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学研究·
浅析口述史方法在近现代人物纪念馆中的运用
——以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为例
郭 程
（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黑龙江 大庆 163002）
［摘 要］ 当代中国，近现代人物纪念馆作为人物纪念馆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依托于近现代文物和文献资料集人物纪念、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等功能于一体。口述史方法的出现给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纪念馆人将口述史方法运用到与史学有紧密联系的近现代人物纪念馆研究中来为纪念馆各项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以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为例（以下简称铁人馆），来探讨分析口述史方法在近现代人物纪念馆中的运用。
［关键词］ 口述史方法；近现代人物纪念馆；运用；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博物馆事业飞速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门类众多、管理体制多样的局面。纪念馆作为博物馆的一个类型，在这场时代的变革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我国一般将纪念馆分为人物纪念馆和事件纪念馆两个类别，顾名思义人物纪念馆是为纪念有卓越贡献的人而建立的纪念地。近现代人物纪念馆作为人物纪念馆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依托于近现代文物和文献资料集人物纪念、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等功能于一体。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纪念馆人一直在探讨这样的问题：怎样能更好地发挥其各种功能的问题；怎样创新思路深化研究的问题；怎样突破自身局限谋发展的问题等。要解决这样的疑问，首先是要打破思维的僵局，跳出原来的框框，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口述史方法的出现给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纪念馆人将口述史方法运用到与史学有紧密联系的近现代人物纪念馆研究中来为纪念馆各项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下面以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为例（以下简称“铁人馆”），来探讨分析口述史方法在近现代人物纪念馆中的运用。
一、口述史学与口述史方法
“口述史学”这一术语，正式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简单地来说，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的一种记录。美国著名的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史》中说道：“口述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论述。”[1]我国学者李向平、魏扬波在共同编著的《口述史研究方法》一书中说：“口述历史是一个人的生平阅历、历史经验和感情世界的记录，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的生动记录。口述历史的目的，就是要重建受访者人生的历史，重建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件与历史记忆，并且透过受访各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历史经验，来了解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2]从学者们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口述史是以口头叙述的方式呈现的，主要是对个人亲历的生活事件及感受的叙述，尤其是历史见证人或知情者的亲知、亲历，其精髓在于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这个“声音”可以填补文字记载的空白。简而言之口述史就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关于口述史学是否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但口述史学作为历史研究中一种普遍运用的研究方法在学术界是被广泛采纳的。这就引出了“口述史方法”的概念。口述史方法，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与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并用这个凭证研究历史的方法。纪念馆人把这个研究历史的方法运用到近现代人物纪念馆的研究中，用新的研究视角，多元化的研究手段突破近现代人物纪念馆研究的瓶颈，使所纪念的人物更加生动、更加鲜活、更加真实也使所纪念人物的生活背景更加平民化、更加细节化。
