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义与成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以前，主要是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展开的，尽管其中也有其它角度的研究，但“政治革命”的角度则处于中心位置。自新时期以来，研究者们开始认识到这一研究格局的局限，并力求改变它，于是，在经过一段“拨乱反正”之后，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向着多种角度、多种方位和多种领域拓展。在这种开放的多样化的追求中，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以文化学研究为中心的新格局。
现代文学研究转向文化学研究，应当说是一种合规律合目的的现象。首先，从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实质来看，它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容，是一个极其广阔的历史文化地带。本来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子系统与系统的关系，或者说，文学具有十分独特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它作为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整体的文化中的一分子，另一方面，它又在整体的文化观照下变化和发展着自己。由于现代作家是带着整体文化革新的目的从事文学活动的，因此在他们那里，文学艺术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我们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时，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不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其次，从社会对现代文学的精神需求来看，本应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文学创作是为人们丰富多样的精神需求所规定的，决非止于一格，限于一途。这其中，既有社会政治的需求，也有审美的、心理的、情智的和娱乐的需求，除此，还有其它一些需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需求的涵盖面最大。按照人类学家E.B.泰纳的解释，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惯及作为社会一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及习性”。因此，从精神需求来看，文化需求最具活力和弹性。由于以前以政治为中心的研究模式的定型化和僵化，对于新时期的社会需要难以作出有效的反应，所以，新的研究格局的形成，是出于对旧的研究模式的深刻反思和对新的时代要求的敏锐感应的结果。现代文学研究重点的转移和研究格局的变化，使研究者所进行的文化研究达成了与现代文学本体的深度的契合，它不仅进一步挖掘出了现代文学的深厚蕴含，充分满足了社会的精神需求，而且还标示出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深度的加强。
现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是从多种层面和多种视点上具体展开的，它最为鲜明地表现在这些方面：一是注重现代文学的文化背景的考察，二是注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探究，三是注重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寻绎，四是注重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透视，五是注重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关系的发掘，六是注重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意味的分析，七是注重现代文学文化类型的考辨，八是注重现代文学的文化心理及现代作家的创作意识和创作心态的探讨。可以说，在新时期产生的具有较大影响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文化研究上，而且它所体现出来的深厚程度，是以前的现代文学研究无可比拟的。
80年代以后涌现出来的年轻一代学者是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生力军。与老一代学者的扎实沉稳相比，他们显得更活跃更敏锐。重视文化反思，以文化为切入角度的思维方式支配着年轻一代学者的理论思维和学术思维。例如，王富仁、钱理群、金宏达、汪晖、王晓明、吴俊、高旭东、朱晓进、高远东等的鲁迅研究，刘纳、朱寿桐、李继凯、魏建、蔡震、周海波等的郭沫若研究，陈思和、吴定宇等的巴金研究，宋永毅的老舍研究，凌宇、王晓明、赵学勇等的沈从文研究，陈平原的林语堂研究，解志熙的钱钟书研究，宋益乔的许地山研究，朱栋霖、胡润森、马俊山、宋剑华、吴建波等的曹禺研究，赵园、吴福辉、李俊国、蒋京宁等的京派与海派研究，杨义、方锡德等的小说研究，蓝棣之、江锡铨、毛迅、李怡、罗振亚等的新诗研究，丁帆、陈继会、王剑龙等的乡土文学研究，罗成琰的浪漫文学研究，温儒敏、艾晓明等的文艺思潮研究，尹鸿的悲剧研究，等等，都注重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研究对象，以便发现其新的内蕴和新的价值。年轻一代学者转向文化学研究，至少显示了这样的新特点：他们普遍注重从宏观、整体上考察研究对象，把它们放到整个文化大系统中加以研究；他们研究的层次、视点、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更加多样化了，即从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为主导转移到以多维的、系统的、综合互补的思维模式为主导；他们注重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宽自己的学术视界，并且在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的前提下，探索出一些新的研究思路。总之，年轻一代学者在方法的综合、知识的综合、能力的综合、思想的综合的基础上，以勇于开拓的精神，开创出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新格局和新景观，弥补了传统研究方式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尽管现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在实践中不乏带有空洞粗疏感和牵强附会性，但它所获取的丰硕成果，已经构成了对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格局的全面更新和研究水平的总体突破。
尺度与价值
