编辑常兼司社论，其月薪约在一百五十元至三百元之间。次于总编辑，为编辑长，亦可称理事编辑。其事务至繁，指挥馆员，考核访员皆属之，而要在能估分一日所需之材料，而善为调节，其月薪约在一百五十元左右。在编辑长之下者，有要闻编辑，取舍关于全国或国际间之新闻。有地方新闻编辑，取舍关于一省一县或一地方之新闻，其月薪均约在八十元左右⑦。
上海的《新闻报》以报道经济新闻见长，为了在各大报纸中突出这一特色，总经理汪汉溪1922年开辟“经济新闻”版，“重金聘徐沧水、朱裁农主持其事。徐月薪一百八十元，朱一百元。当时的总编辑李浩然月薪不过二百元，一般主任编辑仅百元左右，可见汪对经济新闻的特别重视”⑧。
其它各省会城市的高级编辑也有较高的收入。据民国初期在《湖南新报》担任总编辑的陶菊隐回忆：
《湖南新报》总经理月薪一百元（交际费尚未计算在内），总编辑、主笔月薪各八十元，编辑自三十、四十至六十元不等，一律以光洋支付。八十元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高薪，加以来自上海的稿酬，我每月收入总在一百元以上，因此，我像贫儿暴富一样，居然同总经理看齐坐起三人抬凉轿来⑨。
上海各大报馆都有常驻外地的记者，如各报馆均派专员常驻北京，称特派员，“或专事发电，或专事通信，每人月薪均在百元左右，交际费在外。有特约通信员，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大率以篇计算，每文一篇，约在十元左右。有访员遍驻国内各要埠，专任者每名月薪约四十元，兼任者仅十余元。”⑩
民国初期，黄远庸以其个人才干赢得了驻京记者中收入之最。据《上海闲话》记载：“本外埠访员、驻京特别访员、新闻通讯社、北京官电津贴、本报电信邮信各费，亦为支出之一大部分；而薪资之巨者，尤以驻京特别访员为最。按月支给有在一二百元以外者。按件支给有每通信十元以外者。近年来黄远庸实此中翘楚，盖通信体例及访员资格，经黄之提倡者为不少也。”(11)
除本职工作外，报刊的编辑、记者还可以兼职，取得其它收入。包天笑在担任《时报》编辑期间，有空闲时间还去史量才创立的女子蚕业学校、东城女学校、上海民立女中学教书。民国初年，包天笑还曾在商务印书馆兼职，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同张元济见面时的谈话：
张菊老出见，……旋问问时报馆的近状，然后谈到了正文。他说：“我们出版的小学国文教课书，年年改版，现在革命以后，又要重编了，要请阁下来担任其事。………看过你写的教育小说，深知你能体察儿童心理，必能胜任愉快。”又加上我几顶高帽子，我算是答应了。后来我和庄百俞商量，我只能去编译所半天，因时报馆里回去得迟，早晨起不了身，于是定了每日下午一点至五点，星期日休假，他们送我每月四十元(12)。
陶菊隐在担任《湖南日报》总编辑的同时，还兼任上海《新闻报》驻湘访员，收入颇佳，据他回忆：
《新闻报》当局对我不断加薪，半年之间，按月稿酬累增至一百元。后来我参加馆内工作时，有人告我，当时该报的馆内人员也要论资排辈，新进人员月薪不过五六十元，而我以新进的馆外人员，半年之间“连升三级”，不能不算是新闻界的一种“异数”。同时，我的通讯稿标名为“长沙特约通讯”，登在显著地位，有时甚至代替“北京特约通讯”成为头条新闻。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鼓励，使我更加不知疲倦地愿为该报加倍努力(13)。
各大报社的著名记者还常常被大学聘请去讲课。1916年，邵飘萍应《申报》聘请，担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他同时还受聘北京大学及私立平民大学，到这些学校的新闻系授课，还出版了《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等实用教材(14)。
二、城市科教界教师、学者的收入
在20世纪初期，中国科学教育界的教师、学者多集中在京、津、沪、宁、汉、穗等大城市，他们虽然人数很少，但能量很大，为中国的科学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城市社会里播下了现代文明的火种。在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成就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雄厚经济后盾。
1914年，北洋政府公布的《教育部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程》对专门以上学校的职员工资收入作了如下规定：
1917年，北洋政府又公布了《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对高等学校的教职员工资收入又做了具体规定如下：
除大学校长以外，民国初期大学教授的收入在城市工薪阶层中也是较高的。根据《1919年1月份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所载：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月薪300银洋，胡适任文学教授月薪200银洋，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银洋(15)。这些教授和学者成为中国城市的中产知识阶层，由于有了足够的薪金，他们能够开展独立的教学与研究，既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商”，经济状况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后盾。
