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周宗社a,b,侯明喜a,b,薛 晓a,b
(重庆工商大学 a.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b.人口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
摘 要： 本文利用重庆市2017年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人口计生家庭结构特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育龄夫妇为“双独”“独子非独女”与“独女非独子”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2)已有子女数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3)已有子女性别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文章认为有效提高二孩生育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做好二孩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做到二孩生育及其后期相关成本在不同层面之间得到合理分摊。
关键词： 计生家庭；育龄妇女；二孩生育 ；生育意愿
一、引言
本文中的计生家庭是指育龄妇女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以及双方中任一方为独生子女，其家庭结构包括没有孩子的育龄夫妇家庭和只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家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成就的取得离不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执行[1]。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严格执行，使得人口数量得以成功地控制在既有资源约束的范围之内，为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不过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干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庞大的人口数量规模扩大的惯性得到有效遏制，人口数量问题不再是我国人口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以及人口城镇化问题不断凸显，此类问题解决不及时不全面，势必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健运行。
为应对人口发展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3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在总结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实践基础上，2015年10月29日召开了中共中央第五届中央全体会议，会议决定自2016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正式实施，标志着此前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向全面二孩政策的彻底转变。与国家宏观决策相适应，重庆结合自身实际做出了相应的生育政策调整。2014年3月26日重庆市正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3月重庆对全面二孩配套政策进行修订，3月31日重庆全面二孩配套政策正式落地。
二孩生育的影响因素是多维的，本文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计生家庭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显著的，在二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背景下，研究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二、相关研究
二孩生育意愿研究文献主要体现在人口学特征、社会学特征、机会成本、收入水平等方面。户籍类型、一孩年龄、育龄妇女年龄、一孩性别、育龄妇女父母的性别偏好以及机会成本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2]。文化程度越高，城市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越弱，农村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反而越强，农村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略高于城市[3]，不同文化程度具有不同的二孩生育意愿[4]。父母是否照料支持、孩子是否支持成为是否生育二孩的一个重要因素[5]。育龄妇女夫妇是否为独生子女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6]。是否有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7]。收入水平、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就业状况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8]。育龄妇女家庭在社会中所处的阶层差异对于二孩生育影响显著[9]。生育从众行为对于城市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水平有负向影响以及二孩生育动机的转变对于二孩生育有影响[10] [11]。
功能翻译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翻译理论基本上是与语言学同步发展的, 翻译理论家大多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研究翻译。而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则独树一帜，摆脱了当时盛行的对等翻译理论的束缚，明确指出仅靠语言学是不能解决翻译问题的，从而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赋予翻译更多的涵义。
国内专家学者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对于二孩生育的文献研究比较全面，从定性和定量层面展开了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来源，但是部分定量研究没有展开稳健性检验。考虑到不同区域的文化背景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对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人口计生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因此本文以重庆市作为研究样本，主要探究育龄妇女夫妇独生子女身份、已有子女数以及已有子女性别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三、二孩生育意愿逻辑分析及命题假设
(一)独生子女育龄夫妇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机制
独生子女是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大背景的产物，独生子女家庭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独生子女家庭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或者降低潜在风险，大多数独生子女在结婚之后会理性地去选择多生育孩子。
