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传播与知识权力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书籍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1－0065－05
在媒介研究中，较之于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电子媒介，书籍是关注度相对较少的现代传媒。严格意义上的“书籍”是非定期传播的手稿文本印刷品。与报纸、期刊相比，它是印刷媒介中当之无愧的奠基者，是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大众媒介。在传播优势上，它更适宜于深入持久地宣传散布某种观念和思想，令人类文化得以长期流传和保存。本文试图在西方文化史语境中探讨书籍对促成“印刷文化景观”的重大作用，以及它在人类读写行为的基础上促成个人主体意识、理性形而上学观念以及“现代性”文化建制的深刻影响。
一、书籍的流传与读者大众的兴起
书籍传播的历史影响主要是通过两大技术发明的普及而产生的。它作为传播书面语言文字符号的功能，是通过“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诞生而实现的。
早期的图书是手抄缮写的文本，正是在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陆续得到飞跃式发展与提高的条件下，书籍才真正发挥了它巨大的历史功绩。“因为只有依靠这两项技术，（人们）才可以快速、准确、并大量地翻印传单、制作书籍，而且，成本比手工抄写低廉。从本质上说，这两项技术直接导致了书的功用的变化——从收藏之用到同人类命运紧密结合。”① 凭借着语言文字向拼音字母的进化与造纸、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功嫁接，书籍才终于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它使公共教育得以兴起，知识文化得到普及，强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与文化的不断升级。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阅读公众”。
图书的形成与传播大体要经过写作、编辑、出版、发行、销售等几个环节，但这仅是粗疏而外行的描述，任何一本在市面上流行的图书都需要经过若干不为人知的中间环节和各种细节，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会有多种角色参与其中，承担着沟通联络、修改润色、制作传递的工作。
作者著书写作是成书的第一个步骤，但即使是这最初的一步也经历了从由他人代劳到个人亲自撰写的过程。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写作通常都是由作家的助手完成的，作家本人只负责口述。自己动笔写作成了向阅读者表示尊重和敬意的象征。直到13、14世纪，文字记录才逐渐走出了封建宗教神学的世界，进入了世俗大众的空间。伴随着西方第一批大学的兴起、与书籍相关的专业商铺和职业性行会的形成，社会各阶层的人才陆续参与到了个体撰写的书面创作中来。
17、18世纪，由于小说的兴起和宫廷贵族保护人制度的日渐式微，职业书商迅速占据了存在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真空地带，并凭借书籍出版的战略性核心地位而在文学艺术的舞台上崛起。从此，书商“取代了大人物们，成为天才人物的恩主和军需官”②。这一重大社会变革的历史影响非同小可。它不单单确立了作者独立的创作地位，而且使得读者大众从此成为了书籍出版服务的重心所在。
基于市场的考虑，书籍从传播的内容到方式都要做出相应的改变，如此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因此，“销售”这个环节在书籍传播过程中就显得尤为关键了。美国传媒思想家麦克卢汉曾经指出：“书籍是最早的教学机器，也是最早大批量生产的商品。”③ 的确，正是书籍率先引领了报纸、杂志、期刊等有关书面文字商品化的市场潮流。由于早期图书的售价较高，普通民众除应付日常生活支出外，购买图书的能力依然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图书馆和阅览室才开始大规模兴起。这一传播机构的兴起不但大大推动了图书的平民化，成为满足民众阅读需求的有益补充，而且为社会学意义上的“读者大众”的形成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助力。
二、“公共领域”的形成与“知识分子”的诞生
在西方11世纪之前，书籍的制作和传播还仅限于在修道院或其他宗教机构进行，有文字的信息传播仅局限于教士阶层。11世纪之后，书籍逐渐从宗教神学场所走到了世俗生活空间、从“宗教信徒”的大众过渡到“读者阅读”的大众。随着书籍日渐脱离宗教、步入“凡尘”和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书籍的生产已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15世纪活字印刷的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书籍生产和传播的条件，影响了与之相适应的整体阅读环境。印刷术带来了书籍发行量的增长、书价的降低，使图书相对平凡化并更加方便获取，使得读者人数迅速增加。
