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五常热”的理论反思——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家论文,教授论文,理论论文,张五常论文,程恩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肇光：近几年，西方产权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把在香港已出版的文集在内地再次出版，并时常到国内高校和电视台演讲，学术界评价反差巨大，从而形成了一股“张五常热”。作为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您是国内最早系统地对张五常教授进行学术反思的学者，请问为何要开展理论批评？
程恩富：西方产权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较大，其合理性在于继承和发挥了人类经济学说史上的科学视角，把产权制度视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内生变量，探讨经济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对经济发展和运行效率的作用，同时又注重物与物交换背后人与人之间经济和法律关系的研究，这弥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纯数量分析的不足，也与我国主流经济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正如该学派的不少论点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批评一样，我对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的若干产权观点本来就存有疑问。
1994年春节前夕，我在香港大学参加“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区域化”国际学术会议，看到久闻大名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的四本论著。读后感到：无论是《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还是《再论中国》、《中国的经济革命》（本文除非特指，张五常的引言均出自这些书），都是以产权为基点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不愧为产权经济学派的“高手”，但又觉得其基本观点使人费解，不敢苟同，有必要一一请教，交流思想。好在张五常先生说过：“希望能够引起有建设性的辩论”，“我对辩论视作家常便饭——就算是再激烈十倍，也从不介于怀”。这与我的学术个性倒完全一致。君子和而不同。况且，有的书就是指明写“给中国的青年”看的。作为中青年学者，我自然应当认真阅读和思索。
在近年发表与张五常先生系列商榷作品的过程中，学术界同行颇感兴趣，不断地问起：为什么要去评论在香港大学任教授的张五常的几本书呢？我用张先生的话答道：“批评是例行公事”。不过，这里可以先谈其中的缘由。有兴趣详细探究的读者，可以阅读我著《西方产权理论评析》（1997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具体商榷内容。他这几年在内地高校频频讲演和发表文章的基调大体是重复这些文集的内容，并无新意。
周：张五常先生研究的“产权”和“私有产权”这一主题对中国改革是至关重要的。
程：对。张先生文集和演讲的主题都是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中的产权问题，并涉及中外历史、政治和文化。他认为，“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上，很多经济学的理论是无关宏旨的。中国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也就是产权的问题，其他的经济理论对中国都不重要；那是说，无论在金融、市场、管制规例等问题上，中国应重视的是这些问题对制度（产权制度）的影响或决定性。甚么宏观与微观之别，甚么生产函数，甚么数量经济，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都无足轻重。”这话很有道理，涵义宽泛的产权制度这一主题是我国经济轻型时期的“主旋律”。
遗憾的是，他“推断了中国会走近乎私产制度（或所谓‘资本主义’）那方面发展”；“断言，一日不实行私有产权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准则”；“要搞现代化，经济制度就要现代化。私产政制是我所知的唯一解决办法”。诸如此类的分析，使人难以理解和赞同。
又如，今年4月24日他在中央党校演讲时说：“中国改革的20多年时光，虽然还有很多贫困的人，但比起明朝初期，我肯定现在人们的生活比那时好的多。”反贫困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张先生的这类评说莫名其妙：仅比明朝初期好？！他的信口开河评论不少，确实令正常的学者吃惊，有好几位中青年学者都写文章指出过，如晓津文章的题目就是《张五常的“盲点”和“堕落”》。
周：张先生被公认为国际经济学界产权学派的几位权威人士之一，对科斯理论有深刻的领悟和独特的阐发，受弗里德曼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影响很大，我们理应予以高度重视。
程：是的。张先生演出的“西方产权理论的中国化”这一经典性的精彩剧目，经我的质疑式评论和他的自我宣传而引来了许多观众。人们可以透过产权学派以中国为案例的经验分析，完全搞清楚西方私有产权理论的内涵和学术水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中西融通的著名经济学家不断发出告诫：1995年陈岱孙教授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中，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的倾向变得空前严重起来；1996年陶大镛教授强调“不应用西方经济学误导经济改革，误导年青一代”；1996年张薰华教授提出“既不要对马克思经济学搞教条主义，也不要对西方经济学搞教条主义”；1999年吴易风教授告诫“不要忘记西方经济学的资产阶级属性和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2002年于祖尧教授提醒“中国经济学界不要妄自菲薄，没有必要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崇拜得五体投地”。我以为，后学者应当对前人的一切思想重新审视，不迷信任何权威；既要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又要超越西方经济学，在超越中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