根据邵燕祥家传的《北京大学法科一览·自民国七年九月至八年六月》所载，当时北大法科专职教授共11名，加教务处学长共12名，月薪分别为：
600元——毕善功（18课时）；350元——王建祖（兼教务处学长，3课时）；280元——马寅初（9课时）、黄振声（3课时兼预科9课时）、左德敏（12课时）、黄右昌（8课时）、胡钧（9课时）等5人；260元——陈启修（11课时）、张祖训（12课时）等2人；240元——郭汝熙（1课时兼预科10课时）。其它2人（陶履恭、康宝忠）兼文科教授，月薪不少于240元(16)。
留学生毕业回国，一般都能找到较好的工作，但能到大学任教职亦属不易。1917年，周作人来到北京，开始拟聘任北大预科国文教员，周婉辞，4月，“得蔡元培信，邀暂至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编纂，月薪一百三十元”；9月，周作人收到北京大学的聘书，“敬聘周作人先生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辑员”，月薪为教授初级二百四十元(17)。在这期间，他还在北京女高师兼课。1923年，他与鲁迅失和，寄函女高师校长许寿裳，欲辞去女高师的兼课，许寿裳来访，挽留他继续在女高师兼课(18)。
何廉1926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回国途中他收到南开大学商科主任的来函，聘请他担任财政学与统计学教授，月薪现洋180元。他回忆说：
那时中国大学当局往往凭借朋友关系对海外留学生的成就、学业及行止了如指掌，并尽力设法将最佳人选延聘为本校教师。许多南开教授尚在美国就学时，我就认识了。我在离开纽黑文之前，曾接到过暨南大学的聘请，月薪为现洋300元。在某种意义上，南开的聘约似更为可取。京津地区系中国文化中心，教育水准较全国其它地方均胜一筹。权衡之下还是忍痛放弃暨南丰厚的薪水，决定去南开(19)。
何廉到南开大学后很快受到了重用，在他的主持下，创建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委员会，并逐步扩展为南开经济学院。从何廉的就业选择可以看出，科学教育界的学者除了重视收入外，也更注重事业成就与个人发展。
城市大学教师的收入，足以使他们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1927年，鲁迅邀请许寿裳来中山大学任教，信中提及：“校中只缺豫科教授，大家俱愿以此微职相屈，望兄不弃，束装即来。所教何事，今尚未定，总之都甚容易。又须兼教本科二三小时，月薪为二百四十，合大洋约二百上下，以到校之月起算。甚望于二月（阳历）间到校，可以玩数天，开学则三月二日也。此间生活费颇贵，然一人月用小洋百元足够，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惟房租贵，三小间约月需二十元上下。……信到后乞即示行期。又如坐太古船，则‘四川’、‘新宁’、‘苏州’等凡以S起头者皆较佳。‘唐餐楼’每人约二十五六元。”(20) 从信中所反映出来的吃、住、行看，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应属于城市中产阶层之列。
大学的学者与教师一般都靠教书的工薪来生活，在业余时间，他们还可以从事教学和写作，通过到外校兼课、办讲座以及写作获取收入。当北洋政府发生教师工资拖欠现象时，教师们的额外收入便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
鲁迅从1920年起，分别在北京几所大学同时兼课。1920年8月鲁迅被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据《鲁迅日记》记载，8月6日，“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21)。12月24日，“午后往大学讲”，从这时起到1926年8月离开北京为止，鲁迅一直在北大国文系讲授。1920年底，他又受聘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7月被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1926年2月被聘为女师大国文系教授；1925年9月5日被聘为中国大学国文系小说科讲师。在这些大学里，鲁迅讲授的课程都是中国小说史。
大学兼课课酬并不是很高，但积累起来却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以鲁迅1923年12月和1924年4月的兼课与写作月收入为例，可以看到，鲁迅的收入大大超过普通的大学教授。