独生子女家庭由于人口数量及人口结构的缺陷，给其家庭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难以承受的家庭风险。独生子女承担的家庭责任、家庭负荷和家庭发展都是一般子女家庭难以想象和比拟的。尤其是独生子女父母在丧失劳动能力、丧失自我护理能力以及患上老年痴呆等都会给独生子女家庭正常运转带来挑战。为了避免困境的传递与复制，理性的独生子女在结婚之后会选择多生育孩子。与此同时，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之中经历的孤独会给他(她)们留下深刻印记，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重复自己的成长历程中的孤独选择多生育子女的概率自然偏高。社会上失独家庭的悲剧也会从侧面刺激独生子女生育二孩的冲动。
(二)基于孩子数量与质量相互替代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机制
1.目标群体夫妇是否为独生子女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
偏好于孩子数量还是偏好于孩子质量，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偏好程度。在农业经济时代，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更多地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对于微观家庭而言，微观家庭的发展决策与宏观社会的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更多地取决于人力资本素质。微观家庭生育决策往往都是理性选择。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决定了大多数微观家庭在生育决策时偏好于孩子的质量而非孩子的数量。
(三)“性别偏好”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
传统意义上的性别偏好主要是指“男孩偏好”，“男孩偏好”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主要体现在满足微观家庭经济发展、养老保障以及家庭人身安全的需求。
一是在传统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对于微观家庭而言，男孩越多意味着投入劳动生产的劳动力就多，相应的劳动产出就会增加，从而增加微观家庭的收入水平，解决基本的温饱和获取较多的劳动剩余，提高微观家庭的财富水平，进而提高微观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
美国建筑师Daniel Libeskind是建筑和城市设计界的国际知名人物。通过对音乐、哲学和文学的深刻研究，Daniel Libeskind在建造共鸣、原创和可持续的建筑与设计作品方面表现独特且影响深远。1989年，Daniel Libeskind在赢得了柏林建造犹太博物馆的比赛后，在德国柏林建立了他的建筑工作室。
三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安全具有脆弱性，而微观家庭具有数量一定的男性强壮劳动力，则其在家族、宗族中的社会地位就会高一些，受到来自家庭外部欺凌的概率显著下降。因此“男孩偏好”的背后除了满足经济发展、养老保障之外就是满足微观家庭的安全需求。
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表明，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性别偏好”会发生改变。对于我国而言，经过改革开放，整个经济社会都得到显著发展。其一，体现在经济增长不再只是简单依靠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投入，更多的依靠科学技术水平。其二，社会化养老的框架和体系已经建立，传统文化在不断地解体和不断地重构，客观事实表明，传统的养老、孝老文化功能式微。其三，社会治理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微观家庭的人身安全得到了相应的保障。因此，传统意义“男孩偏好”需求的内涵发生深刻改变。与此同时，激烈的婚姻竞争市场传递出农村地区竞争能力偏低以及家庭经济实力偏低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显著的弱势，大量的“光棍现象”和“买卖婚姻”现象从侧面促进了社会对“男孩偏好”的下降。在部分地区，性别偏好主要体现在“女孩偏好”，这就是所谓的“招商银行”(生女儿)与“建设银行”(生儿子)之说。
但寻常生活的“恒心”显然没有伴随多久，2 0 0 8年结识一位法师之后，遁入空门的想法开始牵着夫妻二人，到2 0 1 2年末正式离婚，双双踏入灵修的世界。
(四)重庆市人口计生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命题
结合前面的理论分析，现提出如下三个方面的命题假设：
生育旺盛期(20～29岁)的育龄妇女打算生二孩的概率发生比显著高于高龄育龄妇女。这说明对于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来说，年龄因素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高龄育龄妇女主要因为二孩生育风险偏高制约了二孩的生育意愿。
命题1：育龄妇女夫妇为独生子女的二孩生育意愿高于育龄夫妇均为非独生子女的二孩生育意愿。
在婚姻中，我们的目标不是让自己深爱的人胜过别的丈夫奉献出的深情，而是过好自己的日子，在平凡的生活中打造出值得珍视的婚姻轨迹。
盐胁迫会抑制植物的生长发育。当土壤含盐量过高时，会严重影响冰叶日中花的生理生化反应，造成其减产，甚至导致植株死亡。
命题2：育龄妇女已有子女的数量对二孩生育意愿有影响，二孩生育意愿低于没有子女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
本研究发现58%的视野损害前青光眼患者SAP10-2检测异常，说明SAP10-2比24-2程序对检测早期青光眼视野损害更敏感。建议临床工作中对疑似青光眼、视野损害前青光眼患者在进行常规眼科视野检查之外，应增加SAP10-2的检查，以期获得更多的支持依据来更早地明确青光眼诊断。
命题3：育龄妇女生育孩子的效用期望降低，生育性别偏好程度降低。
四、重庆市人口计生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的回归分析
(一)数据来源、模型选择与变量设置
1.数据来源
2.已有孩子的数量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
2.变量定义
考虑到多重共线性以及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对于回归系数估计值的影响，在变量选择的时候，几个相关性高的变量只选取其中的一个作为控制变量，譬如收入水平、住房性质以及单位性质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考虑到统计数据的质量，在本文的研究中选取就业单位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原因在于就业单位性质易于观察，而收入水平在统计调查时存在隐瞒自己真实收入的现象。被解释变量为“是否生育二孩”，本文最关心的变量包括：人口计生家庭育龄夫妇是否为独生子女(双独、独子非独女以及独女非独子)和育龄妇女已有子女的数目及性别。控制变量包括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年龄、单位性质、带孩子方式、二孩政策以及户籍类别。表1报告了回归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描述统计结果。
血磷正常62人，其中生存42例，死亡20例；低血磷者共43人，其中轻度低血磷18例，生存6例，死亡12例；中度低血磷21例，生存6例，死亡15例；重度低血磷4例，生存1例，死亡3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且Pearson相关性检验值0.405，双侧检验P＜0.01，提示APACHEⅡ评分与血磷水平呈显著负相关，故不同血磷水平患者的医院生存率及 APACHEII评分不同，患者血磷水平越低，APACHEⅡ评分越高[3]，医院生存率越低。
