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时期河西译经之佛教史意义分析
彭建兵 谢建辉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
摘 要： 晋唐时期河西译经在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河西僧侣所译佛经，实现了佛性论的伟大革命，影响到世俗思想文化的变革，同时推动了阿弥陀佛信仰、弥勒信仰、观音信仰、转轮王信仰等佛教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早期密教和中国佛教节日与佛事活动的形成与开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凉州及河西佛教的兴盛。
关键词： 晋唐时期；河西地区；佛经；历史意义
西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西晋末年至晚唐时期，处于佛教文化传播重要通道的河西地区出现了以竺法护为首的译经集团、“三大译经高僧”和“两大译经王朝”。河西译经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深远影响，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1]它大大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力地推动了佛教中国化进程，同时对世俗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河西译经实现了佛性论的伟大革命，同时影响到世俗思想文化的革新
佛性，是指众生成佛的主要原因与依据。自佛教初传中国至于东晋，善根断尽的一阐提人不具佛性的佛性说一直居绝对统治地位。就是到法显六卷本《泥洹经》译出，佛学界仍持此说。《佛说大般泥洹经》卷六“问菩萨品”中说：“一切众生无不蒙润发菩提因，除一阐提”，[2]893“如一阐提，懈怠懒惰，尸卧终日，言当成佛。若成佛者，无有是处”。[2]837一阐提人因为永离菩提因缘功德而“于如来性永绝”。这说明在五世纪初期以前，“一阐提人不可成佛”的观念已是根深蒂固于人们的心目中。但北凉昙无谶译出三十六卷本《大般涅槃经》后，此种佛性旧说开始在中国北方动摇，及至此经传到南方，一阐提人不能成佛的理论已轰烈倒塌了。且不说河西译经《胜鬘经》、《大法鼓经》、《央掘魔罗经》等宣扬的：“一切众生有如来藏”的佛性模糊主张，《大般涅槃经》则干净利落地提出了“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人亦可成佛”的佛性思想，可谓振聋发聩也。《大般涅槃经》卷七“如来性品”中说：“我者，即是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义”。[3]407卷二十七“师子吼菩萨品”中又说：“一阐提等悉有佛性。何以故？一阐提等定当得成阿耨罗三藐三菩提故”。[2]524它以“至极妙有为指南，佛性常住为宗致”，[4]379从而提出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以及一阐提人也可成佛的思想。自此之后，《大般涅槃经》成为中土佛性思想所依据的最重要的经典。赖永海先生评价《大般涅槃经》的译出，“使得整个佛性学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5]55这是非常正确的。《大般涅槃经》传到南方后，被慧严、慧观、谢灵运筹等改治为四十卷《南本涅槃经》。从此“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新佛性论开始统治中国佛学思想界以至于今。《大般涅槃经》的译出，批判了一阐提不具佛性的论调。它的南传，有力地证实了晋宋之际竺道生首倡的“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佛性说的正确性，从而为遭受摈弃之若的竺道生洗刷了沉冤。《大般涅槃经》倡一阐提亦有佛性，从而扩大了悲愿情怀，因为众生皆有佛性，故主张常乐我净，更肯定了人生价值。