1923年12月《鲁迅日记》记载：“一日，晴，齐寿山交来季市之泉四百，伏园来，示《小说史》印成草本”；“七日，晴，晨往师校讲，收四月份薪水三成五，又五月份者二成，共泉十元，午后往大学讲”；“十一日，晴，孙伏园寄来《小说史略》印本二百册，即以四十五册寄女子师范校，托诗荃代付寄售处，又自持往世界语校百又五册”；“十二日大雪，上午霁，收晨报社稿费十五元”；“二十一日，晴，风，上午往师校讲并收五月份薪水五元，午后往北京大学校讲并收六月份薪金十八元”；“三十一日，晴，午后往世界语校讲。收本部三月余奉及四月奉泉二成共百三十二元”(22)。1924年4月《鲁迅日记》记载：“四日，晴，上午往高师校讲并支薪水十八元。午后往大学讲”；“七日，晴，午后往世界语校讲而无课，遂至顺城街访陈空三。下午收奉泉百零二，去年四月分之三成一也”；“十一日，晴，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十八日，晴，上午往高师校讲并支薪水泉廿六，午后往北大讲”；“二十五日，晴，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在月中桂买上海竞马彩票一张，十一元，往北大讲，得去年四月份奉泉卅”；“二十八日，午后往世界语校讲，下午小雨，晨报送来稿费十五元。”(23)
在北大任教的胡适经常接受邀请到各地去讲演。1921年，他在日记中记载：“到高等师范演说，他们给我的题目是：‘哲学与人生的关系及研究的方法’。我的讲演略采杜威先生《哲学改造》第一篇的大意”；“到燕京大学演讲‘诗经的研究’”；“到协和女子大学讲演，题为‘什么是文学’”；“到中国大学演说‘好政府主义’”。他还曾到保定、上海、安庆等地做了题为“实验主义”和“科学的人生观”等讲演(24)。1922年，他受张伯苓的邀请到南开大学去讲课，他日记中记载：“今天工课完了，十八点钟的课；南开大学昨天送来讲学费一百元，旅费十三元。”(25)
为了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胡适推辞了许多演讲，如1921年日记记载：“今日是‘五七’纪念，高师、女高师、协和诸校皆要我去演说，都辞了。”1921年7月7日，“四川朋友邀我们去重庆讲演，已允去的有陈惺农、陶孟和、高一涵、李守常、文范村诸位；我因时间上的关系，辞不能去。”(26)
除了教学和讲座的收入外，学者和教授群体的稿费收入也十分可观，这种收入因人而异，无法统计。胡适到北大任教不久，就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稿酬水平颇高。张元济在1918年2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胡适之寄来《东方》投稿一篇，约不及万字，前寄行严信，允千字6元。此连空行在内。”梁启超的文章与著作也经常送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对梁启超的文章更是另眼相看：
他的文字在商务刊物上发表按千字二十元付酬。商务从来没有付过这么高的稿费。当时一般稿费是千字四元；林纾译的小说卖稿是千字六元；胡适的稿子在商务也只给六元。当然梁启超那时的声望很高，对硕学之士优给是理所当然的。但真正原因是同业竞争。梁先生有很多高足先后在中华书局主持编务(27)。
学者和教授在著书和编写教材方面收入很大。各个出版社往往根据作者的知名度、学识水平、书稿质量和发行量等情况来确定作者的稿酬。当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版税一般是12％，较高者为15％，梁启超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在商务拿到的版税则是40％。北新书局出书一律采用版税制，销售后定期结算，版税率一般为定价的20％，鲁迅在这里出版的著译作品版税为20％，比一般书局稍高(28)。由于著述收入增多，到1927年，鲁迅最终辞去中山大学教授的教职，到上海专门从事写作。
此外，还有一些教授编著的书稿或工具书常常采取一次性支付的办法支付稿酬，而不采用版税制。1912年，丁文江编著的《动物学》一书，酬金为400元，秦蘅茫编的《代数》、《几何》稿酬共700元。1913年1月，郁少华修订《英华新字典》，连校对在内，一年完成，酬金750元，分五期支付，先付150元，交字付150元，连续三次，最后校毕付清(29)。
学者和教授阶层还有许多社会兼职，这些社会兼职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收入，也为他们进行社会交往提供了最佳窗口。
1921年，商务印书馆邀请胡适担任商务编译所所长。胡适虽然没有接受，却答应在暑假期间为商务编译所主持编译改革事宜。据郭沫若《创造十年》记载：胡适在上海住在“静安寺路上的一个小巷（Love Lane）第一号，离马霍路不远”，“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每天“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里跑向闸北去办事”(30)，至于商务印书馆给胡适的报酬，胡适在日记中也有所记载：
商务送我一千元，我不愿受，力劝梦旦收回，我只消五百元便可供这一个半月的费用了。我并不想做短工得钱。我不过一时高兴来看看，使我知道商务的内容，增长一点见识，那就是我的酬报了。我这一次并不把自己当作商务雇用的人看待，故可以来去自由。我若居心拿钱，便应该守他们的规矩了(31)。
胡适未在商务任职，是认为自己“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但他却十分重视商务印书馆，认为“这个编译所确是一个很要紧的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于是，他向商务推荐了他的老师王云五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王云五鼎承胡适旨意对商务编译所进行改革，商务印书馆每月则发给胡适津贴。在商务经营困难时，胡适希望取消自己的津贴，王云五回信说：“你这几年对于商务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帮助，众人可知的，现在所领的小小月资，当然不成问题。但你致经农的信，竟想自行取消此款，这是我们万万不能答应的。”(32)