这样一来，书籍奠定了在文化传播中不可替代的基本载体的地位，而且通过其大规模的商品交换而使公众阅读的兴趣和需要日益增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印刷术搬动了无数沉重的信息泰山，把过去镌刻在山上的文字搬到了芸芸众生之中”④。于是，随着书籍在文化交流中日渐的商品化、普及化，文艺复兴时期，“阅读公众”作为新的社会范畴得以形成，并因此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文化模式——这个模式摒弃了君主和教会的绝对权威，而建立在了基于理性建构的市民个人与国家团体间自由辩论的基础之上。书籍的世俗化普及通过构建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领域而从某种程度上支配公众取向，形成了固定的舆论立场，这就是哈贝马斯所称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
在宫廷贵族充当作者保护人的体制下是无法形成“阅读公众”的；只有当“书商”取代了保护人，承担了沟通联络读写双方并向公众发行出售作品的工作，才导致了统一的阅读市场的形成。因此，中世纪封建社会形态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那种“代表型公共领域”仅是某种特权和地位的象征。
这样一来，知识逐渐从先前的被教会和封建国家所垄断的封闭状态，发展成为了“阅读公众的市场”而制造的开放状态，使得文化信息日趋世俗化、同质化，造成了可供大众讨论与批判的共同话题；在以印刷书籍为先驱的信息商品交流体制下，文化信息获得了“公共性”。于是，“随着这样一个阅读公众的产生，一个相对密切的公共交往网络从私人领域内部形成了。”⑤ 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领域作为现代国家法统治体制——公共权力机关的对立物而存在着；从“阅读公众”衍生而来的“市民阶层”正是公共领域中行使舆论批判权力的主体。由此可见，公共领域的形成与书籍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恰恰是从“文学公共领域”脱胎演变而来的。
18世纪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便是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小说的兴起带动了读者大众对文学的空前关注；文学类书籍传播所引发的世俗化运动向宗教性书籍所占据的支配性地位发起了挑战。尽管有限的经济能力和较低的文化普及程度客观上对阅读公众的扩展形成了阻碍，但通过公共图书馆传播的文学类书籍仍然成功地吸引了大众。这些“阅读公众”主要是与贵族、农民、城市中下阶层区别开来的受过教育的资产者——“市民阶层”。随着以宫廷为核心的代表型公共领域的没落，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文学公共领域”逐渐崛起。而且，“围绕着文学和艺术所展开的批评很快就扩大为关于经济和政治的争论”⑥，使得原本以文学和艺术批评为特征的公共领域逐渐发展成演绎社会政治关系的舞台。这种市民阶层智识交往的模式成为了反对政府管制、争取言论自由的基本手段。
在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国家过渡的进程中，新兴的市民中产阶级虽然尚未在政治上争得一席之地，但他们通过阅读实践而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并成功地侵入到了血缘世袭的贵族统治的领地，在公共舆论中、政治生活的舞台上崭露头角。这群以塑造国民思想、干预政治为己任的文人学士“并没有‘接管’对公共舆论的领导权，他们成为了公众，创造了公共舆论，由于这种创造，他们赢得了一种权威身分，这种权威身分使他们能够与‘掌握政府’大权的人进行谈判或者竞争”⑦。他们便是曾在启蒙时代辉煌一时的现代意义上所说的“知识分子”。尽管这些经由阅读实践而成长起来的诗人、小说家、新闻记者、艺术家们并未掌握国家权力，但他们却可以在政治性交往空间中获得权威性的话语权，从而成为了思想观念层次上的政治领袖。那些容纳其批判性言论的咖啡馆、沙龙、剧院包厢、宴会厅等活动场所就曾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市民知识精英指点江山、为捍卫真理而辩的精神风采。
三、书籍传播与知识的权力化
如前所述，以“知识分子”为精神领袖的公共舆论领域是作为现代国家权力机关的对立物而存在的，书籍对它的形成可谓功不可没。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书籍亦可成为政府灌输主流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并凭借公共教育的普及而出现在驯化民众的历史舞台上。
在17、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印刷书籍的出版无疑成为了宣传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新思想的主渠道。与此同时，公共舆论领域的形成所导致的各种思想的冲突与交锋和对知识普及所提出的进一步要求，使得书籍出版物在信息流通、学术交往方面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样一来，“知识”与“权力”相融合的趋势大大加强并最终得以确立，不但出现了超越自身所属专业、广泛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中来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且公共权力机关也对涉及信息流通的组织、程序、尤其是印刷出版物进行了全面的监控。这突出地表现在出版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和“教育”成为管制并预防社会秩序失控的手段。