周：自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外大多数学者不赞成，国内部分学者不理解，他们仍然固守奥地利米瑟斯等半个世纪前的传统思维定式：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市场经济。
程：张先生的产权与市场理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当前国内外的否定性思潮，因而他常说：“根深蒂固的‘主义’思想与政治斗争，迫使中国的执政者要找一个适当的名称。……他们仍然是坚决反对用上‘资本主义’或‘私有产权’这类名称的。他们选上的新名称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坚持共产的优越，另一方面支持自由市场，这其中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吗？”他还进一步“认为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北京政权在今天支持共产只是为了共产，四个坚持只是为了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只是因为这个名目是大罪。人民生活的效果对他们是无关宏旨的”。今年4月24日，张先生在北京大学回答学生关于“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搞吗”这一问题时说：“私有产权是市场的先决条件，就这么简单”。他再次否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目标。
作为改革开放后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我在仔细比较了古今中外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学说之后，觉得这种有代表性的思维定势和经济思潮存在明显的缺陷，当前迫切需要通过争鸣来取得共识，以便给中国改革大趋势科学定位，并寻求人类社会的“经济美”。
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一味追求形式主义而忽视制度和历史的分析相左，产权学派注重权利结构和制度安排，偏好于用事例和通俗的语言来表达。
程：这是有积极意义的。譬如，张先生在发挥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时写道：“所谓‘自私’，是比较容易明白的通俗说法，而在学术上的用辞却是：每个人都会在局部下‘极大化’”；“‘自私’在经济学上是称个人利益‘极大化’，及个人耗费‘极小化’。……既然我们要向浅中求，就索性干脆地用‘自私’或‘自利’算了”。他今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也强调了这一观点。这对于清楚地表露西方经济学逻辑始点的价值判断和经验分析是有益的。他还在《卖桔者言》、《养蚝的经验》、《会走动的资产》、《如诗如画的例子》、《灯塔的故事》、《补鞋少女的故事》等类似题目下通俗地讲解理论，产生引人入胜的效应，与其博士论文的风格恰好相反。
不过，通俗是否等于科学呢？这就要看被通俗化的经济学原理本身是否科学，以及如何运用事例进行通俗化表述。近现代经济学说史上不乏原理被极端化和庸俗化之先例。因此，当前有必要投入精力，对产权学派的通俗化理论进行一番梳理和验证分析，目的在于分清是非曲直，求同存异。利用经济散文来宣传私有化及其观念，确实是一大“创新与发明”，也迎合了一类人。
周：张教授行文的措辞极具挑战性和“狂妄性”。
程：今年6月，张五常先生回答记者说他狂时，他自己也不否认。比如，张先生自己写道：“我对共产政制的观点，明显不过；显然书中这些观点都是学术性的，但毕竟措辞尖锐，得理不饶人，而有感而发的牢骚又往往跟分析连在一起”。
又如，张先生十分自信地指出：“假如我要跟一位共产的支持者辩理论，我就一定要问：人的出发点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了！”再如，他极其肯定地声称：“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经用过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再如，他反问：“说社会或共产主义原本是优越的，那么例子何在？说要先走‘资本主义’才能成功地走‘社会主义’，历史的经验又如何？说什么不宜全盘西化，但私有产权的经验，难道是西方所独有？”
此外，在《马克思奄奄一息》、《与邓小平商榷》、《评钱俊瑞的香港观点》、《共产主义为何失败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文章里，他还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和商榷的挑战性论点，如“所有权在经济上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有产权是真正的市场的先决条件”、“共产政制下的‘两极分化’，显然是比健全私产制度的严重得多”、“贪污是与道德无关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一贯地，永远不变地，以自私为出发点”、“共产制度的经济劣迹，史无前例”、“中国会逐渐改变而成为一个类似私产的体制”、“我们都不希望港英弃港而去”等等。
周：去年在暨南大学、前几年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时，张先生都声称：“世界上，马克思最蠢。马克思理论早已盖棺定论，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加几个钉子而已”。
程：他经常如此，许多师生听后十分反感，我就曾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等处专门作过批评张五常教授的学术报告，《文汇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研内参》等作过报道和转载。今年他在北京大学又高傲地宣称：“有关马克思的基本问题，我看过他的书，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与科斯有同样的观点，我们自己在学术上从事了这么多年，经济学上研究了这么多年，假如我们看不懂的，应该是错的。”
我本人翻阅过中外学术论著上万篇，也从未看到哪位资产阶级学者敢这么武断地否定“千年思想家”马克思及其理论。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应当进行理论应战。人类经济学理论与政策需要在挑战与应战、批评与反批评的自由循环中不断发展。
最后，应当说明，在反对高通胀、主张大量精减干部、取缔外资或特区的税务优惠等问题上，我与张五常教授有较相似的意见。然而，经济学的繁荣离不开百家争鸣。张先生说得好：“强调不同或把不同的观点扩大，是科学进步必备的条件。”这正是我批评张五常教授的学术宗旨，可能也是吴易风、丁冰、何新、杨帆、顾钰民、马涛、夏业良等教授和博士忍不住要批评张五常先生的动因。不过，张先生一反国际学术界的惯例，采用“沉默的方法”，至今未回答众多学者的质疑，却仍在各地自说自话地高颂“私有产权的神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话语）。