1920年，马寅初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担任教务长，为了专心致志于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两年后他辞去教务长的职务，专任教授；此后，他却担任了浙江兴业银行的顾问和中国银行的总司券等兼职职务(33)，足见社会兼职对教授学者的吸引力。
三、其他知识阶层的收入状况
对于获得大学学历的青年来说，一般不存在就业难问题，他们一般都能得到优厚的收入。邹韬奋刚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进入上海纱布交易所任英文秘书，每月薪水就有120元(34)。一些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的工薪收入更十分惊人。在开滦煤矿，高级职员工薪优厚，以开滦煤矿银钱账房主任王荷舫为例，他毕业于直隶省高等工业学校，担任银钱帐房主任后，其薪金与额外收入都相当高：
他的薪水是一月三百两，可是额外收入要比这多得多。王荷舫最讲究吃穿，一个冬季要换四十九件皮袄，天天不同样；天津著名的饭馆，如国民饭店、义和成、聚庆成、天和玉等，他都是挂了号的主顾。每年正月初三、四，他照例要请一次大规模的春酒，借此拉拢各方。春酒一般是六十元一桌，可说已是最好的酒席(35)。
律师的收入来源有两方面：一种为律师公费，即诉讼委托人按法律规定支付律师一定数量的劳务报酬，在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司法部曾就律师公费规定了全国的一般标准和最高标准，律师只能在一般与最高标准中收取酬金，不得超越最高限额；另一种为律师谢金，即诉讼委托人在按规定支付公费以外，私下约定诉讼成功后以若干所得作为酬劳律师的谢金，这种谢金虽无法律规定，但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
各个城市中律师收费水平不尽相同，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律师收费较高，甚至高出中小城市一倍以上。在上海，民事案件第一、二审总收律师公费为1500元，第三审总收律师公费800元，刑事案件第一、二审律师公费为800元，第三审律师公费500元；在武昌，民事案件第一、二审总收律师公费为1000元，第三审律师公费500元，刑事案件第一、二审律师公费为400元，第三审总收律师公费300元(36)。
上海地处江南繁盛之区，又有外国租界，五方杂处，良莠不齐，加以内地发生战争，富商大贾、巨室豪门为避战乱，麇集于此，纠纷诉讼日增，因而律师业务颇为繁忙。据了解当时上海律师情况的包天笑介绍：
大银行、大公司，都是新兴事业，资本雄厚急思扩张发展，不似从前的一味保守行为。所以业务愈大，则纠纷愈多，事事牵连到法律问题。但他们的董事哩、经理哩，未必都能精通法律的，有了律师，便可以请他做法律顾问……其次，便是那些巨室豪门的家庭诉讼，也是足以使上海律师歆动的。一旦这个老头死了，留下遗产，便是祸根。不但兄弟争产，姊妹也可以争产，还有那嫡庶之争，妻妾之斗，离婚案、重婚案、遗弃案、奸污案，属于男女两性间的问题，正是多多。这些案子，也都出在富豪之家，而为律师所欢迎的。因为这种官司，都属于软性的，不必剑拔弩张，到结尾总是以经济为解决，律师的报酬，亦是从丰(37)。
城市的著名中医医生大都有自己的开业诊所，根据自身的医术和行医年头来收取诊费。在上海，丁甘仁的门诊费为1元2角，每天看100号左右，是全上海诊金最贵者；张镶云的门诊费为2角2，每天要看二三百号(38)；杭州的中医名医陈道隆开业后医术精湛，他的挂号费是8角8，在上海时，他的出诊费为16银元。由于声望卓著，陈道隆每日可诊病一二百号(39)。在中医的诊所看病，有些病家还根据医病情况自动呈上封礼，即红包，医生则坦然接受。中医医生还往往自营药房，患者按处方在药房抓药付款。医道愈高，致富愈快。
上海中医陈存仁，曾经拜上海的中医名师学习，在老师家接诊时，收门诊费4角40文，后在上海租界的望平街设立新诊所，第一次开业门诊收费就定为1元2角，他回忆说：
开业十余天，差不多天天吃鸭蛋，同学们来访问我，都说：“你的诊门收费定得太贵。”我也有些后悔。不料有一个出售“小小豆腐干”而起家的陈万运，开办了三友实业社，职工有五百多人，他来访问我说：“我们全体职工由公司请你做常年医生，月薪订五十元。”以后，每天总有一两个到三五个病人到诊，心里就安定下来，这时我用了一个挂号职员，薪水每月六元，还买了一部钢丝包车，车夫薪金每月八元，从前的钢丝包车黑漆胶轮，走动时钢丝闪闪生光，这是我从小就怀有的向往(40)。
陈存仁还编辑《康健报》，通过邮局寄送订户，他每寄出一百份样报，便会有三五个订户，订户的纪录直线上升，订数达到8000份，每份报纸收银元2元，陈顿时拥有一万几千元现款，开始进入城市中等收入阶层。
城市独立开业的医生也面临着市场经济的风险与压力，他们的收入是依据其名声而定的，有些开业医生不得不在报纸上为自己的诊所做广告。蔡元培就曾经在《民立报》上为中医杜同甲做广告，文中称：
杜君同甲，研究医学，垂二十年，苦心孤诣，实事求是，其所治愈，鄙人尝亲见而深知之，谨为病家介绍。杜君现寓上海武昌路太平里口绍兴杜寓内，门诊五角，出诊二元(41)。