事实上，对书籍的出版审查由来已久，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历史就是书籍和其他出版物的灾难史。在西方，随着基督教宗教文化模式的兴起，教会成为了书籍出版审查的主要势力。但是早期的教会审查机构诸如“宗教裁判所”，主要是为了缉捕和剿除异教分子及其组织，而非专门针对印刷品出版物。只是随着印刷书籍的数量剧增，对出版的控制才逐渐形成系统的审查制度。这套体制大体包括对书籍的“预防性审查”（即要求书籍在被出版前接受审核）和“抑制性审查”（即要求出版者不得出版违规书籍），其监管范围甚至延伸到图书的生产部门和发行流通网络。⑧ 面对印刷书籍的传播直接导致的16世纪宗教改革的成功，各国的教会当局大为恐慌。当权者迫切希望通过印刷品审查制度来控制书籍的传播，以便重建他们对思想和政治领域的权威。于是书籍的厄运便正式在历史上演。不仅如此，特权阶级还通过许可证制和编制《禁书目录》，以实施对图书业的商业垄断和对文化传播的政治独裁。这一切都极大地阻碍了印刷业的发展和书籍的传播进程，以至力倡自由、理性精神的英国启蒙思想家弥尔顿也对出版审查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称：“出版检查制乃是对人性和尊严的漠视和污辱。”⑨
书籍传播与教育发展相互依存、互为助力的关系亦佐证了“知识”与“权力”融会整合的历程。书籍的传播所导致的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无疑为教育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在中世纪后期，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大众化浪潮的风起云涌，以往的教会学校已难以满足世俗大众的精神需求，于是一批大学开始崛起。尽管中世纪的大学旨在为封建君主和教会培养行政和神职人才，但是它的发展却产生了社会对书籍的需要，刺激了书籍印刷业的发展。甚至到了13世纪，宗教类图书也得以在世俗大众内流传，由此可见书籍印刷的重要地位已经仅次于宗教自身。尤其伴随着近代民主国家的兴起，传统血缘继承机制的解体使得贵族身份、上流社会向任何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开放，因而更加推动了图书业与教育的结盟和共同发展。但是，“教育”绝非社会机构中仅仅履行着文化普及功能的一个独立的部门，而是一切社会管制程序都具备的一种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乃是某种观念的意识形态在贯彻自身意志过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在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作为知识社会化手段和形式的“教育”无疑意味着一整套以公共利益为价值旨归的有关“统治／服从”行为的规则演绎。因此，某种程度上说，学校“给学生传授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循规蹈矩的、有规则可循的和在总体上行为具有可预测性的氛围，只有在这种氛围中，才能导向一条通往知识的道路，在此，这种氛围才是至关重要的条件。”⑩ 由此可见，在“现代性”的实现进程中，尽管教育启迪了蒙昧、驱除了迷信、开启了民智，但它实质上却在启蒙理性精神的烛照下协助推动了新的权威和等级观念的产生，并最终帮助实现了现实社会的立法和制度化。
四、“读写文化”与“主体性”的生成
“教育”所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功能与书籍传播所创造的“读写文化”本身有着根本的联系。以书籍为主要载体的文化的普及，推动了民众的知识化，也导致了一种以理性形而上学思维为基础的“读写文化”的生成。书籍通过将诉诸听觉的口语凝固为诉诸视觉的书面语，将“声音”转化为“文字”的意义而培养了人的逻辑思考能力。伴随着这种听觉与视觉的割裂、个体与群体的分离过程，权威与等级观念才日渐凸显并最终形成。在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由于受到当时书籍物质形式和文字形式的限制，人们的阅读方式通常是“口头诵读”。尤其在古罗马时代，随着共和国向帝国的过渡，一个关注并热衷文学事业的新的领导阶层代替了旧的元老院贵族，公众口头诵读成为了上层阶级和大众传播文学作品、消遣娱乐的主要方式。随着小写字母的出现和册子本的发明、句法和标点等语法规范的形成导致了文本编辑的日趋精细，为人们的“默读”提供了助力。但是在手抄本时代，由于书籍传播的普及范围极为狭小，人们在沉默中运用脑力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印刷术的可复制特性使得语言文字得到清晰而准确的展示和无限制的重复，“默读”才真正爆发出了重塑人的个体情感和精神结构、进而导致人类文化形态从“口传文化”向“印刷文化”演进的深远影响。