精密称取同一批六棱菊药材粉末1.0 g，精密称定，共 6 份，按“1.3.5”项下的方法制备成供试品溶液，按“2.2”项的条件测定，计算六棱菊橙皮苷平均含量为 0.782 3 mg／g，其 RSD 为 2.86%，小于 3%，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二、口述史方法得以在近现代人物纪念馆中运用的基本条件
口述史方法之所以在近现代人物纪念馆中得以运用，是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的。在这里笔者不得不在“近现代”这个词语上划重点，下面我们来逐一分析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存在历史亲历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从建国至今历史不足百年，口述史方法研究的第一要素就是亲历者，有亲历者才有“叙述”。亲历者分这样几种情况：第一种是事件的主角，决策者（策划者）、组织者、实施者等等；第二种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身在其中，参与其事，知道事情（全过程或某一段落，全部或局部）的始末原委；第三种是其他知情人，虽未参与，但亲见亲闻其人其事。人物纪念馆不仅要对所纪念的人物进行研究还要对人物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做深刻的了解，以铁人馆为例，作为现代人物的铁人王进喜是大庆石油会战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1959年大庆石油会战开始至今也不过60年的时间，许多石油会战的亲历者都还健在，铁人的领导、同事、工友也都还可以找到，上述那种情况的亲历者我们都有迹可循，非常有利于口述史资料的搜集。大量的亲历者为口述史方法在近现代人物纪念馆中的运用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研究对象为特定人物
②颈源性头痛常常不表现在它的病理改变部位,其疼痛的部位常常模糊不清,分布弥散。尽管患者疼痛部位多变,其实仍有规律可循。本人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发现颈源性头痛查体压痛点符合“四部27点规律”,只要符合“两部2点或2点以上规律”的颈源性头痛诊断率极高,医生诊断时也容易掌握。其中,绝大部分颈源性头痛的患者枕部有压痛点[3]。
（三）有大量的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作为补充
口述史方法在近现代人物纪念馆运用中最重要的好处是，它有能够印证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辨明历史真相的功能。熟悉铁人王进喜的人都知道他奋不顾身跳泥浆池制服井喷的事迹。在制服井喷的过程中王进喜作为表率首先跳下了泥浆池，随后他的几个工友在他的带领下也跳进了泥浆池，共同搅拌泥浆。在铁人馆的一面展墙上为了突出他们的先进事迹，表彰每一个人，我们把跳进泥浆池人员的名字做成列表贴在墙上展示出来。在我们能查到的资料里，跳泥浆池人员的名单有很大出入，主要是名字不同，人数不同。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当时在铁人井队上实习的一个女学生。有的资料里说她跳了，有的资料里说她没有跳。那么她到底跳没跳进泥浆池呢？为了辨明这一历史真相，我们运用口述史方法采访了当时的亲历者，这些亲历者包括跳下泥浆池的人、搬水泥的人和在现场的其他工作人员，最终我们在众多亲历者的录音录像中证实了这个女学生当时没有跳下泥浆池，铁人馆的表彰墙上她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当然铁人馆里像这样辨明真相的例子还有很多。
三、口述史方法在近现代人物纪念馆中运用的意义
相对于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展出形式的单调和呆板，口述资料的载体明显地多样化了，如录音、录像这些现代手段都可以运用到展厅陈列的展示当中，来增强展示效果，扩大宣传范围。铁人馆展厅中这一方面的展示做的尤为突出。铁人馆有很多亲历者的讲述视频和录音：铁人的师傅兼入党介绍人孟庆和讲述铁人入党的过程；铁人的徒弟许万明讲述铁人受伤的经过；铁人的领导李敬讲述“文革”中被铁人解放的经历；铁人的主治医生高连胜讲述铁人与病魔斗争的故事；铁人的弟弟王进邦、儿子王月平讲述铁人最后的时光……在一个一个的亲历者通俗的语言讲述中包含了大量丰富、细节的历史事实，使人们听来生动具体、栩栩如生，倍感亲切。口述史方法叙述形式的运用适应了广大群众的需要，让纪念馆进一步贴近了民众的生活，从而增强了展厅的展出效果。
（一）有利于辨明历史真相
近现代人物纪念馆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近现代文物的研究展开的，相对于古代历史的研究，口述史方法对研究近现代历史的研究具有更深远也更重要的意义。我国近现代的历史距我们生活的时代较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其人其事的亲历者进行口述采访。还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可获取相对大量、相对翔实的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研究者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制定详细的采访计划，合理地拟定采访提纲，进行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采访，更好地挖掘存在人们头脑中的“活史料”。反过来这些“活史料”与实物史料和文字史料一起更好地为纪念馆中所纪念的人物服务。这就为口述史方法在近现代人物纪念馆中的运用提供了资源支持。