3.模型设置
二孩生育意愿是一个二元离散变量，因此，本文实证分析的回归模型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6.单位性质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
y =1表示育龄妇女生育二孩，X 1表示独生子女变量，X 2表示已有子女数量及性别，y i 表示育龄妇女文化程度、育龄妇女年龄、育龄妇女就业单位性质、孩子的看护类别、二孩政策以及户籍性质等控制变量，ε 表示残差项。
为了保证HPLC色谱分析时抑制样品的电离，改善峰形，在流动相甲醇-水中添加不同量的甲酸(0、0.1%、0.3%)，并比较了其对质谱信号的影响，结果显示，添加0.1%甲酸时质谱信号最高，随着甲酸添加量加大信号反而降低。推断少量氢离子对树莓酮质子化具有促进作用，但氢离子的浓度过大则表现为抑制作用。所以本实验选择添加0.1%甲酸的甲醇-水作为流动相。
表 1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特征值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回归结果中只报告了模型对应的回归系数和标准差。模型1报告了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模型2报告了加入控制变量文化程度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模型3报告了加入控制变量文化程度、育龄妇女年龄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模型4报告了加入控制变量文化程度、育龄妇女年龄以及单位性质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模型5报告了加入控制变量文化程度、育龄妇女年龄、单位性质以及带孩子方式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模型6报告了加入控制变量文化程度、育龄妇女年龄、单位性质、带孩子方式以及二孩生育政策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模型7报告了加入控制变量文化程度、育龄妇女年龄、单位性质、带孩子方式、二孩生育政策以及户口性质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综合考虑以模型7的回归结果作为本文的实证分析。
相比于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之前，对于生育主体及家庭而言，其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显著偏高。在人口老龄化和总和生育率偏低成为常态的背景下，二孩生育属于国家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由国家、社会和微观家庭合理分摊因生育而回避不了的成本，但是国家、社会及微观家庭尚没有构建起一体化成本分摊和利益共享机制。生育的直接成本增加了生育主体的支出负担，生育的机会成本譬如产假制度执行不力、职业流动受限、工作时间减少、晋升机会减少等都会遏制二孩的生育。当然，一孩的生育一样会遇到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的问题，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一孩的生育是刚性需求，而二孩的需求则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
与双非独目标群体相比，目标群体自身及配偶属于独女非独子、独子非独女以及双独的二孩生育意愿显著高于双非独的目标群体二孩生育意愿。育龄夫妇为“双独”的二孩生育意愿在低于0.05的水平上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正；育龄夫妇为“独女非独子”的二孩生育意愿在低于0.05的水平上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正；育龄夫妇为“独子非独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在低于0.01的水平上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正。回归显示育龄夫妇人口计生家庭结构的特征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相对于育龄夫妇为非计划生育家庭结构特征而言，具有计划生育家庭结构特征的育龄夫妇有更高的二孩生育意愿。独子非独女的回归系数为0.440，独女非独子的回归系数为0.382，双独回归系数为0.316。表明对于育龄妇女夫妇不同类型的独生子女结构之间二孩生育意愿存在一定的差异，即独子非独女的育龄夫妻二孩生育意愿高于独女非独子的育龄夫妻二孩生育意愿，而独女非独子的育龄夫妻二孩生育意愿高于双独的育龄夫妻二孩生育意愿。育龄妇女夫妇为独生子女的二孩生育意愿显著高于育龄妇女夫妇均为双非独的二孩生育意愿，背后的原因在于独生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过独生子女综合征带来的困扰，以及独生子女所存在的风险均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相应的二孩生育意愿。命题1得到验证。
本文实证研究数据来自重庆市“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在国家卫健委相关部门的指导下，重庆市卫计委(现已经更名为重庆市卫健委)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对重庆市常住人口部分以及对其中部分对象进行了育龄妇女生育抽样调查，调查样本容量为7 000，符合育龄妇女人口计生家庭结构要求的样本容量为3 893。
二是，在传统农业经济时代，社会化养老保障水平偏低，微观家庭父辈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的养老保障充满了不确定性，为了降低养老风险，促进了“男孩偏好”的产生，这就是所谓的“养儿防老”。当然，“养儿防老”功能的发挥需要借助于传统的孝老文化，如果没有孝老文化的社会约束，单独依靠子辈的自律是难以确保父辈的养老保障，在传统农业社会，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对于规范和约束偏离社会正常轨道行为是有效的。
在学校教育中民族文化的传承一直都是教育的重点，在初中教学中通过对音乐知识的教学，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将各种民族文化渗透到音乐教学中，形成新型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的效率，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教学培养。不过在实际的音乐教学中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不仅影响了音乐课程的有效教学，也阻碍了学生对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
育龄妇女是否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负，表明相对于没有孩子的育龄妇女家庭而言，已经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家庭二孩生育意愿更低。可能的原因：一是老大不同意妈妈再生育，认为妈妈再生育会削弱对自己的关爱；二是二孩生育的机会成本偏高，譬如没有人带孩子，二孩生育会影响事业发展甚至会因此丢掉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工资惩罚机制”；三是养育成本太高，在财富缺乏自由的前提下，制约了二孩生育；四是孩子数量效用在下降，理性的父母更多追求的是孩子质量带来的效用。命题2得到验证。
3.“男孩偏好”发生显著变化