恽铁樵曾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主编，由于他熟读医经，医术精湛，平日给亲友看病，凡所诊治，皆有良效。亲友遇有不适，争相延聘。同事黄钝根小儿患伤寒阴症，势已垂危，恽铁樵投以四逆汤，内有附子、干姜、炙甘草等味，一药而转机，再药而病愈。黄钝根为此登报鸣谢曰：“小儿有病莫心焦，有病快请恽铁樵。”自此以后，求治者日众。1921年，恽铁樵辞去《小说月报》职务，弃文从医，医业大盛。
城市中还有许多从事自由写作的文人，他们通过写作所取得的收入也不低。世界书局专门出版一些迎合市民趣味的通俗章回体小说，为其写作的有张恨水、平江不肖生、严独鹤、施济群、江红蕉、王西神、沈禹钟、程瞻庐、程小青、李涵秋、姚民哀、朱瘦菊等人。该局为拉书稿不惜提高稿酬，当时通俗小说稿酬千字3元左右，而张恨水的稿酬在每千字4－10元之间。一般情况下，作者写一部书稿会得数千元稿酬，个别作者高达万元以上(42)。
20世纪初期，商品化的倾向已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教育领域，城市知识阶层通过办学授教，也可以赚到较多钱。宁波一个“算学馆”广告中注明：“由算学名家教授曲线学、微积代数、几何、天文、舆地测量、三角、八线绘图、中西各种算学，每月修正四元至八元。”(43) 在李伯元的社会小说《文明小史》中，描写了姚老先生带着自己的儿子去上海求学，原本已交了5元报名费，还要再交40元，从学堂孔督监与姚老先生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办学成为某些知识者牟利的重要手段，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孔监督道：“凡是开学前头付的，都算是先付，等到开学之后，无论第二天第三天，统统要付足四十八块，倘若三天之内不把束脩膳费缴清，就要除名的。”姚老夫子至此，不禁大为失望，一个人自言自语道：“原来要这许多！”孔监督道：“我们这个学堂并不为多，现在是学堂开的多了，所以敝学堂格外克己，以广招徕。如果是三年前头，统上海只有敝学堂一所，半年工夫，敝学堂一定要人家一百二十块洋钱。如今一半都不到了，怎么可以还好说多？”姚老夫子道：“这样看起来，上海学堂倒狠可以开得。”孔监督听了此言，把眉头一皱道：“以敝学堂而论，官利之外，三年前头每年总可余两三千块钱。这学堂是我们同乡三个人合开的，一年工夫，一个人总可分到千把洋钱。”(44)
在民国初年城市社会中，随着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开展，译书、出版、办报、办学等边缘事业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正业和主流，从而产生出以近代知识体系为基础职业的城市知识阶层。他们以城市公共空间和文化网络为背景，从事着科学文化、社会教育和卫生等事业，获得了在城市里生存发展的空间，形成了该阶层的基本特点。
四、20世纪初知识阶层收入状况评价
知识阶层是社会知识的拥有者，他们掌握了城市社会中的知识资源，成为城市社会中一个专门传播与生产知识文化的社会阶层。正是由于知识阶层所具有的这一特性，他们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推动作用。下面我们通过城市知识阶层收入状况的分析对其在城市近代化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评价。
第一，进入20世纪，城市知识阶层的职业结构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大批新式学堂、教会学校和国外大学毕业的学生进入城市，知识阶层的职业出路更加广阔，一些发展中的城市工商、文教、出版、法政、科学等领域，成为知识阶层施展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场所。
城市知识阶层所操职业，如教授、律师、医师、工程师、编辑、记者、作家等，大都受到社会的尊重，或为人们所艳羡，他们的劳动收入与社会地位，也远远超过了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包天笑进《时报》时，每月工薪为80元，他曾回忆说：
我的一位同乡孙东吴君，比我早两年，进入申报馆当编辑时，薪水只有二十八元。孙君说：“就是每月二十八元，也比在苏州坐馆地、考书院，好得多呀。”(45)
城市知识阶层中很多人都是自由职业者，社会地位也比以前更加独立自由。他们开阔了视野，改变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开始以科学和民主为实践工具，以物质化的职业分工和精神化的文化建构，去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从而去实现他们的个人抱负。他们建构了近代教育体系和出版媒体产业，成为城市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中坚人物。