（二）有利于丰富人物形象
铁人馆第一展厅展出了一张王进喜和王崇伦、倪志福等几位全国劳动模范在国庆观礼台上观礼的照片，上面一个女劳模的身份一直让我们很困惑。很长一段时间内她被误认为是著名劳模郝建秀，后来由于有观众提出了异议，我们最终把她定位在“一位纺织战线上的女劳模”。之后有一位热心观众提供线索说这位女劳模是辽宁省丹东市著名劳模韩秀芬。我们便顺着线索来到丹东采访。在采访韩秀芬的过程中老人给我们讲述了照片的来历、她和铁人熟悉的过程，还讲述了他和铁人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老人说，她和王进喜熟悉是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上，因为他们天天在一起开会，总碰头儿，一休息他们就在一起聊天。当时开会是以省为单位就坐的，一个省一大竖排，按姓氏笔画排序，笔画少的坐前排，笔画多的坐后面，“王”字笔画少，王铁人还是大会主席团成员，所以铁人坐在最前边，“韩”字笔画多，所以她坐得比较靠后。有一次休息，她就和王铁人开玩笑说：“老劳模，厉害啊，你坐的地方挺好呀，离领导那么近，看领导看得那么清楚，我姓氏笔画多，坐在后面，我都看不清楚领导。”王铁人笑呵呵的对她说：“你真想看呀？”她说：“啊，我真想看。”王铁人又说：“那有啥难的，要不我给你找个人换换，轮流坐一坐，让你也看看领导。”她说：“那你就给我找个呗。”王铁人又说：“行，找个姓‘丁’的姓‘于’的和你换换。”她当时还以为铁人是开玩笑，没想到铁人马上行动起来，铁人在前面走的飞快，她在后面小跑着才跟上，铁人领着她找到了一位大庆的同志，这位同志可能是坐在第五排，铁人让这个同志和她换了下座位，她在前面坐了一下午，圆了她“看清领导”的梦。这件事是老人记忆中的珍贵回忆，在此之前我们提起铁人王进喜大多都是以英雄的形象固有的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的，如果不是韩秀芬老人的这段叙述，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铁人这样“不守规矩”“邻家大哥”的一面。这段叙述使铁人的形象更加丰满真实起来，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铁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位“接地气儿”的英雄。这是一个通过口述史方法，丰富纪念馆人物形象的成功案例。
（三）有利于提高藏品价值
要想熟练的运用口述史方法进行近现代人物纪念馆的研究，研究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史学、文学和现代技术的操作素质和广泛的知识。从事专门具体课题的研究，应受专业的训练，有能够驾驭口述史方法的能力，如：如何制定课题、如何访谈、如何整理、如何综合等等。“口述史方法是一个研究者与受访者共同参与的过程。有助于打破个人封闭的思维空间、话语空间，不仅可以帮助口述人追踪挖掘已经淡忘、丢失的记忆，更加有意义的是还可以增加双方反省的角度，对主诉人、研究者原有的思维构架、认识都会产生校正作用。”[3]口述史方法的运用是采访者与受访者来共同完成的，不是亲历者的独角戏。
（四）有利于增强展出效果
经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口述史方法与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相比较，有其内在的优越性和独特的研究手段，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将此方法运用在近现代人物纪念馆中的原因。
四、口述史方法在近现代人物纪念馆运用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亲历者正在减少，口述史方法在纪念馆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铁人馆为例，铁人生活的时代距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如果铁人还健在他已经是一位96岁的老人了，和铁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们也都大多是这个年岁，参加过大庆石油会战的“老会战”也大多有七八十岁的年纪了。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与“时间”抢时间，进行抢救性的收集，把这些亲历者的记忆变成“活史料”记录下来，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铁人馆在这个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进行了或群体或个人的收集，但从受众的广度上看，这些工作只是杯水车薪。