与没有孩子的育龄妇女相比，老大是男孩或者是女孩均对二孩意愿生育产生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已经有了一个男孩或者女孩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既没有男孩也没有女孩的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回归揭示了“男孩偏好”的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原因在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以及整个社会诸如养老保障、社会安全发展的环境决定了“男孩偏好”已经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地位高低与女性所在地域有关系，整体而言，重庆市男女平等的角色意识较为显著，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偏高。在这样的区域文化背景下，孩子的性别偏好自然是偏低的。命题3得到验证。
所以综上所述:关节镜下清理术可以有效的治疗患者的膝关节骨关节疼痛,改善患者的关节活动度和关节疼痛评分,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自理能力,可以帮助患者更好的恢复身体健康,因此值得被推广。
4.初中文化程度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
初中、高中中专、本科及研究生回归系数为正，表明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目标群体相比，具有初中、高中中专、本科及研究生文化程度的目标群体有更高的二孩生育意愿。回归结果表明初中文化程度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初中学历群体是一个过渡群体，她们的文化程度高于小学及以下的育龄妇女，文化水平高于小学及以下的育龄妇女但是整体上低于文化程度更高的育龄妇女，经验表明这个群体做家庭主妇的占比偏高，受制于人力资本水平的约束，该群体在激烈竞争的劳动市场处于相对劣势，在理性选择和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下，更多地选择相夫教子，为家庭发展能力提升做出奉献。[12]
5.年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造就人类物质生产的生活状态。“知识改变命运”，让人类意识到认识世界的重要性。人类在实践与思考的不断交替中，创造出专属于人类的意识形态与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创造为人类提供了强大的力量，也为人类对自然的掌控带来了极大的信心。科学技术来源于人的认识与实践，同时也是帮助人类深入认识与实践的工具。主体的能动性实践行为与主观性思维探索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成为人类毁灭自我的无形力量。肉体的自然属性是见证人类是否走向自我毁灭的最好依据，而肉体的自然状态在体育中可以得到直接的检验，并以身体指标来考察主体的危机。
其中，
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对二孩生育意愿在低于0.01的水平上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负，说明该三类目标群体二孩生育意愿低于没有工作的目标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社会组织中的工作人员更多地热衷于公益事业，公益活动空间的流动性及时间的投入影响了该群体生育意愿。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二孩生育的机会成本偏高，显著降低了该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
7.带孩子的方式对二孩生育影响显著
机会成本偏高会制约二孩的生育，经验表明，没有人帮忙带孩子，收入水平又远远低于财富自由的门槛，即或是有二孩生育的愿望但是在理性选择面前，她们放弃二孩生育的概率就会显著提高。回归结果表明，自己带孩子与隔代带孩子对于再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正，说明自己带孩子与隔代带孩子的目标群体再生育意愿高于其他人带孩子的目标群体二孩生育意愿。可能的原因在于：自己带孩子的目标群体，一方面家庭收入水平偏高，不受经济条件约束；另一方面，自己带孩子的目标群体切实认识到自己带孩子对孩子成长的好处，她们更多的是把带孩子作为一种责任和投资。隔代带孩子的目标群体说明她们生育二孩的机会成本偏低，尽管隔代带孩子对孩子的成长不利，但是机会成本偏低刺激了再生育的热情。
8.生育政策对二孩生育意愿有影响且显著
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和制约再生育的重要因素或者是主要因素之一，超出计划外生育的成本偏高。经验显示：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和产业增加值占据主要地位的时代，人们的生育意愿偏高；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占据主要地位的时代，人们的生育意愿相对偏低。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再生育意愿是否受到生育政策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对育龄妇女的再生育意愿在低于0.01的水平上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影响是正向的，由此说明，国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对促进再生育的干预是积极的。
9.户籍性质对二孩生育意愿有影响且显著
非农业户籍育龄妇女的再生育意愿在低于0.01的水平上显著低于农业户籍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表明户籍性质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非农业户籍的育龄妇女及家庭面临的居住成本、生活成本、教育成本、机会成本偏高，从而制约了生育二孩的想法和打算。
表 2重庆市人口计生家庭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的 Logistic模型估计
注：***表示P <0.01,**表示P <0.05,*表示P <0.1；括号里面的数字为标准误。
续表 2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括号里面的数字为标准误。
五、稳健性检验
重庆市育龄妇女是否为独生子女、已有子女数及性别回归结果是否稳健，需要进行检验。具体做法是分别采用户籍性质为非农业户籍的育龄妇女以及户籍性质为农业的育龄妇女调查样本数据做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8报告的是样本数据为非农业户籍育龄妇女回归的结果，而模型9报告的是样本数据为农业户籍育龄妇女回归的结果。对比分析发现：对于样本为非农业户籍育龄妇女回归结果，双独、独女非独子以及独子非独女的系数符号没有发生改变，且独女非独子在显著性低于0.05的水平上显著；对于样本为农业户籍育龄妇女回归结果，双独、独女非独子以及独子非独女的系数符号没有发生改变，且双独在低于0.1的水平上显著、独女非独子在显著性低于0.01的水平上显著。从模型8和模型9可以看出，无论是非农业户籍还是农业户籍的样本回归，其结果都显示已有子女数的回归系数符号没有改变，而且二者均在低于0.0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回归结果稳健。(相关数据见表3)
表 3稳健性检验结果