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阶层中的自由职业者面临着激烈的社会竞争，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将全部智慧用于经营和赚钱。他们殚精竭虑，甚至竭尽狡诈之能事去追逐利益，把知识与财富结合起来，这使传统社会知识分子那种重义轻利的观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王云五在商务任职期间，已经蜕变为文化商人，他在家以地下编辑部的形式，低工资雇佣了一批脑力劳动者，为其编辑了一部词典，名为《王云五大词典》，由他抽取版税。他又把这部词典删繁就简，抽出若干条，编成《王云五小词典》，把其中单字编成《王云五小字汇》，专供中小学之用，销数甚好。他还雇人编辑其它教科书，用子女王学理、王学文等名字抽取版税(46)。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更是费尽了心机。在《世界晚报》创办初期，成舍我除自己出动采访新闻以外，每天下午晚报出版发行时，还携带报纸若干份，雇汽车到城南游艺园一带去卖，自己夹杂在人丛中争买自己的晚报，以吸引购者。他还想出找人打笔墨官司的办法来引起读者的注意。他曾以《北京晚报》为对象，指责对方哪些新闻如何失实，甚至诋为造谣，造成双方对骂的场面，引起读者兴趣(47)。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经济利益在城市生活中所占有的分量越来越重，知识阶层“言利”不再为士人耻笑，而是变成了增加社会财富、为社会多做贡献的有效手段，经济利益成为刺激知识阶层不断进取的强心剂。因此，城市知识阶层在“言义”同时也在“言利”，成为当时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种趋向。
第三，知识阶层是城市社会中知识文化所有者，他们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在社会中谋取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稳定收入，但他们还拥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追求，他们常常通过科学文化传播和政治理想的实践来证实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梦想。当城市知识阶层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产生独立的政治倾向，开始关注国家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
在城市社会里，知识阶层一方面与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与权势官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对封建专制与腐败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经常通过新闻媒体，对官僚军阀的专制腐败进行揭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良知。
民国初年，黄远庸曾用犀利的文笔，在报纸上揭露袁世凯，对张振武政治谋杀案、宋教仁案、中日交涉、中日大借款等事件，都做了详尽的报道，表现出新闻记者的胆识。他还发表了《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袁世凯此后徘徊之径路》等文章，批评袁世凯“自以阅历深，气魄伟，平生历史宏富复杂，举世无二，除左右驰驱效死力者外，皆以竖子视之，而不悟今日潮流之不可抗，其左右亦无敢进言者”。1915年，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要黄在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赞同文章，黄远庸被迫远避上海。他发表声明指出：“远虽愚妄，亦何敢以今日政象，尚有赞同或为其它作用之余地哉？来此幸已脱离一切。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48) 表明了他与鼓吹帝制者划清界限的决心。
有些知识分子尽管做了官，可仍然希望进行学术研究，脱离纷繁的日常事务，蔡元培就是如此。民国初年，蔡元培担任了北大校长，“五四”风潮过后，他看到官场腐败、社会黑暗，多次想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他曾经说：
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49)。
从以上特点来看，到民国初年，城市知识阶层正在走向成熟，他们开始积极能动地参与到城市文化与社会建构中来，显现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该阶层通过他们的社会活动和舆论参与建构了城市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空间，其阶层特色日益明显，整体作用日益发挥。