[6]233“众生悉有佛性”的新佛性学说对后来禅宗等佛教宗派的众生佛性本具主张的形成与发展均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一阐提人亦可成佛”的涅槃佛性学说对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庶族“人人平等”政治思想的萌芽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西晋时期，门阀制度强化，士庶之间界限森严。动荡时期，不少庶族人物因军功才干崭露头角。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作为与其地位极不相称。南朝开国君主均出身寒门庶族，虽然他们当了皇帝，但他们仍然是庶族，还是要受士族地主的轻视与掣肘。[7]185有很多的庶族显官，要求与之相称的社会地位。东晋十六国时期，胡汉对立。十六国政权君主多为少数民族，如卢水胡北凉沮渠氏、鲜卑南凉秃发氏、鲜卑诸燕慕容氏、氐族前秦苻氏、后秦姚氏等。他们此时已贵为君主，想摆脱大汉族主义奴役的阴影，追求与汉朝统治者同等之重要地位。所以有北凉沮渠蒙逊亲自劝请翻译《大般涅槃经》以及后来各少数民族政权领袖皆励行《大般涅槃经》。“人人皆能成佛”的涅槃佛性学说可以说是当时庶族要求与士族平等、胡人统治者要求与汉族统治者平等的曲折反映。另外，涅槃佛性学说廉价预售人们进入极乐世界的入门券。[8]39这对于缓和阶级矛盾，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在客观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南北朝时期，涅槃学说的流行以及涅槃师的出现是深受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的影响的。
二、河西译经促进了阿弥陀佛等佛教信仰在中国的流播
阿弥陀,梵语为Amitayug,译为无量寿、无量光等。阿弥陀佛信仰是以阿弥陀佛为信仰本尊并与念佛三昧等修行实践结合的极乐净土信仰。它的发生与流行于阿弥陀经典的译介密切相关。《无量寿经》为“净土三部经”之一。它在中国有十二种译本，其中河西僧人翻译的就有两种：竺法护译《无量寿经》二卷、宝云译《新无量寿经》二卷。可惜两种译本均已亡佚，我们无法对其进行详细地分析，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河西弥陀译典对北魏时期西方净土思想的形成以及之后在中国久传不衰的弥陀信仰是有着重要影响的。另外，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等佛经皆有极乐世界之事叙述。昙无谶译《悲华经》则主要叙述了阿弥陀佛成佛之经过。
弥勒，梵语为Maitreya，据说为未来佛，于佛灭度若干年后出现，在中国有时候被利用为改造旧世界的精神工具。弥勒信仰在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它的流行，与弥勒经典的译介有着直接关联。据《出三藏记集》记载，专门宣扬弥勒崇拜的佛经有十五部之多，其中河西弥勒译经有竺法护译《弥勒下生经》、《弥勒成佛经》、《弥勒本愿经》以及沮渠京声译《观弥勒菩萨生兜率天经》等4 部。《佛说弥勒下生经》与《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对后世影响最大。
河西译经中还有不少佛经提及了转轮王信仰。河西译经中最早提及转轮王信仰的应该是竺法护译《无量寿经》。尽管此经已佚，但是我们可以从今存本《佛说无量寿经》中看到竺法护经本中可能也有关于转轮王的叙述。曹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中对转轮王信仰及其威德作了简单介绍。《佛说无量寿经》中说，“转轮王威相殊妙天下第一”；[12]271-27“2譬如转轮圣王，别有宫室七宝庄饰，张设床帐，悬诸缯幡。若有诸小王子得罪于王，辄内彼宫中，系以金锁，供给饮食衣服床蓐华香伎乐。如转轮王，无所乏少。”[12]278
合金中加入Cu元素后，Cu会以颗粒状化合物形式存在于铝基体之中或者固溶于铝基体，显著提高铝合金的强度和硬度，但会使铝合金的伸长率有所降低；Cu在Al-Si合金中会形成强化相 Al2Cu 及 Al4Mg6Cu4Si4，这两种强化相有助于提高合金的强度[6].在Si，Mg，Mn三种元素的质量分数分别为10%，0.1%，0.1%的条件下，铸态下不同Cu含量的合金显微组织如图7所示.由图7可知，随着Cu含量的增加，条片状Si相减少，细化程度得到明显改善，分布逐渐变得不均匀，大部分Si相呈现聚集倾向.