注：***表示P <0.01,**表示P <0.05,*表示P <0.1；括号里面的数字为标准误。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育龄妇女夫妇为独生子女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已有子女数对于二孩生育影响显著，在重庆“男孩偏好”已经发生显著改变，性别偏好更趋理性。研究表明，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重庆市二孩生育水平低于政策出台前的预期。有效提高二孩生育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做好二孩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做到二孩生育相关成本在不同层面之间的合理分摊，基于此，建议如下：
一是提升城乡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水平与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体系；二是提升生育主体及家庭发展收入保障、构建收入稳步增长体制机制；三是构建健全的专业托幼服务机构，让0岁到3岁的孩子享受到生命周期中专业化的初始培育；四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地区分类别对二孩生育主体实施1到3年的生育假期；五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地区分类别对二孩生育实施生育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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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Planning Family Structure on Fertility Desire of Two Children in Chongqing
ZHOU Zong-shea，b,HOU Ming-xia，b,XUE Xiaoa，b
(a .Social and Public Managment School ；b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search of Center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sample survey data of reproductive age women in Chongqing in 2017,this paper uses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tructure on the second child’s reproductive inten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1)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 who are “double-only”,“only child not only daughter” and “only daughter not only chil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econd child’s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is positive;(2)the number of children alread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econd child’s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is negative;(3)the sex of children alread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econd child’s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is negative.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is negative.The article holds that it is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cro-economy and society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birth of two children.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supporting policy for the birth of two children in terms of supply and demand,so as to achieve a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related costs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Key words ：family planning family;childbearing age women;two child birth;childbearing intention
中图分类号： C9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 2019) 05-0069-09
doi： 10.3969/j.issn.1672-0598.2019.05.009
*[收稿日期] 2018-11-15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S05)“精准扶贫视角下的我国农村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研究”；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19SKH073)“2020年后重庆三峡库区脱贫人群返风险评估与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
周宗社(1973—)，男，湖北秭归人；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人口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社会学西部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研究。
侯明喜(1973—)，男，四川达州人；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人口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社会学西部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保障、人口学研究。
每家生产设备的企业，都是按照自己设备的功能需求优先开发设备接口协议，是否需要与其他企业的设备兼容，并不在首先考虑之列。根据从事设备联网工作的专家介绍，若要上述设备彼此之间无障碍通信对话，至少需要5000种以上的通信协议，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薛晓(1983—)，男，重庆人；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人口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人口与经济、卫生经济学研究。
南通历史上有许多英雄人物，深受儒家经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努力在各方面完善自我提升自身的修养能力，在此基础上，凭借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将自身理想信念外扩，从而造福桑梓服务社会。
(责任编校：杨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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