就广义而言，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多是文化研究。但其学术价值与巨大的投入比值却小得可怜，主要症结就在于研究尺度的单一与偏颇。文学本属精神文化范畴，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主要放在这一范畴才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竟有几十年之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被纳入政治文化的框架内，而且所择取的政治文化尺度也颇有偏差。这样，投入与价值的严重失调就势不可免了。8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文化色彩逐渐减弱，精神文化属性渐次复归，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宽，产生了一批喜人的成果。然而，回归到精神文化范畴，并不等于价值评定的准确。譬如：在论及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时，有论者为先驱者同传统决裂之果决、彻底而惋惜；在论及乡土文学时，有论者对乡风民俗不加分析地一概予以肯定，如此等等。由此看来，有必要重新提起尺度问题。
衡量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的尺度应该说是“人”的尺度。表面看来，这种提法似不新鲜，近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使用了这一尺度。但事实上，这一尺度在对三四十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大大打了折扣，就是说，在估定短短三十年的文学价值时，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尺度。你可以说研究的对象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但究竟变到怎样一种程度？难道社会革命造成的断裂也同文学革命造成的断裂效应一样？其实不尽然：新文学之于旧文学，从视点、视角到语体、文体均有质的差别，而三四十年代文学之于“五四”文学，则只是视点的增多、视野的扩大。三四十年代文学代表作，诸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钱钟书的《围城》、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路翎的《一个财主底儿女们》等，都是从“人”的视点观照世界的审美映象。如果不用一个贯穿始终的尺度来衡量，那么势必无法确认现代文学的真正价值，无法将真实的文学史呈现于读者面前。
有一种看法认为，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都是历史的必然，文学史家的任务只是说明那种“必然性”，这实在是研究者主体性的放弃，是对历史现象的奴从，对历史发展的不负责任。文学史研究不应只是描述，更重要的是阐释。并非所有已经发生的都是合理的，甚至也未必都是“必然的”。历史往往发生舛误，文学史家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告诉人们舛误在哪里，从而尽量避免舛误的重复。是非正误的判断要有标准，这就是尺度。中国现代文学处在复杂的历史阶段，色彩驳杂，自然无法用一种尺度来衡定。但中心尺度只能是“人”的尺度，因为对于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人”的觉悟，对于20世纪中国文坛来说，“人”的启蒙是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五四”时期新文学应着这一使命的召唤破土而出，显示出勃勃生机，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永恒的范本。而后凡是自觉不自觉承载这一世纪使命的作品都拥有了不可磨灭的价值，反之，疏远甚至背离这一使命的作品无论曾经怎样辉煌一时，最终都会被历史长河荡涤得黯然失色。只有牢牢抓住“人”的尺度，才能对包含现代文学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学做出准确的历史把握，才能使文学研究拥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价值。
文化背景关注
“方法”在某些事物的操作过程中，也许只是一种“手段”；但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方法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手段”问题，它同时含有“观念”的意义，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因为，一种批评方法的运用，同时也是一种文学观念的确立，一种批评视界的设定，和一定的价值判断的尺度和原则的择取。它将因此带给我们以新的批评景观。文化背景的关注，作为文学研究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必不可少的准备，其意义也正在于此。它将帮助我们探寻到一时期文学（文学思潮、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孕育、生成和传播的多重动力，并进而寻绎到这一时期文学多重的价值—功能。
文学研究的“背景”关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和被用“滥”了的方法，但对不同的批评方法却表现出迥然有别的批评结果。以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被批评界认同的传统的社会批评和本文所要讨论的文化批评相比，二者就有着较大的差异。社会学的批评，本来是一种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也因此不乏价值和意义的批评方法，但由于一时期文学观念的拘囿，文学成了简单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物”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研究的背景关注随之成了一定时期社会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生活的演绎和比附，最终造出了不少批评的悲剧。社会学批评的背景关注就从合理和富于价值而走向“庸俗化”。文化背景的关注，并不忽略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生活对文学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将以较大的兴趣去关注深受政治因素影响的社会经济生活、生产方式对文学的影响，以及因这种影响而反映出的深层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动——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思维习惯、情感态度、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宗教情感，乃至文学传播方式、文学消费观念……诸方面的变动对文学孕育、生成、传播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此，我们也许可以真正找寻到一时期文学孕育、生成的多重动力，和蕴涵于这诸多动力背后的文学更为丰厚的价值。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批评例证。以大家谈论较多的“五四”乡土文学研究为例，不同方法的“背景”关注，显然赋予了这一文学现象不同的意义。传统的社会学批评的背景考察，我们较多注意到的是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之于现代作家的影响，于是从中见出“五四”乡土小说的意义。这当然十分必要，但失于简单和粗疏。其间仍有大量的问题须得讨论。譬如，何以乡土文学作家对乡村是那样一种反叛与眷恋的矛盾态度？其间的意义何在？这里就有一个方法、视界问题。文化批评的背景考察，我们十分自然地要注意到“五四”作为“文化运动”的意义，注意到“五四”文化开放带来的中西、城乡异质文化冲突撞击之于一批“地之子”的意义，注意到他们那一颗在都市与乡野之间永远漂泊不定的现代灵魂，注意到他们创作中那种双重批判（对古老的乡村文化的批判和对被浸淫的畸形都市文化的批判），以及眷恋与反叛的矛盾态度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意义。文化背景的考察显出了它必然的优势。