作为一种空间的物质性存在，印刷书籍首先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制造了空白和距离。这种空间性的存在伴随着“看的行为”的发生，并通过“书”这样一个视觉对象的清晰呈现而确立了“看与被看”、“自我与他者”的存在关系，由此也就模拟了主体与客体二元划分的结构体系。这不但使得对象的在场和清晰呈现成为唯一可靠的参照，而且主体就会依照对象单纯在视觉方面提供的信息来界定其本质的属性。(11) 于是，在对视知觉系统的延伸当中，人们通过阅读的活动训练了某种主体意识和个人思维。而且，与口头交流信息的瞬息即逝不同，印刷的文字可以采用线性符号序列的形式清晰而详尽地固定和表达口语词中隐藏着的丰富涵义。尤其是随着拼音字母的出现，它与象形文字、图画文字相比更倾向于将人的官能经验切割为视觉和其他知觉，并通过削弱其他官能的作用而强化了“视行为”的发生与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个人在沉思默想中具有批判意识的理性形成——正如麦克卢汉所言：“由于拼音文字着重视觉形象，它养成了隐私的价值观念。这种听觉和视觉的分离、个人和集体分离的情况，没有拼音文字的影响是难得发生的。”(12) 这样一来，印刷的文字便通过书籍作为符号的载体而凸显了自身的语言学意义，为个体更加冷静客观地评判语言本身创造了条件，直接促进了人的“理性”思维的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刷术使发生在“读者”与“书籍”之间的“视行为”进一步大众化，推广了人的官能的分离，强化了“视觉”的中心地位，令“视觉”与“理性”阐释结合在了一起。书籍通过印刷术传播了自身，而且也传播了基于阅读“视行为”的建构主体的文化模式。从此，人类逐渐成为一种靠视觉理性组织的人，一种摆脱了情感的羁约、区别于他者的“自我”的主体性存在。就是在借助书籍传播的过程中，人类文化完成了从口传向印刷文化的过渡，并“将个体构建成一个有所依据的本质实体（essense）”(13)。
思想的冲突和知识的普及伴随着印刷书籍的传播，在经过文艺复兴的科学精神和个体理论及17、18世纪启蒙主义的自律理性的现实实践与观念建构之后，这种主体/客体的二分体系日益巩固，并与书籍所倡导的“读写文化”一道发展了以“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国家权力和统治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刷书籍的传播帮助确立了统一的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与范畴。这不单是由于印刷书籍凭借同一性和可复制性所实现的群体扩展和政治上的同质，而且在于它所奠定的人类对自我与世界认知的思维结构——二元对立的等级思维秩序。在这一思维秩序的统摄下，作为“主体性”的演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代议民主制、科层制、法律体系等现代制度才得以生成。由此可见，书籍，尤其是印刷书籍的传播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它的发展和演进不但制造了知识的繁荣，而且于潜移默化中导致了特定思想观念、思维秩序的形成，并进而在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影响当中建构了与之相呼应的社会体制与文化建制。
收稿日期：2010－06－30
注释：
① 艺衡、任珺、杨立青：《文化权力：回溯与解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
② ［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51页。
③ ［美］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1页。
④ ［美］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7页。
⑤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⑥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⑦ ［法］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⑧ 参见［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刘阳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⑨ ［英］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5页。
⑩ ［法］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7页。
(11) 参阅［法］雅克·拉康、让·鲍德里亚等：《视觉文化的奇观——视觉文化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第141－142页。
(12) ［美］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4－115页。
(13) ［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标签：公共领域论文; 视觉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书籍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权力论文; 读书论文; 印刷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