《悲华经》之“大施品”、“檀波罗密品”以及《贤愚经》之“波婆离品”、《中阿含经》之“王相应品”等佛经均提及了转轮王。竺佛念译《长阿含经》突出了转轮王信仰。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则系统地推出了转轮王信仰。[13]186-194转轮王在佛经中称为“法王”、“圣王”、“转轮圣帝”等。据说他有千子，“七宝”、“四德”俱足，威德无穷。转轮王有金转轮王、银转轮王、铜转轮王、铁转轮王四种，分别统治四、三、二、一洲。转轮王为护持佛法之人王。因为他是佛法弘传的大檀越，所以一旦人王成就为转轮圣王，连佛也对其礼敬三分。竺佛念共佛陀耶舍译《长阿含经》中提到了“转轮王塔”、“转轮王葬法”，重点叙述了转轮王如何成就“七宝”、“四德”之事。《长阿含经》卷三说：“天下有四种人，应得起塔。香花缯盖，伎乐供养。何等为四？一者如来应得起塔。二者辟支佛。三者声闻人。四者转轮王”。[14]20佛视转轮王为“法王”、“圣王”，这说明转轮王与佛在地位上几乎是平等的，所受待遇几乎相近。《长阿含经》还详细叙述了“转轮王葬法”，并且佛要求弟子阿难等，在其灭度后以转轮王葬法安葬他。[14]20可见佛在世时对转轮王也是非常尊敬的，这对于世俗国王具有很大的崇奉佛教而成为转轮圣王的吸引力。
大湾区内部存在明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广州—深圳—香港为代表的珠江东轴经济圈聚集了经济总量的60 %以上，而佛山、中山、珠海等珠江西岸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连接珠江东西两岸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阻碍了人流、物流、金流、技术等创新资源和要素的跨区域高效流动。深圳、香港的产业转移和经济辐射无法有效扩散到珠西地区,在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收益率差异明显的情况下，大量创新资源必然从粤港澳大湾区西轴转移到东轴。
关于观音菩萨，国人妇孺皆知。观世音菩萨慈悲广运，救渡众生度一切苦厄。因为其称名即现救护众生之方便，世人多崇奉之。河西译经对观音信仰的流行是作出了贡献的。竺法护译《正法华经》最早提及“光世音”名号。聂道真译《观世音受记经》、《无垢施菩萨应辩经》中提及了观世音菩萨，又所译《文殊师利般涅槃经》提出，观世音菩萨乃他方菩萨之首。由此可见，西晋末年就已开始的观世音信仰，是与河西译经僧的努力分不开的。北凉昙无谶译《悲华经》卷三“诸菩萨本授记品”中认为观音是转轮圣王无诤念之太子，与其弟尼摩共同发愿修行，修成正果后成为阿弥陀佛的左、右胁侍。[11]186这是“西方三圣”的最早缘起。竺法护于永嘉二年（308年）前已译出《光世音大势至受决经》。刘宋沮渠京声译出《观世音观经》。河西弥陀译经中也有观音信仰的提及。这说明，河西观音译经对于观音信仰的形成发展是功不可没的。竺法护译《法华经》之后，宣讲于长安、洛阳等地，其中之《光世音普门品》被迅速传扩流行，称为《普门品经》或《普门经》、《观世音经》，对法华系统的观音信仰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各式观音造像不可胜数，各地观音寺庙难以统计，文学艺术方面对观音信仰的表现也形式多样。观音信仰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佛教以及民俗生活之肥沃土壤中，尽管后来流行之观音经为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之“观世音普门品”，但河西观音译经对于观音信仰的形成与发展是有拓荒之功的。
在水利工程施工建设环节，要加大对软土地基处理的重视力度，并且积极采集土地基地的试验数据，从而提高试验数据的应用价值，从根源消除质量安全隐患，强化整体工程建设质量。
蒙古马体形矮小，其貌不扬，然而，在风霜雪雨的大草原上，其却能不畏艰辛、纵横驰骋、屡建奇功，铸就了蒙古马独特的品格和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内蒙古时指出，干事创业就要像蒙古马那样，有一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
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重点讲述了弥勒下生事迹：（1）弥勒下生时，阎浮提世界十分美好。国富民强，人寿无穷，没有诸般灾难；（2）转轮王正法治世，保境安民；（3）弥勒龙华树下出家，当日初夜降魔成佛；（4）弥勒于龙华树下说法，三会之无数信众皆得阿罗汉果位。[9]95沮渠京声译《佛说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重点叙述了兜率天种种美妙庄严景象以及弥勒菩萨的神力、弥勒往生兜率天以及信众持戒修行礼拜弥勒即可往生净土的无量功德等事情。[9]95
与弥陀信仰只出现于大乘佛典中不同，弥勒是一个几乎贯穿所有佛典的人物。河西译经中还有其他佛经都述及了弥勒及其信仰问题。昙学、威德译《贤愚经》卷十二“波婆离品”、竺佛念译《增一阿含经》卷四四“十不善品”、《中阿含经》卷十三“王相应品”等都述及了弥勒成佛后的声闻三会等情况。竺佛念译《僧伽罗刹经》叙述了僧加罗刹得升兜率天之事。它对于道安弥勒信仰教团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竺法护、沮渠京声的弥勒译经对净土幻境与弥勒上生、下生说的传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北凉时期，弥勒信仰就已流行了河西。在敦煌、酒泉、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十几件北凉石塔，多雕塑有弥勒龛像。《出三藏记集》卷九《优婆塞戒经记》中说：“……愿此功德，令国祚无穷，将来之世，值遇弥勒”。[10]341