文学研究的文化背景关注，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如果从理论上去认定，有两个前提是不可忽视的：一是从文学与文化的一般联系去把握。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学，不能不是一个民族文化沃土上的产物。它的孕育与生成、传播，无论如何脱离不开一定民族、时代的文化背景，并最终反转过来，汇入民族文化的巨川，去滋润、建构新的民族文化。二是从文化的本质与文学的特性的联系中去把握。因为，所谓“文化”的实质（或曰价值所在），正在于它是关于“人”的科学，任何关于文化的理解最终都将落实到“人”的建设这一根本点上。文学是更为直接、具体、敏感的“人”的科学，讨论文学，关注文化背景，也就成为十分自然和必要的事情。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制造什么“前所未有”。新时期文化批评是已有批评实践一个合理的、适时的发展。其实，现代文学史优秀的批评大家都是文化批评的成功实践者。鲁迅关于魏晋文学的批评即为明证。在对“背景”的关注中，他不仅注意到董卓之乱、党锢纠纷、曹操亲政……这类社会政治生活之于魏晋文学的影响；他同时又特别留意于文人的“服药”、“饮酒”、“敷粉”之类的文化意义上的背景之于魏晋文学的影响。这样，魏晋时代文学的“自觉”特征、浪漫风貌、文化历史内蕴，被神采毕现地和盘托出。这些成功的批评范例给我们以深深的启悟。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论界说自然有益于批评实践，但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我更倾向于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一个批评实践问题。愿我们能够以更为务实求诚的态度去思考，去操作，去营造新的批评景观，去建构新的批评世界。
创造性的背离与重构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催生下出现的，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现代作家在美学观念、形象系列、艺术风格、文体样式等方面所受的西方影响，人们也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些影响，同时又制约和改造了这些影响。因为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一种思潮、一个作家、一部文本在另一国度或另一文化体系中的传播，是要受到后者的时代环境、文化氛围和历史传统的制约的，同时，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也将积极参与、阐释和创造。这样，被传播的思潮、作家或文本在施放影响的同时，也就被重构了，包括修正它的形态、含义及功能，有的因素被抹掉了，有的因素则被强化了。这就是卢卡契所说的：“一个民族特点在被对方民族接受之后，它不再与原来的民族文化相同了，而起作用的也不再是那使作家在本国获得影响的同样因素。有时这个作家的社会、文学背景已模糊不清或者在对方国家中已经完全湮灭，在这种情况下常会招致读者对他的误解，但同时，这位作家的某些重大特点在这个国家里又往往比在本国中更为鲜明。”因此，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西方文化在现代中国的独特的具体实现和转化形态。
首先是时代环境。从文学史上看，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大规模的文学影响常常发生在一个国家社会和政治剧烈变革的时期，常常发生在一个国家的文学传统要激烈地改变方向，力图重新崛起的时期。中国的“五四”时期便正是这种历史状况。当时的人们为了摧毁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秩序和文学传统，采取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即借鉴西方的近现代意识和文学模式，以实现对本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传统的革新。所以，当时西方的各种政治、哲学、文学思潮纷至沓来，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和欣然接受。如果不是出现了这种特定的时代环境，西方文化要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同时也应看到，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取舍也受到时代环境的制约，人们往往是根据时代需要来挑选和强调西方文化的不同的方面。例如，现代中国的时代环境和历史需求，使得中国现代作家主要是讴歌现代文明，期待中国早日繁荣昌盛，因此，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反资本主义的特点，即用文学和哲学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造成人性普遍异化的弊病提出抗议，持冷漠态度。如在对拜伦进行评价时，就突出了他的反抗精神，他对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执著追求，对虚伪、庸俗社会的彻底叛逆；而抹掉了他身上的淫荡、放纵、虐待狂以及对宇宙、社会、人生本体意义上的否定和绝望。这充分说明，只有那些能够适应接受者的时代环境和满足接受者现实需要的方面，才能被接受者真正接受，而那些不能适应和不能满足的方面，要么被接受者置之不理，视而不见，要么被接受者加以“误解”，进行创造性的背离和重构。