第四，城市知识阶层创立和完善了城市近代教育文化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科学体系的基础，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对城市科教、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废止了衙门式管理方式，立教授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立法、权力机构。他主张学、术分途，将北大办成了以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1919年，他又废文、理、法科名称，改门为系，促进各科知识的融通。他还提出“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1917年底，北大成立各科研究所，由著名的学者教授出任主任，奠定了近代大学体制的基础。唐文治担任交通大学校长时期，坚持以工科办学为主，确定了交大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教学目标。他不断聘请专家学者担任教师，添置实验设备，建设实习厂，从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师资水平到教学环节，均以美国同类大学为蓝本，他还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购来成套教科书，以求培养的学生达到欧美本科大学毕业生的水平。
史量才、英敛之、狄楚青、张季鸾等人发展了城市新闻传媒业，鼓吹了民主宪政，传播了时事政治，宣传了科学文化；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等人发展了城市出版业，出版了大量新小说、新教育、新史学、新哲学的书籍；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马寅初等人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的著作，介绍西方的各种思想和理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大大丰富了城市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时期，一批城市知识阶层，特别是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投身科学研究，逐步奠定了中国地质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医学、农学的基础。
第五，城市知识阶层传播了现代生活方式，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国民性，使城市社会人们的生活逐步向现代生活方式靠近。
在20世纪前，中国与外界的社会文化交流有限，文化体系和生活方式基本上处在自我循环当中。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如道德、宗教、法律、价值观、信仰、婚姻、语言、文字、礼仪、行为规则、服装、习俗等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知识阶层在倡导城市新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前，北大充满了旧的道德风气，教授与学生闲聊、聚赌、嫖妓、捧戏子，其生活方式与封建官僚十分相似。蔡元培在北大的师生中树立起新的道德风尚，1918年，在北大成立进德会。该会有1000多人参加，禁止会员狎妓、赌博或纳妾，提倡高尚的个人道德情操。胡适在北大任教期间，猛烈抨击了封建伦理道德，鼓吹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和自由主义人生观，否定了那种把封建纲常作为千古教条的传统观念。他还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对束缚人们思想的旧文学提出了挑战。鲁迅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我之节烈观》等杂文，对封建纲常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深刻剖析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揭示了国民精神素质中自私、自大、麻木、奴性等心态和行为，开始了国民素质改造的艰苦工作。
在20世纪初期的城市社会，由于城市知识阶层收入基本上稳定，他们开始投身科学文化研究，关注科学文化的基本价值，关心社会的公正与公平，承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要使命。这一阶层的发展壮大，为城市近代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们成为城市社会中推动社会进步、遏制社会腐败的重要力量。
注释：
① 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②⑦⑧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107、148、171－173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2页。
④ 徐雪筠等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页。
⑤ 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页。