昙无谶译《金光明经》详细叙述了转轮王之威德，并且讲述了转轮圣王成就法。这对于欲成为转轮王之世俗君主来说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金光明经》说，人王只有诚心供养听受《金光明经》、礼敬讲此经之僧人，才能得到天龙八部之庇护，增长无量功德。对于如何成就转轮圣王，《金光明经》提出了具体要求，“如是人王，不应放逸散乱其心。应生恭敬谦下之心。应当庄严第一微妙最胜宫宅。种种香汁持用洒地。散种种华。敷大法座师子之座。兼以无量珍奇异物而为校饰。张施种种无数微妙幢幡宝盖。当净洗浴以香涂身。著好净衣，缨络自严。坐卑小座，不自高大。除去自在，离诸放逸，谦下自卑除去骄慢。正念听受如是妙典”。[15]342这是对人王听受《金光明经》的具体要求。首先，人王必须“净心”，即祛除骄慢，离诸放逸，生谦下自卑之心。其次，人王必须“净宅”，即以香华香汁幢幡宝盖等庄严讲经之堂。第三，人王必须“净身”，即洗浴身体，以香涂身，著“白净鲜洁之衣，种种缨络齐整庄严，执持素白素妙上盖，服饰容仪不失常则，躬出奉迎说法之人”。[15]342最后，人王必须“坐卑小座，不自高大”。这样的人王才能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转轮王圣果。人王一旦成为了转轮王，则具足无量威德，“人王受持是经恭敬供养者，为消衰患，令其安乐。复能拥护宫殿舍宅城邑村落国土边疆，乃至怨贼悉令退散。灭其衰恼，令得安隐，亦令一切阎浮提内所有诸王无诸凶衰斗讼之事。……此阎浮提安隐丰乐。人民炽盛。大地沃壤。阴阳调和时不越序。日月星辰不失常度。风雨随时无诸灾横。人民丰实自足。于财心无贪吝。亦无嫉妒等。行‘十善’。其人寿终多生天上，天宫充满增益天众”。[15]341北凉沮渠蒙逊、沮渠安周父子都想当转轮王。[16]南北朝时期，想当转轮王的皇帝不止一二人。北魏文成帝也想当转轮王。此种影响延续到隋唐时期。隋文帝很想当转轮王。[17]隋文帝之崇佛，史书详载，此不赘述。其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之举动，给百姓以“转轮圣王，应运而生”的印象。法经《众经目录》卷七中称，“皇帝大檀越……耽道终日，兴复三宝，为法轮王”。[18]149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特别想当转轮王。她甚至想当最高级别的转轮王——金转轮王。杜斗城先生对之进行了精辟独到的分析。[19]杜斗城先生《大乘佛教的理想王》一文认为，大乘佛教的理想王就是转轮王。河西译经多为大乘佛典，除以上所述经典外，还有不少译经都提及了转轮王及其信仰问题。可以说，转轮王信仰的真正流行是开始于河西北凉政权时期的，它对于后来在世俗君主中流行的转轮王信仰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三、河西译经推动了中国早期密教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早期密教又称“杂密”，包括陀罗尼密教、持明密教两个发展阶段。河西“杂密”译典有北凉法众译《大方等陀罗尼经》、西晋竺法护译《密迹力士经》、《八阳神咒经》、《诸神咒经》、《决定总持经》等、西秦圣坚译《无崖际总持法门经》、中唐法成译《诸星母陀罗尼经》。另外在其他大小乘译典中也多揉杂了“杂密”思想。竺佛念译《长阿含经》述及了天龙八部之威德。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大方等大集经》、《大方等无想大云经》等译经陀罗尼色彩浓厚。有研究者认为，昙无谶译经的显著特点是把中国原始信仰如对大自然神灵、鬼神之崇拜以及由这些崇拜而产生的方术、巫术、咒语等引进到译经当中。[20]所以昙无谶译经中不少地方提及了陀罗尼及其威德。加上昙无谶本人就是一个明解咒术的神僧。其所译经典对于早期密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河西译经中的“杂密”因素，切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内容，因而加快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步伐，开拓了佛教中国化的新境界。
四、河西译经助力中国佛教节日与佛事活动的形成与发展
盂兰盆节是中国佛教节日之一，时间在每年七月十五日。它是根据西晋竺法护译《佛说盂兰盆经》而超荐历代祖先的佛事活动。竺法护译《盂兰盆经》详细叙述了盂兰盆会的缘起及其修法。此经以目连救母故事为中心，表现了佛教初期附会儒家伦理的早期形态。当成就神通的目连看到其母备受“饿鬼”之苦后，心如刀割，于是求佛救度。佛告诉目连，在七月十五僧人的“夏安居”结束之日——自恣日，准备百味饮食及各种生活用品，供给十方大德僧众。由此功德，“现世父母、六亲眷属”可以超脱苦难、延年益寿，七世父母可脱离地狱饿鬼之若，“生人天中，神乐无极”。盂兰盆节实则是一个“孝亲节”，开始于梁武帝时期。据《佛祖统记》卷三七记载，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年）始设“盂兰盆斋”，大开斋筵，广修盂兰盆供，供养十方僧众。后来，中国佛教就把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定为盂兰盆节。节日期间，除施斋供僧外，寺院还要举行诵经法会与水陆法会、焰口施食、放河灯等佛事活动。我们可以看出，竺法护译《盂兰盆经》可以说是“盂兰盆节”的经本渊源。河西译经中还有关于八关斋的记载。八关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佛教仪式。河西译经之《增一阿含经》、《中阿含经》、《佛说八关斋经》等佛经详细叙述了八关斋。《增一阿含经》卷十五“高幢品”详细阐述了八关斋法及其缘起。其中一偈概括了奉行八关斋的基本内容与意义：“尽形寿不杀生，亦不教人杀生……尽形寿不盗好施，亦不教人盗……尽形寿不习不净行，常修梵行清净无秽而自娱乐……尽形寿不妄语……尽寿亦不饮酒，亦不教人使饮酒……尽形寿不犯斋……尽形寿不于高好床坐……尽形寿不习歌舞戏乐，亦不著纹饰香熏涂身，……如是修行圣八关斋。于是八关斋中功德不可限量。”[21]559奉行八关斋的功德是可以摆脱生死轮回，灭尽五蕴烦恼，永驻涅槃。《中阿含经》也有类似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八关斋实则是一种强调斋戒的佛教仪式。它有修戒积德的目的，同时带有劝人施舍的意味。西晋竺法护译《菩萨斋法》（已佚）、聂道真译《菩萨受斋经》都讲到了佛教斋戒仪式问题，但沮渠京声所译《八关斋经》则是专讲八关斋的。它为八关斋在南朝的炽盛准备了条件。