其次是历史传统。如果说时代环境常常成为外来影响生长的适宜的气候的话，那么，历史传统就常常成为外来影响植根的土壤。如果外来影响与历史传统之间找不到相似之处与契合点，那么，这种影响便很难产生，即使产生了也很难持久。从表面看来，中国现代作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传统的姿态，但实际上他们所拥有的深厚的传统文学修养和文化资源，不会不对他们的理论建构和文学创作发生作用。在对多种多样的西方文学潮流进行选择的时候，传统文化常常是暗中左右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历史传统实际上成为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外来影响的一个立足点，使他们特别注意那些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潜在联系的外来因素。例如，西方浪漫主义的主体说之所以得到广泛共鸣，就是因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着源远流长的抒情传统。而西方文化的注重自我、张扬个性的观念也显然与中国古代恣情任性、放浪形骸的名士传统有着某种类似之处。另一方面，历史传统又常常成为拒斥那些与其不相吻合的外来影响的强大力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意味非常淡薄，诸如儒、道、释都注重日常生活体验，缺乏西方宗教那种神秘迷狂的冲动。因此，中国现代作家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对其浓厚的宗教色彩便基本上忽略了。
第三是个人因素。第一个读者都是生活在一个纵的文化历史发展与横的文化接触面构成的坐标之中，正是这一坐标构成了他独特的由文化修养、知识水平、性格气质、欣赏趣味和思维方式等组成的“接受屏幕”。这一屏幕决定了外来文学在他的心目中哪些可以被接受而发生共鸣，哪些可以激发他的想象而加以再创造，哪些被排斥在外以至视而不见。因此，在对外来影响的不同接受中，可以折射出接受者的不同个性。郭沫若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的要求，性格冲动、热情，所以，他主要喜欢歌德、雪莱和惠特曼，而明确表示不喜欢济慈。郁达夫在具有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要求方面与郭沫若是相同的，但他的性格气质更偏重于纤细、敏感，于是，他喜欢的是卢梭、斯泰恩、施托姆、林道等作家。由上可见，现代中国作家是一任己意地在接受这种或那种外来影响，有选择地同它们建立联系，最终把它们融进自己的创作之中。
文化边缘透视
作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元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宗教文化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这一研究课题，已愈来愈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与重视。譬如佛教对于许地山、废名等人，道教文化对于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等人，基督教文化对于谢冰心、凌叔华、石评梅、曹禺、老舍等人的影响的研究，均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从宗教文化影响的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弥补了“意识形态决定论”模式所造成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思维空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破译了诸多由政治术语所无法破译的生命现象。譬如曹禺的作品，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试图将其纳入到“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框架里，去诠释其与时代政治革命相同的思想基点，但却总是不得要领，最终只能是将其充满着无限生命活力的丰富内涵分解得支离破碎，留下许多令人难以信服的教条定论。然而，当人们注意到曹禺早年曾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事实，并从这一角度重新对其作品进行意义的分析，过去的一切争论，诸如“血缘纠葛”、“宿命论思想”等等，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研究者自可从基督教的道德伦理意识中，得出比庸俗社会学更加满意、更加符合实际的答案。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从宗教文化影响的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某些领域，意味着研究者的理性思维正在逐步走向创作主体的生命世界以及文本研究，是一种理论思维的变革行为。其次，宗教文化研究模式的出现，并不是对大文化研究模式的否定，而是深化与提高。宗教文化本身就是实用文化的精神主体，是文化领域中深层次的东西。当我们进行中西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研究时，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回避这两种文化中所包含着的精神主体——即隐藏于其后的宗教文化成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否则，所谓的中西文化只能剩下物质的成份而变得空泛且无意义。比如，所有的研究者都不否认中国现代文学所受西方现代人文意识的影响这一客观事实，但却都在忽略另外一个客观事实——即西方现代人文精神的主体“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正是基督教教义的一种体现。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五四”时期“爱的哲学”现象及巴金、老舍、曹禺等诸多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作出合理的解释。
当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宗教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研究者的思维，还仅仅停留在东西方宗教文化对现代文学影响的某些现象，对某些作家思想影响的事实认可上。我认为，研究者的视野应该更开阔些，把注意力引向宗教与文学相互关系的纵深领域，从宗教与文学的相关因素入手，去探讨文学对于宗教的包容性——包括宗教的幻构世界与文学的创意世界的联构关系，宗教语境与文学语境的对应关系，宗教教化与文学感化的互动关系，宗教对于生命现象的阐释与文学对于人的解构的共性关系等等因素——进而寻找出宗教文化流向文学领域的渠道，并科学地回答宗教文化为什么会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及产生了哪些影响，文学是如何将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有机地消融于自身等问题。
宗教文化研究的出现，无疑大大丰富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多元体系。然而，正象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都难以独立地面对博大精深的现代文学世界，去完成它所承担的使命一样，宗教文化的研究也并非是万能的。我个人完全赞成运用多种方法去诠释前人创造的种种文学现象，只要是坚持真理，不带有个人的偏见，我们都应以宽容的精神去对待研究者的探索勇气和劳动成果。
指归：现代文化