作为人物纪念馆的第一要素就是所纪念的人，研究的对象为特定的人，人与事件不同，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往往只是特定的阶层或重点人物，一个事件中能够参与的人也是有限的，这样亲历者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但与“人”接触的人却很多，这个亲历者可能是所研究人物的领导，也可能是给所研究人物做饭的厨师，还有可能只与所研究人物仅有一面之缘，但他们只要和这个人接触，就能在记忆中产生对这个人的印象，在我们有针对的采访中将其叙述出来，这就是“人”的亲历者，这就为口述史方法在近现代人物纪念馆中的运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可以进行相关历史口述的亲历者正在减少
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口述史方法在近现代人物纪念馆中运用也是一样，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行业中缺乏口述史研究的专业人才
在铁人馆藏品库房的西北角有一个像大型探照灯的藏品，它高84cm，直径65cm，铁质上边镶嵌玻璃，全身布满的锈迹向我们静静的述说着自己的故事。可是关于它的讲述我们并没有听懂，铁人馆藏品账目中他的标准名称为“1967年4月王进喜为射孔弹厂安装的炬光牌投光器”，来源一栏中赫然写着“老馆旧藏”。直到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一普”）开始后，馆藏人员才重新注意到它。依托于“一普”结合铁人馆实际，铁人馆对馆内藏品进行统一的核对盘点，对藏品的价值重新评估，增加馆内藏品珍贵文物的数量，提高馆内藏品的质量。在核对到这件文物时，我们看到名称中写到“王进喜”，在纪念馆中与所纪念人物相关的实物只要能确定来源的，都会纳入珍贵藏品的级别。但这件藏品没有相关的证言证词来证明它和铁人有关系，所以只能定为一般文物。为了查明投光器的来源，提升它的藏品级别，我们兵分几路行动起来：一路从现有的文字资料上着手，已知的文字资料只记载了藏品使用的时间“1967年”。众所周知1967年我国正处在“文革”时期，这一时期的相关资料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记录得非常少，所以这条路行不通；另一条路我们运用口述史方法寻找亲历者进行采访，最终找到两名亲历者为我们撰写了证明证言，证明此件藏品就是铁人王进喜给射孔弹厂安装的无疑。最终专家在这件藏品的鉴定栏中写到：“1967年4月王进喜为射孔弹厂安装的炬光牌‘投光器’，体现了他在‘文革’初期，即使受到迫害，也能够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关心油田生产和职工生活。这件文物对于探讨铁人精神的深刻内涵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是口述史方法的运用使这件藏品提升了级别，也展现了这件藏品本应该展现的价值。
村长知道不能跟他一本正经，反正就是嘻嘻哈哈，说对了就当敲打他，说错了也只当开玩笑打哈哈。动不动找什么镇长书记，我还不晓得你。如今人家还说你呢。你上次去县里找赵书记，说是赵书记还跟你说了话。人家问你，赵书记说什么，你说赵书记叫你滚开些。
（三）口述研究需要专项资金作保障
说资金保障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有“炒冷饭”的嫌疑，但资金问题又是一个怎么说也绕不过去的问题。首先，口述史方法所运用的摄像机、录音笔甚至是音像剪辑软件的使用权都需要购买；再者，出去采访的差旅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第三，有些受访者虽不需报酬，但是中华礼仪之邦要求就我们做客不要空手上门，买个果篮还是必要的。以上种种要求纪念馆为口述史研究开辟专门的资金通道，保障口述史方法研究的有序进行。
整桥的特征值分析中73阶频率数量能够满足要求，其中X方向上的主振型为第三阶振型，Z方向的主振型为第九阶振型，Y方向的主振型为第一阶振型(如图6所示)。前10阶振动模态的特征值分析表和振型参与质量表如表3和表4所示。
总之，口述史方法的运用推动了近现代人物纪念馆业务的发展，口述史方法在该类型纪念馆中无论是重视程度还是实际操作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口述史方法在该领域的科学运用将为近现代人物纪念馆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业务增长点。
为了克服复杂地段场地空间狭小的难题，实现高架桥、市政道路、地铁车站三者最优化组合，经综合比选，确认方案三为最优方案。
〔参考文献〕
[1]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M].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2]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M].北京：三联书店，2003.
［中图分类号］ C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341（2019）01-0148-04
［收稿日期］ 2018-12-05
［基金项目］ 大庆油田软科学项目“大庆油田老会战口述史料的挖掘与研究”（dqt-2018-sxzz-ky-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郭程(1984-)，女，黑龙江大庆人，干事，硕士，主要从事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文博业务研究。
〔责任编辑：李敬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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