五、河西译经促进了凉州及河西佛教的兴盛
河西译经，既弘传了佛教，又培养了大批河西佛教人才。自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据各僧传记载，河西高僧辈出，如玄高、竺佛念、智严、宝云等皆名重一时。河西译经中很多译经被大量传抄。已出土的北凉写经有《增一阿含经》、《佛说首椤严三昧经》、《大方等无想大云经》等，内容广泛，反映了河西地区佛教的兴盛。河西译经对于凉州石窟的开凿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十六国春秋·北凉录》、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道世《法苑珠林》等经史籍均有北凉沮渠蒙逊为母于“州南百里崖中”开窟造像的记载。据考证，“州南百里崖中”所造窟为武威天梯山石窟。樊锦诗等学者所撰《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一文认为，莫高窟第268、272、275 窟为北凉石窟。随着对河西石窟的研究的深入，许多“隐姓埋名”了许久的北凉石窟得到了正确认定。杜斗城先生对北凉石窟断代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撰写的《北凉佛教与河西诸石窟的关系》、《关于河西早期石窟的年代问题》等论文认为,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酒泉文殊山、张掖马蹄寺等石窟可能开凿于北凉。他还认为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应为北凉洞窟。所以北凉时期开凿的洞窟除第268、272、275 窟外，还有第259、254、251、257、263、487、265、437、435、431 和248 等一批石窟。他是根据早期窟龛的形制、造像、壁画内容以及绘画风格等，再结合有关历史文献，运用考古比较学来作出判断的。[22]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由此可以断定北凉开窟造像之甚。北凉石窟不仅分布于河西各地，而且在新疆吐鲁番地区也发现了“凉州模式”石窟。[23]贾应逸先生的研究表明，距高昌故城十五公里的吐峪沟石窟第40、41、42、44 等窟也是北凉石窟。这些洞窟虽有一些地方特征，但与莫高窟北凉石窟在洞窟形制、壁画内容、艺术风格、题记字体以及所反映的佛教信仰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24]153这说明北凉统治者在其统治区域是积极开窟造像的。从北凉所开石窟之造像及壁画表现形式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河西译经对“凉州模式”石窟的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彭建兵.晋唐时期河西译经史事钩沉[J].敦煌学辑刊,2012(4)：48-49.
[2](东晋)法显,译.佛说大般泥洹经[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 册[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3](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 册[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4](南朝，梁)宝亮,等.大般涅槃经集解[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7 册[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5]赖永海.中国佛性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6]李志夫.中印佛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杜斗城.北凉译经论[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8]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王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0]（梁）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M].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11](北凉)昙无谶译.悲华经[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 册[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2](曹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 册[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3]杜斗城.