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暨新文学浪潮，从一开始便将现代文化的两个主角“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推上了前台或先锋的位置，而新文学作为这种新型文化的媒体及创造物，则受到了“五四”人或现代人的高度重视。正是这种基本的历史事实所展呈的新文化方向及其内涵，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品格，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世对现代文学的研究，特别是相应的文化研究。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化的交互建构、同在共进和升沉变迁的历史，对现代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基本参照和指归所在，自然非“现代文化”莫属。从中国现代文化史来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既艰难曲折又复杂多变，但其基本趋向和面貌还是清晰的。这就是以“五四”倡扬的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文化精神为核心而不断建构所形成的文化体系，其根本的文化立场便是对封建传统文化的背叛，其主要的文化策略便是通过对旧文化、旧道德的清算和否定，呼唤新文化、新道德的诞生和发展。这种出于现代作家和文化先驱者对现代文化的渴望与激情、选择与创造，也以复活与重建的形态，为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内在动力和文化参照。正是由于现代文学及其相应的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指归或深潜的同一性，所以对现代文学进行文化研究，也就意味着要从现代文学中揭示和阐发其以现代文化为本位和指归的丰富意蕴。
这种对象和研究之间紧密啮合的文化性研究，较之政治性研究或审美性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使之具有了鲜明的创新性。它固然能够积极吸收政治性研究、审美性研究等多方面的学术成果，但更重要的则在于刷新、矫正或在新格局中融合、重构了此前的许多认识及观点。譬如在作家研究中，进入文化研究视野的现代作家，更呈现出立体的、本真的面貌，从而避免了政治性研究、审美性研究易于将作家“单面化”的不足。如对沈从文的政治性研究，曾将他打入冷宫和置于被批判的地位；而在审美性研究中，又有人将他抬得很高很高，甚至置于鲁迅之上。这种明显的偏颇在具有新整合功能的文化研究中则完全可以避免：在现代文化的视野中，对沈从文于创作中体现出来的相对疏离政治、耽于审美和着意于原始文化及原型重构的种种追求，即可给出综合性的切中肯綮的评价，从而更准确地认识其文化个性与创作个性的价值与不足。这种类似的情形在对胡适、周作人、张爱玲、林语堂、徐志摩等作家或各种文学流派所作的文化研究中也存在着。即使对鲁迅这样的长期予以总体称扬的作家，在对之进行文化研究时，也能够获得新的认识。如对他的改造国民性这一前有渊源、后有发展的创作倾向，从政治角度曾被视为“世界观”的局限或阶级观念差的表现等等，从审美角度看又容易被视为未能摆脱功利化文艺观的局限，甚至被目为创作心理上的障碍。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改造国民性”则是鲁迅站在创造中国现代文化立场上的极为关键的重要选择：既是现代文学“主题学”意义上的选择，更是现代文化“立人”的“文化哲学”意义上的选择。其所体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及深刻性，已经和必将继续得到更为广泛的有力证明。同时，人们从文化心理层面上却也发现了鲁迅自身交织着的更多的矛盾及更为持久的痛苦。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研究所蕴含的“现代文化”原则，的确得到了极为普遍的运用，从而使之具有了辐射面宽、渗透力强的广泛性。现代文化关涉的文化层面或内涵很多，诸如以科学精神消解封建蒙昧，以民主精神抗击独裁专制，以及思想解放、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劳工神圣、新式教育、白话革命、左翼文化、大众文化等等，在现代文学的文本世界和历史轨迹中，都有着程度不同、形态各异及成败兼具的体现。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文化研究，均可以发掘出许多内涵丰富的话题。如对“个性解放”这个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的文化追求，在“五四”文学热衷于启蒙的冲动中，曾得到极其显豁的表达，对以集体为本位来“定义”自我、“消解”自我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很大的冲击。然而到了20年代后期及三四十年代，这股“个性解放”的冲击波却不是愈加猛烈，而是愈趋消歇。这从政治以及军事上看，当属必要的或合理的选择；从审美角度看，也只是在创作上留下了一些艺术性不足的遗憾；但从文化的现代化要求来看，则不仅影响到文学的现代品格的完善，而且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进程。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他们分别侧重于从思想启蒙、政治革命以及二者的矛盾融合等角度，切入问题的核心，提出了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见解。
以现代文化为指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研究，真可谓意义重大，前景可观。记得鲁迅在本世纪初曾倡言“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对创造现代文化与文学是那样的全身心的投入。站在本世纪末的我们，或可说“立意在建设，指归在文化”，自然也需要努力振作，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文化的重建及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去。
摄取文学的文化精魂
研究问题的方法与尺度必须与研究对象相符。当年在西方，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以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左拉就充满信心地想以科学试剂来分解人的情感。后来人们才发现，用自然科学和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人的情感是全不对头的。叔本华、尼采、柏格森们又发现了直觉的方法，而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分析的角度也发现美学和伦理学全是假命题……近几年，敏感于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发展的人们积极地绍介了纯艺术的文本的文学研究方法，然而这种方法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之所以没有什么大的结果，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研究客体，其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象牙之塔”或“艺术之宫”里寻找文学的研究对象，正如以科学的和逻辑的分析方法研究人的情感一样不对头。人们几乎都承认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但是，鲁迅就对“象牙之塔”和“艺术之宫”予以蔑视，他不是否定其意义，而是认为在现代的中国没有存在的理由和现实基础。