⑥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17页。
⑦⑩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44、244－245页。
⑧ 《上海地方史资料》（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⑨(13) 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43页。
(11)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12)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90页。
(13) 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
(15)(16) 转引自陈明远：《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17)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314－315，329－330页
(18) 张菊香主编：《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19) 《文史资料选辑》第10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
(20) 《鲁迅书信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7页。
(21)(22)(23) 《鲁迅全集》第14卷，“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3、473－476、492－495页。
(24)(26) 《胡适的日记》（上），第39、25、64、241、75、169，39、130页。
(25) 《胡适的日记》（下），第418页。
(27)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02页。
(28)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9页。
(29) 马嘶：《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30) 郭沫若：《创造十年》，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
(31) 《胡适的日记》（上），第205－206页。
(32) 耿云志编：《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第24卷，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46页。
(33) 杨建业：《马寅初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34) 邹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9页。
(35) 《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4页。
(36) 王申：《中国近代律师制度与律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37)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第112－113页。
(38)(40)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3、56－57页。
(39) 《海上医林》，《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9页。
(41) 《民立报》1912年4月1日。
(42) 前引《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卷，第434页。
(43) 转引自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宁波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44) 李伯元：《文明小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
(45)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17页。
(46)(47) 《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87－88、235－236页。
(48)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4，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190页。
(49)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3－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