北凉译经论[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14](后秦)竺佛念,佛陀耶舍译.长阿含经[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 册[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5](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6 册[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6]杜斗城.试论北凉佛教的影响[J].民族研究,1997(4)：94.
[17]杜斗城.隋文帝分舍利建塔的意义及其有关问题[J].人文杂志,1993(增刊)：86.
[18]（隋）法经等撰.众经目录[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 册[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9]杜斗城.关于武则天与佛教的几个问题[J].宗教学研究,1994(C1)：30-32.
[20]宋肃瀛.魏晋时期西域高僧对汉译佛典的贡献[J].西域研究,1994(4)：84
[21](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 册[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22]杜斗城.关于河西早期石窟的年代问题[J].敦煌学辑刊,1994(2)：101-110.
[23]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北凉模式”[J].考古学报,1986（4）;(新加坡)古正美.再谈宿白的凉州模式[A].敦煌石窟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87.
[24]贾应逸.鸠摩罗什译经和北凉时期的高昌佛教[J].敦煌研究,1999(1)：153.
The Significance of Buddhism History about Buddhist Sutras Translation During Jin-Tang Dynasties in He-Xi Area
PENG Jianbing,XIE Jianhu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Xingy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Xingyi Guizhou 562400）
Abstract: Buddhist sutras translation during Jin-Tang Dynasties in He-Xi Area have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Buddhism History and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Buddhist sutras translated by monks in He-Xi Area, realized the great revolution about Buddhist nature,reformed the secular thought and culture,and promoted the propagation on worship of Amitabha buddha,Maitreya,Avalokitesvara, Cakravartin and so on in China,meanwhile,had much effect on the early Chinese Esoteric Buddhism, chinese buddhist festivals and buddhist activities,also promoted the flourishing of Buddhism in Liangzhou and He-Xi Area.
Key words: Jin-Tang Dynasties;He-Xi area;buddhist sutra;historical 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 B9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673（2019）02—0017—06
收稿日期： 2019—04—05
基金项目： 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古时期河西地区佛经翻译的特点及历史地位研究”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2ZC037）。
作者简介： 彭建兵（1972— ），男，湖南益阳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文化、区域历史、宗教史。谢建辉（1972— ），女，湖南南县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生工作处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档案管理、地方历史文化典籍整理及研究。
责任编辑：徐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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