而从“五四”开始，“文学革命”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担当着倡导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使命。而在文学中的文化，主要又表现为人的思想精神和情感心理状态，从而与物质文明甚至“五四”论文中的“科学与民主”也不同。鲁迅立志学医是要改变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而他的弃医从文则是要改变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理。此后他几乎以国民精神的医生自任，献身于国民性的揭露和改造，直至后期也没有改变。因此，“新文学”一开始就具有“文化启蒙”的性质，而“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终生致力的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特别是文化心理的研究，是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的。鲁迅的小说作为“新文学”初期最杰出的作品，其人物基本上可以分为新文化与旧文化两个世界的人物，狂人、疯子、夏瑜、N先生、魏连殳、涓生等是新世界中人，新文化的承担者；而阿Q、单四嫂子、祥林嫂、华老栓、闰土以及那些“看客”、“闲人”等等，就都是旧世界中人，传统文化的承担者。所谓“文化启蒙”，就是要使旧世界中人变成新世界中人，使阿Q们觉醒之后成为“狂人”。鲁迅还对新文化承担者的心理进行了艺术的透视，一篇《狂人日记》，是狂人逐渐觉醒的过程，也是狂人在觉醒中一步步劝告“吃人的人不再吃人”的过程，然而狂人愈是觉醒，就愈加被认为是疯子，他的启蒙也就愈被认为是疯话不可信。这一主题在《药》中也得到了强有力的表现。而鲁迅作为启蒙主义者的心灵悲哀也就在这里。尽管启蒙主体和启蒙对象在文化心理上难以沟通，但是还是执著于启蒙和改造国民性，《阿Q正传》就是鲁迅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及其在近代之表现的结果，阿Q遂成为国民文化心理的典型，“精神胜利法”成为国民文化心理在近代背景下的集中表现。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特征既然如此，那么现代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和文化心理分析，也就有某种必然性。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就是要把现当代文学纳入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大格局中，可以说是文化心理分析的首倡者。以鲁迅研究为例，早在1986年以前，金宏达就选择了“鲁迅的文化思想探索”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论题，虽然在文化观上传统色彩较浓，但也涉及到了文化心理分析。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在学坛影响甚大，他认为以“政治革命”的尺子来衡量《呐喊》、《彷徨》，也是研究观念与研究对象不符，而他所肯定的“思想革命”的尺子，已经与“文化革命”、文化心理分析相近了。1986年10月，“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中外学者在从文化学的视野透视鲁迅及其作品的时候，也显示了文化心理分析上的功力，特别是林毓生等人的论文。在此基础上，钱理群出版了《心灵的探寻》，从文化心理分析的角度对鲁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譬如对鲁迅的“尖刻”，钱理群从绍兴的师爷文化角度对此进行了新颖独到的分析。此时，鲁迅研究已成为“文化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代文学的文化心理研究也不落后，1987年陈思和出版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也涉及到了文化心理分析。1988年杨义出版了《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由鲁迅而及其他现代作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心理分析的方法就运用得更得心应手。1992年龙泉明出版了《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分析》，以文化心理分析的视角对现代作家文化心态的变迁及现代文学的发展流变进行了宏观的综合研究，不乏新意和独见。
展望未来，文化心理分析的方法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有用武之地，而且应该从泛泛而论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中。另一方面，应该从历时性的角度对现代文学的文化心理演变进行更加精微的探讨，譬如从欧阳予倩笔下的潘金莲，曹禺笔下的繁漪到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作家对同一类型人物的由褒至贬，显示了文化心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限于篇幅，笔者只是提出问题而不能详加阐发了。
地域文化视角
近年来我一直在做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的题目，或许对于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问题，有些话可以说说。
文学内部的文化含量，及这个含量的重要性、丰富性，自不待言。我认为，表现人类多彩的生活样式和心灵，是文学承载的两大要素，而生活方式即文化，一时代人的心理状态和性格构成，折射到文学上来，既有文学表达中的人（人物）的心灵，也有操作文学的人（作者）的心灵，都显示出一种文化精神。人们心目中的文化精神，往往是指民族的文化共性。在中西文化比较的系统里，比如读老舍的《二马》你感受到的是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文化的异同，却来不及去分辨北京和满族人的文化特性与其他地区、其他民族有什么区别。可是在中国地域文化互相参证的视野中，你会强烈感受到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感受到中华文化在不同阶段所不断留下的残迹。《二马》实际上已有北方文化的特性在内，试想如果马氏父子不是北京人（老马已是“自幼生在北京”），而是上海人，他们爷俩在英国所闹的笑话该会是另一副模样。
文学的地域文化丰富性，便是表现在它的不平衡性上面的。中国自南宋以来，东南沿海一带长足发展，与内陆的差距拉大，文化景观很不相同。鲁迅写过《北人与南人》一文，他感觉出京派、海派论争包含着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到了今天不但没有减弱，还有上升之势。于是在文学上，便同时有了茅盾的都市子夜世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芦焚（师陀）的河南果园城世界，萧红的东北呼兰河世界，穆时英的上海狐步舞世界……这才构成多姿的中国民众生存状态、心灵状态的丰富描写。
闻一多先生谈“五四”文学，曾写过题为《女神之地方色彩》的文章。他很早便提出的“地方色彩”的概念，当时主要还是指不同于世界各地的中国色彩（把中国看作“地方”，可见“五四”中国知识者的世界意识有多强，我们退化了），后来才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国内部的地区性。今日的地域文化，包括地方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地方文化可以称南北方文化，东西部文化，闽粤文化，川蜀文化等。地域是一种限制，同时也造成了独特的地方民众的生活、习俗、思维、语言、审美的不同事象，是中国文学表现得相当出色的一部分。
中国的地域文化迄今为止主要还是乡土文化，都市文化仅仅是个陪衬，虽然这个“陪衬”有一天终将占据主流文化的地位。乡土文化的民间性质，它所处的滞后位置，使得它呈现出许多的文化残存状，所以特别具有历史文化的品格，便于寻根。因而，20世纪中国小说凡极具地域特性的，便往往成为文化小说。如汪曾祺的作品极易探寻到他的苏北乡镇根性。连海派文学，据我的看法，虽然代表了一种畸型的新兴文化，但骨子里仍然能追踪到那个喜迁徙、重实利的吴越文化，能看出吴越文化是怎样天然地为海派的开放性准备下一定的条件的。
文学的文化研究归根结底要指向文学。这里指的地域文化研究，当然不同于写地方志，不同于搞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地方史学、地方地理学、方言学，同时又显然与它们息息相关。比较深入的，可能应当精心地去分析文学本文，分析文体、语言（叙事话语、抒情话语）与地域文化的关联。我在阅读徐訏香港时期的小说时，发现他的人物对话虽然运用的是国语，但总有一种沪语句式的意味，如用“对
”的国语说法来做结束词的口风便是。我觉得这是他的深深的“上海情结”所致。由此，我开始研究香港、台北、上海三个都市在徐訏意识深处的不同地位，研究中国都市文化的不平衡性下中国作家的心态及他们的创作。
应当说，文学的文化研究不纯是文学的外部研究。如果我们不持一种社会的政治中心说，应当承认，文化对文学的渗透性要比政治广泛得多，悠久牢固得多。但问题同时便来了，文化研究毕竟不是文学内部研究的核心。中国学者比较能接受的“文体”概念，可能除了“形式”，也包含“内容”，或者是形式即内容，所谓有文化内涵的形式。那么，地域文化的研究与地域文学色调的浓厚或稀薄的关系（中国没有百分之百无地域性的文学，只能说巴金、艾芜的四川属性不如李劼人、沙汀浓厚而已），应当值得我们充分注目。
还有一点，是研究者的“冷静”。我常看到一些热爱地方文化的人，因与对象之间失去了“距离感”，而成为保守的本土文化论者。自然也有开放的本土文化论者，但为数极少。这是因为中国的地域文化本身包含着的保守色彩，已经相当浓烈，稍不小心，便会陷落。在进行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时，似不应忽略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千万不能只顾埋进头去，而忘掉时时探出头来。毕竟中国与世界的疆域更加宽大，而且它们是决定着地域文化与文学的今天与明天的。
解读中的政治
与其他现代艺术或学科的发展相比，新文学之由一个知识分子领袖集团参照西方现代文学规则有组织地提倡、发动、示范、“立法”的理性化运动的历史是相当独特的。作为现代性进程的最重要一环，其从文言到白话的变革不仅赋予新文学进化伦理的健康基础，而且意味着为建立新的文化秩序向旧秩序提出的挑战，意味着走向解放的确立前提。倘若把现代文学发展的动力视为一种直达某种目标的能动性，那么这种能动性的范围显然大于文学。事实上，它正是一个包括重塑社会生活方式、思想文化制度、国家本质和法的精神等在内的从“立人”到“立国”的全盘性历史远景计划。不管是否自愿，构成文学史全部存在的作品、作家、社团、流派、思潮、运动等因素经由这一高度自觉的内部作业，被牵入一张关涉知识权力的相互作用之网，不同思想、信念、价值在论争和协同中分布并沉淀在现代文化的深处。也就是说，在我们所熟悉的本文生产结构以外，新文学之形成和发展还隐含着一种权力运作的机制，一种由权力形成的秩序。它广涉不同的人、阶级、社群、党派的历史意愿，影响和制约着新文学的基本走向。
一般而言，团体利益造成团体信仰，而团体信仰则要求得到事实和逻辑的支持，把特殊的立场观点普遍化。作为新文学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意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是这样。如果说新文学之自立典章和价值的创作史不过是一个充满主观性的知识权力意志的表述，那么记录、诠释、评价这些内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仅仅是由一些本文和诸种不同的解读策略汇成的肯定其历史本质的话语实践，一种现代中国社会里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的产物。把历史的客体贬为本文，把历史描述和阐释贬为话语实践，似乎令人失望，但从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国新文学大系》各集导言、郑学稼《由文学革命到革文学的命》直到蔚为大观的左翼文学批评，甚至如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的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都不脱离通过历史诠释而自证其“合法性”，获得并维持特定的话语权的内容。这种基于自身利害的主观性不仅使力图揭露历史真相的努力打上了问号，而且使新文学的自我确认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也成为一种关于知识权力的政治。
翻阅以鲁迅、胡适、胡风等人为各自中心的往来书信，重读如茅盾、夏衍、徐懋庸等人的回忆录，在新文学的本文生产背后强烈而丰富的权力角逐内容是多么令人惊奇！不仅是外来或本土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及随后的意识形态斗争，甚至也不仅是国内外不同党派如共产国际一类机构对中国文化事务的间接插手，大于文学的文学目标自身就足以导致新文学的复杂取向。它既体现为社团流派的不同宗旨，也体现为如“普罗文学”、“文艺大众化”之类的思潮运动，更凝结于作品本文的意义结构、表达的典型方式、反复出现的叙述模式中。几年前，人们还在怀疑从50年代直到80年代中期都在讨论的“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的历史根据，今天看来，它其实植根于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制约文学的权力结构由隐而显、由思想而制度，最终使本文生产与权力秩序合二为一的政治性史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成为关于人民政权之合法性的文化论证，严加筛选的学科必读经典能够汇成国家文学的支柱，正是在于它与国家政权享有建构现代性的共同价值和目标。从“立人”到“立国”，从狂人、莎菲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世界，组织的力量演变为政权的力量，制约现代文学本文之解读的权力内涵是相当强烈和明显的。
80年代以来，对现代文学之权力秩序的重新揭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史的距离和建立的新视点，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批评实践触及现代文学研究中泛政治文化的种种话题：人权、父权、男权、女权、知识立法权、启蒙者的侵权……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从热衷于建立本文与所谓宏伟叙事如主体的解放、现代国家精神、未来社会远景之类的联系转向探索人及文学自身的问题。因此，现代文学研究的政治性解读就表现为：一方面，它远离了具体的意识形态权威而走向专业化；另一方面，一种更加广延的政治意识导致它对于一切影响人和文学的操作技术进行揭秘和分析，比如在一些女权主义批评那里，甚至叙述手段、修辞策略都成为男性权力政治的组成部分。这种趋势既可能使它从过去的决定论思想模式中挣脱出来，开辟一个全新的研究局面，其相对主义和价值观又内含着一种隐忧：如果不加区别地视本文解读为一种话语策略的运用，势必失落其蕴含的普遍原则，背离学术研究的本质。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学，不是政治。
研究目的·适用对象·学术规范
近几年，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文化研究”或采用“文化视角”进行研究，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种研究所取得的诸多可喜的成果。毫无疑问，“文化研究”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和实践效用。但是，对目前这类研究中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也应引起足够的注意。
“文化研究”本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有其自身的研究目的，即进行文化学理论的探讨、对各文化形态进行分类研究、对文化发展史的研究等等。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被运用于更具体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时，其研究目的应是落实在“文学”上，而不应是在“文化”上。即在面对现代文学的具体研究对象时，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去加以审视，或是从某种现代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思潮、文学理论主张等）中挖掘出具有文化意义的内容，或是依据该文学现象与“文化”的关系（与各文化形态的关系、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作出价值评判。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其目的和意义在于，一方面便于把现代文学现象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在纷繁的文化关系中对其加以解释；另一方面又可以把对现代文学现象的研究引入更深的层面，用以揭示出隐于现象背后的深刻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实质，从而在更为本质、更为真实的基础上对该现象作出评价。显然，在这种研究中，所谓“文化研究”、“文化视角”只是一种手段，而目的必须是落实在揭示、阐释和评价现代文学现象上。但目前这种研究，却多少有些将手段当目的，为“文化”而“文化”，有意无意地忽略真正的学科研究的目的的倾向。一些文章，仅满足于大谈“文化”，而把现代文学的现象仅作为大谈、泛谈文化时随时随地任意取用的资料。不能否认，这种“谈”法，自另有意义和价值在，但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领域而言，其科学意义显然不能作过高估价，因为这种“谈”法之于现代文学，基本上是肢解性地取用，很难说对推动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有多大作用。这与过去那种借“现代文学”谈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等作法，实属于同一种思路。在“现代文学研究”这一领域运用“文化研究”、“文化视角”，侧重点不是在于泛谈“文化”，所关注的应只是与作为研究对象相关的那一部分文化内容，是在于找出“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方式，即“文化”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现代文学”某一现象的产生、发展，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造成了“现代文学”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特征。也就是说，唯有与阐释、研究现代文学现象相关的那部分“文化”内容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而绝不是将“现代文学”肢解开来，任意纳入某一“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或用来图解某一“文化”问题。
每一种具体的研究对象都有其最适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和途径都不可能完全适用于所有研究对象。从目前的一些研究文章来看，多少存在着滥用“文化研究”、“文化视角”的现象。要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研究”和“文化视角”也只是现代文学研究中诸多方法和视角之一种，对一些现象来说，它可能是最佳方法和视角，但它不可能是适用于一切研究对象的最佳方法和视角。如果我们片面夸大这一方法和视角的效用，甚至试图以此去取代以往的一切方法和视角，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向研究路子的单一化、狭窄化、片面化。“文化研究”、“文化视角”的优越性只能是在对适用对象进行实际有效的研究时显示出来。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还有一个学术规范的问题。从目前许多这类研究文章中可以看出，虽然人人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但各自的理解却多有不同。许多文章在使用源于不同文化理论体系的概念、术语时，不求甚解，不作界定，以意为之。作为学术研究，就应该有起码的规范，即应对所采用的尚未被学术界普遍熟悉、认同的概念、术语，首先作出明确的界定和解释。否则，只能是人为地增加学术上相互沟通与交流的困难。还有，在许多现代文学“文化关系”的研究文章中，对“关系”的确认，过于随便，常常是凭藉感觉去指出某某现代文学现象与某某“文化”有某种关系。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中，最忌讳也最容易犯的弊病是泛泛而论、印象式的把握，因为这样人为建构起来的“关系”缺乏令人深信不疑的基础。对“关系”的找寻、发现和确认，必须是实证的，结构才能落到实处。这里，材料的搜集和发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唯其如此，在文学和文化之间所搭起的才会是坚实的桥梁。如果仅仅将文学与文化这二者作些简单比附，其结果不仅不能使“关系”昭然，而且也根本无助于我们对研究对象理解的深化。现代文学文化研究发展到今日，是到了讲求学术规范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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